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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毛澤東和“馬恩列斯”平列起來進行宣傳，并非毛澤東的本意，只是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愛戴情結的自發體現。

“馬恩列斯毛”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五人。那么，“馬恩列斯毛”為什么能平列成為世界共產黨的偉大人物呢？因為“馬恩”科學預言了人類社會發展進化的基本規律，“列斯毛”則帶領各自國家的人民以勝利者的姿態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建國初期，“馬恩列斯毛”這種叫法和宣傳方式在國內已開始見于報端。把“馬恩列斯毛”五人頭像同時登在期刊封面，最早見于1950年8月1日出版的《人物雜志》復刊號第一、二期合刊上，同年9月1日出版的《人物雜志》第三、四期合刊封面再次出現了“馬恩列斯毛”五人頭像。此后，“馬恩列斯毛”的標準像被廣泛印刷，無論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還是國有企業或個人家庭，都會把“馬恩列斯毛”的標準像平列地懸掛在單位會議廳或家里中堂主墻上方比較醒目的位置上，以示對“馬恩列斯毛”的尊敬。

其實，把毛澤東和“馬恩列斯”平列起來進行宣傳，并非毛澤東的本意，只是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愛戴情結的自發體現。比如，柳亞子先生就曾作“馬恩列斯堂堂在，我有孫毛誓勿疑”詩句，把孫中山、毛澤東和“馬恩列斯”平列在一起來歌頌。

毛澤東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作《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報告時說：“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由此可見，毛澤東很謙虛，他把“馬恩列斯”比作老師，自己只是學生。在他心目中，學生和老師是不能平列的，這樣有不敬之處。

但意想不到的是，當時與我國長期處于敵對狀態的美國，其所出版的，在世界上擁有極大影響力的《生活》期刊，在1961年10月20日出版時，竟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平列地刊登在封面上。另外，同登封面的還有赫魯曉夫、烏布利希、卡斯特羅三人。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為著名的八位共產主義者。

內文說：“美國人活在來自共產主義爆炸性危險的導彈射程內。我們持續尋找對付這種危險的新方法---一項從弄清共產主義起源、方式、目的及其領導人的研究。《生活》雜志開始從三部分系統地解構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意識形態的決定。第一部分回顧其歷史背景和發展至今的歷史軌跡；第二部分明確處理世界頭號共產主義者（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的技術和目標；第三部分構建我們自己的反擊方法”。可見，當時的美國政客對于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的迅猛發展是多么的恐懼，以至于要想盡辦法來毀滅它。而《生活》選此八人同時登上封面，也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八人當時在世界共產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國人把“馬恩列斯毛”平列起來進行歌頌和宣傳也就無可厚非了。

其實，人們習慣性地把“馬恩列斯毛”平列來宣傳，是具有深厚的歷史意義的。

從理論上來看，毛澤東于1937至1938年間借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論觀點所撰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深刻地揭露了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錯誤對我黨的危害；運用唯物辯證法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從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哲學基礎，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

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8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可見，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光輝的哲學著作，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兩個策略》、《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和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等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續發展上同等重要。

從實踐上來看，1934年我軍在長征前夕所發生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由于領導層沒有毛澤東的參與，并且屏棄了毛澤東一貫主張的農村包圍城市策略，任由博古、李德等生搬硬套蘇俄的中心城市暴動策略，結果以慘敗告終。從本質上說，這就是脫離中國實際講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毛澤東稱之為“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之失敗。接著召開的遵義會議，中央領導層在會議上的思想交鋒和路線碰撞，無不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得到有效的發展。所以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首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是我黨走向成熟的標志。

從此，中國革命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逐步從勝利走向勝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全會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重要指導原則。他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個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的規范的表述，就是后來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撰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成果。這些著作代表著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也是毛澤東在哲學、政治科學、軍事科學方面光輝的理論基石。

六中全會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在1942年至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前夕的這段時間里，頻繁地出現在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文章和報告中，達到了一個新高潮。最終，黨的七大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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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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