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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史辨-黃忠平|“古希臘三賢”原型考略——移花接木，偷竊歷史

點擊：8233  作者：黃忠平    來源：西史辨偽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8-27 13:03:52

 

 【西史辨按】：隨著西史辨運動的深入，對作為西方中心論核心的古希臘文明產生懷疑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從2023年10月14日視頻號總裁讀書會發布了金燦榮教授對亞里士多德提出質疑的視頻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熱議。

 

然而，人們所提出種種質疑，大多從古希臘地理環境、時代局限、語言文字、書寫載體、著述總量、詞匯數量、字典詞典、學科范圍、版本流傳等方面，大體限于指出其“不可能存在”；但對其作偽的實際情形，何時由何人實施偽造，所據為何等史料素材，尚難盡窺真相。

 

本文作者批閱大量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留下的文獻，從中搜尋蛛絲馬跡，找出當時歐洲對所謂古希臘三賢的認識尚未定型的鐵證，大致勾勒出歐人杜撰古希臘三賢故事的脈絡，進而通過對古波斯文獻的解讀，找出亞里士多德老師亞歷山大大帝的原型，初步揭示出西人偷竊他人歷史，構建自家古典的概貌，對于理解西方偽史形成的過程有啟示作用。

 

本篇為黃忠平先生向第三屆西史辨偽與中華文化復興學術論壇提交的專文，現由西史辨偽公眾號首發，以饗讀者。

 

據現行西方史敘事，與中國春秋戰國同期，歐洲有一個“古希臘文明”；與中國的孔子同期，“古希臘”有一位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比秦始皇統一中國早百余年，“古希臘人”創建了橫跨歐、亞、非三個大陸的希臘化“亞歷山大帝國”。按“古希臘史”敘事，“柏拉圖”師承“蘇格拉底”，而“亞里士多德”又師承“柏拉圖”，師徒三人被奉為“古希臘三賢”，是照耀世界的“偉大導師”；而所謂亞歷山大帝國的開創者正是古希臘思想的集大成者——“古希臘三賢”中最后一位賢人——亞里士多德——的得意門生。

 

然而，這樣的歷史敘事有歷史根據嗎？

 

一、古希臘三賢是什么時代和宗教信仰的人？

 

現行西方史說，“古希臘三賢”的生卒年，蘇格拉底是公元前469至前399年，柏拉圖是公元前427至前347年，亞里士多德是公元前384至前322。而亞歷山大大帝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56年至前323年。有趣的是，蘇格拉底享年70歲，與孔子相仿佛；柏拉圖享年80歲，與孟子差不多；亞歷山大享年33歲，與耶穌同壽命。

 

明末來華耶穌會士傅泛際《名理探》寫到：

 

古稱大智者三人：一索加德，一霸辣篤，一亞利斯多特勒。亞利學問尤深，后學宗焉。亞利者，馬測獨泥亞國人，生于天主未降生前三百八十一年（周安王二十年己亥，距孔子歿后九十六年），距今二千有九年矣（天啟丁卯），初受學于索加德，索加德歿后，又學于霸辣篤。在門二十年，聰穎無儔。[1]

 

這是明末來華傳教士的“譯著”中難得一見的有時間概念的文字。大意是，西方古代三大賢人索加德（蘇格拉底）、霸辣篤（柏拉圖）、亞利斯多特勒（亞里士多德），其中，亞里士多德水平最高。亞里士多德是馬測獨泥亞國人，生于耶誕前381年。亞里士多德起初拜蘇格拉底為師，蘇格拉底去世后，又以柏拉圖為師。跟隨柏拉圖學習了二十年，水平之高無人能敵。這一說法，顯然與現行古希臘史不符，而且連師徒關系也對不上。

 

事實上，“文藝復興”晚期即中國明末來華的歐洲傳教士根本不知道古希臘三賢到底生活在怎樣的年代。例如傳教士高一志寫到：

 

束格辣德，亦近古理學也，凡習其門，先修七年之默，然后許言。[2]

束格辣德，上世大賢也，妻山弟伯性悍。[3]

束格辣德及其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4]

 

束格辣德（蘇格拉底），17世紀初傳教士在其中文著作中，說起他的身世，一會兒說“上古”，一會兒說“近古”，一會兒又是“上世”，整個一筆糊涂賬。上古與近古之間至少相差千年以上。

 

可見，關于古希臘三賢生活的時代，直到十七世紀上半葉，仍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

 

根據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的說法，“古希臘三賢”又似乎應該是耶誕紀元后的人物。例如：

 

束格辣德，吾西大賢，往往感謝天主三恩：一曰天主生我，即賦我以性靈，不投于禽獸中；二曰天主生我，即賜我男位，不投于女中；三曰天主生我，置我于文學之邦，不投于陋夷中。[5]

 

罷辣多，上古大賢，其治國所叮嚀者，惟是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蓋曰：“天主恩大，父母恩亦大，故施仁于天主者，無不施仁于親。不施仁于親者，可謂施仁于天主乎？”[6]

 

斐里伯，往為西國智王，初聞世子生，曰：“天主賜我子，喜其可以承祧。又有亞里斯多名賢可師，喜更甚矣。”[7]

 

束格辣德（蘇格拉底）、罷辣多（柏拉圖）、亞里斯多（亞里士多德）乃至國王斐里伯（腓力，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照此來說，統統是天主教徒！

 

正如釋迦牟尼、默罕默德之前不會存在佛教、伊斯蘭教，耶穌之前也不可能存在天主教。據此，則古希臘三賢及亞歷山大大帝必然而且只能是耶穌之后的人物。按現行西方史敘事，結合“斐里伯”（腓力）與“罷辣多”（柏拉圖）將宗教信仰引入國家政治的言行，所謂古希臘三賢及“亞歷山大大帝”必然是公元4世紀之后的人物了。鑒于“斐里伯”只是蕞爾小邦之酋長及亞歷山大的軍事擴張行為，他們應是歐洲中世紀的人物，比所謂的古希臘晚了千年之久。

 

二、古希臘三賢是什么身份的人？

 

據現行西方史敘事，蘇格拉底出生于雅典的普通人家，當過兵打過仗，中年成名后日子勉強過得去，老年因遭受誣陷而死于非命。柏拉圖生于雅典貴族之家，一輩子除了著書立說及辦私立學校教書育人，便是旅行和逃命。總之，二人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好在柏拉圖收了一個千里迢迢前來拜師的亞里士多德為弟子，而亞里士多德當上了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于是“古希臘三賢”形象特別高大。

 

然而，在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筆下的說法明顯不一樣。蘇格拉底、柏拉圖都是“厄肋濟亞”國人。因為有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厄肋濟亞”成了西方世界的“文學名國”。

 

昔者厄肋濟亞，文學名國，有一童，習于罷辣多名門。[8]

 

中國自古講究“六藝”，耶穌會士也無不宣稱西方自古有“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這“六科”[9]，但必須在政府所創辦的學校授課，禁止私相傳授：

 

以上諸學，自非帝王之胄，莫能各覓私師，大都本國之王就各名城處所所立公監延請眾多高師，隆以厚俸，而令諸生從焉。[10]

 

現行西方史敘事中的柏拉圖“雅典學園”和亞里士多德的“呂克昂學園”屬于民間辦學行為，與此處禁止民間辦學的記述相矛盾。

 

在傳教士的記述中，桃李滿天下的束格辣德（蘇格拉底）、罷辣多（柏拉圖）等，確實是官方人士。蘇格拉底是厄肋濟亞國權力不小的官員：

 

束格辣德大賢，勸進其門者，設兩道……罷辣多久習此學，計繼其師業，則避華美之地，而于荒僻之處設帷焉。[11]

 

束格辣德及其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遇幼者溺于邪，即杖其親、掌其師。[12]

 

厄肋濟亞，吾土鄰國也。古俗，恐人有困冗，失訓其子，則在在立公學，延四方名師，重其祿，以公教之。又恐有懈不教子者，則立公司，以指其迷而開導之。[13]

 

由此可見，傳教士所描述的蘇格拉底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負責全國教育機構（公司）的首領。如果發現哪個孩子不成器、不走正道，他不僅杖擊這個孩子的父親，而且會扇他老師耳光。如果不是厄肋濟亞國的“教育部部長”，哪能如此威風？

 

蘇格拉底日子過得舒坦，唯有一事煩心，就是老婆太兇：

 

束格辣德，上世大賢也，妻山弟伯性悍。或問何以忍之，賢答曰：“水車之輪，無時不囂，曾無怨者。吾于妻，亦作是觀耳。”[14]

 

蘇格拉底到底是大賢，很善于安慰自己，他說：水車的輪子，無時不發出噪音，沒見誰抱怨過，我就是把老婆當水車看待的。

 

蘇格拉底的這番話，引出一個思考題：歐洲何時出現水車？古希臘有水車嗎？有興趣者可以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名師出高徒，柏拉圖就更了不起了。柏拉圖身邊有仆人，他的孩子有乳母，可見他家仆傭成群。

 

罷辣多大賢，常戒乳母，勿使亂述邪言，曰：“童心若蠟，印易成跡。”[15]

 

霸拉篤一日怒其仆，曰：汝幸值我怒，故釋汝；若值我不怒時，必刑汝也。[16]

 

罷辣多（柏拉圖）又作霸拉篤，傳教士筆下的柏拉圖應該是厄肋濟亞國的宰相。例如，因為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嚴重損害了消費者利益，他下令，一經發現，對造假者按正品價格處以罰款：

 

罷辣多氏禁工人無得造贗物，犯者罰正值。[17]

 

這是行政管理者的職責。的確，他談論的都是“治國”的頂層問題，儼然一“主政者”：

 

蓋治國安邦，道莫善于文學也。故罷辣多嘗云：“國家之幸，莫大乎使持政者務文學，或務文學者持國政也。”[18]

 

罷辣多，上古大賢，其治國所叮嚀者，惟是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19]

 

人問霸拉篤曰：何以知人之賢否？曰：譽不可驕，毀不可怒。[20]

 

無疑，柏拉圖的小邦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王國。在耶穌會士筆下，唯有亞里士多德的故事與現行西方史大致相似。

 

“馬測獨泥亞國”版圖很小，所以，亞歷山大的父親斐禮伯王與中國的縣令差不多，事必躬親，要親自坐堂審理各種案子：

 

斐禮伯王聽訟，忽寐。……[21]

 

斐禮伯即上文斐里伯（腓力），亞歷山大大帝的父王，親自斷案。繼承王位后的歷山（亞歷山大大帝）依然如此：

 

歷山王聽訟，聞告者，反塞一耳。或異而問故，王曰：“留其一以聽訴者。”[22]

 

斐禮伯（腓力）王少年時代讀書不多，工作中常常感到知識不足，所以高度重視對兒子的教育，任命亞里斯多（亞里士多德）為太子太師：

 

古西名王，有子曰歷山，傅以亞里斯多，命之曰：“爾師大賢，幸勿懈于學；吾昔未成學而聽政，幾不勝任。茲爾當國重統，以吾為戒可矣。”世子受王命，侍賢師數載，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無理不究，竟成其學，壯而以美治，君數大邦矣。[23]

 

在亞里士多德精心培養下，亞歷山大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無理不究，成長為統治幾個大國的明君。當然，亞歷山大的地盤的擴大，是靠武力打出來的：

 

歷山，古明王，帥師數萬，征服敵國。[24]

 

亞歷山大十分敬重“帝師”亞里士多德，說亞里士多德的恩情比父親還大：

 

有臣問曰：“斐里伯，王父也；亞里斯多，王師也。二恩孰大？”王曰：“父使我嗣國為王，師使我為國明王。彼傳性，此傳學，則善師之助親多矣。”[25]

 

但是，關于亞里士多德之死有不同的傳說，如《名理探》說他在壽終正寢時向造物主祈禱，仍然沒有弄清楚“耦利波海潮一晝夜進退七次”而死不瞑目[26]，而《職方外紀》卻說他因此羞愧難當跳海自殺[27]。

 

三、古希臘的雅典城在什么地方？

 

按現行西方史敘事，古希臘的雅典就是當今希臘的雅典。明末來華耶穌會士艾儒略《職方外紀》關于希臘的記載，與此顯然不同：

 

厄勒祭亞在歐邏巴極南……其都城周裹三層，生齒極眾，城外居民綿亙二百五十里。有一圣女殿，門開三百六十，以象周天。附近有高山名阿靈薄，其山頂終歲清明，絕無風雨。古時國王登山燎祀，其灰至明年不動如故。有河水，一名亞施亞，白羊飲之即變黑；一名亞馬諾，黑羊飲之即變白。[28]

 

厄勒祭亞的這個規模巨大的都城從其有“圣女殿”來說，應當就是現行古希臘史敘事中的雅典，其所描述的“阿靈薄”山，應當就是所謂古希臘圣地奧林匹亞山。問題是，作者宣稱“阿靈薄”山就在這都城的“附近”，而事實是，奧林匹亞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與雅典相距三四百公里，直線距離達二百公里；加上從其所描述兩條河來看，好像又與今天雅典的情況對不上，因為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島，而這個小半島上根本就沒有河流！

 

按說，雅典和奧林匹亞山是古希臘文明的兩大圣地，應是“文藝復興”晚期來華耶穌會士的常識。《職方外紀》由龐迪我、熊三拔、鄧玉函等耶穌會士參與撰寫傳抄，且來華傳教士的著作，都是經在華教會有組織地審定批準后才出版的。[29]顯然，厄勒祭亞的都城和奧林匹亞山位于同一個地方，是耶穌會官方的認識，是來華耶穌會士的共識。

 

因此，要么古希臘的雅典在當今的奧林匹亞山附近，要么古希臘的奧林匹亞山在當今的雅典附近，要么古希臘的雅典和奧林匹亞山都在其它地方，或者純粹出于杜撰。事實是，在整個希臘半島上，不存在耶穌會士筆下所描述的古希臘雅典城。

 

那么，蘇格拉底、柏拉圖教書育人、亞里士多德拜師、收徒、講學、伯利克里發表演講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四、“古希臘三賢”使用的是什么文字？

 

按現行西方史敘事，古希臘人擁有統一的語言、文字，古希臘圣賢用這種文字創作了無數偉大的著作，并經歷了多方曲折，終于在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得以復興、傳承。《職方外紀》也這么說：

 

厄勒祭亞在歐邏巴極南……其聲名天下傳聞，凡禮樂法度文字典籍，皆為西土之宗，至今，古經尚循其文字。[30]

 

這一說法，顯然經不起推敲。據現行西方史敘事，古希臘人是一個多種族的群體。早期生活在這里的是來自北非、西亞的移民，被稱之為“皮拉斯基人”；而操希臘語的希臘人是大約自公元前2500年開始的千余年間，從巴爾干半島中北部分批南下的歐洲人。[31]

 

毫無疑問，分別來自歐、亞、非三大洲不同種族和民族的人，散居于希臘半島的崇山峻嶺之中，必然會存在無數種天差地別、語系不同、相互間無法交流的語言（不是方言）。有人說古希臘各城邦的語言差別很小，即是說三大洲不同種族與民族之間的語言差別不大，這就難以說得通了。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說白了就是拼音。如荷蘭語、德語，據說都是日耳曼語的方言。方言變成拼音字母，再進行通用語改造，并轉寫在書面上，就是荷蘭文、德文，成了兩種文字。

 

形成統一的古希臘文字的前提，是誕生古希臘的通用語言。眾所周知，世界各國的通用語言，必須由中央政府制定標準并強勢推廣，才有可能。

 

事實上，僅僅解決好統一語音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在統一語義之后，才能形成統一的文字。例如在中國，吃字，有的地方讀“掐”，有的讀“奇”，有的讀“搓”；又如饅頭，有的叫“饃”，有的叫“粑子”。

 

只有通過中央政府強制頒布、執行統一語音、語義的詞典，并經過持久的教育培訓之后，才有可能誕生統一的語言文字。

 

然而，古希臘種族、民族各異，沒有中央政府，缺乏統一政令，上千個互不統攝、各自為政的城邦，呈現出一片散沙的局面；與此同時，古希臘各城邦卻在環地中海、環黑海地區到處建立殖民地。這些久居海外的古希臘移民，通過與來自各城邦的希臘移民、當地人融合交流，歷經兩三代后就會口音大變，與家鄉人之間難以溝通。完全不具備制定、推廣統一的語言文字的條件。

 

雅典、斯巴達是古希臘的兩大對手，他們不僅是死敵，而且存在著血緣和語言文化的根本沖突，“雅典人在從前屬于皮拉斯基族，拉棲代夢人是屬于希臘族的”。[32]雅典人主要是來自北非或西亞的“皮拉斯基族”，而斯巴達人則是祖居歐洲的“希臘族”。源于北非或西亞的雅典語與源于歐洲的斯巴達語不屬一個語系，語言自然天差地別。

 

無疑，如果真的存在過古希臘文字的話，只能是同時存在不同的方言，如雅典文、斯巴達文、敘拉古文、馬其頓文等。

 

古希臘三賢到底用什么文字寫作的？《理想國》或許是用雅典文寫成的。那么，流傳至今的《理想國》源于哪種希臘文版本呢？同理，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的作品也面臨同樣的疑問。

 

順帶一說，專家宣稱曾經影響中國的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文物上的文字，不知是馬其頓文、波斯文，或者雅典文、斯巴達文，還是馬其頓語與波斯語融合后誕生了一種新語言文字？

 

有西史辨學者指出，18世紀之前不存在古典希臘文；所謂的古典希臘文，實際上是出于19世紀希臘民族主義者的新造。[33]

 

五、“古希臘三賢”使用何種度量衡標準？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統一度量衡，連對小學生進行數學啟蒙都做不了，更別提開展科研活動和發展工商業了。

 

和統一語言文字一樣，只有通過中央政府強制頒布、執行，才能誕生統一的度量衡標準。毫無疑問，在沒有中央政府，上千個城邦相互敵對，互不統攝的古希臘，不可能存在統一的度量衡標準。

 

如果古希臘存在度量衡標準的話，柏拉圖使用的一定是雅典度量衡，亞里士多德則是使用馬其頓或者波斯度量衡，歐幾里得一定是用托勒密王國度量衡，阿基米德則是使用敘拉古度量衡。他們的作品在相互傳播時，必然存在度量衡的翻譯轉換。那么，他們傳世作品中用的哪一家的度量衡標準呢？

 

我們注意到，在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中全是中國的計量單位，如：

 

以六尺之線比三尺之線，則三尺為前率，六尺為后率也。[34]

 

李之藻翻譯的《同文算指》更有意思，一開篇便介紹度量衡標準，但是，不僅全是中國的度量衡，而且例子中的物品也全是中國物產，如：

 

凡度，十丈曰引，五丈曰端……凡量，六粟為圭，十圭為撮……凡衡，以兩為君，兩有十錢……[35]

 

問織絹每匹用絲一斤，工價即與絲四兩。[36]

 

在明末來華傳教士的其他著作中，無不如此，如《名理探》：

 

幾何無悖，丈尺寸分，固不相悖。[37]

 

那么，他們翻譯的西洋原著底本中，使用的是哪一種度量衡標準呢？原來，歐洲中世紀以前本來沒有統一的度量衡標準；直到19世紀，歐洲各國才完成了國內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

 

（16世紀）流通貨幣繁雜，特別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來既不方便且混亂不堪。在這一點上，英國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她只有一種貨幣，而且，除了蘭開斯特外，她只有一種度量衡（1390年法案）。商業活動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統一，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漢薩同盟始終未能建立起統一的幣制或統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這兩種弊端，他去世前四個月（1483年）曾招來一個商人代表團，以謀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國境內建立單一度量衡制和單一流通幣”。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時，直到1789年。[38]

 

18世紀的法國，由于全國沒有統一的貨幣和度量衡，走街串巷賣布賣米的商人，不僅得準備好多種尺子和秤桿，而且得準備好多種貨幣的零錢。

 

六、“古希臘三賢”生存的物質基礎何在？

 

一些學者對“古希臘三賢”著作書寫載體的來源提出了質疑。我所關注的是古希臘圣賢的衣食來源問題。根據古希臘的耕地面積和古代的糧食單產量，希臘半島的總人口至多30萬，雅典至多5000人。在雅典，從事非農業的成年男子，包括專職從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軍事和工商業的男子，至多100人。[39]其規模和中國較大的行政村、小一點的鄉鎮差不多，根本支撐不起現行西方史敘事中古希臘文明那么眾多的學者。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衣食來源都成問題，何談學術研究，更不存在“雅典學園”和“呂克昂學園”生存的土壤。

 

七、“古希臘三賢”的時間記載依據何在？

 

在現行西方史中，古希臘、羅馬名人的生卒年及其活動時間，都十分精確詳細，這令人感到大惑不解。

 

據現行西方史，古希臘的天文學知識來自巴比倫。然而，蘇美爾、巴比倫的天文歷算史都屬于偽史范疇。沒有天文臺，就不可能誕生天文學，這是科學常識。古代天文臺須數百名專業人員才能正常運行，且天文臺持續穩定運行三五百年才能獲得比較豐富而可靠的天文觀測數據，從而誕生相對可靠的天文學，并支撐歷法編制。[40]

 

據現行西方史，古希臘是一個城邦林立、互不統攝的所在，城邦間始終處于相互攻殺的狀態，最富強的雅典城邦至多5000人。[41]古希臘任何城邦都不具備支撐天文臺運轉所必須的人力、物力、財力，也無法提供持續三五百年的穩定科研環境。同時，以古希臘城邦林立、互不統攝的狀態，連統一的度量衡標準都不可能出現，更何談天文歷算？古希臘不可能誕生統一的歷法，更不可能由某個城邦獨立創制歷法。

 

按明末來華傳教士的說法，西方天文學源于亞里士多德：

 

其后有一大賢名亞理斯多，其識超卓，其學淵深，其才曠逸，為歷山大 王之師。……天學得此為先導。[42]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為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43]

 

既然“天學得此為先導”，說明亞里士多德為天文學的開創者，則在之前西方不可能有歷法的觀念，自然不會有確定歷史時間的概念。

 

據現行西方史，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在天文學上也有突出成就。然而，所謂的巴比倫天文學實屬子虛烏有，也不存在所謂的古希臘天文臺，亞里士多德更沒有在天文臺的工作經驗……那么，他是怎樣知道大地是一個球體的？而且和中國古代天文學理論一樣，將宇宙構想為一個天球：宇宙是一個球體，地球位于中心，由里到外依次是月球、水星、金星、太陽、火星、木星、土星、恒星，圍繞地球運轉。更令人驚奇的是，他的老師柏拉圖還創建了和中國天人合一的學說和中醫學理論高度相似的“見解”：天地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由此“推演出一種關于宇宙的性質和結構的見解來，甚至推演出一種關于人體生理的見解來。”[44]

 

有趣的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憑空創造的天文學、醫學理論，竟然與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家、醫學家創建的理論高度近似，這一現象，與明末來華歐洲傳教士的中文著作的表現完全一致。

 

可以與之相互印證的是，第一，古希臘亞歷山大天文臺和儒略歷為子虛烏有；第二，現行世界歷史敘事中，古希臘羅馬、古埃及巴比倫所使用的歷法都是以一年四季為基礎的歷法，眾所周知，上述地區根本沒有四季的節候，說明這種一年四季的歷法不成立；第三，當今世界天文學的基本規則來源于中國[45]。這種情況完全可以證明有關“古希臘三賢”活動時間的記載均為后世杜撰，同時也可以證明所謂的古希臘天文學史也是出于杜撰。

 

八、亞歷山大帝國和希臘化是故事不是歷史

 

據現行西方史，亞里士多德的弟子亞歷山大率領3.5萬人的精銳之師，用13年時間打下了一個面積多達55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隨著亞歷山大大軍的征服，及后來“希臘人”大量移民統治，這里的人們在衣食住行與文學藝術，例如壁畫、雕塑等方面，統統都被“希臘化”了。

 

假設按平均每1000平方公里設一個“縣”級單位，每個縣駐扎希臘軍人90人，負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醫學、教育之類的希臘文人20人，即每個縣110人（否則無法實現“希臘化”）。那么，550萬平方公里的亞歷山大帝國，負責統治和“希臘化”的希臘人共計需要60萬人。

 

假設亞歷山大東征官兵就是這60萬人，整個東征過程中無一傷亡。60萬人東征，必須有絡繹不絕的軍需糧草運輸大軍跟隨。假設每1名前線人員配備4名后勤人員，那么，為前線部隊供給給養的人員為240萬人。由此可知，亞歷山大東征時，出動的成年男子總數為300萬人。

 

打仗是最燒錢糧的。1名前方人員，希臘本土至少需要4名成年男子來支撐：或治國，或種地，或制造武器，或軍事訓練，或教書，如此等等。因此，留守希臘本土的成年男子1200萬人。

 

上述合計，亞歷山大東征前夕希臘的成年男人數量為1500萬人。

 

以平均每個成年男子一個家庭，戶均5人計算，亞歷山大東征前夕，希臘共有7500萬人口，是當今希臘人口的7倍。

 

換句話說，古希臘擁有7500萬人，才能實現亞歷山大東征和“希臘化”。

 

亞歷山大東征和希臘化顯然是杜撰的。例如，亞歷山大親臨并成為希臘化王國的托勒密王國的首都的亞歷山大里亞，即當今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當時還是海面。[46]又如，亞歷山大的軍隊和波斯帝國軍隊中都擁有大批的“弓箭手”，而據《漢書·西域傳》（《史記》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依現行西方史，《漢書》《史記》所說的上述地方，起初屬于波斯帝國，后來屬于塞琉古王國，再后來屬于巴克特里亞王國。但是，直到漢朝時，這里的人們依然不懂鑄造技術。既然不懂得鑄造技術，自然就不會鑄造貨幣，不會鑄造箭鏃，必然不存在什么弓箭手了。

 

九、亞歷山大與亞里士多德的原型來自波斯

 

亞歷山大故事的原型來自波斯。在伊朗歷史上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國王，名叫亞歷山大。在伊朗史詩《列王紀全集》中，關于他的記載多達220余頁。這位于波斯的亞歷山大王國叫做羅馬國，在波斯的這則故事里，也有亞里士多德的身影。波斯亞歷山大的故事梗概如下：

 

西亞的羅馬人（與現行西方史中的羅馬無關）與伊朗人（波斯人）同根同源。但是，這個羅馬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羅馬與伊朗交戰，結果羅馬大敗，只有很少人逃回首都阿姆利亞城（位于今土耳其的圖菲茲湖西）。

 

羅馬國王（凱撒）菲利普（即斐里伯）被迫向伊朗求和。伊朗國王達拉布接受了羅馬臣服的請求，還娶羅馬國王菲利普的女兒納希德為妃。因為納希德在與國王達拉布同床共寢時發出長嘆，招致達拉布的厭惡。納希德自此郁郁寡歡而患病，后來靠吃一種名叫“亞歷山大”的草藥而痊愈。

 

不久，達拉布休掉了納希德，將她送回了羅馬，此時，納希德懷孕九個月。一回到羅馬，納希德生了一個男孩。納希德給他取名為“亞歷山大”，因為這種草藥治好了她的病。羅馬國王菲利普沒有男性后人，得了外孫，非常高興。菲利普對外宣稱，亞歷山大是他的兒子（注：據《列王紀》，西亞地區有娶親生女兒為妻的習俗），是國王的繼承人。

 

國王達拉布早已另覓新歡，也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達拉。若干年后，達拉繼位為伊朗國王，亞歷山大當上羅馬國王。這一年，達拉按照老規矩，派出使臣，到羅馬收取貢賦。亞歷山大宣布不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拒絕繳納貢賦。于是，雙方開始備戰。在羅馬城里有一位名士，名叫亞里士多德，主動求見亞歷山大。雙方相談甚歡，亞歷山大便以亞里士多德為謀士。羅馬出兵打下了伊朗的屬地埃及，繼續向前進攻，大軍抵達幼發拉底河邊。伊朗出兵應戰。雙方大戰八天，伊朗慘敗。伊朗重新招兵買馬，再次慘敗。羅馬大軍攻入并占領伊朗。

 

達拉在逃亡途中，被跟隨他的兩個大臣所殺。亞歷山大正好遇到這兩個大臣，命令他們帶路，見到了臨死的達拉。達拉臨終遺言是：請求亞歷山大娶他的小女兒魯珊娜克為妻。亞歷山大隆重安葬了達拉，公開絞死了兩個弒君者，這贏得了伊朗人的極大信任。亞歷山大在伊朗的埃斯塔赫爾正式登基，娶魯珊娜克為妻。

 

隨即，亞歷山大帶著成捆的中國絲綢（用來寫信、傳達命令）、無以計數的軍隊，開始了征服天下的事業。首先，他出兵印度，殺死了印度國王夫爾，任命塞爾沃為國王。隨后，去麥加朝圣，統一了阿拉伯半島。隨后，從吉大港沿水路進軍埃及。埃及國王卡伯通聞訊，連忙遠道迎接，主動臣服。

 

亞歷山大在埃及呆了一年。期間，他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艷遇。在埃及旁邊的有一個名叫安德魯斯的國家，該國女王名叫蓋達菲。這個國家用的是中國紙筆、圓規，人們穿的是中國絲綢。女王的宮殿之奢華，令亞歷山大大開眼界。女王的內殿，柱子是瑪瑙翡翠，地面由檀香木和沉香木鋪成，殿內布置的全是中國飾品。這位女王年齡頗大，因為他的兒女都已成家，他的兒子是印度國王夫爾的女婿。女王修養良好、胸懷韜略，令亞歷山大充滿敬意，不僅表示將與安德魯斯平等相待，而且今后絕不追究她兒子為印度國王報仇的任何行為。

 

接著，亞歷山大繼續進軍，征服了巴拉赫曼，接著向東征服了埃塞俄比亞。接著，回過頭來向西進軍，征服了野人世界，建筑了防御隔離野人的長城。

 

接著，亞歷山大一邊率領大軍向中國挺近，一邊派人給中國天子送信。中國天子接到信之后，派兵列隊歡迎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坐在中國天子的龍椅上，接受中國天子的臣服。鑒于中國天子態度恭敬，亞歷山大同意中國天子繼續做他的帝王。在中國呆了一個月之后，亞歷山大率軍回到印度，平定了為印度國王夫爾報仇的叛亂。

 

接著，亞歷山大率軍向巴比倫進軍。所過之處皆荒無人煙，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翻過與天相接的高山之后，終于見到了天堂般的一座大城。城里的人給亞歷山大送來了王冠。接著，亞歷山大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給亞里士多德寫了一封信報告業績，亞里士多德回信表揚了他。不久，亞歷山大在巴比倫去世，他被安葬在胡拉姆草原的亞歷山大城。

 

亞歷山大去世后，他的妻子魯珊娜克痛哭中說出了這樣的話：亞歷山大一生殺死了36個國王，建造了10座輝煌的大城。[47]

 

前述亞歷山大的經歷，看起來，與現行西方史中關于“亞歷山大帝國”的描述差不多。但是，有兩個根本不同之處：其一，這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帝國。其二，這是完全發生在西亞的故事。

 

恰恰在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筆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亞歷山大父子均為基督徒，又未談及他們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

 

根據《列王紀全集》的描述，亞歷山大應是7世紀以后的人物。例如，其中一再出現中國紙張，而造紙術是在唐朝中葉才傳入西亞。顯然，現行西方史中，將“亞歷山大帝國”實行了時空大挪移，空間上轉移到了歐洲，時間上至少提前了一千年。

 

十、結論

 

現行西方史中的“古希臘三賢”，無論身份、宗教信仰，還是生活的時間、地點，都與17世紀初來華耶穌會士留下的漢字文獻記載存在嚴重的沖突。

 

事實上，古希臘不可能存在統一的文字和度量衡，也不具備“古希臘三賢”開展科研教學活動的物質基礎，更沒有記載他們活動時間的歷法。

 

至于現行西方史中的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及其王國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偽史敘事，按故事情節與宗教信仰，結合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的中文寫作，更接近伊朗歷史上的故事傳說。而伊朗歷史上的亞歷山大應該是中國唐代中期以后的人物，比現行西方史中的描述至少要晚1000年。換句話說，現代版西方歷史敘事中的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其故事原型采自波斯史詩，是來華傳教士將其改編為西方偽史中的古希臘、古羅馬故事的。

 

關于“古希臘三賢”的著作，已有西史辨學者指出：所謂的《柏拉圖全集》最早的版本完成于15世紀，炮制者是佛羅倫薩一位三十來歲的醫學院學生馬西利奧·費西諾（1433-1499），完成時間為1469年。[48]而柏拉圖的原型則是中世紀一位名叫卜列東（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約1355年-1452年）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人物。柏拉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的名字，其演變是：（前三者都是卜列東的名字）Plethon→Pleton→Pletho＝Plato（柏拉圖）。[49]

 

至于蘇格拉底，則只有故事、沒有著作，其言行見于柏拉圖的著作。德國學者卡爾·霍埃爾（karl joel，）在1921年揭露說：“整個的被設想的柏拉圖的‘蘇格拉底階段’是一個武斷的偽造，沒有任何古代證據支持它。”[50]

 

而所謂《亞里士多德全集》，則來源于19世紀中葉由德國柏林科學院授命編輯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標準本”。該“標準本”為后世各種語言《亞里士多德全集》版本的藍本。這個花了四十年時間整理出來的“標準本”所依據的所謂“手稿”疑點重重，不僅來歷不明、載體晚出，而且流傳可疑。實際上并沒有這種“手稿”的實物。被當成國寶保存于世界各地圖書館的最古老版本，基本上都是印在“中國紙”上的印刷品。[51]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柏拉圖全集》與《亞里士多德全集》，早期內容與今天所見到的面貌有根本的不同，這是出于歐洲“經典化運動”對各類原始簡陋偽造品的不斷改造，正如莎士比亞劇本出于晚近學者對其原始文本不斷進行改寫一樣。

 

綜上所述，所謂的“古希臘三賢”及其著作，并非如現行世界歷史敘事中所描述的那樣，是所謂的古希臘文明時代的產物。偷竊歷史是西方偽史慣用的手法。基督教和耶穌會士的神職學者（歷史學家和翻譯家）通常把同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置于不同時間和地點，進行不同的敘述；從而擴充歷史，圓融謊言。[52]

 

實際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出于近世歐洲傳教士及學者們的杜撰與虛構，其故事原型及著作內容是來自對其它民族歷史及作品的抄襲，并不斷對所抄襲的內容進行經典化改編的產物。

 

注釋：

[1] [葡]傅汎際、李之藻譯《名理探》，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⑤）》，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2]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1頁。

 [3]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01頁。

 [4]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6頁。

 [5]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7頁。

 [6]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31頁。

 [7]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1頁。

 [8]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1頁。

 [9] 如[意]艾儒略《西學凡》所舉六科之目，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⑦）》，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529頁。

 [10] [意]艾儒略《西學凡》，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⑦）》，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540頁。

 [11]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35頁。

 [12]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6頁。

 [13]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2頁。

 [14]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01-402頁。

 [15]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3頁。

 [16] [意]衛匡國《逑友篇》，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①）》，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7頁。

 [17]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4頁。

 [18]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6頁。

 [19]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31頁。

 [20] [意]衛匡國《逑友篇》，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①）》，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7頁。

 [21] [意]高一志《達道紀言》，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51頁。

 [22] [意]高一志《達道紀言》，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52頁。

 [23]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46頁。

 [24]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88頁。

 [25] [意]高一志《齊家西學》，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21頁。

 [26] [葡]傅汎際、李之藻譯《名理探》，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⑤）》，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15頁。

 [27] [意]艾儒略：《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中華書局，2000年，第99頁。

 [28] [意]艾儒略：《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中華書局，2000年，第98-99頁。

 [29] 如[德]湯若望：《主制群徵》末高一志、龍華民、羅雅谷注：“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并鐫訂閱姓名于后”， 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①）》，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75頁。

 [30] [意]艾儒略：《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中華書局，2000年，第98頁。

 [31] 例如徐松巖：《古代“希臘”的起源與流變——一項概念史考察》，《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32] 徐松巖：《古代“希臘”的起源與流變—一項概念史考察》，《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33] 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48-149頁。

 [34] [意]利瑪竇、徐光啟《幾何原本》，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④）》，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693頁。

 [35] [意]利瑪竇、李之藻《同文算指》，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④）》，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7-18頁。

 [36] [意]利瑪竇、李之藻《同文算指》，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④）》，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56頁。

 [37] [葡]傅汎際、李之藻譯《名理探》，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⑤）》，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396頁。

 [38] [美國]詹姆斯?W.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 徐家玲等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677頁。

 [39] 黃忠平《<二十四史>是檢驗西方偽史的試金石-以“食貨志”為例》，載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第135頁。

 [40] 參閱黃忠平《論現行西方史中的時間偽史：十七世紀前歐洲無歷法》一文。

 [41] 黃忠平《〔二十四史〕是檢驗西方偽史的試金石——以“食貨志”為例》，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第115-136頁。

 [42] [意]艾儒略《西學凡》，見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⑦）》，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535頁。

 [43] 葉農整理：《耶穌會士龐迪我著述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9頁。

[44] [英國]W.C.丹皮爾 《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李珩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3頁。

 [45] 說見黃忠平《論現行西方史中的時間偽史：十七世紀前歐洲無歷法》一文。

 [46] 參閱黃忠平《論現行西方史中的時間偽史：十七世紀前歐洲無歷法》一文。

[47] [波斯]菲爾多西《列王紀全集》，張鴻年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第5、6卷。

[48] 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39-32頁。

[49] A.T. Fomenko: Empiric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Material, p.110. 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20頁。

[50] W. K. C. Guthrie, William Keith Chambers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4, Plato: The Man and His Dialogues: Earlier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68. 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93頁。

[51] 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4頁。

[52] 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51頁。

 

來源：西史辨偽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