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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發(fā)布了54頁的題為《修正美國對華大戰(zhàn)略》的戰(zhàn)略報告后，幾乎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內，美國朝野上下對中國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驚人的的“巨變”。不僅美國兩黨政治精英在此問題上的步調一致，美國整個媒體輿論環(huán)境短時間內也向單一論調集中。

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輿論控制模式呈現(xiàn)出復雜的多維形態(tài)，涉及媒體、傳播、教育、政治、情報、外交等多個領域，進而又在西方眾多學科的理論與歷史研究中得到零星的反映。到目前為止，相關的研究、知識、信息仍然分散于各個學科之中，尚未出現(xiàn)全局性的分析與研究成果。

1913年9月至1914年11月，洛克菲勒財團科羅拉多燃料與鐵礦公司爆發(fā)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勞資沖突——聯(lián)合礦工工會由于要求礦主改善礦工處境（如建立安全措施、有權在自己選擇的商店里購物等）的要求被拒絕后開始啟動罷工。洛克菲勒家族雇用了專門鎮(zhèn)壓屠殺勞工的雇傭軍公司“博德文-菲爾茨偵探所”襲擊礦工，該州國民警衛(wèi)隊也參與鎮(zhèn)壓。至1914年4月20日，科羅拉多州陷入上千工人參加的游擊戰(zhàn)，直到威爾遜總統(tǒng)下令聯(lián)邦軍隊開進拉德羅維持秩序。歷史學家估計，共有約200人在科羅拉多州的罷工沖突中喪生。

洛克菲勒家族因為這場大屠殺一度聲名狼藉。為了更好地干預和控制輿論，小約翰·D. 洛克菲勒聘請記者艾維·萊德貝特·李幫助自己應對危機。艾維·李當時成立了宣傳顧問事務所“派克和李公司”，為資本家和企業(yè)提供收費的公共關系服務。艾維·李后來被稱為美國的公共關系之父。

受雇于洛克菲勒財團后，艾維·李站在煤礦資本家立場上，主張需要向工人灌輸“為工業(yè)自由而斗爭”的觀念，“讓工人對自己的工作產生崇高感”，“消除原來的積怨”。他還通過對事實進行片面的剪裁乃至制造虛假信息來操縱和控制大眾輿論。例如，將罷工領袖的年薪數(shù)字篡改成“9周的薪水”，以引發(fā)工人對罷工領袖收入的憤怒等。 作為一個媒體人，艾維·李公開地鄙視事實與真相，1916年他在給美國電氣鐵路協(xié)會做的一次演講中非常直白且坦誠地宣布，“打動大眾心靈的不僅僅是事實，而是事實發(fā)生與發(fā)表的方式……還有什么才是事實呢？陳述一個絕對事實的努力只是試圖……給你我對事實的解釋”。一位自由派記者喬治·克里爾（后來成為威爾遜政府公共信息委員會主席）稱艾維·李為“公共輿論的下毒者”，此后艾維·李擁有了一個伴隨他幾十年的綽號“毒藥艾維”。

在帝國主義時代，“工業(yè)自由”“經(jīng)濟自由”“個人自由”毫無疑問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壟斷財團所有制基礎之上的，這些理念是確保壟斷財團統(tǒng)治合法性的根本核心要素，也是資本主義傳播系統(tǒng)得以運轉的自然法則。客觀地說，這一系統(tǒng)的運作過程，既存在“自下而上的自發(fā)趨勢”，也存在“自上而下的主動控制”。

從歷史角度看，20世紀初美國壟斷財團剛剛形成不久，對大眾傳媒的有計劃的自上而下的主動控制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隨著帝國主義時代的來臨，在大型壟斷財團那里，“基本的社會經(jīng)濟安排”“確保財產所有權及其收益”與“陰謀與陰謀者的秘密運作”往往是融為一體的。例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摩根財團發(fā)行了華爾街歷史上最大一筆外國貸款——發(fā)行5億美元債券支持英國和法國政府，此外還協(xié)助購買了協(xié)約國所需的價值30多億美元的戰(zhàn)爭物資和其他商品。如果協(xié)約國戰(zhàn)敗，摩根財團將損失慘重，于是控制媒體、操縱輿論并將美國拉入戰(zhàn)爭就成了摩根財團必須完成的“商業(yè)計劃”。1917年2月9日的美國《國會記錄》記載了反戰(zhàn)的國會議員奧斯卡·卡拉威的揭露：“1915年3月，J. P. 摩根利益集團、鋼鐵、造船和粉末利益集團及其下屬機構召集了12名報紙界的高層人士，雇用他們挑選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及足夠數(shù)量的報紙來實現(xiàn)控制大眾報紙的政策。他們發(fā)現(xiàn)只需要購買25家最大報紙的控制權。他們達成了協(xié)議；對付報紙的政策是購買并按月支付；每份報紙都配備了一名編輯，以適當監(jiān)督和編輯有關備戰(zhàn)、軍國主義、金融政策以及其他被認為對購買者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內和國際問題的信息。”“自1915年3月以來，全國各地的日報所刊載的材料的性質，已經(jīng)決定性地證明了這個計劃的有效性”，“他們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來使公眾的情緒商業(yè)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壟斷財團的出現(xiàn)，客觀上對全體美國人的利益都帶來了影響和沖擊。從最基本的經(jīng)濟商業(yè)原則來看，針對壟斷財團的揭露性報道毫無疑問會得到全民的關注并使相關媒體獲得商業(yè)的成功。在自由選舉、大眾民主政治的配合下，這一運動似乎可以使壟斷資本主義自身固有的缺陷得到根本性制約與克服。但是歷史證明，扒糞運動這種集中性、批判性并對壟斷財團產生根本沖擊力的揭露性新聞報道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很快就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隨后就是1915年前后壟斷財團對新聞媒體的全面性、系統(tǒng)性控制。

事實上，摩根財團對媒體的控制早在一戰(zhàn)爆發(fā)前就開始了。1910年至1911年，在助手沃爾特·李普曼（當時是一位左翼社會主義傾向的哈佛畢業(yè)生）幫助下，扒糞運動的代表性人物林肯·斯蒂芬斯通過《大眾》雜志發(fā)表了連載八個月的揭露華爾街的報道——斯蒂芬斯調查出紐約金融和企業(yè)機構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他把整個華爾街描繪成一個權力的網(wǎng)絡，而其中心是摩根。斯蒂芬斯還稱摩根的老板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為“美國的老板”。

1912年國會議員查爾斯·A. 林德伯格在眾議院提出了要求調查華爾街權力集中問題的議案。為了控制輿論并影響政治議程，摩根財團的高級合伙人托馬斯·W. 拉蒙特在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的支持下為該集團聘請了第一位公關人員并制訂了“一個秘密計劃”：“為了改善銀行形象，摩根的合作伙伴將與選定的記者會面，與出版商保持聯(lián)系，監(jiān)督報紙，投稿，并私下向編輯抗議批評性文章。”此外，拉蒙特還安排其朋友、媒體人克林頓·T. 布雷納德“秘密”收購了扒糞運動的核心陣地《麥克盧爾》報業(yè)辛迪加。他在1912年5月3日給摩根財團另一位合伙人亨利·P. 戴維森的信中寫道：“我的意思是要布雷納德極為秘密地繼續(xù)干下去。”5月4日戴維森回電：“獲悉布雷納德的收購行動，我非常高興。……我們一致認為最重要的是讓公關人員立即秘密地對貨幣托拉斯的調查開展工作。”

從1912年至1915年，《麥克盧爾》雜志的隕落、扒糞運動與進步運動的失敗，代表著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消亡與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財閥專制主義”的降臨。從那個時代開始，無論是在傳媒領域還是教育領域，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便擁有了自己的大腦、核心和秘密操縱者——壟斷財團。在這個短暫而迅速的過渡過程中，既有媒體所有者和創(chuàng)辦者對資本邏輯的臣服，也有大大小小的資產者自下而上的自發(fā)影響，更有洛克菲勒財團、摩根財團等頂級壟斷財團自上而下的主動的全局性秘密控制。

當然，僅僅依靠市場與資本的方式是遠遠不夠的。1901年美國總統(tǒng)威廉·麥金利被28歲的無政府主義者刺殺，預示著美國面臨著底層和左翼暴力革命的極大壓力。繼任的老羅斯福總統(tǒng)主張在美國建立強大的特務機構，鎮(zhèn)壓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1908年7月美國司法部成立了由專門特務組成的中央特工組織，最初叫做調查局（BOI）。1919年8月，司法部調查局改為情報總局，局長為胡佛——1935年這個機構正式固定名稱即聯(lián)邦調查局。1920年1月2日，帕爾默和胡佛在33個城市針對美國左翼同時發(fā)起閃電般的奇襲，大約6000人被關押。

胡佛領導的聯(lián)邦調查局以及后來成立的中情局，對20世紀的美國政壇及信息輿論系統(tǒng)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胡佛擔任FBI局長位置直到其1972年逝世——其間經(jīng)歷了8任總統(tǒng)、16任司法部長，在美國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胡佛利用各種手段搜集了許多美國權勢人物和各階層公民的“秘密檔案”，他利用這些檔案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并很大程度上深入控制美國政治與社會。1960年美國大選，林登·約翰遜與肯尼迪本是死敵，但是胡佛以肯尼迪的性隱私進行勒索，迫使肯尼迪接受約翰遜為副總統(tǒng)。胡佛與約翰遜在40年代就是鄰居且關系密切，在胡佛的支持下約翰遜1953年成為民主黨領袖。肯尼迪在第一任期內獲得極高的民眾支持度，但是在內政外交諸多問題方面與胡佛、約翰遜等產生激烈矛盾，其結果是肯尼迪遇刺及約翰遜的上臺。基辛格在《動蕩年代》中也指出，“尼克松認為，胡佛完全有能力利用他在調查中獲得的信息來勒索總統(tǒng)”。出于對胡佛和FBI的猜忌，尼克松啟用中情局團隊采取政治監(jiān)聽并與胡佛死后的FBI產生沖突，這最終導致了水門事件與尼克松的倒臺。

比尼克松“水門事件”事件更有說服力的是1980年里根“辯論門”事件。在1980年大選中，退任州長里根通過中情局特工埃德溫·威爾遜及其合作伙伴公關專家羅伯特·格雷（里根競選團隊通信負責人）等人竊取了卡特政府和競選團隊的機密材料，其中包括卡特總統(tǒng)的競選行程、備忘錄、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簡報，這使里根在大選中尤其是電視辯論環(huán)節(jié)的表現(xiàn)完全碾壓卡特——其惡劣性質遠遠大于“水門”。1983年里根競選團隊曾接受眾議院“辯論門”調查小組的調查，但由于情報機構全力支持里根，最終結果卻不了了之，這充分展示了“隱形政府”與“公開政府”之間的實際關系。

沃爾特·李普曼登上歷史舞臺的開始，是一位社會主義傾向的左翼進步記者，同時也是扒糞運動著名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的助手。1914年李普曼創(chuàng)辦《新共和》雜志并出版了《漂移與掌握》一書以與其早期贊同的社會主義思潮劃清界限，并與正在服務于洛克菲勒財團的艾維·李交往密切。后來李普曼結識了威爾遜總統(tǒng)的政治顧問豪斯，從而成為威爾遜總統(tǒng)的重要咨詢班子成員。1917年7月李普曼被任命為美國國防部長助理——國防部招募李普曼的重要目的是影響和滲透勞工運動，“他在國防部的工作是搞勞工關系，他在國防部和美國勞工聯(lián)合協(xié)會之間建立了一種工作關系”。1917年9月，李普曼受豪斯上校邀請成為“調查會”的秘書，1918年6月被任命為陸軍情報處上尉負責在歐洲的輿論與宣傳工作。

威爾遜政府宣布參加戰(zhàn)爭一周后，李普曼于1917年4月12日向威爾遜遞交了創(chuàng)建戰(zhàn)爭宣傳部門的備忘錄。4月13日，威爾遜頒布了第2594號總統(tǒng)令，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PI），并任命克里爾為負責人。而克里爾，正是早年攻擊艾維·李為“公共輿論的下毒者”的那位自由派記者。

公共信息委員會是美國壟斷財團和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民進行全國性、全方位、系統(tǒng)性輿論操縱和政治洗腦的政治機構。20世紀諸多經(jīng)典的思想戰(zhàn)、輿論戰(zhàn)案例均與CPI有關，例如宣稱列寧是德國間諜的所謂西森檔案，便是CPI副主席愛德加?西森案拋出的。李普曼所推動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員會，也孵化了美國眾多公關關系公司和元老級人物，例如1919年為煤礦主集團打擊“煤礦工人聯(lián)盟”的瓊斯公關公司等。

在豐富的媒體輿論操縱實踐基礎上，李普曼形成了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他在1922年《公眾輿論》中指出“制造同意”，“在技術上獲得了極大的改善”，“如果熟知如何制造同意，那就可以改變每一項政治算計，修訂每一個政治前提……我們不再可能信奉原始的民主信條了”。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精英主義者，李普曼對人民和大眾保持著一種非常強烈的貶低和蔑視，他強調，“大眾在不斷接受各種暗示。大眾不是在閱讀新聞，而是帶有對他們進行暗示味道的新聞，這些暗示在告訴他們采取行動的路線。……這就是無名的大眾，只有接受宣傳的份兒”。

曾在公共信息委員會拉丁美洲部門工作的愛德華·伯內斯，后來成為美國公共關系產業(yè)的另一位理論大師和元老級實踐者。通過參加公共信息委員會，伯內斯認識了李普曼并深受其輿論操縱學和精英主義政治學的影響，其公共關系理論及實踐是對李普曼哲學的繼承與發(fā)展。在1928年出版的《宣傳》一書中，伯內斯強調現(xiàn)代社會由隱形政府所秘密控制，“我們的民主必須是領導的民主，即由智慧的少數(shù)來組織和引導大眾的民主。……對于大眾的組織化習慣和觀點進行有意識的、明智的操控，乃是民主社會一項重要的構成因素。那些操縱這種隱蔽社會機制的人形成了一種看不見的統(tǒng)治（隱形政府），他們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統(tǒng)治力量”。

李普曼一生中在新聞媒體和專欄上發(fā)表了大量作品與評論，美國主流輿論也將其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記者”。李普曼對美國公共輿論及全世界的影響即便從表面看也是難以估量的，比如他是公開的第一個使用“冷戰(zhàn)”一詞的作家、媒體人、戰(zhàn)略家。李普曼也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關鍵推動者。1938年8月，巴黎召開了一個為期五天的有26位學者參加的紀念沃爾特·李普曼的座談會。參加者除了李普曼外，還包括哈耶克、米塞斯、雷蒙德·阿隆等。這次會議是朝圣山學會（1947年成立）的最初刺激因素，也產生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一書的主要觀點。李普曼早在1936年出版的《對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一書中就開始支持當時還處于邊緣地位的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經(jīng)濟學觀點。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認為，“李普曼的書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發(fā)展的一個思想轉折點”。

李普曼的媒體輿論實踐從本質上與毒藥艾維一樣，是服務于壟斷財團的對美國大眾（即李普曼眼中茫然無措的群眾）進行的“公關”——李普曼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像毒藥艾維那樣公開地坦誠。1963 年肯尼迪遇刺時，李普曼當時是美國最資深、最著名的記者和媒體人，但是在暗殺事件發(fā)生后的幾個月里，他基本上沒有發(fā)表涉及調查和真相的文章。在沃倫報告發(fā)表后，李普曼支持官方結論。1964 年9月29日他在專欄《今天和明天》中寫道，“任何當代人，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沒有理由質疑這一判決”。然而，李普曼的真實想法與其公開發(fā)表的影響公眾的文章之間存在極大差異。比如，他曾私底下告訴他的朋友羅納德·斯蒂爾（李普曼的官方傳記作者），他懷疑肯尼迪是被謀殺的，“這可能是一個陰謀”，但他卻從未公開發(fā)表此類評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在威爾遜總統(tǒng)命令及總統(tǒng)高級顧問愛德華·豪斯授權下李普曼創(chuàng)建并組織了“調查會”，這個組織主要由100多位美國頂尖社會科學學者、媒體人（包括公關人士）和智囊組成，其任務是為美國壟斷財團的世界性戰(zhàn)略進行系統(tǒng)性規(guī)劃。1921年，李普曼組織的“調查會”與摩根財團的顧問、華爾街律師、美國前國務卿埃希魯·魯特組建的外交關系委員會合并，形成了新的外交關系委員會（CFR），這個組織將美國頂級學者、華爾街財團、媒體、公關產業(yè)等各類精英聯(lián)合組織起來。李普曼在1933年至1937年擔任外交關系委員會董事會成員。自此，華爾街財團操縱下的外交關系委員會一直主導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例如，1933年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主持下，外交關系委員會研究了如何解決美國經(jīng)濟蕭條的辦法，沃爾特·李普曼作為理事參與研究。由于此組織的活動，1934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和貿易協(xié)定法案得以通過。

艾倫·杜勒斯從1927年至1969年一直是外交關系委員會董事會成員，1933年至1944年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秘書，1944年至1946年成為外交關系委員會副總裁，1946年至1950年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總裁。1951年艾倫·杜勒斯成為中情局副局長，1953年成為局長。洛克菲勒財團與摩根財團一直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主要資金支持者。1949年，34歲的大衛(wèi)·洛克菲勒成為外交關系理事會最年輕的董事會成員,1970年出任董事會主席并擔任此職務到1985年。自1985年至2017年去世，大衛(wèi)·洛克菲勒又在長達32年的時間內擔任名譽主席。大衛(wèi)·洛克菲勒去世前所參與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正是2015年的《修正美國對華大戰(zhàn)略》。據(jù)粗略統(tǒng)計，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大部分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國防部長、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美聯(lián)儲銀行董事會成員，都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的成員。

作為美國頭號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與實踐大師，李普曼非常注重推動美國情報機構的建設。在1922年《公眾輿論》中，李普曼在最后一部分即第八部分用四章篇幅專門討論了“有組織的情報工作”，他建議在內閣設立資金、任期、獲取信息三個方面完全獨立的情報機構，“任期應該是終身的”，“情報部門應當有權審閱所有文件，質疑任何官員與局外人”。他還敏銳地意識到，情報機構作為信息中心“將實際橫跨社會科學的整個領域”，需要動員全國的大學學者進行參與形成“聯(lián)合體”，“大學中的政治科學將與美國政治緊密相連”。

20世紀初現(xiàn)代美國情報機構一產生，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行政、暴力、管理、控制機構，它從一開始就注意充分組織與發(fā)動著名大學（包括智庫等各類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與大眾媒體（包括公關關系專家）的作用，并且深刻主導了美國大學、媒體等機構的發(fā)展。二戰(zhàn)結束后，與大財團關系密切的華爾街律師、對外關系委員會核心成員、福特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負責人、美國情報機構的核心骨干、美國大型媒體-著名高校和主要智庫的主導者，這五大領域的核心人員通過旋轉門式人員流動日益融為一體，最終在情報機構的組織下形成了官-產-學-研相結合的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這一切都跟李普曼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與實踐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

20世紀50年代的艾森豪威爾時期，受李普曼提攜并與其長期交往的杜勒斯兄弟分別成為美國國務卿和中情局局長。記者卡爾·伯恩斯坦1977年在《滾石》雜志發(fā)表的文章披露，1953年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采取措施在美國最著名的新聞媒體機構發(fā)展特工，他們開展了一項正式的培訓計劃來教導其特工成為記者：情報官員“被教導要像記者一樣發(fā)出聲音”，然后在管理層的幫助下被安排到主要新聞機構。根據(jù)中央情報局總部存檔的文件，至20世紀70年代已經(jīng)有400 多名著名媒體的美國記者為中央情報局秘密執(zhí)行任務。即便是《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也在中情局全面掌控之下，“從1950年到1966年，由該報已故出版人亞瑟·海斯·蘇茲貝格批準安排，大約有10名中央情報局員工得到了《紐約時報》的掩護”。

二戰(zhàn)后美國情報機構控制媒體的努力并不是從中情局開始的。1948年，在喬治·凱南的幫助下，華爾街律師出身的弗蘭克·維斯納按照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NSC10/2指令組建了政策協(xié)調辦公室（原名特別項目辦公室）并擔任主任，其任務是“宣傳、經(jīng)濟戰(zhàn)；……顛覆敵對國家，包括援助地下抵抗組織，以及支持自由世界受威脅國家的本土反共分子”。維斯納建立了“嘲鳥”項目以操縱美國及全世界媒體，“到20世紀50年代初，維斯納是擁有《紐約時報》、《新聞周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其他通信工具的受人尊敬的成員”。后來弗蘭克·維斯納帶著他的秘密網(wǎng)絡和“嘲鳥”項目進入中央情報局并成為中情局副局長，是中情局控制美國及全世界思想輿論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直接負責人，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成立、好萊塢動畫電影《動物莊園》的拍攝，都是由維斯納指揮中情局組織與資助而完成的。

中情局全面控制美國主流媒體的案例有很多，比如艾倫·杜勒斯與《時代》和《生活》雜志的創(chuàng)始人亨利·魯斯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魯斯“欣然允許他的某些工作人員為中情局工作，并同意為其他缺乏新聞經(jīng)驗的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和證書”。而《生活》雜志的出版人、《時代》公司副總裁C. D. 杰克遜的真實身份是中情局特工。杰克遜從1960年開始擔任這些職務直到1964年去世，他是魯斯與中情局聯(lián)系的“私人特使”，并且在中途“去白宮擔任了一年的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助理”。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同為美國戰(zhàn)后頭面媒體的《華盛頓郵報》。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蕭條之后，這家媒體已經(jīng)瀕臨破產，正是在中情局扶持下它很快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機構。《華盛頓郵報》的控制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與中情局的私人關系”，“實際上正是《郵報》公司在戰(zhàn)后發(fā)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

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壟斷資本階段之后，必然以壟斷財團為核心產生有組織的“隱形政府”來實現(xiàn)對資本主義政治、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全面控制。生產-經(jīng)濟-金融的全面壟斷與集中，必然導致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的全面壟斷與集中，這種集中可能是法西斯式的，也可能是“隱形政府”式的（披著自由民主外衣）——無論如何，在帝國主義時代之前曾經(jīng)局限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內部的民主、共和、自由、多元都開始煙消云散了。一方面是彌漫于媒體輿論產業(yè)的基于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的自下而上的自然自發(fā)趨勢，另一方面是壟斷財團直接掌控的自上而下地控制大眾思維和社會輿論的各類社會與政治機構（情報機構、對外關系委員會、公共關系公司、大型媒體、教育與研究機構），這兩者也是高度融合的統(tǒng)一的有機體。這種有機體的作用在已有的政治和輿論生態(tài)發(fā)生重大改變或轉折的時候更能清晰地展示出來——或許基于此，我們能夠更好地判斷2015年以來中美關系大轉折背后的癥結。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8月刊，原題為《“隱形政府”：美國意識形態(tài)控制機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