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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2024年8月22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必須繼續深入學習運用鄧小平理論，完整、準確理解它的科學內涵、核心要義。……對這些重要思想和論斷，只有結合歷史背景，注重整體把握、辯證把握，知其義又明其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正確用以指導實踐。如果顧此失彼、畸輕畸重，就容易導致實踐偏差，甚至犯原則性、方向性錯誤。歷史上我們黨有過這樣的教訓，我們一定要深刻汲取”。

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的上述內容是對新中國發展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史的科學總結，具有極強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指導性。因為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就出現了曲解改革開放，把改革開放理解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現象。近年來，依然有一些學者，忽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國際環境變化、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事實，片面引用幾十年前的一些話語，刻舟求劍，胡編亂造邏輯關系，試圖掩蓋我國社會矛盾，打壓馬克思主義，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對此類現象，諸多學者，包括筆者在內，已經發表諸多文章進行學理性分析。然而，問題還未解決，各種歪理邪說依然此起彼伏，妄圖讓中國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

至今為止，依然有人說“社會主義沒有搞得很清楚”。

首先，搞得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樣才算搞清楚？有些人，如梁漱溟，建國前搞了十年左右的“鄉村建設”，自以為很懂中國農村農民。然而，1953年時，毛主席認為梁漱溟并不真正懂得中國農村農民，批判其“鄉村建設”是地主建設，鄉村破壞和國家滅亡。梁漱溟在建國前長期連農村存在階級斗爭都否認，連辯證法都沒懂，怎么可能真正懂得中國農村農民呢？梁漱溟1938年初跑到延安，和毛主席六次交談，既沒有說服毛主席，也沒有被毛主席說服。1951年前后，梁漱溟承認，“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也就是說，他沒想到的，毛主席不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梁漱溟根本不承認階級斗爭，所以他就根本不懂得如何根本改善農民的利益，如何實質性地發展中國的農業。通過這個歷史公案，我們就可以知道，在某些人那里搞不清楚的事情，在其他人那里卻是門清的。你如果不學習，已經先入為主了，怎么可能搞得清楚呢？這樣即使不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隨風飄蕩，也只能是閉門造車、坐井觀天了。中國隨風飄蕩的學者、干部不在少數。風向一變，這些人就變了。與之相比，“劉項原來不讀書”。劉邦不讀書也可以做皇帝。劉邦雖然不讀書，但是很辛苦，打下了天下還四處征戰。項羽不讀書，卻沒有做成皇帝。不讀書，99.9%的概率就許多事情弄不明白。如果加上自以為是，就100%弄不明白了。毛主席能夠做中共領袖，不僅是大浪淘沙換來的，而且是毛主席愛書如命換來的。所以，一個人沒有把社會主義搞得很清楚，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本身不清楚，并不意味著別人不清楚。

其次，嚴格地來說，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對立面，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因此，如果很清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了，就很清楚社會主義了。在相當程度上，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定向爆破、反向施工。也就是說，在根本性的問題上，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搞什么，我們就不搞什么，反著搞就行了。不是有句話說，“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贊成”嗎？這句話說得有些絕對，但是，如果把敵人所主張的反動的東西提煉出來加以反對，這大致不會有錯。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運用這種對立統一來構建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資本主義搞的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在大機器生產技術條件搞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社會主義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離開這一條就不可能是什么社會主義了。搞不清楚這一條，就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了。當然僅僅有這一條還不行，還不夠，公有制還可能流于表面。列寧說，只有既承認階級斗爭，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說，即使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術語的內涵，實際上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搞社會主義是需要不斷革命的，是需要有點徹底革命精神的。而這正是毛澤東主席一生的寫照。如果不想花時間仔細辨別，采取實用主義，把資本主義的好的壞的一起拿到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只要GDP增加就行了，而且要為此尋找理論依據，那就只能用“搞不清社會主義是什么”來做理論鋪墊了。——值得指出的是，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獲得了中國許多信息（包括基因信息、政治經濟信息、軍事信息等等），也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采取定向爆破的辦法，必然希望中國搞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如支持中國一些人不把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

第三，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但也不是隨便變化的。在任何歷史時刻，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不僅要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而且必須聯系當下的實際，包括中國的實際和國際的實際。毛主席本來設想，在新中國建立以后要實現要實行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制度。但在抗美援朝結束前后，毛主席就根據對李立三的報告等等因素的分析，決策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認為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才能盡快實現發展。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決策是歷史性的，是偉大的。毛主席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中國留下了一個初步完備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就已經不再把中國視為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而是視為一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國了。這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概念清晰的證明嗎？難道中美關系緩和了，社會主義的概念就不清晰了嗎？當然不是。我想，毛主席與蔣介石、美國人打交道多了，知道美國不可靠，知道美國只有在被逼的沒有辦法了才會講道理。與其說跟著美國的都富了，不如說，跟著美國的都是富國，是富了之后沒有辦法才跟著美國。中國跟著美國是富不了的。富到一定程度，美國就會收拾中國的。毛主席還知道，美國人很會欺騙別人。多年的經驗教訓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老實說，中國封建社會的諸多王朝也是堅持獨立自主的。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主要就是不要為了點錢，就放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讓中國賺到大錢，實現真正的發展。中國只有堅持獨立自主，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讓人民富裕起來。

第四，我們看到，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一些干部，包括少數高級干部那里，確實存在對于社會主義不清晰的問題。這是有歷史必然性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這個問題，我想，應該是因為中國面臨來自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一種技術轉移的機遇。為了抓住這種機遇，就在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搞點模糊性。從一些材料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都知道，抓住這種機遇只有一個窗口期。對這種窗口期機遇不能過高估計，因為美日歐根本不可能向中國大規模轉移最新技術，而且就算中國能夠通過市場換技術的辦法得到一些技術，中國也有更優化的獲得技術的方法。美國國務卿、前中央情報局（CIA）局長蓬佩奧談CIA如何訓練特工時說，“我們撒謊、欺騙和偷盜”。中國難道不能從西方國家偷學一點技術嗎？中國難道不能利用反向工程的辦法來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的一些信息嗎？中國難道不能派遣理工科留學生去國外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然后回國效力嗎？為什么非要把招商引資提到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規模、那么大的范圍呢？有些人說，招商引資不光是解決技術問題，還解決中國外匯短缺問題。但毛主席時代中國不是同樣面臨技術短缺、外匯短缺嗎？而且毛主席時代中國所面臨的技術短缺、外匯短缺更嚴重。這里就涉及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了。毛澤東主席設計了一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已經建立起來了，不需要后人去重新建立了。只要照著走就行了，不需要把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經濟發展模式換為一種片面依賴招商引資的發展模式。改革開放后，有人提出中國沒有大師。過度依賴招商引資，怎么可能會有自己的大師呢？不依靠自主力量解決中國所面臨的技術難題、科學難題、資金難題、組織難題等等難題，怎么可能鍛煉出自己的大師呢？中國本來已經有了很多大師。我們的許多元帥、大將至少都是軍事領域的大師吧？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是科學領域的大師吧？為什么像這樣的軍事人才、科學家在改革開放之后沒有出現，從而發出了大師之問呢？想明白了這些問題，就知道今天一些人還提“沒有搞很清楚社會主義”是文不對題了。改革開放是否使我們丟掉了多少好東西呢？我們丟掉了太多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丟掉了鞍鋼憲法，丟掉了人民公社，甚至丟掉了不少讓人民說話的權利。中國聽到的聲音有太多是來自一些所謂經濟學家了。如果我們國家的大政方針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的依靠力量放在國外、放在少數“精英”身上，中國的決策者們又有多少戰略智慧呢？不敢同敵人對抗，怎么可能鍛煉出自己高超的智慧呢？要知道西方人是信奉叢林法則的。把西方的狼引進中國，中國能好嗎？幸虧毛主席給我們留下了獨立自主的格局、敢打必勝的精神、戰無不勝的能力，才可能讓西方的狼引進中國之后變化一下，中國才實現了某種發展。但中國許多人不是把財產轉移到海外嗎？當然這些把財產轉移到海外的人進入到西方叢林世界后命運如何，我的預測是比較悲觀的。希望這些人還是能夠自求多福吧。面對這些問題，如果今天有人說，他們依然“沒有搞得很清楚社會主義”，那就不是頭腦簡單的問題了。畢竟，中國人的教育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了。他們依然提出“搞不清楚社會主義是什么”，實際上就是要中國的社會主義按照他們所設想的模式路線來設計、來進行了。問題是，這些人的智慧是否足以承擔起這種歷史的重任呢？他們無論擁有怎樣的頭銜，實際上卻可能是等同于“不讀書”呢！因為他們連上述的道理都不懂。

有人在中央提出并反復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在中國所有制已經呈現“56789”格局之后，還大談特談“所有制歧視”。

私營企業之所以有功勞，也是黨的政策允許。沒有黨的政策允許，私營企業就發展不到近乎“56789”的程度。雖然在日本侵華這種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有一些民族企業家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體責任者是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人民所形成的軍事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等等。改革開放以后，有的私營企業也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但是，也不可否認，也有一些私營企業成為與其他愛國企業對抗乃至同黨同人民對抗的力量。有的靠剝削農民工賺錢，有的靠疫情賺錢，有的靠國企私有化賺錢，有的靠行賄賺錢，有的靠外國資本支持迅速做大賺錢，有的靠壟斷賺錢，等等。而中國的諸多戰略需求是由國有企業來滿足的。如果不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就籠統地指責我們國內的正義力量對私營企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質疑，是民主的態度嗎？是學術的探討嗎？

第八，有人說，少數幸運而又不乏自己奮發努力、家庭背景與普通人一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了千萬人去創新創業，誘導了億萬資金流入了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洪流，從而做大了整個社會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這即使是事實，難道資本主義國家不正是這樣做的嗎？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少數人“奮發努力”發財致富過程中成為發達國家的。當然，資本主義社會的少數人的奮發努力包括侵略、掠奪、剝削、壓迫、屠殺其他國家人民。如果因為中國生產力發展了，就以為可以在理論上為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正名了，馬克思主義就可以被顛覆了。有的人不談這種發展格局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而大談它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但這樣一來，他們就把“三個有利于”理解為允許中國引入資本主義乃至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仿佛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發展生產力似的。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也是典型的機械唯物論。因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可以更好地發展生產力，不僅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是已經被歷史實踐所證明的客觀規律。中國在近代的落后，曾經導致在20世紀中葉之后的一二十年中，在已經得到了極大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內部，還有強大的機械唯物主義意識存在。那時存在機械唯物主義是由于黨的許多干部長期從事的是軍事工作或軍事相關工作，很少進行經濟建設方面的工作，缺乏進行經濟建設的經驗，更缺乏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而這種意識在當下的中國依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那就過于荒謬了。因為它說明，40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史沒有教會他們任何馬克思主義的知識。

第九，要正確地認識群眾運動。有人極端仇視群眾運動。他們說，群眾運動會以普遍貧困而告終。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必然是以運動的方式表現出來。歷史的進步本身就是一場社會層級的運動。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也就是群眾運動的歷史。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階級斗爭最突出的形式就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是最激烈的群眾運動。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可能有幾千次，有觀點說，僅僅是宋朝，農民起義就有四百多次。農民起義所帶來的朝代更替幫助中華文明成為世界最偉大最持久的文明。為什么這樣說？因為肉食者鄙。在每個封建社會的早期，封建的統治者們都極為重視民心。每個新王朝的建立者一般都非常了解民間疾苦，有的還直接出身貧農，因此，他們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給人民以休養生息，以避免發生革命。然而，在一個王朝的中晚期，貴族們的肉食者鄙的本質就暴露出來了，只能讓社會一天比一天惡化下去了，自身無法挽救這個社會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農民起義才能夠較為根本地改變社會統治秩序。而在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發生時，社會當然付出巨大代價，當然造成生產力的損害和共同貧窮。可是，這正是因為既有的王朝已經造成人民的普遍貧窮了。農民起義不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而是為未來一段時間新的財富更為公平、更為快速的創造出來創造條件。在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也從來沒有告終。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是幾乎把清朝的旗人精銳消耗殆盡，使得清政府不能不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人，為漢人再次獲得政權創造了條件。害怕群眾運動、打擊群眾運動，最后可能只能是在21世紀的中國激起革命，造成中國的內亂，讓中國再次經歷生產力的巨大滑坡。

第十，一般而言，支持私有制的人都持有與動物一樣的世界觀：人類社會如動物一樣處于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這種人在21世紀的今天的中國，還在鼓吹物競天擇、競爭鐵律、人類差異。而他們論證所依據的常常是假設所有人都一樣的神學世界，進而反推出私有制的合理性。而實際情況是，他們覺得自己不是這個社會中的弱者，而是強者，是上等人，所以，要由他來安排競爭規則，而讓那些競爭失敗的人認賭服輸。按照這種動物的世界觀，中國社會中找不到工作的人要接受沒有工作的現實，找到工作而沒有好待遇的人要接受沒有好待遇的現實，這種現實作為市場競爭所達到的結果，不可動搖。在人類歷史上，過去沒有，未來也不可能有所有人都會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樣的結果，享有同等待遇，所以，問題根本不是激勵和努力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和人類的未來中，也不可能出現沒有人再努力這種情形。人類社會中的人際差異是多維的，有許多維度的差異是無法消除的。但是也有許多人際差異是人為制造的，是由持有動物世界觀的人所人為制造的，而這種人為差異是可以消除的。并且在消除了這些人為差異之后，人際差異依然大量存在。依然大量存在的人際差異依然會推動社會發展。比如說，中國企業在國內找不到發展機會了，就去國外找，中國企業在地球上找不到發展機會了，就到太空去找。人類進步的余地是無限的。怎么可能享受了大致相同的經濟待遇之后，就沒有人再努力了呢？當然不是。即使我們通過消滅私有制實現了經濟的盡可能大的平等，人類還有精神上的不平等、社會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為了追求精神上的躍遷、社會政治地位上的躍遷，人們不會努力嗎？只要人類存在，努力就是消滅不了的。應該指出，如果說鼓勵競爭的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提出來，還有其時代的合理性，那么今天中國存在的問題已經不是競爭太少，也不是競爭規則公平與否，而是競爭太多、合作太少了。如果一個人的世界觀認為人類社會就是叢林社會，就是物競天擇，那么他只能把競爭作為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機制而排斥合作和共同富裕了。今天的中華民族是一個14億人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在這樣一個大規模人口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中，不強調公平和合作而只強調競爭的理論是致命的理論。

第十一，有人說，日本韓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日韓的貧富差距卻比中國小，比中國更像社會主義，因而不能歧視私有制，不能認為私有制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因。可見說這話的人，自己也承認貧富差距小“更像社會主義”，只不過結論自相矛盾。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當然主要是由私有經濟造成的。中國改革開放通過消滅大量的中小國有企業為私有企業創造了市場空間，直接惡化了中國的收入分配。在這樣的大氣候下，一些人也通過創辦私人企業獲得了巨額的私人收益更加惡化了中國收入分配。無論在什么情況下獲得私人收益都離不開政府。因此一些政府官員也就通過收受賄賂而獲得財富了，中國的腐敗就呈現普遍化趨勢了，這就又進一步惡化中國的收入分配。腐敗當然有問題，但我們想一想，政府官員拿著幾千塊錢、萬把塊錢的月工資，手上的批文給了哪個私人老板，哪個私人老板就賺錢了。私人老板賺很多錢，我們的那些政府官員能不眼紅嗎？“權力尋租”的產生是有經濟基礎的！當中國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思路，又有多少人不想富呢？在國家法律還沒有完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完善的情況下，必然就有人行賄，也就有人受賄了。可是人人都致富又怎么可能呢？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單一公有制下貧富差距很小。今天中國的貧富差距處于世界最大之列，不是在中國私有化大發展之后形成的嗎？私有制發展了，有人拿到遠遠超過工資的私人利潤了，就可以拿出部分利潤來賄賂官員，這是導致中國出現腐敗的一個基本機制。從這個歷史過程看，解決中國過大的貧富差距問題的關鍵，不正是在于真正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推進公有制嗎？

三、貧富分化的國家管理體制歸因

他們在拒絕私有制是中國貧富分化的主因之后，就需要另尋原因了。有人主張，中國用基尼系數衡量的貧富差距大的原因是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幾倍和城市農村的土地價值差異，并把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幾倍歸因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

首先，基尼系數并不一定是對貧富差距的有效衡量。一個更好的衡量是，中國資產、財富達到千億級別、百億級別、十億級別的人到底有多少，占社會總財富的比重多大，這才是關鍵的衡量。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異有其不合理之處，但不是造成中國貧富差距的主因。因為只有通過巧取豪奪野蠻擴張的私人資本家，才會積累起千億級別、百億級別、十億級別的財富。城市廣大的工人即使收入比農民高，也非常有限。而且，工人收入高，能夠為我國社會的穩定提供強大的階級基礎。當然，農民收入過低，則會對我國社會的穩定產生不利的影響。但無論工人和農民，作為階級，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階級基礎。工人階級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然而，我們都知道，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了富豪的階層，并持續下去，這個國家的政權最終將會落到富豪階層手中，工人、農民作為階級一起遭殃。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都有警惕“軍工聯合體”這種富豪階層的覺悟，而中國一些人連這個覺悟層級都達不到。

其次，戶籍制度不是市民與農民包括農民工的之間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也實行戶籍制度，而且實行比改革開放后更為嚴格的戶籍制度，為什么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基尼系數卻處于世界最低之列呢？如果戶籍制度是造成市民與農民的之間收入差距的原因，那么，改革開放后，戶籍制度松動，應該是減少這種城鄉收入差距，為什么反而增大了呢？而且，在改革開放后較為松動的戶籍制度之下，請問，農村內部有沒有收入差距呢？城市內部有沒有收入差距呢？這些收入差距能夠用戶籍制度來解釋嗎？中國的農村不是也有富豪嗎？當然，城市的富豪更多。這些富豪的產生難道不是主要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共性因素嗎？怎么將貧富分化問題的主因歸于了戶籍制度呢？

第三，城市農村的土地價值差別巨大也不是中國貧富分化的次要原因。北京市中心的一套豪宅或許價值幾億，而中國有錢農民在農村花費一兩百萬就可以建一個同等質量的別墅。二者的價值差距達到幾億。可是，中國一些憑借生產資料私有制拿到的私人財富是幾百億。幾百億是幾億的100倍。請問，城市農村土地價值差別在造成中國貧富分化的原因中究竟排位幾何呢？而城市農村土地價值差別巨大的原因就是中國土地的單一公有制嗎？那為什么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更是土地單一公有制，為什么城市農村土地都是0從而沒有任何差別呢？城市農村土地價值差別巨大難道不是在市場化、私有化后出現的嗎？又為什么把城市農村土地價值差別巨大歸因于公有制，而不是歸因于市場化、私有化呢？

第四，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公有制都是國家管理體制。有人于是又把中國貧富分化的矛盾焦點歸到這個體制上。他們主張，管理體制中必然有私心作祟，必然導致貧富分化。誠然，私心與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但私心有很多種。究竟是哪種私心要對中國貧富分化負責呢？一個官員有點兒照顧自己子女上學的私心。如果僅有這種私心，對中國的貧富分化是不產生大的影響的。反而是，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打著發展經濟的旗號，來推進私有化、市場化的私心，才會導致整個中國普遍的貧富分化。中國發展私有企業的決策和實踐中，有沒有私心因素的存在？是不是一種有偏差的制度安排呢？私有企業的設立、運作乃至清盤中有沒有私心的存在呢？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公共財產、公共事務中掌權的人，按照制度規定，只能拿工資，哪怕他們拿的工資比工人高得多（對此，中央已經采取降薪降工資的措施了），但還是要比那些巨富的人拿到的私人利潤要少得多。政府掌權的人相比中國那些巨富的私人老板，究竟誰對中國貧富分化的“貢獻”大呢？從報道出來的案例看，中國單個腐敗官員的最大腐敗規模也就是十幾億，他們相比中國那些巨富的私人老板，究竟誰對中國貧富分化的“貢獻”大？——這里僅僅是就貧富分化的原因進行分析，而不是說腐敗好，也不是為腐敗做辯解。而且，這里的分析能夠讓我們分析中國的腐敗形成的根本原因，從而對腐敗釜底抽薪！

第五，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管理體制。如果將貧富分化歸結為國家管理體制，就必然得出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只能削弱國家管理體制的結論。這種結論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結論。而在實現無政府主義造成權力真空之后，興起的必然是資本權力。那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顛覆了。

四、結 語

以上分析表明，在21世紀的中國，還有不少人存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思維。這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說成是傳統概念和本本，根本不理解馬克思主義，不理解社會主義，或者揣著明白當糊涂，指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成天喊著社會主義，其實并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這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一種悲哀吧！怪不得有人說，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文科出現了大退步呢！

愿中國未來多一些講究邏輯的學者吧！愿中國未來讓講究邏輯的學者多發出一些聲音吧！愿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人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吧！愿他們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結合歷史背景，注重整體把握、辯證把握，知其義又明其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從而“正確用以指導實踐”而不是“顧此失彼、畸輕畸重”，“導致實踐偏差，甚至犯原則性、方向性錯誤”吧！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