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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面對來自外部的各種圍堵、打壓、搗亂、顛覆活動，必須發揚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企圖遲滯甚至阻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一切勢力斗爭到底，一味退讓只能換來得寸進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為屈辱的境況。”翻閱黨的文獻，這是第一次將“不信邪、不怕鬼”寫入黨的歷史決議，充分說明“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在黨的百余年奮斗歷史中有著深厚的哲學內涵和實踐基礎。毛澤東是“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的主要提出者和踐行者，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系統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

在傳統中國，“鬼”和“邪”（下文統稱“鬼邪”）一般指人們在認識世界時，由于沒有科學思想指導和脫離具體實踐，在幻想中形成的某種不可戰勝的無形神秘事物或力量。要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必須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正確認識世界，克服不敢斗爭、懼怕斗爭的心理即“不信邪，不怕鬼”。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唯物史觀是指導人們進行科學實踐的前提，“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也是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的基礎。

（一）生成前提：追求真理與克服傳統文化中的迷信和幻想

真理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標志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相符合的哲學范疇。馬克思主義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古今中外，“鬼邪”作為人們頭腦中強大的邪惡世界的迷信認知和幻想反映，是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的結果，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起點和基礎是無神論，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徑直從無神論開始的”。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須在掌握真理的基礎上，批判人們頭腦中的“鬼邪”，克服對“鬼邪”的恐懼。馬克思主義真理觀揭露出傳統文化中“鬼邪”的本質是迷信和幻想，這構成了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的生成前提。

在馬克思主義真理觀指引下，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用“鬼邪”來指代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切需要革命、斗爭的對象，將反對“鬼邪”的必要性和必勝性賦予新的思想和科學內涵。“不信邪”就是追求真理，堅信科學與實踐，不為謬論所動搖，“不怕鬼”就是不怕威脅、挑戰和困難。“不信邪、不怕鬼”的必要性就是為國為民，從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出發，堅持理想信仰，面對一切風險和挑戰敢于斗爭；必勝性就是依據歷史規律和歷史走向，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在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直至取得勝利。

（二）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和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的根本法則。“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決定了斗爭的普遍性，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展一切斗爭的理論和實踐前提。由此，矛盾斗爭不僅涉及社會革命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等領域，也關涉無產階級政黨自我革命中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等。在毛澤東看來，一切社會都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面對無處不在和無時不有的矛盾，必須“不信邪、不怕鬼”，不懼怕斗爭。在處理敵我矛盾時，首先要“分清敵友”，找到革命真正的朋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一同對付共同敵人；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必須分清是非對錯，采取民主、協調，而非暴力、鎮壓的辦法解決。

矛盾的特殊性決定了不同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的不同。抗日戰爭時期，革命主要任務是要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解放戰爭時期，“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主要任務是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實現人民自由解放。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革命主要任務是解決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的現實需要的問題。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的不同，決定了必須根據具體實際認識斗爭的性質和適當調整斗爭策略。只有準確識別“鬼邪”，摸清情況，找準問題，提實對策，有的放矢地解決矛盾，才能真正做到“不信邪、不怕鬼”，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三）關鍵議題：堅持群眾路線和認清斗爭的主體與客體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分清敵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也確定了“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實踐中可依靠的主體和斗爭的對象，“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將日本帝國主義稱為“冒失鬼”，將漢奸稱為“怕死鬼”。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稱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蔣介石是“獰鬼”“惡鬼”。不難看出，這些時期開展“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實踐的主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開展斗爭實踐的先鋒隊），作為斗爭對象的“鬼邪”則指阻礙中國發展進步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進一步發展了。

一方面，“不信邪、不怕鬼”斗爭的主體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擴大到全世界人民，作為對象的“鬼邪”則從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擴大到壓迫、剝削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一切反動勢力。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1959年在西藏平叛遭到西方輿論的大肆攻擊，這種攻擊本身就是“鬼邪”。1959年5月6日，毛澤東在同蘇聯、匈牙利等11個國家的代表團和駐華使節談話時，提到《聊齋志異》里“狂生夜坐”的故事，認為鬼是怕不得的。同時，毛澤東就西藏叛亂問題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5月10日，毛澤東就西藏問題再次指出：“資本主義這個鬼確有其事……希特勒是大鬼，蔣介石這個鬼也不小，在他以前還有袁世凱、滿清皇帝等鬼。”從封建迷信故事中的“鬼邪”到現實社會中的敵人，毛澤東的講話深入闡明了開展“不信邪、不怕鬼”斗爭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爭取解放的國家及這些國家受壓迫的人民，斗爭的對象則是仇視社會主義國家和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納粹主義、封建主義等，希特勒、蔣介石、袁世凱、清朝皇帝就是這些“鬼邪”的具體體現。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也有新的使命任務，“不信邪、不怕鬼”斗爭的主體和對象隨之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層面。在毛澤東看來，那些橫亙在黨和人民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都是“鬼邪”：“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復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此外，包含封建迷信文化思想的舞臺劇目是“牛鬼蛇神”，威脅人民生命健康的“瘟君”是“鬼邪”，甚至作為斗爭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也暗藏著“鬼邪”，如一些黨員干部“怕群眾”“喪失信心”和抱有畏懼和顧慮。此時的斗爭主體是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象除了國內外敵人，也涵蓋自然界中的災害、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困難挫折以及一些黨員和群眾的不良心理狀態等。隨著時代的發展，“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的內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堅持群眾路線不僅是毛澤東敢于“不信邪、不怕鬼”的動力，也是他形成“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的關鍵。

從提出“鬼不要怕”開始，毛澤東的“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在實踐中經歷了三次演進和飛躍。

（一）在追求民主科學的口號下萌生

面對近代以來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各種救國主張和方案輪番出臺，但都以失敗告終。由于一開始沒有科學救國方案的領導，人們的思想激烈分化，一些人甚至將救亡圖存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致使神學和靈學沉渣泛起。例如，1917年成立的上海靈學會公然鼓吹“靈怪”的存在“毫無可疑”，并公開出版《靈學叢志》刊物宣傳迷信，一時間吸引了一大批社會知名人士參與（甚至包括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有鬼論”思潮不僅與追求民主科學以啟發民智的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而且阻礙了中國先進分子尋求科學的救國道路。“欲圖根本之救亡”就必須先將國民從“有鬼論”等迷信思想中解放出來。為此，1918年5月至1919年4月，陳獨秀、陳大齊、劉半農等人紛紛撰文批駁“有鬼論”，使《新青年》成為批判靈學思潮的主陣地。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了陳大齊的《辟“靈學”》、陳獨秀的《有鬼論質疑》、錢玄同的《斥靈學叢志》、劉半農的《斥靈學叢志》等，這些文章都指出“鬼邪”不存在，認為靈學會及《靈學叢志》更是荒謬離奇，必須揭露并消滅。靈學派對這些批判極為不滿。1918年8月15日，易乙玄寫了《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堅持認為“鬼”的存在“無絲毫疑義”。12月15日，相信靈學的“莫”等人在《新青年》刊登來信，認為可以通過科學技術證明鬼的存在。對于靈學派的觀點，陳獨秀在易乙玄文章后作了“獨秀識”予以反駁。劉叔雅著《難易乙玄君》支持陳獨秀。王星拱、陳大齊分別利用化學和科學方法論對“莫”等人的觀點進行了回擊。

陳獨秀等人表面上在爭論“鬼邪”并不存在，實際上直指“鬼邪”背后的封建專制和愚昧意識。通過《新青年》的宣傳，這場關于追求科學、反對迷信的論戰深入人心，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出場提供了準備。1919年7月14日，深受《新青年》影響的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并指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天命不足畏，神鬼不要怕。從封建迷信到官僚政府、北洋軍閥乃至資本家，這些當時高高在上東西統統被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否定了。毛澤東的立意之高，范圍之廣，已經超越了同時期絕大多數人。毫無疑問，這場關于“鬼邪是否存在”的爭論深刻影響了毛澤東，使他的思想更加尖銳。對于宗教迷信，毛澤東更是直接指出：“宗教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這一反對迷信盲從的堅定立場和“鬼不要怕”觀點，對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的形成，乃至對他后來選擇馬克思主義、堅定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在破壞舊世界的革命斗爭中發展

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是從推翻舊的迷信觀念開始的。毛澤東指出，人民必須自己自覺地去摧毀支配他們的鬼神系統，而不是靠別人發號施令。他在湖南啟發農民起來同迷信作斗爭。對此，他說：“只要關圣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在陜甘寧邊區，毛澤東也指出，群眾必須自己起來同迷信作斗爭；與此同時，黨也要建立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通過多種方式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從群眾的實際需要和自覺自愿來聯系、教育和改造群眾，打破封建迷信對人們的束縛。

毛澤東以“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對舊世界開展了英勇的革命斗爭。面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發動的反革命政變，毛澤東沒有被嚇倒，而是勇敢地進行反抗。他對湖南的共產黨員和骨干積極分子提出，要勇敢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在1927年7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根據湖南局勢提出：湖南省農協要上山，要投入軍隊，因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之后，毛澤東又指出，我們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面對白色恐怖，毛澤東充分認識到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認為中國革命的正確出路是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去，組織起廣大農民，用革命的武裝對抗反革命的武裝。從“坐而言”到“起而行”，毛澤東把秋收起義的部隊帶上了井岡山，在中國大地上創建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燃起了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方向。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甫一建立就遭到蔣介石集團的圍剿和封鎖，這導致力量還很弱小的紅軍不得不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這時，關于革命道路該怎么走，黨內還沒有形成正確認識。在“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領導下，革命根據地接連遭受重大損失，一些黨員和紅軍戰士產生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知道，這一悲觀情緒會嚴重阻礙革命發展，因此必須對之展開堅決斗爭。為此，他接連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述了紅色政權在中國存在的必然性和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意義，揭示了作為“星星之火”小塊紅色政權“可以燎原”的必然發展趨勢，指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這些論著有力增強了根據地軍民的信念和信心，極大促進了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之后，蔣介石一再發動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的“圍剿”，但毛澤東始終沒有被嚇倒，而是采取了機動靈活的戰術，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由于“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五次反“圍剿”失敗。面對這一局勢，中國工農紅軍不得不展開長征，但是，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臨時中共中央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使黨和紅軍陷入全軍覆沒的險境。此時，被排斥出中央領導層的毛澤東依然保有高昂的斗爭精神，既“不信邪”也“不怕鬼”，與“左”傾錯誤路線堅決斗爭，促使臨時中央同意紅軍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實際領導下，黨和紅軍克服了無數艱險，成功在陜北站穩腳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得到進一步發展。面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冒失鬼”亡國滅種的侵略，毛澤東指示全黨要立即準備抗戰，并化解了西安事變帶來的內戰危機，成功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從而建立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在“統一戰線”這個打神鞭面前，“什么都不怕”。[8]在日本帝國主義短時間內占領大批國土并殘害中國人民之際，出現了急性病的“速勝論”與悲觀主義的“亡國論”觀點。毛澤東與這些錯誤觀點展開了堅決斗爭。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系統闡釋了以持久戰求取抗戰勝利的觀點，指明了抗日戰爭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日本帝國主義這個“鬼”必將失敗，中國人民必將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但國民黨統治集團卻企圖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局面，“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為達到目的，國民黨表面上與中國共產黨開展和平談判，實際上在談判掩護下全力準備打仗。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本著對人民負責的真誠，認為和平談判是必要的，必須要為和平而斗爭。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以“彌天大勇”親赴重慶進行談判，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但是，蔣介石不久就撕毀了“雙十協定”。面對國民黨蔣介石“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獨裁言論，毛澤東毫不畏懼地指出：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因為站在人民對立面的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47年2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再剝開一層皮——論北平大恐怖》，集中體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國民黨蔣介石這個“鬼”的態度和“不信邪、不怕鬼”的品格：“凡是懂事的人都知道，人若存心怕鬼，那鬼就兇就狠；若是根本不怕鬼，那鬼就沒有了。何況中國人民今天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鐘馗，他一心一意為人民立功，蔣介石這個獰鬼任憑他有三頭六臂和什么靠山，看他還能逃向何處！”

可以說，“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構成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敵斗爭的基本策略思想——正是在這一面對一切“鬼邪”毫不畏縮的強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三）在建設新世界的諸多挑戰中完善

“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偉大實踐中逐漸得到完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談到“鬼邪”的次數大幅增加，這與當時困難重重的局面分不開。1956年，由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足，我們黨在建設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偏差。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大幅減產，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構成極大威脅。同時，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鬼神迷信依然存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仇視新中國，一方面實施封鎖、包圍和打壓，另一方面企圖顛覆我社會主義政權；中蘇發生分歧，雙方關系逐漸趨于惡化；西藏分裂勢力發動武裝叛亂；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糾紛逐漸增多。

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毛澤東認為，必須先破除迷信，既“不信邪”也“不怕鬼”，與這些“鬼邪”展開堅決斗爭。為此，他特意提出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破除鬼神迷信和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迷信，在挑戰和困難面前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在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斗爭精神的指引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幾易其稿，寫成《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公開出版。毛澤東在編輯出版《不怕鬼的故事》過程中多次提出指導性意見，并仔細審閱批改了序言。這篇序言和毛澤東本人的講話，深刻反映出他“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思想。

一方面，世界上并沒有“鬼”，只有類似“鬼”的東西。《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開篇就明確否定了“鬼”的存在。所謂的“鬼”只存在一些人的大腦皮層里，相信有鬼是一種落后的思想，但世界上“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如國內外的敵人、自然界中的災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困難挫折以及一些黨員和群眾的不良心理等。要破除這些“類似鬼的東西”，就要提高覺悟、解放思想，成為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者，“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一切實際存在的天災人禍，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說，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戰勝的，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味地懼怕解決不了問題，“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

另一方面，打“鬼”要講求方法：戰略上要藐視，戰術上要重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談到“鬼邪”，為的是讓人們在面對一切風險挑戰時能夠堅定理想信念，敢于戰略上藐視“鬼邪”，把“鬼邪”看成“紙老虎”，不被“鬼邪”嚇倒。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斗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的地位轉化的”。因此，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切挑戰和困難都是暫時的，都可以通過斗爭來克服和扭轉，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完全可以藐視并戰勝它們。與此同時，在同“鬼邪”做具體斗爭時，不能盲目輕視，而要認真對待，“認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對于每一個具體的鬼，對于每一個同鬼相周旋的具體的場合，人又必須采取謹慎態度，必須有智謀，然后才能最后取得勝利”。

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不斷趨于完善，成為激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敢于面對一切挑戰和勇于戰勝困難的話語表達。

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具有鮮明的特征，主要體現為三方面：一切斗爭以社會主要矛盾和時代任務為根本出發點；始終堅持敢于斗爭、勇于斗爭；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一）以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為出發點

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始終堅持唯物辯證法，在斗爭中深刻把握事物聯系和發展的特征，善于運用矛盾分析方法，牢牢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體現為三點：

第一，斗爭要堅持“發展觀”即保存和壯大自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付出代價。敢于斗爭和保存自己并不矛盾，要在斗爭中減少不必要的犧牲。面對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切“走”的目的是為著“打”；只“打”不“走”完全消耗自己是愚蠢的，只“走”不“打”完全保全自己、避免任何犧牲就談不上斗爭了。毛澤東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戰術，就是從中國革命敵強我弱的實際出發，以達到保存、發展和壯大自己的目的。

第二，斗爭要把握好“敵我觀”，分清敵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自從黨的二大提出“民主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先后建立多個統一戰線聯盟。分清敵我，廣交朋友，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中國人民的朋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對敵人和朋友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對敵人要狠，要壓倒它，要消滅它；對人民和同志要團結。

第三，斗爭要突出“兩點論”和“重點論”，解決主要矛盾。“我們共產黨人的斗爭，從來都是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的”。毛澤東深刻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著力解決主要矛盾以完成不同革命任務。大革命失敗后，面對蔣介石的恐怖屠殺，他帶領紅軍在廣大農村與之斗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改變，“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毛澤東毅然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起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

（二）始終堅持“敢于斗爭、勇于斗爭”的精神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澤東在為民族、國家、人民的革命實踐中始終敢于和勇于斗爭，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不懼強大敵人。為改變中華民族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革命和建設中，敵人越強大，越能激起毛澤東的斗爭意志，正如青年毛澤東所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第二，為人民不怕犧牲。毛澤東強調，“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了人民，毛澤東先后失去了六名至親。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源動力。第三，破而后立。中國共產黨不但善于摧毀一個舊世界，也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大革命失敗后，革命的道路到底該怎么走，是繼續模仿蘇聯革命模式，不斷在中國的城市起義，還是另辟蹊徑？毛澤東認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因而毅然把革命的浪潮引向農村。面對陌生的革命環境，毛澤東始終充滿信心，說：“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毫不懼怕各種“鬼邪”，指出：“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正是憑著“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和精神，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

（三）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內外一系列困難和挑戰，毛澤東“不信邪”也“不怕鬼”，始終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放在首要位置，讓中華民族的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上。政治上，毛澤東強調，面對內外“鬼邪”，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打擊反動勢力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經濟上，毛澤東強調，“經濟問題不解決，則社會上一切問題俱不能解決”，中國想要獲得一個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就需要大力發展經濟和增強抵抗帝國主義的實力。文化上，毛澤東強調，文化一定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軍事上，毛澤東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加強國防建設，并將國防的現代化確立為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外交上，毛澤東強調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努力優化國際環境，團結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

總之，毛澤東的“不信邪、不怕鬼”思想集中體現了他的斗爭哲學，并為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不信邪、不怕鬼”斗爭精神指引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的命運和貧窮落后的面貌，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習近平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偉大成就，指出：“在幾十年艱難而輝煌的戰斗生涯中，毛澤東同志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作出了光耀千秋的歷史貢獻。”

當今世界正處“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想在變局中育先機、開新局和謀新篇，就需要學習和發揚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斗爭哲學和精神，從中汲取滋養，切實做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在這個意義上，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力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進程中，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斗爭哲學具有極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者：忻平，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鄒武龍，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