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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的緣起

在國內幾處重要地方，掛著一篇文章：《〈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思與辨〉書評》（下稱《書評》）。近日偶然看到。寫作本文，本出于無奈，時間又有限，我也未查作者為誰，也未讀《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思與辨》，等等。本文假設《書評》對該書的概括是準確的。

大約十年前左右，我還沒有注意到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曾因國內流行比較優勢話語而撰寫并發表多篇批判比較優勢理論的文章。我發表了自己的一些批判文章之后才發現，薩繆爾森自己在2004年，他89歲高齡的時候，撰寫了一篇文章，否定了他堅持了半個世紀的比較優勢理論。我看到的是國人翻譯的這篇文章，標題挺刺激的：“自由貿易：福兮禍兮”，才知道薩繆爾森改變了自己關于比較優勢的觀點。2004年是什么年？是中國加入WTO的第三年。薩繆爾森寫這篇文章干什么？同志們，我推測，他是在理論上反對克林頓同意中國加入WTO的決定，他推動美國以暴力的方式把中國作為敵人，而不是如尼克松、克林頓那樣以和平演變的方式把作為敵人。當美國給中國打起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企業戰之后，我想，我撰寫的批判比較優勢的文章得到印證了。美國除非是不得已，是不可能與中國搞比較優勢的。如果美國人說與中國搞比較優勢，那么，它除非是不得已，或者是美國吃肉中國喝湯，否則，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比較優勢。

雖然這些文章劍指李嘉圖和薩繆爾森的比較優勢理論，而不是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理論，但既然否定了李嘉圖和薩繆爾森這兩位西方大佬的比較優勢理論，我也就不大相信中國能有什么人能夠提出什么真正科學的比較優勢理論了。

林毅夫教授2012年出版新結構經濟學的專著以后，既然有那么多，包括斯蒂格里茨那樣的大佬推薦，我抱有較大的希望，希望能夠看到林毅夫教授得出一個漂亮的理論來。但一讀之后，希望變成失望。因為按照《書評》的說法，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主張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應從其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出發，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這必然會存在邏輯一致性問題：依靠自身稟賦，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必然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在經濟領域，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見解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階級結構。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是看不到階級結構的。拋開了階級結構，能夠提出什么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來嗎？拋開了階級結構，新結構經濟學就變成了掩蓋階級結構的學說。而且，我記得林毅夫教授還宣稱新結構經濟學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方法（抑或是基礎），以比較優勢為戰略。新古典經濟學基本上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兩條線的對立的理論。我七八年前本來撰寫了一篇文章，與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理論商榷，但思忖再三，沒有發表。

然而，看起來，林毅夫教授所建構的比較優勢理論與李嘉圖和薩繆爾森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有所不同的。李嘉圖的理論是主張英國和葡萄牙搞比較優勢，薩繆爾森的理論是主張美國和歐洲搞比較優勢。而林毅夫教授的理論應該是主張中國和美國搞比較優勢——想一想2012年時的中美關系還是比較平穩的，雖然早已是暗流涌動。據我所見，李嘉圖和薩繆爾森的比較優勢理論都沒有談什么稟賦。稟賦的概念是赫克歇爾和俄林引入到比較優勢理論的。稟賦是什么？在漢語中，它的意思是人所具有的智力、體魄等素質、天賦。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資源稟賦是什么？我想（請原諒我沒有時間去仔細核對赫克歇爾和俄林的原文），它的意思是一個國家本來就有的資源。然而，什么叫作本來就有的資源？赫克歇爾和俄林等人在談論資源稟賦的時候，一般是以森林等自然資源為原型的。那么，中國要實現發展，依賴什么樣的本來就有的資源才算是有比較優勢呢？在我的印象中，林毅夫教授長期的主張是豐富的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本來就有的資源。我就請問，中國依靠豐富的廉價的勞動力能夠實現長足的發展嗎？在撰寫批判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文章時，我查閱了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我看到，李嘉圖在他的相關論述中提到了一句話，即兩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格局取決于兩個國家的技術水平。然而，李嘉圖全書可能僅僅在那里提到了技術對比較優勢的決定性作用。再請原諒，我沒有時間和心思去再次查閱原文，將準確的原文引到這里了。我看到李嘉圖的那句話后，我就知道，李嘉圖是很厲害的。我沒有看到有中國的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將技術作為價格的關鍵決定變量是我在2011年的一篇論證為什么不能說供求決定價格的文章里明確提出來的，并在我批判李嘉圖和薩繆爾森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得到進一步的闡發。很顯然，林毅夫教授依靠廉價勞動力產生比較優勢也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所以導致中國產品成本低，從而導致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低價產品勝過高價產品。而這樣一來，所謂比較優勢實際上是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了。——到2012年的時候，中國的產品似乎依然大量是出口美國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薩繆爾森2004年的文章被翻譯成中文之后，我看到林毅夫教授的著名同事周其仁教授在2006年4月21日《經濟觀察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也討論薩繆爾森的文章。對薩繆爾森的這篇文章，周教授“猜想讀者中喜歡這個推理的不會很多”，他“自己也不喜歡”，可是“倒覺得薩繆爾森這篇論文最厲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他關于‘后進經濟在原先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部門大幅提高了生產率’的設想。遠的不論，單就這次在臺州的所見所聞，就足以證明薩翁的構想貼近真實”，因而“只好同意”薩繆爾森的“中國的技術進步可能長久損害美國利益”的結論。然而，周其仁教授又說，“真實世界里的歐美、日本尚具比較優勢的玩意還很多，中國、印度等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領域里的生產率進步又不過剛剛開始，遠不夠普遍，更不夠快。因此，所謂‘有時自由貿易長久損害美國利益’云云，還完全不是今天全局性的事實。”看來，周其仁教授對比較優勢理論也是有懷疑的，只是還沒有從比較優勢的話語里徹底地擺脫出來。同志們請想一想，假如你沒有如周其仁教授那樣去臺州做調研那樣的機會，你就相信比較優勢理論嗎？為什么中國古人能夠做到“不出于戶，以知天下”呢？無它，唯讀書破萬卷而又“慎思之，明辨之”耳！而且，除非兩個國家完全一樣，否則，假設一個國家在某些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另一個國家一定在其它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哪里有什么“真實世界里的歐美、日本尚具比較優勢的玩意還很多”的說法呢？

如果不是閱讀了《書評》，我上面的思考也就會爛在肚子里了。可是，讀了《書評》，我覺得，上面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話需要說出來。因為比較優勢理論、話語在中國造成太多的誤解和誤導了，而且還可能會繼續造成新的誤解和誤導。《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思與辨》的作者王勇副教授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當然所受訓練非同尋常了。但從《書評》看，在慎思和明辨上所下的功夫還是不夠的。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中國諸多學者存在的共同的問題。我相信，《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思與辨》是對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是做出了重大改進的，但我認為，這種改進還是不夠的。

閱讀了《書評》，我認為，似乎可以從如下方面進一步改進新結構經濟學。

為什么要去掉稟賦這個詞呢？既然稟賦這個詞在漢語中包含了天生的意思，它所對應的英文單詞endowment的意思是捐贈、天賦、捐款、資助、才能、天資，那么，要素稟賦這個詞的含義不就是天生就有的要素嗎？各個國家的發展能夠靠天生的要素嗎？這是無稽之談。難道中國學者非要在稟賦這個詞中加上人造的含義嗎？如果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將發生變化”這句話就是不通的。為什么要多個“稟賦”二字呢？這句話，如果保留要素二字，豈不是可以改寫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要素及其結構將發生變化”嗎？這樣，豈不是更為精煉嗎？為什么要強調稟賦這個天生性的因素呢？強調稟賦不是唯物主義話語，而是宿命論話語。——應該指出，從人類社會形態的變化的意義上看，真正能夠稱得上是要素的東西是不多的，只有勞動力、土地和資本。連技術都不是。為什么？因為土地所有者收入在封建社會的GDP中可能占到30%的份額，而在封建社會，資本把土地的這個份額給剝奪了，變成自己的了。

“市場失靈”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特殊條件（即中國1992年剛剛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下對于market failure的引入和翻譯，目的是為了防止片面迷信市場經濟。然而，failure的意思是失敗，而不是失靈。從這個角度看，把它翻譯成市場失靈是誤譯。西方學者提出market failure的意思應該是市場失敗，其指向應該也是不應過度相信市場，甚至是表達了對市場經濟的不信任。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微觀經濟學教材的編寫者們把市場失敗理論也堂而皇之地與市場機制理論放在一起，教給學生，毫無邏輯違和之感。在西方，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因此，市場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失敗，就蘊含了主張極端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失敗。

雖然現在有人把market failure思想溯源到西斯蒙第，但就我的印象，market failure的提法應該是在20世紀70年代才在西方出現和流行的。而這時，結構主義已經趨于沉寂了。1950-1970年代美國的結構主義者似乎很多并沒有強調市場失靈或市場失敗，而是強調生產力低下。市場的本義是交換。西方結構主義者當然清楚，沒有生產，就不能發展交換。沒有生產的發展，談什么市場失敗。所以，西方結構主義者主要著眼于貧困惡性循環、大推進等理論。而中國著名學者華中科技大學張培剛教授也可以說是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他主張農業國搞工業化。農業國比較豐富的資源稟賦是什么？是農民。農業國比較擅長的事情是什么？是農業。按照比較優勢的理論，那么，按照新結構經濟學，1949-1976時期的中國應該以發展農業為先導的。這種與梁漱溟殊途同歸的觀點當然是荒謬的，也是與張培剛教授的理論相違背的。

武漢大學是發展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重鎮，在介紹、研究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作為本碩博畢業于武大的學子，學習和閱讀過的武漢大學學者編寫的教材和撰寫的著作中，似乎沒有說西方結構主義者主張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西方1950-1970年代的結構主義者沒有那么高的想象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是雜糅了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化理論的一種后來出來的話語。其實，它可能暗指斯大林和毛澤東主席所主張的重工業優先發展。如果這樣，那么，新結構主義所否定的結構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和1949-1976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和成就，抹殺它的成就，把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說成是荒謬的，不可持續的。——這很有點兒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這個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傳統哩！很得到美國極右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真傳哩！馬克思主義當然重視結構，但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標榜自己是結構主義者。

第五，不能說“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于，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不是在于它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而是在于對市場失敗缺乏正確的認識。類似以上，government failure也不能翻譯成政府失靈，而應該翻譯成政府失敗。西方學者都知道，西方國家的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因此，西方學者提出的政府失靈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政府失敗。而資產階級政府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因此，在西方，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幾乎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資產階級失敗了，資本主義失敗了，資產階級政府失敗了，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也會失敗，無產階級政府也會失敗。即使失敗，失敗的理由也不同。而新自由主義預測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府必然失敗，即使取得成功，也是失敗，隱藏著失敗的種子。這種觀點本來應該是用到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府身上的。中國人的經濟學不應該陷入到西方政府失敗論的話語邏輯之中。

第六，新結構經濟學所認為的“一個經濟體按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經濟取得穩定、快速、包容發展的最佳途徑”的觀點是錯誤的，是不能要的。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個視野狹窄的經濟學理論，卻得出了這樣一個普世的命題。這是巨大的矛盾。新結構經濟學的作者們過于自負了。這種自負是致命的。它不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卻說自己的科學的理論體系，而且似乎適用于所有國家。請問，英國和美國是否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來發展的？如果是，那怎么解釋英國的一度的日不落帝國？如何解釋英國的衰落？如何解釋美國那么看重自己的世界霸權？如何解釋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中國又如何面對這種遏制？等等。如果不是，那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的？面對美國的遏制，中國又如何按照自身的要素稟賦來發展經濟？對中國而言，哪些產業是有比較優勢的？中國全產業鏈的工業體系是否要去掉那些比較劣勢的產業，從而成為殘缺不全的工業體系？如果這樣，一旦發生戰爭，中國缺乏必要的工業品，怎么打仗？賠上人民本來可以不賠的性命嗎？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完全是一種純經濟學的臆想了！

所謂按要素稟賦結構特性來發展比較優勢產業是最佳路徑的說法不僅在歷史上完全拒絕蘇聯和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經驗，而且在哲學上拒絕辯證法，也排斥了十八大之后的黨中央提出的補短板戰略。辯證法認為，優勢劣勢都是相對的，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短板是可以補上來的。這樣一對比，就可以知道，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戰略最多是蝸牛爬行式的發展戰略，最多是缺乏戰略眼光的發展戰略，也是不問收入分配的戰略。它無助于中國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我曾指出，比較優勢戰略最多只能適用兄弟般的國家。李嘉圖就是這樣用的。而英國的一個勛爵指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按照這位勛爵的說法，李嘉圖的想法也是不可靠的。

第七，作為一種研究，新結構經濟學或許是不錯的，但作為一個理論，特別是作為一個意欲讓中國人信奉的理論，新結構經濟學的視野就太狹隘了。林毅夫教授認為產業政策必要的觀點是正確的，是優于張維迎的市場論的，但這不是因為新結構經濟學優越，而是因為張維迎的市場論太糟糕。僅僅有產業政策是不夠的，其對產業政策的支持還屬于純粹的從而也是狹隘的發展觀點，與唯生產力論曲徑通幽。按照《書評》，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的資源和執行能力有限，只能針對所要發展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需要來完善軟、硬基礎設施，也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針對特定產業的‘產業政策’才能發揮‘有為政府’所應該有的作用。”這是什么意思？這幾乎就是亞當·斯密的守夜人的觀點，只不過要政府比守夜人多干些事情而已。按照這種觀點，中國還需要存在國有企業嗎？在我看來，國有企業相當于人民和政府在經濟中的派出機構、代理機構。如果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則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要比新結構經濟學所主張的要大得多。如果新結構經濟學不改變它的這個核心主張，就不可能適用于中國。它基本上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變型，所以，不可能是如它所宣稱的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所謂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只是它拿來掩蓋自己實質的一個幌子而已。

第八，新結構經濟學還是過分迷信市場，濫用有效市場概念。《書評》說，“企業會按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必須能夠充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有效市場只是西方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一個學術假說。新結構經濟學把這個假說看作了一種可能實現的前景。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經濟有一個周期。而在一個周期中，市場有時看起來運轉良好，但接下來必然發生危機乃至崩潰。到底是運轉良好是前景還是崩潰是前景呢？美國在衰敗，而且是大勢所趨，而且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總趨勢。美國也有強大產業政策。產業政策阻止了美國衰敗大大趨勢了嗎？沒有！如此，怎么可能把 “實現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作為一個美好的前景呢？這不是過分迷信市場又是什么呢？

三、結論和結語

綜合以上，雖然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可能“已得到經濟理論工作者的廣泛關注”，王勇副教授對它的思辨可能有《書評》所指出的那些貢獻，特別是“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地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觀點及政策內涵”，——本文也正是間接地基于王勇副教授的著作而寫，但本文認為，如果“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和看待新結構經濟學”，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新結構經濟學雖然有些新意，但如果以上八大方面不加以改進，它就不能代表中國人所達到的經濟學水平。實際上，它距離成為一種符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科學還較遠。

寫作本文，并不是針對某些個人，因為本文所指出的許多問題在中國經濟學界存在得太普遍了。如果連中國最著名的學者都犯一些最基本的錯誤，我們就無法指望中國經濟學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就可能數典忘祖，離經叛道，在經濟學領域貽誤中央提出的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戰機！

寫作此文，還讓我產生許多感受。目前，國內至少在某些單位，對博士研究生畢業的要求越來越高。我想，如果我們一些應該已經比較成熟的學者在理論上還存在種種基本性問題，那么，對博士畢業生要求太高是否現實呢？讀博士只是一個階段。只有極少數博士生能夠在博士階段拿出真正推進科學進步的成果來。在哲學社會科學界，據說，有一個規律，只有年齡足夠大，才有可能拿出真正像樣的成果來。我想，這個規律大致是可靠的。只有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能夠在30歲左右寫出《共產黨宣言》這樣的理論文章，只有像列寧、毛主席那樣的有著堅實的文化基礎和實踐經歷，才能在24歲寫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和在32歲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樣的理論文章。而他們也都是文章越寫越好。我們現在的博士生普遍都是從學校到學校，學習的內容被八股式考試局限了，也根本沒有機會實踐。怎么可能有很多人年紀輕輕就拿出很好的成果來呢？

我們可以說，創新是少數人的事情。現在，我們的博士生培養是工廠式生產，而且在經濟學領域，以西方范式，特別是計量范式為主流范式。怎么指望他們都寫出高級的成果來呢？學術成果靠外力逼是逼不出來的，只能逼迫他們投機取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因循。因此，我建議我們國家對博士生培養的形式主義要求減少一些。我認為，中國的學術水平很快就能全面處于世界第一。即使少一些形式主義的要求，也必定有人會以高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從而攀桂步蟾宮、鯉魚躍龍門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