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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武申：賀龍出任中央體委主任始末

點擊：作者：謝武申來源：《黨史縱橫》發布時間:2021-01-13 10:02:42

一直以來, 關于賀龍元帥是如何出任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的, 說法不一:有誤解毛澤東初衷的, 有把賀龍就任體委主任后的身份搞錯的, 還有把體委全稱搞錯的, 等等。本文作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后, 為把賀龍元帥對發展新中國體育事業的貢獻搞清, 曾到國家體委檔案室查閱了110多個卷宗, 訪問了國家體委第一代領導人和第一代著名教練員、運動員, 因而對賀龍元帥出任國家體委主任的經過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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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后的中國體育, 幾乎一片荒漠

舊中國的體育比賽成績一片空白。

1932年, 第十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當時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由于經費困難, 決定不參加。但后來聽說偽滿州國準備派人去, 便倉猝指派宋君復為教練, 帶著東北大學學生劉長春出席。兩人乘輪船在海上顛簸了20多天才趕到, 但因為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劉長春在預賽中即被淘汰。

1936年, 中國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增加了。但除了撐桿跳高運動員符保盧取得決賽權之外, 其他所有參賽項目在預賽中全部敗北, 沒得一分。

1948年, 中國再次參加奧運會, 依然一無所獲。

此外, 中國僅在只有四五個國家參加的遠東體育運動會上取得過一些名次。

當年, 英國《鏡報》曾刊登過這樣一幅漫畫:一個身材瘦小、穿著中國運動員服裝的人, 舉著畫有5個鴨蛋的白色大旗。

以當時國內水平而言, 1933年女子跳高運動員朱天真創造的全國紀錄僅為1.35米, 而且竟然保持了15年之久!這一紀錄到1948年終于被吳樹森打破, 但成績也只有1.40米。上世紀30年代, 曾轟動一時的“美人魚”楊秀瓊的游泳成績, 還達不到50年代二級運動員的標準。

舊中國的體育設施微乎其微、簡陋寒磣。直到1950年, 中國尚無一所體育學院, 沒有一支健全的體育運動隊, 也沒有一處像樣的體育設施和建筑。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發展體育事業是很重視的。新中國成立之初, 政務院 (后改稱國務院) 就指示在各省市建立體育機構。但是, 由于體育人才太少, 也由于有些領導干部對體育工作尚未引起應有的、普遍的重視, 直到1953年底, 全國各地成立體育機構的, 還不足半數。

當時有些已經調到體育機構工作的干部認為, “做體育工作沒出息, 沒前途, 埋沒了自己的一生, 希望到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崗位上去工作。和親友談起自己的工作, 便無可奈何地說:‘這是組織上的調動, 只得服從。不是自己愿意干的’。教員中認為體育是‘小四門’, 不吃香。考入體育學院的學生中有的說:‘這是我考試中的最大一次失敗, 真想不到我的前途就葬送在體育學院這兩年之中了’。”“還有不少學生不愿意佩帶體育院校的證章, 不敢給同學寫信” (張之槐《關于體育工作者安心工作的問題》, 載《新體育》1954年5月號) 。

當年, 體育學院的學生出了校門, 就把校徽藏在上衣口袋里, 返回學院進門前再把校徽從口袋里取出來。還有些在校的有體育特長的理工科大學生, 聽說要被調到體工隊改行從事體育工作, 痛哭失聲, 幾天不穿隊服、不吃飯……

出任中央體委主任, 賀老總是眾望所歸

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 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榮高棠, 率領中國體育代表團到芬蘭的赫爾辛基, 參加了第十五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次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8月21日, 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舉行第二次常務會議, 聽取了榮高棠關于中國代表團參加該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和今后如何加速發展中國體育事業的建議, 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后, 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呈遞了《關于參加第十五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 報告中建議:在政務院下成立一個與各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

1952年9月6日, 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席馬敘倫在呈送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關于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召開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情況的報告》中也建議:在政務院設立一個與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

在此之前, 新中國的體育工作是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主管的。

為什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向中央建議要賀龍元帥出任體委主任呢?

說來話長。原來, 早在紅軍時期, 賀龍擔任紅二方面軍司令員時, 就在部隊中倡導體育運動, 提出了“練好身子, 戰勝敵人”的口號。抗日戰爭時期, 他擔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 創建了“戰斗”體育工作隊, 下有籃球、排球等幾個運動隊。他甚至在師司令部設立了“體育股”, 這是一個創舉。為加強120師“戰斗”籃球隊的實力, 他不拘一格。

聽說呂正操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有一支實力相當強的籃球隊, 其中一名主力隊員叫劉卓甫 (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長、國家物價局局長等職) , 參加過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第十一屆奧運會, 當時被譽為“國手”;還有一位叫張之槐, 1937年畢業于北平體育專科學校, 曾參加過華北運動會, 是華北著名籃球高手, 以投籃極準而被譽為“神投手”, 他就設法把這兩人調到了120師司令部。而當時, 劉卓甫正擔任著河北深縣的縣長。從此, 賀龍求才若渴, 把縣長調來打籃球的佳話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也因此, “戰斗”籃球隊成為實力最強的籃球隊, 打遍陜甘寧晉綏邊區和延安無敵手。

大西南解放后, 賀龍擔任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鄧小平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治委員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在鄧小平的支持下, 在西南區和西南軍區大力發展體育運動, 建立了新中國第一支專業的體工隊———西南區籃、排球隊, 修建了重慶大田灣體育場和體院館。

賀龍還把120師的“戰斗”體工隊帶到了西南軍區, 擴建為擁有籃球、排球、足球、田徑、壘球等專業隊的、全軍首屈一指的體育工作隊。期間, 賀龍曾把一名飛行員調到體工隊當運動員, 有人對此不解, 賀龍說:“找一名飛行員是很容易的, 而找一名優秀運動員, 就沒那么容易了!”

賀龍在西南還有一個創舉, 就是把運動隊定為干部編制。也就是說, 教練員和運動員從此不再是解放前被人看不起的“吃球飯”的人, 而是正式的國家干部了。而且運動員的伙食標準, 比大軍區首長的小灶還要高———在小灶的標準上每天再加一個雞蛋和定量白糖。

而此時, 在北京還沒有建立國家級的專業體工隊, 也沒有興建體育場館。賀龍的這些舉措, 當然為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體育界人士所傾羨。有哪一個想振興新中國體育事業的人士, 不愿意在賀龍同志領導下工作呢?所以, 賀龍出任國家體委主任, 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是眾望所歸。

當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建議呈遞到中央之后, 毛澤東和其他有關中央領導同志是怎樣研究的, 至今不得而知, 因為沒有文字檔案可查。但可以肯定地說, 從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 到當時分管文教、體育的習仲勛, 都是極為贊成的。

時任中宣部部長的習仲勛, 曾和賀龍在西北并肩戰斗, 賀龍擔任西北軍區司令員, 他擔任政治委員, 兩人配合默契, 有著深厚的戰友情誼。

鄧小平于1952年秋從西南調到中央工作, 出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國家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他對賀龍振興西南體育的熱情與魄力, 知之更深。所以,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委托剛剛從西南來北京的鄧小平同賀龍談話, 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鄧小平與賀龍的談話內容, 至今也無文字記錄可查。筆者采訪國家體委第一代部、司級干部中與賀龍接觸較多的張之槐、李夢華 (曾任西南區團委青年工作部部長兼軍事體育部部長) 等多位老領導發現, 鄧與賀的談話內容有不同的版本, 但都是可信的。因為都是賀龍在不同場合所講的。

第一種版本, 是政務院在準備采納體育總會的建議通過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任命之前, 鄧小平給在重慶的賀龍打長途電話:

“賀總嗎?我給你找了個好差使,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馬?”

賀龍:“啥子好差使, 你盡管吩咐嘛!”

鄧小平講了政務院決定組建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經過后, 說:“下面有報告, 建議請你當主任。我和總理商量了, 也感到由你來當最合適。”

“毛主席的意見呢?”

“毛主席也贊成。”

“好。毛主席叫我干, 中央叫我干, 我就干!”

第二種版本, 是賀龍一發現有高級干部不安心體育工作時, 便現身說法:“我是自愿干體育工作的。我當體委主任, 是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點的將, 是毛主席下的令。”

第三種版本, 是賀龍曾經說:“我請示過毛主席:我當體委主任, 有沒有人 (事) 權、財權?主席說, 有!你需要誰就調誰;經費, 你找財政部長鄧小平, 他是你的老熟人嘛!我說, 好, 中央給我人權和財權, 我就干!”

中央在征得賀龍的同意后, 1952年11月15日, 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 討論增設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的議題。周恩來正式提議:為了加強對體育運動的領導, 建議賀龍擔任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蔡廷鍇擔任副主任。會議一致通過了這項任命。任命通知書的時間是1952年11月20日。

此時, 體委的全稱是“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1954年9月, “政務院”改稱“國務院”, 體委亦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 簡稱“國家體委”。

有些老同志, 特別是賀龍的老部下, 對賀龍當體委主任很不理解:為什么讓一位戰功卓著的開國功勛去搞體育呢, 這不是大材小用嗎?還有的說, 毛主席讓賀龍當體委主任, 是不讓他管軍隊了, 等等。

其實, 這完全是誤解。

首先, 提議賀龍出任中央體委主任的, 是中華全國體育總會, 并非毛澤東。而且, 賀龍當體委主任是兼職, 中央并沒有免去他西南軍區司令員一職, 他在主管中央體委的同時, 還在主管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的工作。而且, 在鄧小平調京后不久, 賀龍就擔任了中共西南局書記。

此前, 有些文章和媒體都說“賀龍從重慶來到北京, 就任中央體委主任”。這是主觀臆斷。

賀龍的確多次從西南區首府重慶來北京, 那是到中央開會, 或向中央匯報工作。1953年4月, 賀龍從重慶到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之后, 又返回到重慶。

再者, 毛澤東對體育事業是一貫重視的。1950年初, 他親筆題簽了《新體育》雜志的刊名;1952年6月10日, 又題寫了“發展體育運動, 增強人民體質”12個大字, 為新中國的體育事業指明了方向。1954年4月1日, 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其中一項議程是審議《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關于加強人民體育運動工作的報告》。榮高棠一進會場, 毛澤東就說:“該討論體育了, 體育是關系到6億人民的大事嘛!”因此, 他同意由賀龍兼任體委主任, 也是出于對體育工作的重視, 因為要盡快發展新中國的體育事業, 非賀龍莫屬。

而賀龍自己也樂于擔此重任。他在為體委選調人才時, 常常對不愿搞體育工作的干部說:“我是自愿干體育工作的。我當體委主任, 是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點的將, 是毛主席下的令。”

1954年底, 全國各大行政區撤消后, 賀龍奉命調京, 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除主管體委之外, 還擔負著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國務院有關事務、外交和中央機關的定編工作等任務。

1956年, 賀龍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9年, 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主席。而此時, 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元帥, 只有林彪、賀龍和聶榮臻。1960年, 賀龍兼任新成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963年9月下旬, 毛澤東提出:“林彪同志長期生病, 身體不好。我建議由賀龍同志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這些都充分說明, 毛澤東對賀龍是非常信任的。只是后來由于林彪看到賀龍取代了自己的地位, 領導全軍搞大比武, 成績顯赫, 博得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賞, 便開始暗中派出“調查組”搞黑材料, 說大比武“沖擊了政治”, 并逐步對賀龍進行陷害, 而毛澤東又偏聽偏信了林彪, 那就是后事了。

為調兵遣將, 賀龍請胡耀邦吃哈密瓜

賀龍走馬上任后, 就著手選調人才。

1953年2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行文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公文 (53) 中人二字第83號》) , 通知中央體委:

你委一九五三年編制, 經審查, 核定共編制239人, 計干部212人, 勤雜人員編制27人。

當時, 中央體委的全班人馬就是從共青團中央調來的十幾名干部, 由榮高棠、黃中擔任體委的正副秘書長。

這尚缺的近200名干部, 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 一時很難配齊。加之當時受傳統觀念影響, 很多人都不把體育當作正式職業。所以, 體委調干部就難上加難了。

1953年4月27日, 賀龍在北京主持全國體育工作會議時提出:“為了把中央體委的機構建立起來和逐步建立、健全各級體委, 必須首先解決干部問題。目前, 必須向中央要些‘母雞’, 從中央、大區、部隊調, 作為我們的骨干。”

此后, 賀龍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獨特的方式, 動員、說服和吸引了一批曾在部隊和西南區從事過體育工作的干部到國家體委機關工作。他首先點的將, 就是西南軍區司令部干部處處長兼西南軍區“戰斗”體工大隊隊長張之槐, 還有35歲的張聯華和39歲的朱德寶。張聯華是120師“戰斗”籃球隊的老隊員, 這時已經擔任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某炮兵團的政治委員;朱德寶是“東干隊”的老隊員, 此時是東北軍區空軍某部軍械處處長。

1953年8月3日, 中央體委正式向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習仲勛呈遞報告, 提議任命張之槐為干部訓練司副司長;張聯華為國際聯絡司副司長;朱德寶為運動競賽司副司長。

西南行政區撤消后, 1954年10月下旬, 賀龍辭別西南, 和宋任窮、蔡樹藩、劉秉林、王凌、武岳松等攜家眷乘民眾輪, 由重慶順長江而下。當時與賀龍同船的這幾名干部, 都是準備到北京各部門報到的, 只是無一人去體委。可賀龍一上船, 就打上了他們的“主意”。他首先向準備到內務部走馬上任的蔡樹藩“發動攻勢”, 立奏奇效。1922年參加工人運動, 履歷上并沒有從事體育工作記錄的湖北籍老戰士蔡樹藩, 與其說是被賀龍描繪的體育前景所吸引, 不如說是被賀龍獨有的魅力所折服。他在西南與賀龍共事5年的體驗, 使他更愿意同賀龍合作。因此一到北京, 賀龍即同蔡樹藩的老上級鄧小平談妥, 讓他由內務部副部長改任國家體委副主任。

女將王凌原是去地質部的, 也被賀龍說服, 到體委擔任了辦公廳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軍區保衛科的干部, 在賀龍身邊做過保衛工作, 賀龍自然也沒放過他, 一下船便把他拉到了體委, 不久他便擔任了新建的北京體育館副館長, 后來又擔任過干部司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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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南局宣傳部的副部長張非垢, 原準備到外文出版社擔任社長。賀龍欣賞他的才華, 覺得體委必須有幾個秀才, 便動員他來體委。張非垢盛情難卻, 不僅自己答應了, 還動員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女將張彩珍說:“去體委吧, 這是賀老總的命令。我也是文人進武廟。”

賀龍還邀請老朋友、起義將領、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盧漢先生來體委共事。盧漢欣然首肯。之后, 賀龍又多方游說, 從西南調來李夢華, 從中南調來陳先, 從華北調來曹建純 (任群眾體育指導司副司長) , 從西北調來董念黎 (曾任群眾體育指導司副司長、教育司副司長) ……

1954年11月1日, 國務院正式任命蔡廷鍇、蔡樹藩、盧漢、黃琪翔、榮高棠為國家體委副主任。繼之, 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張非垢擔任國家體委秘書長、黃中為副秘書長的任命。1956年, 張非垢和黃中晉升為國家體委副主任。當年, 張非垢才33歲, 在國務院系統的副部級干部中是最年輕的。張彩珍后來也擔任了國家體委副主任。

以后, 賀龍又陸續調他的秘書任思治和韓復東、李達、趙正洪等一批干部到體委工作。

著名體育家董守義先生, 解放前擔任過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總干事等職, 1947年被選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賀龍提名他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兼中央體育學院教授, 月薪定為180多萬元 (舊幣) 。此后, 賀龍又委任他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和國家體委運動技術委員會主任。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董守義先生, 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議上, 為爭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合法席位作了最大努力。

那時, 賀龍還曾把時任青年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團中央組織部部長路金棟請到家中, 對他們說:“體委剛成立, 需要加強。我們這里也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 任務很繁重, 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 這也是你的事喲!從你那里調點兒人, 你給一些吧?”

胡耀邦此前擔任西南區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軍區政治委員, 是賀龍的老部下, 他早就為體委挑選了一批干部。他對賀龍說:“賀總, 我們來您這兒之前, 已經選了一些檔案, 請您親自挑選。”

隨即, 路金棟把一抱檔案放到了賀龍面前……

賀龍風趣地說:“為了感謝你們的支持, 我今天請客, 是剛剛從新疆運來的最好的哈密瓜。”

為體委機關選址, 主持修建北京體院館

賀龍在遷到北京辦公之前, 就曾赴京同榮高棠、黃中商談組建體委機構的問題, 并就此向周恩來、鄧小平建議:

(一) 以原體育總會為基礎建立機構, 現有48人, 需即補充62人。其中需有一批骨干, 提出一個名單已送安子文同志處, 以后看情況需要時再增加。(鄧小平在此批示:同意。)

需要買一所房子住, 已向北京市政府接洽, 需建筑會址, 擬請批準青年服務部球場地址 (北京飯店對面) 。(周恩來在此批示:此事須向市府商辦。)

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欣然同意, 把東長安街17號撥給了體委。不久, 又把位于宣武門東側的未英胡同33號撥給體委。這是一座藏在小巷深處的四合院, 只有十幾間簡陋的平房, 容納不下賀龍新調來的各路人馬。于是, 賀龍登門拜訪彭真, 請他再設法解決會址問題。

彭真鼎力相助, 把幾個單位爭要的王府井八面槽9號的135間房子撥給了體委;機關宿舍, 安排在草廠胡同。他在一份批件上給賀龍寫道:

賀老總:房子解決了, 據報還可以。

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 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其機構包括辦公廳、群眾體育指導司、干部訓練司、運動競賽司、國際聯絡司、學校體育司、編審司、計劃財務司和民族形式體育研究會等。

1954年底, 體委機關又遷至崇文區太陽宮, 蓋起東、西兩棟辦公樓。

此后, 賀龍又創建了北京體育學院、《體育報》、體育科研所等, 還主持修建了北京體育館、工人體育場和工人體院館等體育設施。

從1952年賀龍出任中央體委主任起, 到“文革”爆發的1966年止,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全國的體育健兒艱苦奮斗、勇敢拼搏, 共打破世界紀錄145次, 獲得13項世界冠軍 (其中乒乓球12項) , 有210人獲得體育運動榮譽獎章。與此同時, 中國青少年的平均身高, 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也由解放前的35歲, 提高到60歲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