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萬青年冒著風險奔赴延安的原因與啟示
“到延安去！”曾經作為一個響徹云天的口號，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激勵著廣大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匯聚到延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核心樞紐，投身于中國革命的大洪流，成為重要的有生力量。數萬青年不懼風險奔赴延安背后，有著怎樣的所思所想和精神力量？這對廣大黨員及當代青年的信仰和價值觀有何啟示？一起回顧并學習這段歷史。
01
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1943年12月22日，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抗戰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學習的）知識分子共四萬余人，不包括西北局系統。這個數字來源比較權威，幾乎所有研究者都使用這一資料。這里所指的知識分子，并不包括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可能青年的人數要超過此數。目前還沒有關于這四萬青年來源的系統研究成果，如具體的各省分布、出身比例、職業比例等。目前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從各種回憶錄、傳記、日記等相關出版物中，大體上呈現出相對清晰的軌跡與輪廓。從家庭出身來看，有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如黃華、何其芳、周揚等；有出身于富農家庭的，如何方、張騰霄等；有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如呂驥、丁里、陳學昭等；有出身于小業主家庭的，如田家英、光未然、沃渣等；有出身于華僑家庭的，如何干之、李凡夫、莫邪等。有出身官宦世家的，家世較為顯赫，家境殷實。也有的雖然家道中落，但家庭條件還是比普通人優越。例如，后來曾經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其父親李積芳民國二年（1913）出任國會眾議院議員。著名哲學家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其父李日垓，畢業于京師大學堂，曾經擔任過云南省民政司長、內務司長、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著名記者胡績偉，其叔祖父胡素民、其大伯父胡馭垓都是同盟會會員，胡馭垓在保路運動中被端方殺害，胡素民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四川省議員。胡績偉在自述中稱：“我家出了兩位國民黨元老”。丁玲，原名蔣冰之，祖父做過大官，父親蔣寶黔雖然早逝，但母親精明能干，擔任過女子學校的學監，家庭條件比較優裕。鄧友梅的父親鄧寶珊，時任第二十一軍團團長、晉陜綏邊區總司令。此外，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不少人出自名牌大學。如清華大學的韋君宜、燕京大學的黃華、北京大學的何其芳、上海大夏大學的周揚、武漢大學的李銳等。從職業分布來看，主要是青年學生、年輕教員、留學生及愛國華僑、歸僑等。數萬青年排除萬難，甚至冒著巨大生命危險奔赴延安：畫家王式廓離開條件優厚的武漢，在一路發生嚴重瘧疾和高燒的情況下，從西安步行前往延安；著名畫家華君武，瞞著母親，在朋友幫助下，從上海出發，經過香港、廣州、漢口、重慶、成都、西安，最后到達延安。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風沙彌漫、雨雪交加、驕陽酷暑中艱難前行；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國民黨設立的封鎖線，不少人遭受扣押；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帶病前行……盡管各有各的困難，但卻無法阻擋青年奔赴延安的決心和抵達時的喜悅：漫畫先鋒張仃在1938年到達延安時激動地在地上翻滾，親吻著延安的土地。【愛國青年徒步、涉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資料圖片）】抗戰初期數萬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去”成為最為時髦與自豪的時代口號。數萬青年赴延安，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比起抗戰后期國民政府發起的青年學生從軍運動，雖然學生學歷比不上，但卻具有開創性。
02
數萬青年排除千難萬險終要抵達延安的原因
數萬愛國青年跋山涉水、沖破各種阻力奔赴延安，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學者從抗戰初期的形勢、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及邊區建設的成效、左翼文化影響、個人因素等角度做了分析；也有學者從抗日的理想信念力量、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吸引、邊區生活供給制度的保障、媒體宣傳等視角予以探討?？傊收咭娙?，智者見智，都豐富與深化了該領域的研究。結合掌握的資料，參考前述研究成果，對數萬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做進一步分析探討。第一，新中國的憧憬。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新中國”的宏偉構想，成為廣大愛國青年新的憧憬。鴉片戰爭以后，清朝統治無能，日漸衰敗，中國飽受西方侵凌。有識之士為了救亡圖存，提出了諸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設想。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提出了建立“新中國”的設想。此后，孫中山等革命志士也有類似的表示。南京國民政府及其領導蔣介石，也曾經提出建立新中國的設想，但是，其所建立的政府與其設想差距甚遠，始終停留在口號階段。中國共產黨此時提出新中國的構想，并積極付諸實施。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確提出了“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主張，并喊出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新中國”比較早的系統表述。
隨后，毛澤東多次提到“新中國”，并賦予其自由、解放、平等、幸福等諸多內涵。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同學會成立題詞：“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便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19周年晚會，號召青年們行動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奮斗。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出席陜甘寧邊區工業展覽會開幕式，并發表講話。他說：現在全國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設新中國，所以叫“抗戰建國”。5月4日，毛澤東演講完畢，接受延安青年獻旗，旗上書寫“新中國的火炬”。12月1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針對黨內和軍內存在的不重視知識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反復提及建立“新中國”，需要廣大青年的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新中國，審時度勢，恰逢其時，構筑了一個令廣大青年無限憧憬的光輝未來，順應了時代潮流與民眾希冀。安徽青年王仲方說道：“我們要救的國是要恢復腐朽的舊中國，還是要經過抗日建設一個新中國。通過歷史的教訓和先進理論的指示，我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是吸引廣大青年奔赴延安的最主要因素。第二，抗戰初期，延安是中國青年心中的圣地。的確，此時的延安，與南京、上海、北平等國統區大城市相比，呈現出一個全新的世界。1937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給其表兄文運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態。“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1938年，“邊區開始實行直接、平等、不記名投票的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選舉中，實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并且采取“畫圈、畫杠、畫點、投豆”等方式，以滿足不識字者與識字不多者參與投票，確保了民眾廣泛而直接的政治參與。
【1939年4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延安官兵平等、人人平等、沒有貪污的社會政治生活氛圍及實踐，吸引了不少追求平等、自由的青年。西安中學生高秀芳、楊濟安在回答為什么去延安時說：“現在正是國難時期，國民黨的官員卻不知奮發圖強，而是貪污腐化，大發國難財，使得民不聊生，青年學生畢業即失業，沒有出路，感到苦悶（彷徨），所以想到延安投奔革命，既為自己尋找出路，也替國家民族效力。”著名音樂藝術家冼星海當時正在上海任教，據其日記記述：“正當我要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一封信，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聘我。我問了些相識，問了是否給我安心自由的創作環境，他們回答是有的。我問進了延安可否再出來，他們回答說是完全自由的。”在確信有安心自由的創作環境及來去自由后，冼星海來到延安。丁玲1936年10月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937年發表了長詩《七月的延安》，對延安的社會生活予以由衷禮贊。詩中寫道“大伙兒來吧，自己的事，我們自己管。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燒著。”數萬青年奔赴延安的因素還有很多，如中國共產黨的召喚、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國民黨抗戰的失敗，平型關大捷的鼓舞等。
03
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與廣大青年的自我實現發生了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
數萬青年奔赴延安，除少部分進入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理論、文化藝術外，大多數進入主要以培養軍事干部為目標的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抗大前后共辦了8期，其中，1938年開辦的第四期、第五期，包含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分別有4655人、1.33萬人，達到近2萬人。1938年8月5日，毛澤東對抗大第四期畢業學員發表講話，明確提出學員畢業后的三種出路：當學生、當教員、當指揮員。特別針對第三條出路，毛澤東強調指出：“現在是抗戰，‘游擊戰爭’四個字，是制敵的一個錦囊妙計，要下決心到敵人后方去進行游擊戰爭，你們大多數人要到前線當軍事指揮員或政治指揮官。”具體有多少抗大學員奔赴前線做了軍事指揮員與政治指揮官，目前還沒有看到數字，但這批文武兼備的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下沉部隊基層，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中堅分子，對實現抗戰勝利發揮了巨大貢獻。
【1938年8月1日，毛澤東在抗大四期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
數萬青年到達延安后，經過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學校的短期訓練，分別充實到各個崗位，成為中國共產黨抗戰及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重要力量。數萬青年奔赴延安，逐漸融入以工農為革命主體的新環境之中，初步實現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結合，提升了延安干部的知識層次，豐富了延安干部的構成，形成了延安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成為中國革命的先鋒隊，對邊區的政治、社會、經濟特別是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對新中國的建立，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數萬青年克服重重阻力，從繁華都市來到物質生活異常艱苦的黃土高原，說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無窮的。精神力量在特定時代發揮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巨大作用。此時的延安，順應了歷史與時代潮流，站到了時代的最前列。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設想，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主張的具體實施，“新中國”構想及具體價值觀念的憧憬，都極大震撼了追求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的有志青年，喚醒了他們內心深處潛藏的意識。
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與廣大青年的自我實現發生了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這種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既使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得以實現，也使廣大青年的人生價值與事業得以成功。延安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最快樂的城市”“可以在一道干的地方”。年輕、快樂、一道干這些充滿活力的元素，無疑成為青年無限向往之地。延安開創了一種全新的事業，展現了無窮的魅力，廣大青年可以在此大展宏圖，實現人生輝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來源：昆侖策網，正文轉編自“人民論壇”，原刊于《人民論壇》2月上，略有刪減；圖片選自網絡資料）【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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