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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銳死了！網上掀起一番“熱鬧”。雖說他已活過了百歲，可引來的卻是一派唾罵聲。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李是個極其惡毒的“反毛”代表人物，當今中國人心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地位的肯定（《憲法》《黨章》亦如是），自然只能讓他“享受”這等待遇。人物評論畢竟不是在年齒，而是論公私、講人品。

想當年，內奸秦檜害死民族英雄岳飛，自己風光無限地當了近20年宰相，活到66歲（古代已屬長壽），還被封為秦、魏二國公，死后再追贈“申王”，謚“忠獻”，盡顯哀榮。忠臣岳飛枉死短命，奸賊秦檜善終長壽。世道如此不公，難怪百姓皆呼：“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

好在歷史是公正的。僅僅隔了51年，秦檜即遭清算，就此長跪在岳墓前被后世唾罵了近千年！至今不得翻身。

李銳雖非什么“大人物”，偏計較自己死后的毀譽。他迫不及待地寫了《百年回首》（見《炎黃春秋》2016年第4期），竭力標榜自己，末了的結論居然是：“回首一生，我對得起歷史，對得起黨，也對得起自己。”

真的嗎？可是事實并非如此。筆者看來，綜觀李銳一生，恰恰就是個對不起歷史，對不起中國共產黨，對不起他自己蠅營狗茍的小人。

李銳對不起歷史

什么是歷史？過往經歷的忠實記載是也。李銳在《百年回首》中寫道：

“1959年夏季召開的第一次廬山會議，無論在中共黨史上或共和國歷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記。那次會議無端地打出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我因在會議期間同黃克誠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議論，最后被定為‘追隨者’，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此跌入無底深淵”。他自詡所寫的《廬山會議實錄》，是他此生對歷史的兩大“重要貢獻”之一（另一大“重要貢獻”為“阻止了鄧力群可能被推舉為總書記”）。

歷史的本質是真實。何謂“對得起歷史”？那就是應該老老實實地對待歷史，敢于真實地面對歷史。敘述、書寫歷史，不能摻假，更不能篡改歷史、歪曲歷史，要忠實于歷史，只有信史才有價值。

如今在《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一文已公諸于世的條件下，誰都知道，李銳根本不是個一心為公的君子，而是個極端自私、精于投機政治之徒。他今天所以變成這樣，全因為他投機失敗、見恨于毛主席的緣故。他以“殺降不武”為借口，怪中央在他“反戈一擊”的情況下，仍要處分他。

不錯，李銳是廬山會議事件的當事人之一，可是，他所扮演的完全是個“跳梁小丑”角色。正是他的上躥下跳、反復無常，出賣同志、誣陷構害，揭發、坐實了彭黃張周組織“軍事俱樂部”、搞陰謀反黨的罪名，這才釀成了“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這一歷史事件。如果說，是廬山會議“無端地打出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起冤案其實是因李銳歪曲客觀事實、造假歷史所造成的。如果當時的李銳能實事求是對待客觀事實，不胡說八道、陷害同志，想戴罪邀功，就不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據說，古今中外法庭上都有這樣一條慣例：誰如果在法庭上講了一句假話，法官就可以推翻、直至不再采信他的其他任何證言。李銳作為廬山會議上反復無常、像瘋狗那樣亂咬朋友的小人，他寫的東西能成為“信史”、可采信？這像一名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表現嗎？這叫什么？

這叫對歷史不負責任！叫對不起歷史。

李銳對不起中國共產黨

李銳是一名共產黨員。在《百年回首》中，他承認是“受魯迅文章的影響”、后又“讀了斯諾所著《西行漫記》（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傳記’），更加堅定了要尋找共產黨的決心”，并于1937年2月終于到北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后到了延安，成長為黨的干部，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已是水利部的副部長。

李銳，作為一名老黨員、黨的高級干部，他難道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他難道不知道共產黨人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宗旨？他難道不知道毛澤東主席是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領袖？（50年代他還寫過兩本熱烈歌頌毛主席的著作）

然而，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以“老共產黨員”、“毛澤東秘書”自居（欺世盜名而已）的李銳，如今無恥地公然背叛共產主義，惡毒攻擊黨的領袖毛主席，扮演了一名“反毛”、“反共”急先鋒的角色。在《百年回首》的結尾，他毫不避諱地寫道：

“我最關心的仍然是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我88歲時的自壽詩中有一聯句：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我已經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也是《何時憲政大開張》。”又寫道：

“前幾天早晨醒來，想出了兩首詩：‘雙百’方針剛起頭，忽然反右乃‘陽謀’。自夸無法無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階級斗爭狠狠抓，秦皇馬列管中華。個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國家。”

百歲李銳已是垂死老人了！但他臨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復辟資本主義——“憂心天下事”，“憲政大開張”。他至死也不忘他惡毒地“污毛”、“反毛”的反革命“事業”。

李銳自1979年“復出”后，就成了“反毛”、“反共”急先鋒。他寫《廬山會議實錄》，就是要妖魔化毛主席，篡改歷史，抹去所有不利于自己的史實；他造謠毛主席在1950年自己添加“毛主席萬歲”口號；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獨裁”、“暴君”；胡說“大躍進”時期刮的“五風”，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還在毛主席”；污蔑毛主席相信“畝產萬斤糧”；造謠陳云評論毛主席是“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狂妄地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說“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有錯誤的”，“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主張，已被后來的歷史證明有問題，并不科學”；等等。

李銳在“反毛”、“反共”同時，大力鼓吹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殖民化的“理論”，主張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走美國式資本主義道路。他甚至贊美“英國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亞和香港，美國和加拿大都有英國的底子”，竭力高揚西方的“普世價值”。

李銳的“反毛”、“反共”的立場是死硬的。2月16日李的死訊剛傳出，他的長女——身在美國的李南央，隨即發表聲明，說李銳的親口遺愿是：他死后“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不蓋黨旗”。還在網上同時曬出李銳的手稿。赫然寫著：

“早晨醒來睡不著，打油四句：今生只缺一揮手，告別無須八寶山。請問骨灰何處撒？樓前樹底作肥源。”

李南央說她父親“他不喜歡八寶山的人”，且“不能接受那沾滿了人民鮮血的（黨）旗，蓋在我父親遺體上”。

右派獨立時評人章立凡認為，“李銳真正的大徹大悟，如南央所說，是發生在晚年的深刻反思之后。他的心發生了變化，不再相信共產主義那一套，這是他最后變‘真’的突出標志。”

一個1937年入黨、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李銳，經過幾十年歲月的沖刷，最后淪落到成為攻擊黨的領袖、背棄共產黨人的崇高信仰，成為一名“反毛”、“反共”的資本走狗，枉費了黨的長期教育與培養，這叫什么？

這就叫對不起中國共產黨！

李銳對不起自己

公正地說，早年的李銳曾經也是一位愛國的進步青年。就像汪精衛當年一樣，曾經追隨過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做過刺殺清政府攝政王的熱血革命黨人。可是后來卻因私欲蒙心，與蔣石爭權失利，不能“流芳百世”，卻去當了“遺臭萬年”的漢奸！這說明人是會變的。

李銳在中學時代，就關心祖國命運，關心政治，向往進步，向往革命。據說那時他“還寫過一篇名為《走》的小說，描寫人力車夫的生活，結局是投奔了紅軍”。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出李銳早年的政治走向，說明他投身革命是真誠的。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一個人入了黨，參加了革命，不等于是進入了“紅色保險箱”。

李銳出身于剝削階級的官僚家庭，后由小學生、中學生到大學生，其后成為一名典型的中共黨內知識分子干部。由于長期脫離工農，加之社會總體環境的影響，原本就有一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問題。

特別是在建國以后，官做大了，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追求個人名利的情緒——在不斷增長的環境下，加上李銳又是個自視甚高、一心“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周惠語）的人，結果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兩面投機失敗，遭受人生挫折。按理，他應吸取教訓，重新做人，繼續革命。可是，他卻由此蛻變成為一名“反毛”、“反共”的反黨分子！就此成為所有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所有愛國人民群眾的公敵。

一個人不怕有缺點、錯誤，改了就好。怕的是一遇挫折，立即改變自己的初衷，背棄崇高信仰，甚至為了一點“狗糧”，投靠敵對陣營，變成一名失節者，成了一名出爾反爾的無恥小人。這必然會改變了人們對他的評價，會讓他背上無法更改的罵名。

李銳從一名革命青年、共產黨高級干部，最終墮落為共產主義叛徒、資本走狗，不僅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危害，而且也戕害了他自己。從這一意義上講，這叫什么？

這就叫李銳對不起自己！

綜觀李銳的百年人生，蓋棺論定：他對不起歷史，對不起黨，對不起自己，不能不說是一場人生悲劇。這不由也引發筆者的一番沉思：

人們都希望長壽，但長壽了又如何？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難道僅僅是為了活著而活著——茍活？

人不是畜生，不能僅僅為了個體活著而活著；人是人，應該為人類整體的幸福而活著。

雷鋒只活了22歲，他成了人們的楷模，流芳百世；秦檜活了66歲，卻成了人們唾棄的賣國賊，遺臭萬年。

李銳頭上還頂著“共產黨員”的牌子，可他不愿到八寶山與共產黨先烈們為伍。他所以不退黨，僅僅是為了要從內部摧毀這個黨——“留在黨內說話更有份量”。

共產黨人，是個崇高的名稱，他應該是為全人類的幸福而奮斗的人。共產黨人的一生，應該是對得起歷史，對得起黨，對得起自己崇高選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