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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參加“錢镠文化研究會”年會活動，聽了一個《錢學森的艱難歸國之路》學術報告。報告充分肯定了錢學森的愛國情懷，由此也引發筆者的暇思，不時地繞縈腦際。

作為“人民科學家”的錢學森，他所以能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確實與他的愛國情懷有極大關系，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錢學森的崇高品格中，是否只有愛國情懷？究竟什么才是完整的“錢學森精神”？后人應向他學習什么？

錢學森是一位大寫的中國人，具有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錢學森又是一位聞名世界杰出的科學家，具有其獨特的科學精神；錢學森更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具有難能可貴的共產主義精神。沒有這“三位一體”偉大的“錢學森精神”，就不可能成就完美的錢學森。我們當然要學習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樣應該學習他的科學精神與共產主義精神。

錢學森是偉大的愛國者，在他的身上閃爍著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1911年，錢學森出生于憂患傷時的舊中國，早在學生時代就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1931年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次年十九路軍奮起發生淞滬抗戰。時在上海交大機械工程系就讀的他，目睹日軍戰機在上海天空的肆虐橫行，就萌生了改變專業、從事航空事業捍衛祖國的想法。

1934年錢學森交大畢業，經考試后成為20名留美公費生的一員。1935年他抱著“學成必歸，報效祖國”的心愿去往美國，同年9月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僅一年就獲得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后轉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1939年再獲航空、數學博士學位。錢學森是世界著名大科學家馮·卡門的得意門生，師生曾一起共同完成高速空氣動力學問題研究課題，創立了“卡門-錢學森”公式。1943年起他任加州理工學院助理教授；1945年，任加州理工學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1949年，任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教授。

其時，錢學森在美國已成為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且已與蔣英結婚，有了一個溫馨的家。然而，他始終不忘“學成必歸，報效祖國”的心愿。在美期間，他連一美元保險金也不存。當朋友問他原因時，他的回答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的消息傳到美國，錢學森萬分激動，他與夫人蔣英商量著回國之事：“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

其時，美國正值反共麥克錫主義狂潮猖獗。1950年8月底，就在他辦理了回國手續、買好機票，準備離美之際，卻被美國移民當局禁阻；隨后又被投入監獄，遭受政治迫害。后雖經朋友們多方營救、保釋出獄，但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他始終處于軟禁、監督居住，飽受折磨。1955年，中國政府通過外交努力，實質上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以釋放朝鮮戰爭中俘獲的15名美軍飛行員作交換，才獲得美國對錢學森的放行。這年9月，錢學森攜帶妻子和一雙兒女，終于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踏上歸途，于10月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祖國。

“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后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后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這就是他對自己在美國經歷的總結。

錢學森回國后，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其后，他在黨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錢學森不失時機地讓中國堂堂正正地進入世界“‘五強’核導俱樂部”，為中華民族巋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他自己值得驕傲的一份貢獻！

“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這就是錢學森。

錢學森是聞名世界的杰出科學家，在他身上具有一種獨特的科學精神。

錢學森是國際航空航天領域最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20世紀眾多學科領域的科學群星中極少數的巨星之一。他在應用力學、物理力學、航天與噴氣、工程控制論、系統科學和思維科學等領域，都有先驅性的卓越貢獻。他的《工程控制論》，被認為是現代科學研究、現代科技管理及經濟管理所必須遵循的理論依據，不會因為時間的消逝而沖淡價值。

錢學森在科學上的成就，離不開他特有的科學精神。這特別體現在：

好學求真，具有超乎尋常的求知精神。錢學森一生是渴求知識的一生，在學習上，他所追求的幾乎是完美主義。打從上學起，他就一直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1933年在交大求學時，在一次考試中，全卷6題，錢學森全答對了，老師原本要給他100分，可錢學森卻發現自己在一處連續等式后將“Ns”簡寫為“N”，主動要求扣分，老師最后就給了他96分。任課的金愨教授很受感動，就將這份試卷珍藏起來，如今仍陳列在交大“校史博物館”內，成為難得珍貴的文物。在美國學習階段，他更專致精進，心無旁騖。據同學和親友們回憶，他總是與孤獨相伴。每天早上6點起床，除了上課和做實驗，絕大多數時間都泡在圖書館里。他一直單身，從無緋聞，僅有的愛好只是聽聽古典音樂。回國從事國防尖端科技的研究和領導工作，工作再繁重，照樣手不釋卷。兒子錢永剛回憶說，“父親看書看到最后一天，直到入院前幾個小時。”

嚴謹治學，具有超乎尋常的求實精神。錢學森治學最講嚴謹，追求精益求精。他從不滿足于一般性的理論推導，不管這種推導在邏輯上有多嚴密，仍一定要通過數值計算和與實驗結果的比對，反復驗證。發現有誤，立即修正，甚至不惜推倒重來，直到取得滿意結果為止。在科研試驗上，錢學森總是嚴上加嚴、細上加細、慎之又慎、實之又實，盡一切可能把失誤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他深入工地、試驗場，一呆就是一兩個月，隨身帶著一本《工作手冊》，詳細記錄了每次試驗的具體情況，大大小小的異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經解決的注上“已換”、“可用”，尚未解決、落實的，他就用紅筆作個星號。正是這種異無尋常苛刻的求實精神，才保證了他的成功。

無畏求索，具有超乎尋常的探索精神。錢學森認為，科學就是創新。他有一顆求索之心，從不保守、從不滿足；他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權威、不落人窠臼；他尊重科學、尊重規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滯，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對科學真理的不懈探索。

錢學森早年作為技術科學的先驅，在應用力學、噴氣推進及火箭與導彈研究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后作為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實現了中國航天跨越式的發展，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普遍科學意義的系統工程方法與技術；晚年涉足系統科學、思維科學、地理科學、軍事科學、行為科學、建筑科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諸多領域，開展了最具亮點的學術創新工作，提出了獨樹一幟的開放復雜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這一系列新觀點、新思想、新理論，無疑都是他超乎尋常的探索精神的體現。

錢學森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他身上具有難能可貴的共產主義精神。

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理論，是代表最大多數人們利益的，提倡的是一個“公”字觀。只有徹底改變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人，真正站在被剝削、被壓迫人民一邊，與“私”字觀作徹底決裂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共產黨人，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這是一切崇尚英雄史觀的人，內心保留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人——那些口頭革命派、兩面派，永遠也達不到的一種境界。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錢學森就對“攘外必先安內”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不滿。1935年交大畢業、留美前夕，他曾對同學、中共地下黨員戴中孚吐露：“現在中國政局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技術是暫時的，學成之后，一定回來為祖國效力”。他還對另外一位同學、好友羅沛霖講過：“中國的政治問題不經過革命是不能解決的，光靠讀書救不了國”。正是受這句話的影響，羅沛霖后來去了延安參加革命，并成為黨的技術干部、電子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錢學森早年所懷有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就是一種“公”字觀的基因，這也正是他能從一位愛國者升華為共產主義者的內因；回國后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景象，特別是受毛主席的六次接見的談話，這一切又成為促使他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的重要外因。1958年錢學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后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改造世界觀，就此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他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自覺地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武裝自己的頭腦，并運用它來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晚年他所以能對人類現代科學體系和科學史的正確理解，就得益于他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掌握。他認為這不僅是哲學的核心，而且是整個科學技術體系的核心。

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徹底摒棄知識分子常有的英雄史觀，切實地轉變立場，自覺自愿地把自己融入于普通勞動人民之中。他原本可以享受科學家的待遇，可改善居住條件，困難時期可接受特殊照顧，出版著作理所當然可以享受稿酬。

可是，這一切錢學森都拒絕了。他一生儉樸，不住部長房和將軍樓；困難時期與人民群眾共患難，拒吃特殊照顧的紅燒肉；他把稿費、獎金，或作黨費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義捐出。他最為激動的事，不是享受榮譽，而是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可。誠如他在1991年“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表彰大會中所講：

“今天我還不是很激動，真正激動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為《史來賀傳》寫的序。在這個序里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當時我心情激動極了。我激動的是，我現在終于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能為自己成為“勞動人民的一份子”，能為自己能成為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齊名的“共產黨員優秀代表”而激動。這就是“人民科學家”錢學森的思想境界！

這是什么？這就叫知識分子“轉變立場”！這就叫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這就叫《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

晚年的錢學森，作為一名堅定共產主義者，始終不忘初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忠貞不渝。面對一切背離共產主義發展方向的社會現象，他立場鮮明地進行不調和的斗爭，發出振聾發聵的吼聲：

“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