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成為超大城市,城市病頻發,人們怨聲不斷。而梁思成(林徽因夫妻)保護老北京城的事,為人們津津樂道,成為哀婉的“傳奇”。不時有文章談論此事。但這些文章給人的印象,都是執拗武斷的執政者,剛愎自用,壓制梁思成,毀了老北京千年古城,風華絕代的林徽因郁郁而終,梁思成抱恨終生。
這類文章的文藝風格總是集中于梁思成的方案(又稱梁陳方案)被否決,梁思成的無奈和傷感,老北京城的格局被破壞,以及各種文化人如何懷念老北京的古韻。但是,這些文章卻不談,或者很少談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梁思成主張另建新城,保護老城原貌。這么好的提案,北京市政府為什么不采納?市政府是怎么決策的?經歷什么過程?
首先,梁思成是否沒有說話的機會呢?
北京是首都,城發展定位事關重大。北京城發展決策實際上是經過充分討論的,是民主決策的。在1950年,當時有梁思成和陳占祥的方案,提出要在臨近復興門以西建立新行政區,保護老城,老城發展旅游、教育文化。被稱為“ 梁陳方案”,非常有影響。與此相對的是蘇聯專家的方案。它是利用莫斯科建設的經驗,利用老城,老中建新。其優點是考慮了當時經濟情況。缺點也明顯,肯定要破壞老城。同時,也有其他方案。
梁思成自然極力反對這個方案。雙方爭論也是極為激烈,梁思成為此找過彭真,上書過周總理。最后毛澤東拍板,確定了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這實際是選擇蘇聯專家的方案,否定了“梁陳方案”。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城市建設方針經過詳細討論,各方充分闡述了自己意見,是民主討論,民主決策的,并非領導人簡單拍腦袋的產物。梁思成并沒有因此受到什么政治“處罰”。(1953年以后,梁思成在城市規劃上的發言權才被削弱。這是因為,在北京城建設方針已定的情況下,不管什么會議,梁先生一張嘴就是“行政區不應建在老城”,老是糾纏在這個老問題上。如果學術討論,也無不可。可是,行政部門這樣做,根本沒法工作。最后,彭真繞開梁先生,單獨成立機構。不聽我的就不行!梁先生這種做法,不能說沒有問題吧?)
其次,“梁陳方案”就真的完美嗎?
現在文章多說蘇聯專家方案的問題,很少說“梁陳方案”的問題,這就有失公允。“梁陳方案”的問題也很多。
先說建新行政區。建筑專家朱濤對這個問題做過細致研究,有專著《梁思成和他的時代》。他對這個方案提出了質疑。其一,“ 梁陳方案”是一個規劃的概念草圖,不是一個完備的規劃圖。其二,這個方案的面積太大,每個行政人員是40到45平方米,整個行政區占地比比舊城還要大很多。這個行政區相當于新建城市。其三,它的功能非常單一,全是辦公室,沒有商業、沒有文化,只有一點宿舍和一個文化禮堂。為此,還要為大部分行政人員在西郊建新居住區,在西南郊建商業區。其四、在梁思成的設計中,這個辦公區不建高樓,全是四合院,所以占地龐大。
實際上,梁思成的方案是把古建筑審美的情趣標準擺在第一位,而不是辦公效率。行政區畢竟不是園林,這個規劃如果實施,面臨的問題也不會少。
不過,梁思成忽略了三個問題。抗美援朝之后,中國處于戰爭狀態。把國家行政機構集中在一起,被美國突然襲擊怎么辦?這是當時必須考慮的。所以,當時決定行政機構分散布局。還有一個,就是現在所突出的生態問題。北京西北郊上風上水,靠近西山,空間有限。按照梁思成的規劃,在這里建新城和新居民區,將對生態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現代城市建設研究者的批評。還有一個就是政府財政問題。
再說老城。“梁陳方案”中的老城維護也是困難重重。核心問題是,老城重要?還是老城中老百姓重要?北京老建筑專家孔慶普50年參加工作,親眼目睹北京變遷,據他回憶:
“那時候梁思成說原城保護,別拆,也別扒豁子,城墻要保留下來。那城里頭近40 萬人的出行怎么辦?他說解放前都行,現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從前是什么樣。解放前老百姓沒人管,你沒吃的就沒吃得運出去啊。那自來水也是這樣,從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個車,一邊一個水箱賣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錢、二分錢,幾分錢,后來一毛錢,再變成一千塊錢了(一千塊錢實際上就是一毛錢)。只有一個自來水廠在東直門外,供應政府機關。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來水。那時候和煤球還得要黃土。黃土上哪兒弄去?上北城根兒,城墻根里頭挖坑。馬三立相聲里頭說過這些事兒,一車黃土賣幾個錢。那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簡單,不需要供應,也不需要幫他清理。”(《無法割舍的情懷——訪著名建筑專家孔慶普》,《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第第三期)
如果從四十萬人的衣食住行出發,梁思成的方案明顯脫離實際。
再次, “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 北京城市建設的這個方針是否有它的道理呢?
每個歷史時期有自己的中心任務。建國之初,中共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恢復生產,解決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同時還要供應未完成的解放戰爭。北京市、南京市有大量人口,其中有很多達官貴人,還有他們的家人、仆從。這些城市工業不多,屬于畸形的消費城市。普通老百姓自生自滅。解放后,老百姓的就業問題,原國民黨機關人員的就業問題,復員軍人的安置問題等等,都擺在政府面前。這種畸形的消費城市,很難解決老百姓就業問題。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北京、南京的發展方向是生產城市,而不是以顯貴為中心的消費城市。原來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回憶過這件事。在北京開會時,毛主席一再叮囑他,只有發展成生產城市,才能解決大面積就業,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財政,才能解決一系列問題。
“梁陳方案”把老城保護,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在今天或許被認為天經地義的。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如何解決幾十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
選擇發展生產、發展工業,服務人民,實際上是政權人民性質的體現。
生產城市的目標一確定,后面就好理解。北京城當時40萬人口,而且人口迅速增加,生產物資、生活物資、各種垃圾,甚至水和黃土都要運,再加上人員流動,北京城墻成了緊箍咒,阻礙城市生產生活。北京市政府先決定開幾個口子,不斷增多,不斷擴大,北京城逐漸消失。
還有一點,就是財政問題。
政府辦事也要花錢,政府的錢也是有數的,不得不分輕重緩急。政府只能辦財政能力以內的事。
可以設想“梁陳方案”,把北京城四十萬人甩在老城里,在北京郊區再蓋一個新城,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北京市政府,以當時的中央財政、北京財政能否承受的住?想想當時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再加上已經開始的工業化,而當時還是農業社會,財政大頭來自農業。放著北京城里現成的原政府機構不用,用緊缺的財政蓋新城。設想一下,把老城幾十萬人甩在一邊,國家各級干部在新城工作,在新居民區生活,在新商業區娛樂購物。這是個什么情況?如果北京市政府真施行“梁陳方案”,那才真有問題!可以做一個意思的思想實驗,如果這個方案真的實施,現在一些喜歡抹黑歷史的人,又會怎么說呢?
因此,可以反過來問,梁先生和林先生夫婦單純地從建筑美學視野出發思考問題,是不是也存在問題呢?
最后,對待歷史問題的原則是“同情”。
前幾年去皖南績溪龍川古鎮。江南水鄉古鎮,窄街深宅,韻味深遠,使人忘掉城市的喧囂和緊張。正游覽時,忽然發現街尾有幾處房子被翻蓋成現代建筑,破壞了街道的整體性。有位朋友惋惜不已。不過,一位同行的當地朋友不以為然說,這地方,早就住夠了,夏天時不見陽光,潮得難受,被褥長毛。有的老頭還老早預備棺材,架在房上,可受不了。新房子要好得多。
看風景的人和在風景中生活的人關注點是不一樣的。看風景的是超脫利益去審美,而生活在風景中的人正在解決困擾自己的問題。
歷史研究中,有個最容易犯的錯誤,被稱為“旁觀者的幻像”。歷史當事人都面臨著最緊迫的棘手問題,而且解決問題的手段是有限的,時間是有限的。研究歷史的人往往忽視這些,把自己關心的問題放到歷史人物頭上,問為什么這樣,而不那樣。而歷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沒考慮過這些問題。這就如同我們在古鎮旅游,我們惋惜新房破壞古鎮神韻,而小鎮居民卻要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也因為這個原因,歷史研究強調還原歷史情境,對歷史人物進行同情式理解。
從施政來說,梁思成先生沒有思考,或者不愿意思考,當時的市政府最頭疼的事是什么?有什么資源?收到什么制約?如何解決?梁思成一直堅持建筑美學立場。實際上,他成了施政的“旁觀者”。
今天,回顧五六十年前的歷史,我們也像觀光客一樣,匆匆而過,不經意間,把自己的興趣點硬加給歷史,比如,對古城生活的向往,對黑煙囪的厭惡,但是,卻忽略了,那一代人,有他們要面對的歷史問題,有他們的歷史任務。一代人只能做屬于那代人的事情。
行文至此,要申明一點。筆者并不否認北京城發展中出現過問題,有歷史教訓,應該加以反思,研討當時有哪些失誤,吸取教訓。但是,這種研討要客觀嚴謹,不能文學煽情,任意抹黑。如果不帶偏見,經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否定“梁陳方案”,當時的政府并不是瞎折騰,它也是以解決老百姓生活為目標,認真做事,有它的道理。
當然,2000前后,北京攤大餅擴張,惡性發展,問題叢生,筆者也認為這里存在很大的問題。但是,這個氣不能撒到20世紀50年代人的頭上。
作者:梁孝 來源:作者博客 轉自激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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