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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藍自述：我與田方

點擊：作者：于藍來源：總字部隊子弟發布時間:2020-07-02 12:30:49

田方在《英雄兒女》中扮演王文清

我們的結合是美好與幸福的，但真實生活中必然存在著辛酸和苦澀。這些苦澀更多是由于我的幼稚無知所造成的。

生活的磨煉使我逐漸成長,我才真正認識了田方，理解了他。直至今日，我仍懷著無限歉疚與永遠的愛意思念著他。

田方喜歡的是你

注：文章節選自于藍自述《苦樂無邊讀人生》

1940年春，我被調到魯藝實驗劇團，一次傍晚乘涼，和我一同參加革命又一同調到實驗劇團的趙路，悄悄地告訴我：“塞聲大姐把我找了去，要給我介紹男朋友!”我漫不經心地問：“是誰?”她臉微微地紅了起來：“田方!”

于藍與好友趙路

田方！這個名字使我震動了，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那你呢？喜歡他嗎?”“我早就喜歡他了。”我的心跳了起來，馬上意識到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了，我要為她祝福，我要把自己心底的秘密鎖好。我的思緒回到初中的少年時代。1935年我初中二年級時偶然觀看了影片《壯志凌云》，我格外注意到了一位新星。他在影片中扮演青年農民田德厚，那深邃而誠實的目光和純樸的農民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腦中。我很單純地記住了他——田方。

1938年10月底我在延安抗大學習，有一次抗大文工團在禮堂演出舞臺劇《到馬德里去》，大幕拉開了，忽然，我看到一位西班牙戰士，那深邃的目光怎么如此熟悉？這不就是《壯志凌云》中飾演田德厚的明星嗎？怎么他也會出現在抗大的舞臺上？

民國時期電影雜志上的田方

這說明，他為了抗戰.離開了大都市，丟棄了電影明星的寶座，和我們所有奔向延安的背年一樣，為了民族的徹底解放，可以放棄一切！他再次喚起我仰慕之情。但是，他終歸還是一位明星，我絕沒有想到要接近他。

田方在延安魯藝窯洞前

1940年春，當我調到魯藝實驗劇團以后，和田方常常見面。但，我絲毫未感到對方注意自己，所以非常坦然，似乎也忘記了前邊那些朦朦朧朧的好感。誰知事情的變化又很突然，趙路尚未與田方接觸，塞聲大姐又把我叫去了。她急促地說：“于藍，我差點辦錯了事，人家田方喜歡的是你!”“不可能!”我急切地說。我心中也很別扭，這又算什么事呢？太不好了！我為趙路不平，竟氣憤地去找田方，一進門就批評他不該這樣對待趙路。田方用深邃的目光看著我：“不，我沒有做錯。塞聲大姐沒有問過我。她太冒失了。”

“趙路有什么不好? ”我質問似的說著。

田方斟酌了一陣，“她很好。但是，我考慮我和她兩個人的性格太相似了，結合起來不會好。我在延河邊上第一次看見你，就暗暗選中了你! ”我不知如何是好，他卻緊緊地擁抱了我。我好像犯了罪，覺得對不起趙路。當我回到趙路身邊時，我哭泣起來。趙路好像早已明白，她說：“我和他是太相似了。”她也流了淚。半個世紀以后，田方的好友祁峻同志告訴我：“在你和趙路剛到魯藝打籃球的時候，田方就告訴我，他太喜歡你了。當時我、華君武、葛陵都在那里。我們說你旁邊還有一個好朋友趙路，也應該有人去喜歡呀！葛陵馬上表態：我可以喜歡趙路嗎？大家一致慫恿地說好！好!”趙路被葛陵的深情打動，不久，兩人結為伉偭。

生活并非小說那樣浪漫

1940年冬，我和田方在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的紀念日結了婚。我們的婚禮，簡樸而莊嚴：整個劇團把鑼鼓嗩吶全搬出來了，吹奏著喜慶的樂曲，一切如正式嫁娶婚禮。婚前，當人們知道了田方和我的關系時，許多人勸我：“于藍，他比你大很多，結過婚，家中還有孩子。”可能是受小說影響太大，我認為真正的愛不在于年齡的差距，至于孩子，當時我想得也很簡單，戰爭如此殘酷，天各一方，誰知何時才會相聚？那是太遙遠太遙遠的事情了。我們婚后，田方的感情十分熾熱。我不會生活，也不憧生活，更不會照顧田方，相反他分外細致地指點我。比如：開春了，棉鞋應該包好，不要隨便扔掉，以便冬天再穿;煤炭怎樣才能節省……慢慢地我感到生活不像小說寫的那樣美好，什么事都得聽他的，而他又太大男子主義了，在眾人面前從不表現對我的溫存和體貼。比如：我拿很重的東西走路，他空著手在后邊，從未主動前來幫助過我;一次在外地演出，我一個人收拾兩個人的衣被、物品，十分吃力才能裝進行李袋內，而他卻在山下幫助別人，特別是幫助一些年輕的女同志。我真氣極了，心想難道我不存在嗎？氣得我把行李袋一腳踢下山溝,我也不管了！結果把他從武漢出來時所保留的唯一的一個瓷鐵臉盆也砸癟了。可是他好像根本沒有發現我生氣了，依然泰然自若地東奔西跑為大家、集體奔忙著。類似的現象也太多了，我們的感情由此漸漸發生了裂痕，我幾乎要和他分手。在年長的同志們幫助下，田方才明白我的“委屈”所在，他向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怠，我也原諒了他，與他和好如初。

我從初中開始就是住宿生，吃集體伙，大件的被子臟了，有學校的工友幫助縫洗。家庭雖不富裕，但回家后也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怎樣做飯.怎樣縫洗，一概不會。當時延安條件困難，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兒所。許多母親為了給孩子一點營養，十分辛苦，要自己養羊、放羊才能擠出羊奶給孩子吃。可是，我不會生活，做不好這些。誰知偏偏我也懷了孕。征得田方和領導同意，又經蘇菲同志的幫助(她的丈夫是當時延安著名的外國醫生馬海德)，由馬海德介紹到柳樹店的醫院去做了人工流產。

1944年春，我的哥哥把田方的兩個孩子帶到延安了。

哥哥走時，田方只是說：“幫我看看母親和孩子是否還活著?”可是考慮到家里生活艱難，哥哥把兩個孩子帶來了！大的女兒幾乎和我一樣高，已經14歲;小的男孩已12歲。兩個孩子齊聲呼喚“媽媽”，鞠了躬。我騰地臉紅了起來，很不好意思，因為我自己也只有23歲。但我對他們無限憐愛，特別是小男孩，生下來就沒有見到媽媽。這時田方已是三十多歲了，他把愛全部轉移到孩子身上了，對孩子關心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我，卻似乎是多余的了。也就在這個期間，我發現自己懷了第二個孩子。我恐慌極了，瞞過田方，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產。

差點與田方離婚

1945年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了！田方和許珂則調去準備接收“滿映”，到長春去。從1945年11月初起，我就和田方各在一方。這一階段我的工作充滿激情，也得到了同志們和組織上的關愛與信任。大家贊譽我的時候，我則感到十分恐慌，我發現自己不能自拔地關注著另外一位同志。他才華過人，工作勤懇刻苦，他在延安受過不公正的“搶救”，因此我對他分外同情與敬重。我常常心不由己地被他所牽動，我發現自己已超越了對同志的關心。后來，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決定離開田方。當1946年11月我和田方重逢時，我竟流著淚告訴田方, 我要離開他。這當然深深地傷害了田方，他用不解的目光注視我，我記得那一夜我們無言地等待著天亮。后來我有機會見到那個同志的妻子，一個年輕的母親，膝前擁著兩個天使般的男孩，一個四歲，一個兩歲，我猛地驚悟過來，我要給這兩個幸福的孩子帶來什么？當天夜晚，我又向田方如實地敘說了自己的思想，“是我錯了!”我坦白地請求田方自己選擇和決定：我們是離開，還是共同生活？他飽含熱淚地抱著我的雙肩：“我會愛你的!”他的寬厚使我痛哭了起來。

春節前夕傳來噩耗,我所愛慕的那位同志，為了深入生活，他和文工團的幾個同志搭乘運送棉花、布匹的大卡車到農村，車已裝滿,超過車廂擋板，可是為了爭取時間，他們還是上了車。當汽車行進到—條河邊，由于車重地滑，把他甩了出去。送到醫院搶救無效，去世了。他永遠被埋葬在東北的黑土地上，也永遠埋葬在我的心底深處。

在和田方恢復感情后，我渴望自己有個孩子，渴望自己是個真正的母親。第二年，1947年的12月里，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因為這時毛主席剛好發表了黨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田方給孩子起名“新新”。

于藍抱著二兒子田壯壯

與田方相伴的最后時光

1966年，田方被劃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后我也成了“黑線代表人物”。在干校看到他那瘦骨瞵峋的身軀，卻肩背200斤的稻谷去脫粒，或是推著獨輪小車去送秧苗，我都不忍目睹。而他卻說：“還吃得消。”1972年我被第一批“解放”回廠工作。1973年他最后一批被“解放”回廠，并未再擔任什么廠長之類的職務，而是下放到我所在的編導室，也沒有任何名義，只是和我一樣是負責人之一。

全家福，后面是小兒子田壯壯

這期間我和水華為改編小說《霞島》去深入生活。1974年春，我得到海島上部隊領導的同意，請田方到島上去休養，而田方回信說身體不好，不便前去。可是我沒有想到，當我們回到北京他去接我時，他的模樣使我嚇了一跳。他面色蠟黃，身軀佝僂，我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不敢讓他看見。晚上回到家中，在昏暗的燈光下也沒看清他的臉色有什么異常，我詢問了他的病情，要求他第二天上午跟我去中醫醫院。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們雙雙把自行車推出大門，我覺得他走得慢了，一回頭催他，更是嚇了一大跳。他的臉色黃得像龍袍一樣的土黃色，昨晚燈光下怎么一點也沒有發現？我幾乎嚇暈了，這不是好顏色，肯定得了黃疸性肝炎。

醫院診斷出田方患了肝癌,在馬海德、謝鐵麵、吳德等同志幫助下，在 1974年7月6日住進了協和醫院。

……我用臉緊緊靠著他的前胸，他默默地摸著我的頭發，“抽屜里還有一個存折，里邊可能有200塊錢。于藍，這點錢雖少，可能對你有用!”天哪！直到他病倒至今，他也未領到全薪，每月只從家中拿去20元作為自己的消費，吸最低廉的紙煙，總是舊衣布鞋……他是那樣清苦，卻攢下200元，還要留給我……我的心碎了！我再也憋不住，哭了出來，但還要忍住哭聲：“不許你胡說！等你好了，我們倆一塊去拿!”他最后又說：“你太迂腐了，你別相信他們，他們都在演戲!”1974年8月27日，田方去世。終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