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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5日，一位91歲的企業家褚時健（前國企“紅塔山集團”老總、后私企“褚橙”創始人，被譽稱為“煙王”、“橙王”）離世了。本來么，“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狀元”。老板們悼念、追思一下這位同行翹楚，理所當然。殊不知，偏偏跳出一個張博士維迎，在“博士高管論壇”上發了一篇《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定是公平的社會》（后簡稱“張文”），借機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本至上”哲學，筆者看了很不爽，故作此文。

//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人所共知，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四萬萬同胞，百年徘徊，貧病交迫，始終掙扎在死亡線上。歷經無數志士仁人的探索、奮斗，走不通資本主義道路——始終改變不了做帝國主義列強附庸、任憑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奴隸的命運。最后以數千萬計革命先烈的犧牲——拋頭顱、灑熱血，終于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的解放，這才有了工農勞苦大眾、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翻身。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讓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現行《憲法》第一章第一條，更是明確規定：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張維迎狗膽包天，竟敢發表“違憲”言論，煽動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張文”以閱讀《盧作孚傳》和《褚時健傳》為引子，用盧、褚倆個人經歷中的悲劇因素，來攻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

說盧作孚，

“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工商業改造中，難以忍受人格的侮辱，沒有辦法再生活下去，吃安眠藥自殺了，死的時候只有59歲”；

說褚時健，

 “曾經當過右派，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成為中國企業界的風云人物，獲得過無數的榮譽，但在69歲的時候，成為階下囚”。

據此，張維迎在文中大發感慨：

 “這兩個人使我想到，我們怎么衡量一個社會體制、文化是好還是不好？一個簡單的標準就是看那些為社會做重要貢獻的人，他們得到什么樣的對待”？“如果說像盧作孚、褚時健這樣優秀的企業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說明這個社會真的有大問題，他們的命運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思考”。

一句話：社會主義中國，不好！“為社會做重要貢獻的人”，被“自殺”了，被判“無期徒刑”了。

據筆者所知，盧作孚是一位愛國的民族資本家，在舊中國，他對發展民族航運業有卓越貢獻，抗戰時期更有杰出的愛國表現，曾被毛主席稱為是“中國近代史上萬萬不可忘記的人”。新中國建立前，他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秘密離港返回內地，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是重要的“統戰對象”。會議期間，毛主席還專門宴請了盧作孚和榮毅仁。可惜在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因受其身邊通訊員的不實“揭發”、遭受審查，他因不堪人格“受辱”而自殺，實屬“偶發”的不幸事件。（反觀地位在他之下、且與他具有同樣遭遇的榮毅仁，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再說褚時健的“不幸”——1999年國企退休前的牢獄之災，更是因他自己違法犯罪造成的（私分了300多萬美元公款，個人貪污上千萬，為女兒謀私利3600多萬元！）。這是自作自受！這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是難逃法網的，與社會主義制度優劣無關；但張維迎偏要以此來控訴社會主義，堪稱一絕。

“張文”認為，

 “如果說像盧作孚、褚時健這樣優秀的企業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說明這個社會真的有大問題，他們的命運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思考。遺憾的是，盧作孚的死并沒有引起當時人們的思考。他死后，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雷厲風行，中國很快就進入了社會主義”。

言下之意，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當初盧作孚的死，就一定會引發他的“思考”，就不會讓“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雷厲風行”地進行下去，中國就不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就不會“有大問題”了！

言下之意，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當初褚時健搞貪污，化公為私，就不會被立案審查，更不會被判無期徒刑了！理由是什么？

因為盧、褚都是“優秀企業家”，都是“為社會做重要貢獻的人”，不應該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對待”。

這是什么話？這就是張維迎“資本至上”的邏輯，就是張維迎的話：中國不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應搞“三大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

//社會財富是誰創造的？//

張維迎“資本至上”哲學的核心觀點是：人類社會的財富，不是勞動創造的，而是企業家創造的。“張文”寫道：

 “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人。一個社會的發達來自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可惜傳統上，我們這個社會崇拜的是掠奪財富的人，而不是創造財富的人。比如說一個人當兵打仗，當了將軍，靠殺人來取得很高的地位，我們很崇拜他。但是我們對于創造財富的人，一直頗有微詞。比如現在社會仍然認為企業家都有“原罪”。所以很多觀念應該改變”。

這不僅是一段攻擊共產黨鬧革命的惡毒咒語——污蔑共產黨人是“靠殺人來取得很高的地位”、“是掠奪財富的人”；而且還無恥地把不勞而獲的剝削者“捧”成是“創造財富的人”！

張維迎號稱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牛津“博士”，學的又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可惜他連自己最崇拜的老師——亞當·斯密等人的“勞動價值論”也不懂，這才會講出“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人”這樣的鬼話來。

“勞動價值論”——勞動決定價值這一思想，最初由英國經濟學家配第提出，得到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人的認同，馬克思正是在他們研究基礎上產生“剩余價值”理論的。

社會財富是誰創造的？是勞動者（包括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創造的。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企業家只是利用資本來“增殖”資本，但根本不創造社會財富。其增殖資本的手段五花八門：有“合法”剝削的；有非法榨取的；更有靠坑蒙拐騙手段、直至以各種“創新”方式搶掠得來的。

把勞動者創造社會財富，說成是“企業家創造社會財富”，不僅是公開挑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更是披著“學者”外衣、閉著眼睛胡說八道的典型！所謂“企業家創造社會財富”的謬論，根本不值得一駁。勞動者是人，資本是物；是人創造了物，而不是物創造人。

//貪污犯該不該判刑？//

張維迎的“資本至上”哲學，還導引出一個荒謬絕倫的觀點：“優秀企業家”犯罪，情有可原，不應判刑。

褚時健原是國企“紅塔山集團”老總、玉溪卷煙廠廠長。他在任期內，企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他也獲得了一系列榮譽：云南省勞動模范、全國勞動模范獲得者、全國優秀企業家、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

1995年，年過70歲的他即將卸任，新總裁就要上任，他不甘失去權力和巨額財富，便私分了300多萬美元公款，褚時健得款174萬美元。在面臨司法調查的時候，褚不但不配合，反而試圖攜帶外匯準備潛逃國外，被邊境公安截獲。1996年12月到1998年，褚被隔離審查，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巨額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對像褚時健這樣的人犯罪，應該怎么看？人們耳熟能詳的說法，自然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張文”卻認為：

 “在玉溪卷煙廠廠長的位子上，褚時健本來有很多機會為自己撈錢，但他沒有，說明他并不是一個貪財的人。為什么最后要拿這個174萬美元資產？從心理學角度講，可能是他知道自己快要退休了，退休之后的生活沒有著落。如果按照萬分之一計算褚時健的貢獻的話，他應該得到2000萬報酬。但他在玉溪卷煙廠17年總共得到的工資獎金收入是不夠80萬元。可以設想，如果他任職期間能得到合理的報酬，退休之后應該沒有后顧之憂，他大概不會為了174萬美元冒險。”

什么意思？“張文”講得很明白：貪污有理！是國家虧欠了他。

依照張的“公平社會”理論，褚在玉溪廠工作17年，他“累計給國家上繳利稅兩千億”，“按照萬分之一計算褚時健的貢獻的話，他應該得到2000萬報酬”；可是國家只付給他80萬元，實在是太少了。因此，臨退休，褚因害怕“退休之后的生活沒有著落”，私分了174萬美金，也不算多！實在是情有可原。

最后結論：褚時健貪污犯罪，是社會不能“公平”對待“優秀企業家”的惡果，而不是褚時健的過錯。這就是張維迎“資本至上”的邏輯。

貪天之功為己功！一切歸功于“創造社會財富”的“優秀企業家”，這就是張氏“資本至上”哲學的運用。

民間有句俗語，叫“對牛彈琴”。面對像張維迎這樣的“博士”，凡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還能對他說什么？！人與獸之間，能有對話的余地嗎？

正巧，褚時健的忌日是3月5日。1963年的這一天，毛主席為共產主義戰士雷鋒題詞，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偉大號召。這才有了“學雷鋒紀念日”。周總理認為，雷鋒精神就是：“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顯然，“雷鋒精神”的核心就是：階級觀、公字觀。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階級“和諧”、“私欲”泛濫的今天，揚公抑私，大力提倡“公”字觀，發揚雷鋒精神，具有特別迫切的意義。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

 “雷鋒是一個時代的楷模。積小善為大善，善莫大焉，這和我們黨‘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勤務員’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雷鋒精神永遠值得弘揚。”（2018年9月28日《習近平在撫順參觀雷鋒紀念館時的講話》）

習近平總書記的話，確實值得令人深思！特別是共產黨員們：“優秀企業家”真的那么“偉大”嗎？你們要做怎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