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脫離群眾、犯官僚主義的危險增加,毛澤東更加注重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施,并注意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不斷加以豐富和發展。本文著重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貫徹實施群眾路線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一些梳理和歸納,希冀對我們今天貫徹實施群眾路線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示。
一、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總是根據新形勢和新任務,強調群眾路線的重要意義,提出貫徹實施群眾路線的新內容;
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這指明了密切聯系群眾、貫徹群眾路線的關鍵。為這次全會做總結時,毛澤東又提出貫徹實施群眾路線的具體意見,他提出:
【“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
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了六項規定: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進,全黨工作重心由鄉村逐漸向城市轉移,毛澤東從這一新情況出發,對城市工作中怎樣貫徹群眾路線這個新問題作了具體明確的闡述。當時,有些干部對城市工作中應該依靠誰的問題認識不清,認為應該依靠城市貧民,有些人甚至認為應該依靠資產階級。對此,毛澤東指出,城市工作應該依靠工人階級。他對城市工作中群眾路線的內涵作了如下闡述:在城市工作中,
【“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
針對黨內較為普遍存在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他強調,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確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明確依靠工人階級應成為黨的指導思想,應把它貫徹到各項工作各個部門中去”,各地要及時“召開一次城市工作會議,著重地研究和解決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問題”。這就抓住了城市工作中貫徹實施群眾路線的關鍵。
同時,他又“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他在為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中指出:
【“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
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隨著黨的工作重心、工作任務的變化,黨的群眾路線要求的“依靠群眾”的范圍也應有所變化。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指出,在即將到來的繁重的經濟建設任務面前,“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這就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擴大了“依靠群眾”的范圍。在指導鐵路工作時,毛澤東更明確指出,“依靠和團結廣大群眾”的范圍不僅包括“工程師”這樣的“內行的人們”,而且包括“自由資產階級”在內。他特別強調:我們要依靠群眾,要依靠最下層群眾,這是基本的。他說:以后在我們面前困難是一定會有的,但不管困難有多大,只要我們注意依靠和團結廣大群眾,就是依靠工人階級,團結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不管是共產黨員或不是共產黨員,只要是想把中國搞好的人,都要團結他們,這樣困難就可以克服。這番話的精神無疑適用于經濟工作的各個領域。
在領導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運動時,毛澤東把實行群眾路線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動員了群眾,是否發動了群眾,作為衡量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的一個標尺。
以抗美援朝為例。毛澤東特別重視面向群眾開展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運動。他指出,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繼續推行這個運動,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務使全國每處每人都受到這種教育。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1951年夏的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更把它推向新的高潮。一年間,全國人民捐資總值當時足夠購買3700多架戰斗機。
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認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關鍵的是要走群眾路線。他說:
【“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澤東也特別強調貫徹群眾路線的問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由“四清問題”發展而來。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農村進行調查,發現農民在經濟上迫切要求社、隊認真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毛澤東注意到群眾反映的這一新情況,指出:
【“目前社、隊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間的矛盾,必須予以解決,也不難解決。”】
要及時地到群眾中去,指導開展以清經濟為主要內容的“四清”運動。以后,他又指導進一步總結各地的實際經驗,擴大“四清”范圍,發展為包含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四個方面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毛澤東希望通過這次教育運動,
【“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
在領導這場運動過程中,毛澤東指示,應該推廣發動群眾搞好運動的經驗。當時浙江諸暨創造了好經驗,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通過說理斗爭,制服敵人,把“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內部肅反方針,推廣到用來處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揭發出來的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他著重指出:
【“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二、堅持不懈地反對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脫離群眾的不良作風,提倡黨員干部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發揚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運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真正把群眾路線落到實處;
毛澤東在領導開展“三反”運動時,把貪污腐敗、奢侈浪費和官僚主義等群眾意見最大的各種不良作風聯系起來考察,指出:
【“反貪污斗爭和反浪費斗爭的開展和深入,必將接觸到各方面存在著的各種程度的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工作作風。這種作風,是貪污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對脫離群眾的各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他說:主觀主義、命令主義,一萬年也是要不得的。……凡是主觀主義的,不合實際的,都是錯誤的。凡是用命令主義去辦事,都是錯誤的。他指出: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義、違法亂紀,是跟我們的官僚主義分不開的,因為我們沒有去過問,沒有去檢查,或者缺乏檢查。……我們應該輪流到下面去檢查,經常有人在下面。……要從我們中央開始,帶頭下去檢查。
為此,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這份指示中說:對于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的嚴重,因而不采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則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我們的領導任務有所加強,我們的領導方法有所改進,則危害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就可以逐步減少,混在我們黨政組織中的許多壞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許多壞事就可以早日消滅。
毛澤東特別批評許多黨員干部在工作中驕傲自滿、強迫命令、壓制群眾意見的做法。他尖銳指出:各階層人民相當普遍地不滿意我們許多干部的強迫命令主義的惡劣作風,如不及時加以整頓,即將脫離群眾。他還指出:
【“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不利于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毛澤東指出,壓制群眾意見,聽不進批評,本質上是固步自封、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不懂馬克思主義,是出現這種問題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指出:
【“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后來,他還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群眾路線的方法貫通起來,指出:
【“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他還從思想方法上提出要掌握“兩分法”的要求,并作了透徹的分析:
【“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事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等等)總是作為過程而向前發展的。而任何一個過程,都是由矛盾著的兩個側面互相聯系又互相斗爭而得到發展的。”】
【“長期存在著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脫。所謂形而上學,就是否認事物的對立統一、對立斗爭(兩分法)、矛盾著對立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走向它們的反面,這樣一個真理。就是人們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只見成績,不見缺點,只愿聽好話,不愿聽批評話。自己不愿意批評(對自己的兩分法),更怕別人批評。”】
在行動上,毛澤東非常注意以身作則。比如,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他作自我批評說: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還說: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
毛澤東還對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他在1961年五六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最后一天所作的自我批評,表示了不滿。他說:
【“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
毛澤東認為,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因此,就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也即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
為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要求干部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打掉官風,平等待人。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說: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要破除官氣,掃掉官氣。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第26條中寫道:
【“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對于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并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
在運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這一群眾路線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方面,毛澤東為全黨作出了示范。
一個突出的事例是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指出:
【“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
事實確實如此。為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于1953年12月下旬即帶領憲法起草小組成員,離開北京到達杭州,專心致志著手這項奠定新中國民主與法制基礎的重大工程。在他親自主持下,到1954年2月中旬寫出初稿。以后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又征求法律、語言等方面專家的意見,至1954年3月9日寫成憲法草案四讀稿。
接著,中共中央連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擴大范圍進一步討論修改后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此后,憲法草案通過全國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廣泛討論和反復修改,于6月14日經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審議通過。這個草案共經過全國1.5億多人參加的大討論,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后,毛澤東于9月8日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作最后討論修改。接著又經9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臨時會議審議,這才遞交1954年9月15日開幕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9月20日,會議采取無記名投票方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行表決,獲得全票通過。制定1954年憲法的過程,充分體現了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
再一個突出的事例是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為戰勝20世紀60年代初的嚴重困難,1961年初,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會后,他即親自組織和率領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了《人民公社六十條》。而后,毛澤東布置“三南”(中南、華南、西南)的省委書記在廣州開會,“三北”(西北、東北、華北)的省委書記在北京開會,討論這一草案。幾天后,他又把參加“三北”會議的人都調到廣州,兩個會合在一起,變成中央工作會議,從1961年3月15日開到23日,集中討論修改,使它得到充實和提高。草案經過修改后,毛澤東對與會的同志說:現在有了初步的調查成果了。從群眾中來,根據群眾的意見搞了這么個東西。現在還需要到群眾中去。把這個東西帶回去,每個省、地區都到生產隊去征求農民的意見。向群眾宣讀,一條一條地講,逐條征求群眾意見,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是基本同意還是部分同意,還有什么新的意見。帶著草案下去調查、征求意見以后,毛澤東又于1961年五六月間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匯總大家的意見,進一步討論、修改。結合廣東、湖南兩個調查組的調研結果,把草案中沒有解決的兩個問題解決了:一個是三分供給,不再保留,分配完全按勞;一個是公共食堂,解散。
通過調查研究,從群眾中來,擬出草案;又到群眾中去,聽取群眾意見,對草案加以改進和完善,解決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這是一條成功經驗。毛澤東后來總結說:
【“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
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帶動下,又制定了《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商業工作四十條》,以及關于中小學教育和軍隊工作的一系列條例。在這些條例指導下,各方面工作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勝利地渡過了嚴重困難時期。這些條例對各領域的工作產生了長遠的積極影響。
三、制定和建立一系列規定和制度,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的有效貫徹實施;
為保證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施,提高黨員干部思想修養,推動黨員干部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風、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建立一定的制度,作出必要的規定,更為重要。
毛澤東指出:
【“我們要是不愿意陷到這樣的泥坑(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所說的:“當革命勝利之后,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于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里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為貫徹實施群眾路線,毛澤東倡導、要求制定和建立的規定和制度,約略說來,有以下七項。
一是下廠下鄉,調查研究。不脫離群眾,一個重要方面是政策符合實際,符合群眾需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實際,了解群眾所需,作好調查研究。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上強調:干部要經常下廠下鄉,
【“為工農服務,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兩片”。】
在1958年1月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提出: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當采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兩種方法。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毛澤東在與一位省委書記的通信中甚至說:
【“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在毛澤東的多次倡導下,干部下鄉下廠,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成為一時風尚。
二是蹲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對全黨來說,是一項新任務,經驗不足,知識不夠。因此,
【“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
他批評說:調查研究,
【“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么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他肯定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到花縣一個生產隊蹲點兩個半月后寫的報告,而對許多沒有下去蹲點的干部則提出批評。毛澤東指出:不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是各級干部除少數人以外,在這次下去蹲點以前,根本沒有下去認真蹲過點,沒有作出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他們有些人不出辦公室,談不到視聽見聞。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點了,卻是蹲在基層干部、富裕中農、富農地主那里。這些人是有視聽見聞的,可是只視聽見聞了一方面,而對廣大的貧下中農,則根本沒有什么視聽見聞。
三是參加體力勞動。毛澤東認為,干部參加體力勞動,是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避免脫離群眾的重要途徑。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這個指示隨即在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在1957年4月27日為即將發出整風指示寫的中央給各省、部黨委指示信中指出:黨的另一通知日內也可發出,這個通知提倡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廠、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把鞍鋼經驗稱為“鞍鋼憲法”,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強調大搞群眾運動和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宣傳和推廣干部參加勞動的優秀典型。1963年3月,毛澤東為中央轉發的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重擬了標題:
【“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全體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范例”。】
1963年5月9日,他又為轉發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了大段批語,指出干部參加勞動是“極端重大的問題”,要求對這個問題
【“在今年內進行幾次討論”,“逐步加深廣大干部,特別是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對于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革命意義的認識,減少許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而在第一年,能爭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參加勞動,那就是一個大勝利。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
四是整風。整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黨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又一有效途徑。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已指出:整風
【“一年一次,冬季進行,時間要短,任務是檢查工作,總結工作經驗,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錯誤,借以教育干部”。】
在1957年春部署整風運動的時候,毛澤東多次論述整風的意義、目的和方法。他在1957年3月18日濟南黨員干部會上指出:
【“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這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
接著,他又在3月20日南京黨員干部會上指出:
【“最好一年有這么一回,開這么幾天的批評會。”】
在毛澤東看來,整風不是臨時抓一下,而“一定要把整風堅持到底”。這樣,才能“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
五是建立監督機制,重視人民來信。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群眾監督、黨內監督、輿論監督、民主黨派監督都提出了意見,作出了規定,建立了制度。他認為人民來信是接受各方面監督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別重視。早在1951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
毛澤東本人非常重視對群眾來信的處理。1963年12月13日,毛澤東讀到內刊《群眾反映》上登載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給予生活出路》,即批示給上海市委負責同志:
【“此事必須解決。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即使暫時不能就業,也要支出一筆救濟費把他們養起來,以待逐漸設法就業。”】
并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閱知,說“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六是樹立先進典型。樹立先進典型,運用好人好事進行群眾路線的教育,也是毛澤東注意運用的方法。他在1953年初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要求,在開展反對壞人壞事的廣泛斗爭達到一個適當階段的時候,就應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戰爭中涌現了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等英雄,工農業戰線涌現了孟泰、王崇倫、郝建秀、李順達、陳永康、王進喜等模范,科技戰線涌現出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等優秀專家,軍隊系統涌現了雷鋒、南京路上好八連等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個人或群體,干部隊伍中涌現出焦裕祿等典型,毛澤東或著文,或題詞,或賦詩,或發指示,要求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典型、學習典型的活動,激發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推動了良好社會風尚的形成。
七是反對特殊化。毛澤東歷來反對干部特殊化,曾作出若干規定。毛澤東一直強調,各級干部都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務員,同群眾同甘共苦。不許利用職權,使自己和自己的親屬享受特殊待遇。針對干部子女容易發生特殊化的問題,毛澤東指出:
【“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20世紀60年代中央開會,會上喝茶,個人要付茶錢,在茶杯下押兩角錢,成為與會者的一種習慣。
應該看到,群眾路線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施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必須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群眾路線同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民主作風、民主集中制密切相關。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密切相聯。在貫徹落實群眾路線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出了示范和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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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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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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