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珍愛和平,我們決不搞侵略擴張,但我們有戰勝一切侵略的信心。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這是最高領導人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一段講話,這段雷霆萬鈞的講話久久響徹在中華大地的上空。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堅決地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同樣地,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緬懷歷史上那些為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而作出貢獻的杰出人士!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豐功偉績!
中國政府2003年發布的《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中就提到:自漢朝于公元前60年在新疆設‘西域都護府’之后,中國歷代中央政府都對新疆進行軍政管轄。在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晚清末年,沙俄帝國主義侵占我國西部大片領土,境外的阿古柏匪幫侵占南疆,沙俄進而占領伊犁,新疆危急。就在這一危急關頭,李鴻章主張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卻力主收復新疆。在他年逾花甲、疾病叢生而奉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收復新疆軍務之時,他毅然抬著棺材出征,經過艱苦奮戰,終于收復新疆,使新疆回歸祖國大家庭。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他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豐功偉績,永遠彪炳史冊,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永久緬懷!
一、新疆危急
新疆這片大好河山,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約占我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是我國西北邊疆的戰略要區;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家庭成員;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華文明沃土,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就在140多年前,新疆差點從我國大家庭中分離出去!那是一個風雨如磐、血雨腥風的歲月!
1865年,鄰近新疆西部的一個中亞浩罕汗國的阿古柏匪幫入侵新疆,先后幾年間占領了喀什噶爾新城、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吐魯番和烏魯木齊等地,并侵占了新疆的大部分地方。狡詐歹毒的阿古柏在占領區建立野蠻的殖民統治和恐怖的特務統治,殘害和蹂躪我國新疆的各族人民。阿古柏政權是外國侵略者建立的殖民政權,故對占領區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思想控制特別野蠻和殘酷,令人發指。新疆各族人民處于災難的深淵之中。
不僅如此,英國和沙俄這兩個當時爭霸世界的殖民大國也插手新疆問題。阿古柏殖民政權的出現,自然引起了英、俄兩國的極大關注,它們都力圖把這個政權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作為自己侵華戰略棋盤上的一枚棋子。沙俄帝國主義者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侵奪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以后,又在1864年11月強迫清政府簽訂它預先炮制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強占了我國西北邊疆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此外,還貪得無厭,覬覦我南疆地區。1870年,當在我南疆地區建立了殖民政權的阿古柏匪幫侵占烏魯木齊,進入北疆,沙俄認為阿古柏有可能在伊犁建立“親英”的統治,于是決定對伊犁進行軍事占領。同年5月15日,集結在伊犁西境的沙俄侵略軍無視中國主權,分兩路攻入并占領伊犁地區。英帝國主義為了與沙俄抗衡,加緊了對南疆的滲透。1874年2月2日,一個英國使團在“訪問”喀什噶爾后,與阿古柏匪幫簽訂了一個對英國十分有利的條約。因為阿古柏對沙俄滿懷疑懼,因而希望尋求英國的庇護。英國使節茀賽斯承認阿古柏是“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地區元首”,還為他帶去了兩門小炮和各種槍支,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派一個領事和一兩萬名武裝軍隊駐扎在喀什噶爾保護你。”不僅如此,英國還指使其附屬土耳其蘇丹向阿古柏提供軍事、政治顧問。阿古柏匪幫變成了英、俄帝國主義的走狗,成了它們侵略中國新疆的工具。
新疆危急!我國西北邊疆危急!戰云密布,我國西北邊疆被外國殖民者肢解的慘禍迫在眉睫。同時,這也表明了新疆的形勢不僅危殆萬分,而且十分紛繁復雜。要收復新疆,即須粉碎阿古柏外來勢力,又要同野心勃勃的沙俄、英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這增加了收復新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
二、“海防”與“塞防”之爭
面對我國西北邊境岌岌可危的形勢,當時,一些有遠見的官員都要求重視“塞防”,堅決抗擊沙俄入侵之敵,收復失地。如左宗棠、丁寶楨、文彬、吳元炳等都力陳抗俄的重要性,湖南巡撫王文韶更主張“以全力注重西征”。
而作為身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聲勢顯赫,大權在握,他反對西征,在其影響下,有相當一部分廷臣和地方督撫都按照他的旨意,主張暫停“西征”。這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為了阻撓清軍西征,盡力對李鴻章施加影響。1874年11月,威妥瑪派漢文參贊梅輝立到天津,向李鴻章建議把伊犁讓與俄國,天山南麓給阿古柏,以期緩和英與沙俄的矛盾,并扶植阿古柏殖民政權。威妥瑪的意見對李鴻章主張放棄新疆顯然起了很大作用。
1874年12月10日,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其《籌議海防折》中,公然主張放棄新疆,攻擊自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叛亂后經由中央直接派官管理是“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已為不值”,并且認為新疆北鄰沙俄,南近英屬印度,“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而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李鴻章強調“海防”重于“塞防”;“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其結論是:“對已經出塞或準備出塞之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這樣,李鴻章挑起了一場“海防”與“塞防”之爭。
1875年2月12日,李參加同治皇帝喪禮后回到天津,不顧疲勞,立即寫信私交甚厚的河南巡撫錢鼎銘,唆使他“抗疏直陳”,要求調回在塞防前線的宋慶部豫軍,以削弱西征軍實力。次日,李又寫信署江西巡撫劉秉璋,指責他贊成收復新疆。3月17日,李在寫給山西巡撫鮑源深的復信中,攻擊收復失地的主張使“各省財力分耗太多,西陲恢復無期,已成無底之壑。”正是在李鴻章的唆使和鼓噪之下,一時間,“邊疆無用論”、“得不償失論”、“出兵必敗論”甚囂塵上。在一片要求對西征停兵撤餉的叫嚷聲中,新疆的命運確實令人擔憂。
李鴻章之流竭力鼓吹的“新疆無用”,“得不償失”等謬論,實質上是主張放棄祖國西北的大片領土。在失敗主義思想的支配下,認為收復新疆是辦不到的,其理由是沙俄已占據伊犁,阿古柏又與英、俄、土耳其相勾結,“我軍甚單,敵勢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餉,恐亦難收掃蕩之功”。這些都是投降賣國的論調。
與李鴻章恰恰相反,左宗棠卻堅決主張收復新疆。
1871年前后,左宗棠因年事已高,百病叢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因年逾花甲,長期積勞,日益衰弱,經常腹瀉,腰部酸痛麻木,筋絡不舒,“動必須杖”,本來一再表示倦勤,打算告病乞休。1871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地區,其時正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怒發沖冠,他敏銳地察覺到沙俄進行擴張的野心越來越大,故在寫給正在請假回湘的部將劉錦棠的信中指出:“俄人侵占黑龍江北地,形勢日迫,茲復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為之備。”他對抗擊沙俄侵略,保衛祖國,具有很大的決心。他說:“俄人戰事與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他寫信給兒子說:“西事無可恃之人,我斷無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當。”又寫信給舊部浙江巡撫楊昌浚說:“此次力疾西徂,原為剿賊,亦以俄事非他人所能了,即才力十倍于我者,亦慮人不遽信,而機緒一失……大局何堪?失此不圖,恐此后求如目前局勢,不可得也,”左宗棠以英、俄帝國主義為對手,積極收復新疆,“還我河山”,愛國心竟能如此強烈,甘冒敗則家破人亡的風險去效命疆場!
1873年春,左宗棠在寫給總理衙門的復信中,詳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并明確地提出了規復新疆的具體方案。這是一個很有見識的意見書。左宗棠認為沙俄霸占伊犁,“恐非筆墨所能爭”,終究要通過戰斗將其收回。他分析了當時關外各軍的現狀:兵力單薄而冗雜,指揮不一,軍無斗志,因而不可能使之立即“克復要地”。他指出:作為進兵孔道和前進基地的河西走廊,已受到嚴重破壞,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宜貿然出兵的。因此,他主張“從內布置,從新籌度”,從“兵事”方面說,欲粉碎俄人侵略陰謀,必須先定南疆,而欲收回伊犁,則必須“先克烏魯木齊”;從“餉事”方面說,固應“別籌實餉”,在肅州設立糧臺以司其事,但還要注意節約開支,“將各軍專餉歸并為一,相其緩急,均其多寡”。
針對李鴻章之流“新疆無用”、“得不償失”等謬論,左宗棠則強調國家領土尺寸不能讓人,何況“天山南北兩路均有富八城、窮八城之說,北自烏魯木齊以西,南自阿克蘇以西,土沃泉甘,物產殷阜,舊為各部腴疆,所謂富八城者也”,決不能籠統地認為新疆是“萬里窮荒”而讓它被外來侵略者霸占。至于新疆能否收復,左宗棠的意見是:“勿論賊勢強弱,且自問官軍真強與否”,他認為只要“剿撫兼施”,“糧運兼籌”,西征是可以獲勝的。同時,他在《遵旨密陳片》中,還建議調整前線將帥,以建立一個協調一致、有權威、有效率的統帥部。
左宗棠等人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執政的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文祥的支持。他認為“以烏垣為重鎮,南鈐回部,北撫蒙古,以備御英俄,實為邊疆久遠之計”,遂“排眾議之不決者,力主進剿”。這樣,清廷終于下定了收復新疆的決心。
1875年5月3日清廷發出“六百里加緊”諭旨,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授予他籌兵、籌餉、指揮軍隊的全權,并明令將鎮迪道歸陜甘總督統轄,還重新組建了西征軍最高統帥部。
三、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艱苦準備
矢志收復新疆的左宗棠受命于危難之際,毅然承擔起收復新疆的重任,充分地表現出他滿腔的愛國熱忱。他要規劃全面收復新疆的方略。
左宗棠是一個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同時他又通曉政治和外交策略。他對新疆進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制訂了一整套正確的戰略戰術。根據新疆地形北高南低的特點,結合當年乾隆平定新疆叛亂先定北路、后及南路,用富八城的財富,養我在疆分屯列戍之兵的用兵策略,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基本戰略是“先北后南”、“緩進急戰”,作戰原則是“廣儲糧草,杜其竄路,然后相機大舉聚然殲之”。戰前的備戰工作非常充分,精心籌劃。此外,左宗棠為了做到“知已知彼”,他很重視對敵情的搜集和分析。他多次派人出關了解阿古柏竊踞新疆的各種情況,并認真加以分析。他還通過在上?;I辦軍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國動向,搜集外交情報,以配合軍事行動。他對英、俄爭霸亞洲的矛盾,認為原因是起源相爭印度與土耳其。他為了利用英、俄的矛盾,集中力量消滅阿古柏政權,主張暫不涉及伊犁問題,1877年俄土戰爭爆發,伊犁將軍金順企圖“乘間抵隙”,乘伊犁俄軍空虛,襲取伊犁。左宗棠制止了金順的行動。他認為應在收復南疆以后,立足既穩,再來解決伊犁問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還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反復強調“分清敵我”、嚴禁殺掠”、正確對待俘虜等政策,對收復新疆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要收復新疆、消滅阿古柏匪幫,首先必須組建一支軍紀嚴明、訓練有素而敢打勝仗的雄師勁旅。所以他整編軍隊,汰弱留強。他飭令所部將領,凡官兵不愿出關的,不可勉強,應予資遣回籍。應該說西征軍是由志愿出關的愛國官兵組成的愛國軍隊,士氣飽滿。為了提高軍隊戰斗力,左宗棠還對部隊進行了整頓、集訓。左宗棠對出塞各營,嚴令“勤加學習,以期精而又精,克收寡可抵眾實效”。對出關各軍的火力配備,左宗棠也加以調整和充實,盡可能使之擁有比較先進的武器。同時,他還建立了一支專業化炮兵——侯名貴炮隊。對一些有利于指揮作戰的儀器,左宗棠盡量采用,如前線指揮官就使用了雙筒望遠鏡。所以,英國人包羅杰就評論說:“這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中國軍隊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亞的中國軍隊,它基本近似一個歐洲強國的軍隊。
然而,參加收復新疆這一戰斗的部隊,極為龐雜,計有劉錦棠的“老湘軍”(包括左部的“楚軍”),張曜的“嵩武軍”,金順的混合軍團,徐占彪的“蜀軍”,易開俊的“安遠軍”,金運昌的“卓勝軍”等多路人馬。各軍的素質、武器配備和戰斗力的強弱,均不相同,這在使用上必然存在某種困難,對于一般將帥來說是不容易指揮的。但左宗棠在以后指揮這支部隊時,他就注意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部署,他以劉錦棠和張曜所部為主力,把各軍組成一支攻防協同配合的整體。在任用將校時,左宗棠著眼于他們的實際才能,而不憑個人的好惡為取舍標準,做到各盡其才。
眾所周知,任何戰爭,都是燒錢的,無論其規模大小。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也必然是將耗費巨大的錢財。西征費用浩繁,與一般情況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西征軍官兵七、八萬名,每年需餉銀六百多萬兩,外加出關糧運經費每年二百數十萬兩;第二,整編軍隊,汰弱留強,被裁遣的官兵欠餉有年,不僅應補發全部欠餉,還須籌措把他們打發回家的路費;第三,進軍新疆,路程遙遠險阻,運輸艱難,軍糧等軍需物資的運費極高;第四,經過長期的兵連禍結,甘肅等地人民流離失所,急須安撫流亡,恢復生產,一則鞏固新疆的后方,再則來年可以在甘肅采買較多的軍糧,以免遠去寧夏、包頭等地采買糧食。左宗棠從長遠規劃,以鞏固新疆的后路著眼,命令甘肅地方官大量散發種子、種羊,設立粥廠,發放賑濟款項等等。這又是一筆省不得的巨大開支。僅從前面所提到的左宗棠統帥的部隊一年的軍費支出就要約八百多萬兩,國庫只能撥給五百萬兩,缺口三百萬兩,可見問題的嚴重。當時,清政府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捉襟見肘,不但中央“部藏無余”,各省也“庫儲告匱”,要進兵新疆卻拿不出錢來。軍費從哪里來,確實是令左宗棠大為頭痛的大問題。為了擺脫困境,左宗棠只好請求借外債以充軍費。重息借外債,從經濟角度言,當然不合算。但是,假如沒有這筆貸款,西征軍則根本不能出關,而收復新疆的大業,則必將成為泡影。所以,左宗棠權衡利弊,從長計議,不得不忍痛吞下這個苦果。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戰爭的一條鐵律!關于籌糧和運輸問題,左宗棠曾說:“糧、運兩事,為西北用兵要著。”對于軍糧的采購和運輸,左宗棠確實頗費了一番心思。正如他以后寫給沈葆楨的信中所說:“西事籌兵非難,惟采買、轉運艱阻萬狀。”
在籌措軍糧時,左宗棠用政治家的眼光,注意處理好“軍糧”與“民食”的關系,其主張是“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為不竭之源”。他深知解決軍糧問題不能單靠征購,故采購之外還重視屯田。他說:“歷代之論邊防,莫不以開屯為首務。”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左宗棠籌措了西征大軍所必需的大批軍糧。到光緒二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地區已集中了約二千四百八十萬斤軍糧。
除軍糧外,對其他軍需物資的補給,左宗棠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他在上海設立采辦轉運局,負責購運槍炮彈藥,籌借外債,收集情報;在漢口設立后路糧臺,轉運上海采購的軍需物資;又在西安設立一個總糧臺和一個軍需局,便于向各省催解協餉和轉運自漢口運來的各種軍需物資,作用很大,此舉可以緊縮機構、節約開支,且能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1873年初,左宗棠在蘭州設立兵工廠——甘肅制造局正式投產,除改造中國的舊式火器外,還“能仿造布國螺絲炮及七響槍”。1875年,左宗棠又在蘭州建立火藥局,就近供應軍火。
同時,左宗棠還從德國購買武器,以備西征之用。
四、收復新疆
根據新疆的地理形勢和敵情,結合乾隆當年平定新疆叛亂的歷史經驗,左宗棠制定了先取烏魯木齊,次取南疆,最后奪取沙俄竊據的伊犁的戰略方針。所以,左宗棠選擇收復烏魯木齊為第一個戰略目標,其戰略方針是“緩進急戰”、“穩扎穩打”。當時的敵情是:沙俄占據伊犁地區,阿古柏匪幫直接控制南疆八城和吐魯番盆地,投靠阿古柏的賣國賊白彥虎、馬人得等盤踞烏魯木齊、瑪納斯一帶。北路敵人的主要據點是烏魯木齊東北數十里的古牧地,其精銳多集中此處。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在將后路事務交托后,率軍離蘭州西上,這時他抬著棺材出征,以示報國之忱,極其悲壯!于4月7日抵達肅州(酒泉),在城東南設置大本營,就近指揮。當劉錦棠等部集結古城、巴里坤等地后,左宗棠作出了進攻烏魯木齊的軍事部署:以張曜所部集結哈密境內,嚴防敵軍竄犯哈密,進而竄犯甘肅,以免動搖后方;以劉錦棠所部作為進攻烏魯木齊的主力,并指示其做好協同作戰的相關事宜。左宗棠強調,攻城奪池應先從要害入手,古牧地屏蔽烏魯木齊,進攻烏魯木齊必先攻占古牧地,然后直下紅廟。進攻烏魯木齊時,各路匪寇可能前來增援,阿古柏也可能從南疆抽兵前來助戰,如膽敢前來送死,必須準備痛打幾個惡仗,那么,在收復烏魯木齊后,“更易收功”于南。至于臨敵指揮,隨機應變,攻守進退,一切由你處置,我絕不遙制。劉錦棠準備“以大隊徑駐阜康縣城,出隊搗古牧地”,并且他與金順商定機宜,同時西進。1876年7月28日,劉、金兩軍均至阜康,發現白彥虎匪幫已移駐古牧地,阿古柏也已派敵增援,所以,劉錦棠決定立即發起攻擊。阜康有通往古牧地的大路,但其中有一段50多里無水的戈壁,白匪棄戈壁大路不守,以引誘清軍從大路進,企圖在清軍人馬困乏之際突然進攻,以逸待勞。同時,又在黃田筑卡樹柵,嚴密守護。劉錦棠“詢之土人,知黑溝驛之上為黃田,水盈溝澮,上流即古牧地”,于是將計就計,裝出要走大路的樣子,以麻痹敵人。于8月10日晚上,由小路突襲黃田,打敗敵軍。8月12日清軍進圍古牧地。次日,阿古柏派出的援兵數千騎兵馳至,清軍馬隊立即下山迎擊,步兵從中路配合,把敵軍打敗,賊將棄馬逃遁。經過多日的鏖戰,清軍攻破古牧地,敵軍守敵五、六千人全部被殲。劉錦棠在攻下古牧地后,繳獲了敵人的機密文書,知悉烏魯木齊空虛,遂乘勝追擊,一舉收復烏魯木齊。其他幾路清軍密切配合,收復了瑪納斯全境。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據點全部被清軍攻破了。這一階段戰斗,歷時三個月,它的勝利為清軍收復南疆創造了有利條件。
西征軍收復烏魯木齊,具有重大意義。首先這是左宗棠“緩進急戰”的典型戰例。為收復南疆,左宗棠費盡心血,不急不躁,花了兩年多時間,整頓軍隊,統一事權,籌措餉銀,采購、轉輸糧食,然后從容進兵。西征軍主力在1876年7月集結古城一帶,一個月后發動攻勢,8月10日占領黃田,18日收復烏魯木齊,先后不到半月,這是“緩進急戰”的典范。其次,收復烏魯木齊,西征有“總要可扼”。從整個新疆地形地勢看,北高南低,從北進攻南疆易,南疆攻入北疆難,所以收復烏魯木齊,為進兵南疆創造了條件。從經濟上說,烏魯木齊以西富庶之地,屯墾生產,駐軍基本上可以就地采購軍糧。因之,收復烏魯木齊,對盤踞南疆的阿古柏匪幫是沉重打擊,同時,使西征軍在戰略形勢上占據了有利地位。
阿古柏匪幫盤踞南疆廣大地區,要殲滅這一匪幫,西征軍必須南下,攻克阿古柏利用天山關隘進行重點設防的達坂、吐魯番、托克遜三角地區,只有如此,南疆門戶才會洞開,清軍才能長驅直入,徹底消滅阿古柏殖民政權。
清軍在北路取得勝利之后,阿古柏十分恐慌,他拼湊了二萬七千名軍隊,妄圖憑借天山之險負隅頑抗。
西征軍攻克烏魯木齊后,左宗棠運籌帷幄,積極籌備用兵南疆。他繼續整編部隊,繼續解決軍糧問題。同時,積極周密地部署南進軍事。何時進兵南疆?有關的軍事部署怎樣?進兵南疆應執行怎樣的政策,才能使祖國的邊疆“長治久安”?對此,左宗棠都作了周密的考慮,提出了正確的策略方針。
在軍事部署上,他認定用兵南疆,必須鞏固后路,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進攻南疆時應由劉錦棠、張曜等部分進合擊,不給敵人還手余地。他指示劉錦棠說:巴里坤到古城是糧運要道,應切實保護。西征大軍即將進入南疆作戰,左宗棠一再教育前線大將說,新疆各少數民族人民都是愛國的,這次應剿對象是阿古柏匪軍、白彥虎叛匪及其死黨,對各族民人應嚴禁殺掠奸淫。總之,前進作戰,“只打真賊,不擾平民,不愁乏食”。對進攻達坂、吐魯番、托克遜的師期問題、兵力運用、前敵司令部的組織等問題,左宗棠都進行了正確的指導與安排。在師期問題上,為了鞏固后路,養精蓄銳,使各軍能夠分進合擊,進兵時間以1877年暮春初夏為宜。他還特地叮囑劉錦棠:“進兵南路,又是緩進急戰之局。”在進攻吐魯番,達坂的軍事部署上,左宗棠決定兩路進兵,使達坂、吐魯番、托克遜之敵不能互相應援。他以劉錦棠率軍從烏魯木齊南下進攻達坂,以張曜合徐占彪部分進合擊吐魯番。還強調進軍時必先奪取沿途據點要隘,糧運隊伍應隨軍跟進,儲存沿途據點,然后猛攻吐魯番。1877年4月17日凌晨,劉軍逼近達坂城,天明,達坂已被四面合圍。20日,炮兵猛烈炮擊,攻城各軍從缺口攻入城中,斃敵數千名,生俘千余名,這是一場非常漂亮的殲滅戰,西征軍殺出了威風。攻克達坂后,西征軍即安撫平民,遣散被俘裹脅之眾,恢復城中秩序,協助恢復生產,分兵駐守。經過四天休整,四月二十四日夜,冒著嚴寒,劉錦棠揮師進擊托克遜。在西征軍凌厲攻勢下,托克遜守敵棄城遁走,白彥虎也從吐魯番倉皇西竄,并四處劫掠,焚燒城堡。4月26日,清軍縱橫沖殺,一舉收復了托克遜城。在此同時,張曜等部也攻占了吐魯番。這一戰役后,窮兇極惡的阿古柏倍感絕望,遂于5月29日凌晨服毒自殺身亡。其殖民政權也處于分崩離析狀態。
為了收復南疆,左宗棠將進入南疆作戰的劉錦棠、張曜所部軍隊組成兩個軍團,劉部為攻擊兵團,任務是攻取南八城;以張曜軍組成后續兵團,兩個兵團作梯次配備前進,以適應數千里長途作戰的需要。他規定劉部攻擊前進到達阿克蘇后,應俟后續兵團至阿克蘇方可繼續前進。命令張曜部盡可能地隨攻擊兵團跟進,其主要任務是在收復地區督率留駐部隊修筑道路,建立驛站、淘井、蓋屋、積儲糧草,設立伙店,協助地方官恢復地方秩序;責令駐軍搜緝游匪散賊,設立關卡等。
1877年9月4日,劉錦棠披掛上陣,指揮所部進攻南八城。西征軍頑強拼搏,殊死決戰,歷經攻克喀喇沙爾(焉耆)、庫軍戰役,收復阿克蘇、烏什戰役,以及收復西四城諸戰役,于十二月十八日,光復淪敵十二年的喀什噶爾,徹底摧毀阿古柏匪幫的巢穴。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和闐光復。至此,侵占我新疆十四年之久的阿古柏境外匪幫徹底覆滅,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區外,新疆大部分地區回歸我中華大家庭。祖國新疆的各族人民也從阿古柏匪幫的鐵蹄下解放出來。這次戰爭是收復舊山河的正義戰爭!
西征軍在收復北疆、南疆之后,只剩下沙俄侵占的伊犁孤懸海外了。
伊犁自從1871年7月4日沙俄乘虛而入,然后侵占,并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同時,沙俄駐華公使還假惺惺地照會清政府說:此舉是為了“安定邊境秩序”,“只以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復之后,即當交還”。沙俄估計中國再也無力收復烏魯木齊等城,才故意冠冕堂皇地說這些外交辭令。
左宗棠自始至終皆力主收復伊犁。他在致劉錦棠的信中說俄占伊犁“不懷好意”,亟宜及早準備,希從速幕兵九千前來,“俄人戰事與英、法略同,非不可制者”。我決心與“此虜周旋”到底,并強調收回伊犁,將先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如果不能達到目的,就用軍事手段來收復失地。
在清軍收復天山北路和南疆以后,清政府曾先后與沙俄駐華公使交涉收回伊犁均遭拒絕。1878年7月20日,清廷派崇厚到俄國交涉收回伊犁。1879年10月2日,崇厚未經清政府同意,竟與俄國簽訂《里亞吉亞條約》。條約規定,沙俄雖交還伊犁九城,但卻割去了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特克斯河流域及位置重要的穆素爾山口,從而隔斷了伊犁與南疆阿克蘇等城的聯系。此外,還要中國賠款二百八十萬兩白銀。這是在兩國沒有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尤其在中國沒有戰敗的情況下簽訂的一個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消息傳出,舉國震驚,同聲譴責崇厚的賣國罪行,同時一致聲討沙俄的侵略。為挽回局勢,左宗棠提出“先之以議論”、“決之以戰陣”的方針。這時,李鴻章無恥地說:“此次崇厚出使,奉旨給與全權便宜行事字樣,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又在寫給曾紀澤的信中說:“其實(伊犁)久假不歸,于大局亦無甚關礙,今成蛇足,進退兩難”;他攻擊左宗棠主戰是“不明彼已”,必有后患。但在愛國浪潮激蕩下,清廷只好摒棄李鴻章的投降賣國建議,改派曾紀澤前往沙俄談判,同時命左宗棠統籌兵事,作好打仗的準備。沙俄眼看即將攫取到的巨大利益又要成為泡影,惱羞成怒,遂加緊調兵遣將,大搞軍事訛詐,一時間戰云密布。面對險惡的形勢,年已69歲高齡的左宗棠毫不畏懼,決心奮起對付沙俄的猖狂挑戰,將余年獻給捍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神圣事業,正如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所說:“衰年報國,心力交瘁,亦復何暇顧及!”1880年3、4月間,他還擬定了一個三路出擊、收復伊犁的軍事計劃。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親率親軍一千多人離開肅州,出嘉峪關向哈密進發。為表示抗俄決心,他馱著棺材出征,何其慷慨,何其悲壯!近世罕有其匹!抵達哈密后不顧旅途勞累,身體有?。ǜ尾桶l),立即著手部署軍事,準備隨時應戰,并對收回伊犁充滿信心:“生力之軍絡繹而至,足供指揮,今歲天下大熟,關內外糧價平減,優于師行為便,天贊我也!”然而,盡管左宗棠調兵遣將,厲兵秣馬,積極地準備通過戰斗收復伊犁,但腐朽的清政府被投降賣國的李鴻章之流所裹挾,對武力收復失地存在疑懼,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清廷派曾紀澤赴俄重開談判。另一方面,色厲內荏的沙俄,對左宗棠的積極備戰感到惴惴不安。8月11日清廷調離左宗棠回京,“以備朝廷顧問”。沙俄政府對此不解,以為中國“有動兵之意”,感到有點害怕,多次向曾紀澤問過此事。可見左宗棠的積極備戰,對曾紀澤同沙俄的談判,是起了后盾作用的。經過半年多艱苦卓絕的談判,由于曾紀澤的外交才干和他對沙俄方面針鋒相對的據理力爭,沙俄迫于剛剛結束對土耳其的戰爭而陷于內外交困的形勢,他們覺得用戰爭打敗中國沒有勝算,故被迫同意改約。曾紀澤力持收回伊犁的意見,而在其他方面則有所讓步。終于在1881年2月12日,與沙俄簽訂了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根據條約,沙俄同意交還特克斯河谷約二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爾山口,但仍割占了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將賠款增加至五百零九萬兩白銀等。盡管這個條約仍然是沙俄強加于中國的一個不平等條約,但畢竟還收回了一些權益。根據條約,宣告了沙俄在我國伊犁地區殖民統治的結束。1882年2月17日,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升泰抵達伊犁,與俄方代表會商收交辦法。3月22日,雙方換文,完成了移交手續,伊犁將軍金順隨即帶兵進駐,伊犁終于從侵略者手中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整個新疆回歸祖國,使“金甌罔缺”!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西征軍收復北疆南疆的巨大勝利,杜絕了沙俄以后利用邊境不寧,拒絕交還伊犁的借口;顯示了中國邊防部隊的威力,使沙俄軍隊有所震懾,不敢輕舉妄動;更有力地支持了曾紀澤在積貧積弱的清政府弱國無外交的艱難形勢下收回伊犁的外交斗爭。
五、左宗棠收復新疆的重大意義
1878年1月2日西征軍收復和闐,至此南疆全部光復。3月15日,以左宗棠收復新疆功績,清政府晉封左宗棠二等侯爵。
由于左宗棠積極地以軍事斗爭強有力地震懾了沙俄軍隊不敢輕舉妄動,從而有力地支援了曾紀澤從沙俄手中討還伊犁的斗爭。沙俄迫于形勢,不得不將伊犁交還中國,故伊犁也于1882年3月22日回歸祖國懷抱。至此,整個新疆回歸祖國大家庭。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近代史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首先,清軍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徹底消滅了竊據新疆達13年之久的境外殖民者阿古柏反動政權,從而粉碎了英國殖民者在新疆的擴張陰謀,并使沙俄鯨吞天山南北的美夢成為泡影。所以,收復新疆的勝利,捍衛了祖國的神圣領土,振奮了民族精神,顯示了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決心和力量。收復新疆的勝利,受到了全國人民的贊揚,也引起了西方的震驚。一個密切注視戰爭進程的英國亞洲問題“專家”說:“中國人克復東土耳其斯坦,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自從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征服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最光輝的成就”,“中國人的所有軍事行動都有他們的非凡的深謀遠慮的特點,這些行動表明中國將軍和他的副手門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們的服從、勇敢和忍耐”。當時的歐洲報紙評論說:中國“用兵可謂神矣”!歐人“軍律也無以過此。平時歐洲人輕料中國,謂中國人不能用兵,迨今觀中國之恢復回部……足令吾歐洲一清醒也”。當然,由于殖民主義者特別是沙俄的侵略被挫敗,也必然招致其仇恨和詛咒。當時沙皇擴張政策的積極推行者巴夫可夫就曾大罵左宗棠是“最惡毒的敵人”。時至今日,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又重新拾起其老祖宗的唾余,污蔑左宗棠等人,站在“封建保皇民族主義”立場上,“對中亞細亞抱有侵略意圖”,這種攻擊和污蔑,恰恰反證了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其次,收復了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擺脫了侵略者的蹂躪,使新疆在經過多年的戰亂之后,出現了相對安定的局面,為新疆地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新疆收復后,左宗棠十分重視對新疆的開發。當戰爭仍在進行時,每收復一地,他就派專人前往辦理善后工作,而且要求駐防軍除完成防護任務外,還要從事公共工程如修城、修橋、修路,填筑缺口,起造房站及捕蝗等工作;戰爭結束后,左宗棠即指示部下召集流亡,興修水利,恢復生產,改革稅制,僅二年間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還注意總結清政府過去治理新疆的教訓,他要求部下認真對待這一問題。所以,一方面他著手減輕賦稅,另一方面又在新疆各地采取官方貸款、民間出力等方式,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以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左宗棠還大力推廣養蠶業,“移浙之桑種于西域”。并在多地設局,聘請湖州工匠傳授栽桑、養蠶、煮繭、繅絲、織造等技術,使蠶絲業成為新疆一大宗經濟產業之一。左宗棠在大力恢復和發展新疆農業生產的同時,還考慮到鞏固邊防的問題。他深刻地指出新疆的嚴重威脅來自沙俄,他主張要有效的抵御沙俄的侵略,必須廢除過去存在于新疆的“軍府制度”,“設行省,改郡縣”,加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導。他曾四次奏請清政府在新疆建省,雖然他這一夙愿在其去世前幾個月實現了,畢竟在他的努力下才變成了現實而倍感欣慰,這也是左宗棠的重大貢獻。再次,左宗棠收復新疆,不但在當時有重大意義,而且在以后也有深遠影響。時至今日,還有些散布奇談怪論的人說,“在西部,中國邊界沒有超出甘肅和四川省”??梢栽O想,當年沒有左宗棠收復新疆,而聽任李鴻章放棄新疆,那么,玉門關外必將淪為異域。因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不僅陜西、甘肅、山西“時虞輕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無宴眠之日”。一百四十年前,左宗棠統帥清軍收復了新疆,為祖國保住了一百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為中華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不愧是我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總之,左宗棠在新疆的建樹在今日看來猶有驚世價值,充分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今約略綜述如后:遣返難民,屯田墾荒,改革征收田賦的不合理制度,推廣蠶桑事業、繁榮地方經濟,厘定幣制,籌建鐵廠、制造農具,嚴禁種植罌粟、推廣種植棉花,修筑道路、便利交通,修筑城墻、加強邊疆的防御能力,組織善后局、整頓吏治。此外,左宗棠見嘉峪關被白彥虎匪幫殘毀,左宗棠命軍隊整修關樓、關墻,恢復其當年的雄姿,并親題“天下第一雄關”,字大于斗,高懸關上,故后來曾任甘肅布政使的何福堃作詩稱頌:“左侯昔日受降歸,灑酒臨關對落暉。額書六字神飛動,想見如椽大筆揮。”又安西是塞外要隘,出嘉峪關到哈密,必經安西,“地近戈壁,城東、城西飛沙堆積,高與城齊”。左宗棠命駐軍兼募民夫,挖去城根積沙,修建城墻,挖外護城河,引水灌注入河,既深且寬,河堤栽植楊柳萬株,使山河生色。1879年,他的老朋友、“幫辦甘肅新疆善后事宜”楊昌濬作詩稱頌:“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古人說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而左宗棠綠化祖國山河,偏叫安西楊柳“迎得春風度玉關”(古詩有“春風不度玉門關”之句)。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不世之勛,可與當年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臺灣、乾隆戡定新疆相媲美。
縱觀人類幾千年文明史,國家統一是重要歷史進步現象。凡是對人類文明作出較大貢獻的民族,往往都是在國家統一、強盛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主張國家統一。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馬克思曾寫信給美國總統林肯,稱贊他為捍衛美國統一所作出的努力。馬克思稱林肯領導的戰爭是“現代歷史上第一個偉大戰爭”。在德意志民族分裂為無數個小邦國的時候,恩格斯評論道:德國“只有統一才能使我們在國內和國外強大起來”。列寧則主張建立由多民族國家組成的統一大國,認為這“是從分散狀態向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統一邁出的巨大的歷史性的一步”。
最高領導人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今天,當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的新疆,在以最高領導人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英明領導下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時,我們就會想起140多年前,一個年逾花甲的老將軍馱著棺材塞外出征,指揮軍隊收復新疆,這位老將軍就是彪炳千秋、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中華民族的子孫將永遠緬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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