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的引起很多爭論的事件,我和毛澤東曾有一次談話,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這里一提。這并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他個人對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歷中的轉折點的看法,在這里提一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問毛澤東,在他看來,對于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于陳獨秀,對于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對,對于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于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后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據毛澤東說,他“能說,而且說得太多了,卻不提出任何實現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地來說,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武裝起義的現實終于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當時的形勢。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于驚惶和失敗。” 毛澤東說,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于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電報,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得到了一個抄件,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那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的做法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蔣介石所摧毀。 看來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么“意見”,而是干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當然,武漢的大失敗,后來成了俄國國內在世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斗爭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以后,俄國反對派被摧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被弄臭,蘇聯開始認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它由此出發,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作者:埃德加·斯諾。來源:《紅星照耀中國》 轉自激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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