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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切不可在世界上顯富擺富

點擊：作者：鄭永年來源：《聯合早報》發布時間:2020-06-28 08:26:37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8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下同，約5900新元），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后，民生為要。”

這一數據引起各界的熱烈討論，因為它簡單明了地揭示了中國這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所得達到1萬美元經濟體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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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圖源：網絡）】

李克強總理這里所說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個人所得稅、私人轉移支付和各種社會保險費之后的收入，并且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即包括勞動人口、老人、兒童等無收入人口在內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強總理的數據既有統計的支撐，也有抽樣調查數據的支撐。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字，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農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狀況，本身就已經接近“月入1000元”。貧困地區農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在2019年分層線性隨機抽取了7萬個代表性樣本所作調查顯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為5.47億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占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這與李克強所說月收入約1000元以下的人口規模達到6億人吻合。

北師大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在這6億人中，有546萬人收入為零，有2.2億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億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億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億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標準，則該群體人口達到3.64億。也就是說，中國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

調查發現，這6億人中，來自農村的比率高達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05年，處于剛剛完成義務教育的階段，其中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勞動力占比最高為37.1%，自我雇傭者占比達到很高的18.0%，而工資就業者占比僅為37.4%，明顯低于其他收入群體。

概括地說，這6億人的典型特征是，絕大部分都在農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家庭人口規模龐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負擔重，是小學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當高，大部分是自雇就業、家庭就業或失業，或干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調查發現，這6億人中，來自農村的比率高達75.6%。（圖源：網絡）】

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北師大的抽樣調查，結果其實都是人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也和人們的常識相一致。近來“地攤經濟”發達起來，就說明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疫情對社會底層的打擊，僅僅是地攤經濟復蘇的其中一個原因。地攤經濟并非人們所嘲諷的那樣，也不是人們天生愛好擺地攤，而是為實際生活所迫。

中國中產階層仍薄弱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人們必須意識到，這里所說的貧困僅僅是絕對意義上的貧困。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并不是說沒有貧困了，很多人不僅仍然長期處于相對貧困狀態，而且會返回絕對貧困狀態。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精準扶貧置于頭等政策議程。

中國的這一國情實際上不難觀察到。不用和發達的歐美國家作比較，僅僅和東亞經濟體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在經濟起飛之后的20多年時間里，不僅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而且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使得中產階層達到60%至70%。中國則不同，盡管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在改革開放40多年之后，中產階層還是不到30%。

為什么這么多人會對這一基本國情感到吃驚呢？至少有如下幾個原因。

在社會層面，現在的中國是典型的商業社會，優勝劣汰，賺貧愛富。盡管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要看這個國家有多少人脫離了貧窮，而不是看這個國家培養了多少富人，但社會的關切點仍然在富人。

在知識層面，學者多為資本經濟學家或資本社會科學家，為財富說話。盡管經濟學家為財富說話是普世現象，但從來沒有像中國的經濟學家那樣圍繞財富轉。前總理溫家寶曾經抱怨中國沒有窮人經濟學家。然而，這是基本事實，為窮人說話無利可圖。同時，盡管中國有8億人口脫離貧困，但沒有經濟學家或社會科學家能夠把此現象說清楚。

在政治層面，最近這些年的民族主義，和改革開放之后的民族主義具有了不同的性質。中國因為落后而改革開放，通過向發達國家學習而追求富強。進入新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開始轉變為基于對國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這種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更為強烈。盡管這種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自發的，但走過頭了就造成一個不好的后果，只能說國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說“壞”的一面，只能顯富，不能說窮。“基尼系數”“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等經常成為敏感的概念。很多學者也迎合這股“民意”，過度吹噓國家的成就，而不談甚至掩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

實際上，顯富擺富也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因為民族主義隨著財富的增長而高漲，西方強硬派便把此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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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并不是說沒有貧困了，很多人不僅仍然長期處于相對貧困狀態，而且會返回絕對貧困狀態。（圖源：網絡）】

中國這一國情的長期存在，可以從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來理解。和東亞經濟體比較，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不公平增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增長顯現出公平增長，這些經濟體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這也是這些社會中產階層比較龐大的原因。不同經濟體通過不同的方法培養了中產階層，例如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和收入倍增計劃、中國臺灣和香港發達的中小型企業、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這些經濟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出現比較嚴峻的收入差異現象。

中國則不然。早期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現公平增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增速，但收入差異越來越大。這是世界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這一波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的大部分落到了少數人手中。在西方，中產社會演變成富豪社會。中國盡管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富豪社會，但情況也異常嚴峻。

第二，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社會制度的基礎都不足。在任何社會，社會制度基礎建立在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中國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1990年代末開始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和商業化；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開始教育產業化；世界金融危機后，開始房地產產業化。結果，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產的標準主要體現在經濟上，保障中產地位的便是這些社會公共品。再者，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公共品，窮人脫貧永遠沒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術創造動能足，但實際能力不足。科學和技術創新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層現象，因為一方面，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們才有精力去充實創新；另一方面，創新具有風險，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才能負擔創新的風險。中國的“創新”基本上還停留在管理經營模式，或者技術應用方面的創新，原創技術創新少之又少。

中國須追求公平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悲壯的脫離貧困、追求富強的歷史。其實，這也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主題。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因為人們相信較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能更有效地達成多數人的富裕。有鑒于改革開放之前“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鄧小平提出了“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集體致富的道路”。鄧小平已經確立日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主題——發展和公平。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貧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頭十年，中國經濟因為此前的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素而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社會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斷顯現出來。中國政府開始轉向社會建設。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盡管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但人們必須問“什么樣的增長”。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長都有利于社會，中國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長。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社會公平的問題提到了最高議事日程上。在過去很多年里，政府動員和投入大量人財物力，大力推進精準扶貧，促成每年1000萬人口脫離貧困。

中國的領導層對中國的國情是高度清醒的，歷屆領導人都堅持兩個基本判斷，即在內部，中國會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外部，中國會長期屬于“發展中國家”。

在世界范圍內，今天社會底層所面臨的嚴峻局勢，怎么也不會高估。疫情對社會各個階層都造成了沖擊，但受沖擊最大的還是社會底層。美國種族問題引發的全國暴力，盡管表面上是種族問題，但本質上是階層或階級的問題。黑人如果不能改變其階層或階級上的位置，種族問題還是會不斷爆發。

中國必須引以為戒。正如前面所討論的，中國社會的底層依然龐大，社會依然脆弱，經不起危機折騰；而本來就不很大的中產階層，又缺失足夠的制度基礎。

中共十九大前后通過制度改革，鞏固了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現在再次轉向改革開放。中共中央、國務院5月11日頒發了《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此前4月19日已經頒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些都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信號，是繼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后的綱領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層面，全國人大剛剛通過了人們期待已久的《民法典》，這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國家之后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開放方面，繼早先的一系列開放政策之后，“兩會”期間通過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并且開始了《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立法相關工作。這些比開放政策又進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來保障開放政策，使得國家的開放性不以政治意志為轉移。

在當代，無論是西方的經驗還是亞洲經濟體的經驗都表明，在社會的中產階層沒有達到60%至70%之前，社會穩定就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即古人所說的“有恒產者有恒心”。不過，即使在達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國（和西方）今天所面臨的民粹主義崛起，就是中產階層不斷縮小的問題。

外部的強大也取決于一個強大的內部中產階層。所有發達國家的強大，在于其中產階層的龐大，因為中產階層是消費社會的代名詞。

如果鄧小平還活著，他肯定會謙虛地說，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要問題，即既沒有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分配蛋糕的問題。

現在，改革已經再出發，但離一個富裕公平社會的路途依然遙遠。基于貧窮人口依然占多數這一國情，人們只能訴諸行動，而沒有任何驕傲懈怠的空間。

（來源：昆侖策網，原載《聯合早報》202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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