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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24年9月14日）一早，就讀了昆侖策網轉編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周力同志的文章（《周力：尤里·沃羅寧談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反思》）。這篇文章既介紹了曾于蘇聯解體前后擔任過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副議長）的尤里·沃羅寧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反思，也討論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和未來的發展前途，十分深刻、流暢，向我們傳遞了很多很重要的信息，解答了我們心中的一些困惑，同時也啟發我們對社會主義進行深刻的認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5周年華誕即將到來之際，特就此撰文慶祝。

一、今天我們所處的狀況

我們，作為中國人，今天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狀況呢？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取得了歷史性的決定性的成功。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超越美國已經是勢所必然。這一點連美國人都已經不再懷疑了，連美國的政要都想要學習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了。

然而，從生產關系看，中國式現代化是否接近乃至達到了社會主義本來應該達到的水平，是值得掂量的。習近平在《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一種規范的說法。我的理解，這種規范的說法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存在一些客觀問題：從實際看，長期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過程中是否完全遵循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呢？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程度上能夠打多少分呢？鄧小平說，如果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開放就失敗了。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嗎？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用中國最富的人的收入和財富去除以中國最窮的人的收入和財富，相差何止萬倍？根本不需要用基尼系數等等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的方法去衡量中國的收入分配了。我在讀大學時，中國革命史的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講過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9·13”事件客觀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如果按照這種邏輯，那么我們也可以說今天中國出現了許多億萬富豪，改革開放也失敗了。然而事實上，蘇聯的改革失敗了，但中國改革開放即使沒有完全成功，也并沒有完全失敗。對人類事業的成敗的評價，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從人的角度看，在過去的10多年中，我認識的一些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中國人民大學的胡鈞教授、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原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老師、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項鏡泉研究員等都仙逝了。歲月不饒人，經歷了毛主席時代培養，從而擁有極高極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成就，并且在改革開放后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人越來越少了。同時，在改革開放中，長期處于媒體聚光燈下的一些“改革先鋒”人物有的死掉了，有的已經近乎銷聲匿跡了。隨著中國改革發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產生出一些矛盾。地鐵上可以看到有年輕人拿起《毛澤東選集》來讀了。網上報道，清華大學等高校圖書館外借書目中，《毛澤東選集》處于高被借榜單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堅強領導下，中國進入新時代了。有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是中華民族之幸，也是人類之幸，因為中國要開辟一個新的時代了，人類也要進入后美國時代、美國之后的時代了。

在面臨時代轉換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必然面臨許多問題。原有的發展模式無能為繼了，新的發展模式還沒有建立起來。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各種人物都在表演、都在行動，試圖將歷史拉向偏向他們的一邊。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些表演、行動中的許多都會被淹沒，但它會讓時下的人們感到驚心動魄。原有的發展模式的無能為繼，必然導致中國經濟失速。一些著名學者主張或者贊成中國發債。然而，債務不是好東西。馬克思說，國債是資本實現原始積累的手段之一。在今天中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國債可能是資本保值增殖的手段。如果國家發行大量債務，必然導致中國尋求國債的大買主，必然面向國內外大資本發行。大資本則必然索要一個較高的收益，而提供這個收益的，只能是中國的老百姓。假設一個人有1億元人民幣銀行存款，買了1億元的國債，按3%的國債年利息算，每年不用干任何活，就可以拿到300萬元收入。這個收入是從老百姓那里搜刮來的，因為他沒有干任何活，就有這樣的收入。300萬元本來可以養活30個年薪10萬的勞動力。所以，發行國債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嗎？不符合。中國真到了不發國債不行的極端困難的時刻了嗎？當然沒有。如果真到了那個時刻，我也支持發債。如果我們把發債的標準降低，我擔心，中國未來的財政債務就會越來越多。20世紀80年代后的美國多位總統不就陷入了發債狂熱之中了嗎！因此，開源節流、平衡預算，才是我們真正要堅持的財政原則。

在財政上想辦法解決中國當下遇到的經濟困難不是根本之策。根本之策是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詮釋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重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就是說，大力發展公有制以及其它該做的事情。沒有公有制為主體，財政上就不可能真正開源節流，中國的兩極分化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轉。中國的所謂“民營企業”（主要是非公有制企業）是很脆弱的，財政壓力必然影響到非公企業。于是，我們又回到究竟怎樣理解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了。

二、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

對此問題，在看周力副部長的文章之前，我的理解還是缺乏現實的維度：中國為什么要那么改革開放呢？當然，這也難怪。因為我是學院派學者，也就缺乏對復雜的現實世界的足夠了解。我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獲得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當然，書本也不是胡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對人類歷史、實踐的科學的總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對于人類社會具有遠非其他人能比的科學洞見。如果我們不從他們那里學習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那不是傻嗎？中國一些學生企圖從西方經濟學家那里獲得關于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那才是傻呢！中國一些著名學者，在學術界還大名鼎鼎的學者，實際上只是從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里鸚鵡學舌地照搬了一些說教。他們根本沒有看過馬克思主義經典，或者雖然看過，但看得不多、不深，沒有看懂。我這個學院派學者與他們那種學院派學者是不同的。我知道，世界太復雜了，有許多東西是我不懂的。也正是由于這種意識，我也非常注意參與實踐、了解實踐。

（一）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為什么是這個樣子

我想，對這個問題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因為從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所實施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是對過去實施的改革的改革。這是真正科學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所以，我們黨和國家走在了正確的方向上。王岐山副主席在十九大召開的時候說，習近平總書記校正了中國的航向。

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為什么是這個樣子呢？周力副部長的文章寫道：

沃羅寧接著寫道，1993年1月中旬，他作為俄羅斯議會訪華團的團長，在北京會見了中國總理李鵬。李鵬畢業于莫斯科動力學院，了解蘇聯社會主義的利弊。他介紹了中國十多年來的變化、取得的成果和下一步的發展戰略。李鵬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作為依據的，同時糾正了蘇聯所犯的冒進錯誤，吸收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管理經驗。李鵬說，就社會主義的有效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國家財產的合法化和國有化，而是要把這種基本形式，也包括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用真正的經濟內容填充起來，創造真正的條件，使社會主義生產在高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開始系統地發揮作用，造福人類，提高生活質量。

我一直認為，李鵬總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總理。但我孤陋寡聞，一直沒有看過李鵬總理在理論上的闡述。在周力副部長的這篇文章里看到李鵬總理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述，我認為，這驗證了我的觀點。就我所見，這是把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講得最清楚的一段話，也是最能解釋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為什么是這種樣子的一段話。李鵬總理是工科出身，但這段話太具有政治經濟學的高度和深度了。我曾看過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的一些講話，文采很好，很有思想深度，馬克思主義水平很高。我還曾問一位了解俄羅斯的同志為什么會這樣？那位同志告訴我，俄羅斯共產黨高層很多都是蘇聯時期蘇共中央宣傳部的高級領導。我一下子明白了。李鵬總理的這段話水平很高，因為它講了實踐經驗，講了政策邏輯，明確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戰略。——原來，我們黨的高層在20世紀90年代就形成了關于私有制的較為肯定的看法。而在我們黨的政策文件中，許多看法實際上被加以文字的處理，被掩蓋了起來。當然，這種處理是有合理性的。因為它的表述既允許了探索，又不至于往前邁進太多，從而避免了許多問題。我知道，李鵬總理為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做了許多重大貢獻，其中一些還不廣為人知。但是，我很好奇，李鵬總理的政治經濟學水平為什么這么高呢？怎么學來的呢？

（二）私有制可以為社會主義所使用，但問題是用到什么程度

斯大林有沒有錯誤？肯定是有的。列寧有沒有錯誤？我想，應該也是有的。毛主席有沒有錯誤？看相關資料，毛主席也承認自己有錯誤。至于其他領導人，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就連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述，也不是完全嚴謹，而是有推敲的余地的。恩格斯都承認，《共產黨宣言》中個別的表述是有著歷史的原因的。

然而，問題不是有沒有錯誤，問題是錯誤屬于何種種類，是否勇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與改革開放后中國人普遍的印象不同，斯大林雖然擁有絕大的權力，但他決不是一個不勇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人。他的錯誤也決不是不可救藥的錯誤。

周力副部長的文章寫道：

他（指沃羅寧）認為，蘇聯多位領導人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貿然進取”，將評價社會主義的標準簡單化了，低估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斗爭與較量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忽略了在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影響和干擾條件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本身可能出現的不穩定性和搖擺性。

周力副部長的政治經濟學水平也很高。短短的一段話，把自斯大林以來的蘇聯領導人所犯的錯誤在哲學上總結出來了。比如，原來毛主席提出的理論是資產階級對于革命具有搖擺性，這段話則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制定理論和政策上也可能具有搖擺性。毛主席說過，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毛主席沒有進一步說，道路的曲折性原來部分來自于領導人的哲學錯誤和政策上的搖擺性。而這也是我們今天的中國要處理的問題之一。

搖擺當然不好，它會消耗社會的能量，但一定的搖擺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搖擺過多、過大就已經很好了。

重要的是，雖然斯大林也有哲學上、理論表述上的錯誤，如在1936年就宣布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建成，但晚年的斯大林依然頭腦清醒，他在時刻關注著蘇聯社會主義存在的問題，時刻關注著理論問題。

1936年時，斯大林掌握蘇聯最高權力最多也就10年左右的時間。斯大林1936年12月5日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宣布：“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制度。”嚴格地說，斯大林的這個表述是嚴謹的。他表達的意思是，蘇聯已經是社會主義制度了，沒有說社會主義建設就完成了。然而，1939年3月10日至21日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決議把斯大林的上述表述給“發展”了。這個決議認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已占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基本建成，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即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表面上看，這兩個表述差不多，實際上差別大了。“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表述過于絕對了。如斯大林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本來在1939年也應該不會認為，一個社會制度在短短幾年中就建成了的。斯大林沒有仔細看過這個表述也是可能的。類似的情況在我國也發生過。

周力副部長的文章寫道：

斯大林在20世紀50年代初看出了問題，認為有必要從理論上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進行再認識。1953年3月初，斯大林在去世前夕打電話給新當選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哲學博士德·伊·切斯諾科夫教授：“……您得盡快處理進一步發展理論的各種問題。我們可能在經濟方面搞砸了一些事情，但還可以用這樣那樣的方式糾正。但如果我們搞砸了理論，那整個事情就都毀了。沒有理論我們就是個死，死定了！”不幸的是，斯大林一去世，切斯諾科夫就被解除了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職務。斯大林的擔心和警告被拋之腦后。

我在一篇文章里也引用了上面的斯大林說的話，但翻譯略有不同。根據我所引用的資料，斯大林去世前夕打的這個電話給切斯諾科夫是這樣說的：

“你們應當在最近就抓理論問題。我們的錯誤很多。我們在經濟方面可能把什么事搞錯。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能擺脫困境。要是我們在理論上搞錯了，這可能是無法改正的。沒有理論，我們就會死亡，死亡，死亡！”

——見王今朝：《如何科學看待高質量發展？》，昆侖策網2019年3月5日，轉引自張捷：《談談斯大林如何重視理論學習》，紅色文化網。

兩種引文雖然略有不同，但共同顯示，斯大林沒有以為自己是絕對正確，不可反駁。斯大林把理論正確性提到了多么高的高度啊！而且，我研究了斯大林的一些理論表述，比如，關于生產關系的表述，關于生產力性質（而非大小）決定生產關系的表述等等，發現那是天才的表述。就這樣的天才（沒有讀多少書，卻有那么多而深刻系統科學的表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劃分了世界的大人物，在逝世前居然對于自己的錯誤這么直言不諱地言明。這要放在中國古代，相當于下罪己詔了。

斯大林搞公有化和集體農莊有沒有錯誤呢？事后看，或許是有錯誤的。在執行中，更是有許多錯誤。但歷史唯物主義地看，恐怕斯大林當時也別無選擇。不一刀切地搞集體農莊，留下一部分農莊自主經營，就會在管理體制上形成兩條線。那為什么大部分人服從集體農莊的管理而少部分人不服從呢？這樣的兩極對立有可能持續下去嗎？中國無論是搞人民公社還是搞家庭聯產承包，不都是一刀切嗎？在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搞集體農莊，很顯然必然遭到很多反對，而且有合理的反對的理由。可是，把集體農莊搞沒了，蘇聯的農業又怎么樣呢？中國把人民公社搞沒了，農民就好了嗎？也不是的。中國20世紀90年代讓許多工人下崗的決策就是正確的嗎？當然不是。為什么那些搞決策的人不下崗呢？為什么一些搞那種決策的人后來被抓了呢？為什么在東北搞私有化的人也有被殺的呢？這樣的情況該抓、該殺，不抓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主義制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的取代。然而，在現實中，建立起社會主義是很難的。中國如果沒有1927-1949年20多年幾千萬人犧牲和死亡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能建立起來嗎？當然不能。沒有革命的恐怖對抗反革命的恐怖，就沒有工農的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也是革命，當然要溫和得多，但也決不都是溫良恭儉讓，不是請客吃飯。在許多情況下，動了人家的利益就像是要人家的命一樣哩！搞公有制絕對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因此，私有制可以搞，但一定是處于補充的地位。所以，搞私有制，應該與公有制并行不悖，而不應該讓公有制為私有制讓路。一旦采取讓公有制為私有制讓路的辦法來發展私有制，私有制的發展就可能難以逆轉了，要逆轉就可能要花費極大的氣力了。從這個角度看，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確的。毛主席曾經講過，消滅了資本主義還可以發展資本主義。這不是一個折騰。如果不先消滅資本主義一次，就去發展資本主義，事情就可能變得失控了。看一看俄羅斯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就可以了解了。它說明，資本主義消滅一次都可能不夠。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看斯大林：他是一個忠誠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敢于實踐馬克思主義。他當然知道實踐馬克思主義也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而且，有些問題是需要交給后人來解決的。只不過，他也知道，后人可能解決得并不好，可能解決得很不好，甚至可能走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去。1943年，他不是說了嗎？他說，“我知道，在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堆垃圾放到我的墳墓上，但歷史之風會無情地刮走它的！”他晚年對許多人抱有懷疑態度，難道不對嗎？當然是對的。他能不擔心他身后的蘇聯政權嗎？他當然擔心。我想，他會擔心，后人會把公有制當作洗腳水倒出去。

這樣看來，即使要用私有制，也有一個用到什么程度的問題了。斯大林即使在理論上有錯誤，相比赫魯曉夫的錯誤也是小事情。赫魯曉夫是把斯大林的錯誤推到極端，把不是錯誤的也說成是錯誤，甚至把不是領袖的錯誤也推到領袖身上，從而為自己的錯誤主張做鋪墊，以至于把蘇聯社會主義搞垮，這才是不可饒恕的錯誤，是犯罪！

（三）認清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這個階段的長短，而是認清階級斗爭的客觀性和殘酷性

“更多的俄羅斯人開始從思想深處反思，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什么半途而廢？除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干擾破壞之外，究竟還存在哪些主客觀的阻礙因素？其中的主觀因素又是什么？”對此，沃羅寧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半途而廢，當然有理論上的原因。但在蘇聯這么大的一個總體上還比較落后的國家，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是難免的，而且不至于導致蘇聯解體。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如馬克思所教導的那樣認識階級斗爭。中國改革開放后有沒有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當然有。經濟學界有太多的人以西方馬首是瞻了，這種洋教條對中國太壞了。而且，很顯然，在十八大之前的很長的時間里，中央對于這種狀況是姑息遷就的，是沒有采取應有的措施的。那為什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半途而廢呢？

我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半途而廢，關鍵不是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而是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赫魯曉夫及其以后的蘇聯領導人一方面是在國內沒有從階級斗爭的角度看問題，另外一方面在國際上錯誤識別了敵友。假如中國不科學地看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中國未來也必然走入歧途。而美國的大資產階級過去在階級斗爭的手法運用上是非常嫻熟的，達到了資產階級局限內登峰造極的水平，包括它的武力、科學、文學、藝術、和平演變、奶頭樂等等。——要不然，不可能維持這么長的美帝國。中國的資本家與美國的資本家相比，在水平上至少還差一個數量級。也許，再花一百年，中國的資本家也達不到美國的資本家的戰略水平。因為美國資本家會節節抵抗。面對這種抵抗，中國的戰略只能基于無產階級的利益來設計。

如果把社會主義這個階段的長短作為認清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就會導致一個結論，即在社會主義的一定階段要利用資本和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使用資本或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幾十年來，資本的意識、資本的權力就會滲透到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這時，要想校正航向，就不得不進行艱苦的斗爭了。而且，俄國的情況與中國不同。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中國人或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群。所以，中國使用資本和資本主義，以中國人不屈不撓的精神，一定也會深思其中的問題的。中國太能出偉大人物了。習近平總書記不是已經明確指出，中國距離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已經只有10年的時間了嗎？

能否認清階級斗爭的客觀性和殘酷性，是判斷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和領導集團的頭腦是否清醒的試金石。只有承認階級斗爭的客觀性和殘酷性，才能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否定階級斗爭的客觀性和殘酷性，看似單純地追求經濟建設，實際上就會導致更多地采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而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那種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因素逐漸變得越來越少的社會主義了，就仿佛馬克思錯了。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繞不過去的問題是如何用公有制來發展生產力。而這正是毛主席所著力解決的問題。用公有制來發展生產力，就必然要解決剛剛從舊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而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的問題，還要解決資本主義勢力增長的問題。把毛主席的建設實踐和理論否定了，一個很自然的辦法，也許是唯一的辦法，就是向西方學習、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了。為了向西方學習，只能把西方說成是先進的。而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社會就必然有一種“改革”和“開放”的必要性了。有人說，列寧也認可使用資本。可是，列寧晚年已經否定了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更是沒有按照新經濟政策來。相比赫魯曉夫之流，很顯然，斯大林更懂得國家治理。

值得指出的是，沃羅寧的文章也只是說，“蘇聯最終被摧毀，毫無疑問同蘇聯領導人某些錯誤理論與相應的實踐有重要的關聯”，而沒有把蘇聯領導人某些錯誤理論與相應的實踐作為蘇聯被摧毀的根本原因。沃羅寧的文章認為，

“蘇共第五任領導人、蘇共中央總書記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的頭腦比較清醒，可惜他的執政時間太短。在1983年3月的《共產黨人》雜志上，安德羅波夫發表了題為《卡爾·馬克思的學說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問題》的長文，從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最基本的常識談起，強調蘇聯社會無論處于哪一個發展階段，都應首先從階級問題入手，必須確定階級是否存在，以及各階級都在發揮什么作用。他列舉了蘇聯社會主義運行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實際困難，包括理論與實踐銜接不上的問題、物質利益如何落實的問題。他指出，現在就實現完全的社會平等還為時過早，居民工資的增長不能超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等等。”

如果照中國的經驗看，安德羅波夫似乎是對的。安德羅波夫強調階級分析，似乎他學習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是學得比較好的。然而，到1983年的時候，蘇聯的問題恐怕不是“實現完全的社會平等還為時過早”，而是蘇聯已經兩極分化了。否則，就不會不到十年就解體了。所以，安德羅波夫的結論可能暗含著向資產階級讓步的含義。這就大錯特錯了。

我認為，斯大林發展公有制沒有錯。錯誤不在發展公有制，而在于公有制發展得不夠，所以，才導致“大量公民的經濟活動受到壓制，個人物質利益沒有得到完全的保證，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明里暗里地受到抑制”。毛主席則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他主持推廣鞍鋼憲法、上山下鄉、四清、文革等等。毛主席既要發展經濟，也知道中國缺錢投資，不足以讓老百姓馬上過上好的生活。所以，他不搞招商引資。這樣，我是窮一些，但也不給你資本主義國家做嫁衣裳，讓你有錢打我。而且，我會富起來的。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大力推動中國的平等化進程。這就是抓革命促生產所要起到的作用。不抓革命，又無法參與到生產中去，老百姓閑下來，就只有打麻將了。毛主席力壓資產階級，才把資產者在中國的興起推遲了、阻礙了，才給中國人留下了思考的時間。假如毛主席支持資產階級發展，憑借他老人家的智慧，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發展將會風起云涌。毛主席的治國之道是世界頂級的，是需要我們好好研究的。

三、未來的社會主義

沃羅寧對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教訓作的第一點反思是，

“實踐表明，試圖在不考慮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水平是否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就跳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必經的各個發展階段，人為加快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超前實施本應在未來某個時期實行的那些過高的原則，是站不住腳的。‘跳躍式發展’使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發生多方面的變形，把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推向了不確定的未來。”

應該注意到，這是斯大林逝世30年后形成的觀點，因此，不能看作是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而應該看作是對赫魯曉夫之后的路線的否定。赫魯曉夫像個莽漢一樣，完全不具有大國領袖的風范。他通過陰謀詭計取得了蘇聯的領導權。朱可夫元帥的政治素養也不高，被他利用又被他拋棄。赫魯曉夫身上體現了俄羅斯民族文化中的愚昧的一面。他們長期在斯大林身邊工作，可是，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

沃羅寧對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教訓作的第二點至第六點反思是，

“社會主義是一個比資本主義復雜得多的社會。它賴以存在的基礎，不單是改變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所有制形式，也不單是將經濟管理和發展集中到國家手中，而是要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改變他們的世界觀”。

這就對了。社會主義是一個全新的制度，生產力是好發展的，而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和世界觀是很難的。所以，他的結論是，

“在蘇聯，失敗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某些理論錯誤導致的具體實踐形式”，蘇聯的失敗，“不單是蘇聯社會主義被摧毀，世界公平公正也大步后退”。

蘇聯解體后，俄國是按照資本主義模板來設計社會制度的。現在怎樣呢？

“30多年過去了，無論是整個工業生產，還是大多數類別的經濟活動，俄羅斯直到現在也未能達到1990年時的水平”，“就實際工資而言，俄羅斯人即使在今天也沒有達到1990年的水平。根據生活質量的綜合指標，即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俄羅斯現在還處在1960年的水平，已經落后了60多年。”

蘇聯搞資本主義造成的退步，比斯大林搞集體農莊造成的農業增長緩慢問題大多了！二者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今天中國主張私有化的人不要再拿中國的大躍進、文革說事了。他們根本不懂私有化和私有化的危害，根本不懂得發展經濟的最好的方法。簡單說，他們根本不懂經濟學。

沃羅寧對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教訓作的第七點反思是，

今天，“無論我們愿意與否，俄羅斯都正處在一個要對未來的國家政治經濟走向作出選擇的十字路口”，“要么俄羅斯繼續奉行基于經濟自由化、市場原教旨主義、甘愿金融受控的路線。但這樣的話，俄羅斯就必須收起雄心，向‘集體西方’低頭，并接受他們對俄羅斯的奴役。那么俄羅斯將繼續淪落，甚至再次被肢解”，“要么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理論，借鑒中國、越南的成功經驗，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自己。對俄羅斯來說，這是最容易接受的，就是建立在國家計劃和市場機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然而，沃羅寧也看到，

“俄羅斯中央媒體和政府官員都積極宣傳中國經驗，比如如何創造‘經濟奇跡’、如何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如何建立一種將蘇聯社會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調節與自由市場優勢相結合的制度，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改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錯誤路線，用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方針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這種狀況令人震驚。如今，對于俄羅斯媒體和官員們來說，‘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似乎成了一個‘罵人’的詞，大家都避而不談，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這樣的心態必須扭轉。”

可見，資本對俄國政界和學術界的控制還是很嚴的。俄國想要學習中國和恢復社會主義是很難的，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是不可能實現的。

反過來，我們中國人怎么看我們自己呢？我們走過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組成因素同時存在、同時共生”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一段路了，現在，應該“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對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各種消極因素作限制性的使用，同時積極為社會財富的生產者——勞動人民提供當家作主的機會，以便能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出更多更好體現社會公平公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終邁向人類最美好的制度——共產主義”了。

為此，誠如周力副部長文章所說，“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倡導的歷史觀、大局觀、發展觀和聯系觀，應該說，在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所采取的一切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舉措，都是暫時的、需要不斷完善的。探索，認識，糾偏，調整，變革，永遠在路上，永遠處于進行時”。只有這樣看待改革開放史才是正確的。

周力副部長的文章還回顧了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的片段。毛主席說：“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對壞人壞事的斗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

現在，中國需要重溫和深刻領悟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的思想了。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才能“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把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統一起來，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統一起來，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統一起來，腳踏實地，披荊斬棘，一往無前”。

特以此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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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