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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國內小農經濟的約束，中國現代化所受的主要外部約束就是當時的國際體系的約束。西方工業革命時，英國等第一波現代化的國家，面對的還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世界，有著廣闊的處女地尚未被商品經濟所覆蓋。而包括新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在試圖啟動現代化時，面對的是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全球分為兩極：一極是所謂的“中心國家”，即以歐美幾個強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在世界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依靠在軍事、科技、技術、文化方面的優勢，掌握著貿易主導權，控制和支配著另一極“邊緣國家”，而邊緣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主權為中心國家所控制，在經濟上主要被鎖定在產業鏈低端，為發達國家提供低成本的自然資源、農產品、初級產品和勞動力。

按照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全球分工和自由貿易可以使所有國家“雨露均沾”，落后國家會不斷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世界大同。但事實證明，工業革命以來，這種“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工業強國鞏固自己壟斷地位的工具，除了個別經濟體之外，“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差距并沒有縮小，而是在擴大。

資本主義推動的自由貿易論的本質是一套強者的話語體系，它不過是強者手中的一個扶強抑弱的工具，希望依仗壟斷性工業優勢，推動國際自由貿易，借此構建一種牟取壟斷利益的國際結構。

例如，英國和葡萄牙曾多次簽訂互惠條約，結果是葡萄牙陷于對英國經濟的依附，扼殺了葡萄牙尚在搖籃中蹄硼起步的紡織工業，葡萄牙簡直成了“英國人的殖民地”。

同樣，英國的棉布和其他制成品“洪水般”涌入法國，導致法國制造業危機，引起了法國大革命[1]。

正如西方歷史學大師布羅代爾所概括：“世界規模的分工不是平等伙伴之間協商一致的、隨時可以修改的關系，而是逐漸形成的一系列從屬關系。不平等交換制造了世界的不平衡，反過來說，世界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不平等的交換，這是古已有之的實際”[2]。

除了通過貿易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之外，發達國家還影響了殖民地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殖民地內部往往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少量沿海和大城市交通方便，融入全球經濟，形成了一個同外部列強有密切聯系的精英階層（即“買辦”）；但大量內陸地區仍停留在傳統社會，甚至有意保持著封建、奴隸制或部落制，因為這更有利于精英階層對基層的控制。這種兩極分化，使得殖民地國家的國內市場十分有限，而且喪失了正常的治理能力，傳統社會結構也遭到破壞，強化了陷入“貧困陷阱”的命運。

舊中國是全球體系中典型的“邊緣國家”。從1840-1949年，中國雖然沒有完全喪失政治主權，但是在經濟上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國家的特征。1936年，外資掌握了中國76%的工業資本，其中包括72%的工礦和運輸業、95%的鋼鐵和石油工業、75%的采煤和電力工業、60%的紡織業、88%的鐵路、84%的航運、80%的出口貿易和90%的進口貿易[3]。與此相聯系的，則是國內兩極分化和一盤散沙的格局。少數沿海城市，同國際經濟體系已經有密切聯系，如“上海之所以得以發展和繁榮，主要靠的是稅收，長江流域的所有貨物貿易和航運都在課稅之列……西方人在十二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像老板那樣控制著逐漸步入工業化和商業化的中國[4]”，但是在廣大內地和農村，仍然處在封建社會結構，大多數小農既無力抵御市場風險的沖擊，也沒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投資和消費，這反過來制約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和工商資本擴大生產、提高技術，從而不可能發展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在這種國際體系下，清朝洋務派和國民黨政府，均希望通過外部力量的幫助實現工業化，被迫或主動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大量外部投資進入中國，其后果是，雖然在中國建立了一些現代工業，但是資金、技術、市場主要控制在外國資本手中，中國民族工業并未發展起來，反而受到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雙重壓制。西方廉價工業品大規模輸入，也使得中國小手工業大量破產。

1929年歐美大蕭條之后，中國成為西方轉移危機的場所[5]，大量外國白銀和廉價商品的輸入，讓中國僅有的民族工業大面積破產，而且出現了房地產泡沫，到1935年，上海已經有1000家企業倒閉，失業人數達到50萬。這表明，在殖民地的經濟條件下，不可能發展出有效的國內需求，也無法建立起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基礎工業體系[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雖然政治上獲得獨立，但經濟上仍然繼承著依附性的殖民地經濟結構。中國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是繼續走依附大國的道路（這也可能像亞洲“四小龍”那樣得到一些暫時的好處，但不可能長久），還是堅持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新中國不愿用來之不易的獨立和尊嚴來換取國際援助，這對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中國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必須主要依靠國內資源進行積累，經濟發展不能以經濟效率為唯一目標，而是要盡快滿足國家安全的需要，還要勒緊褲袋支持其他國家，以便贏得更好的國際環境。這些都是選擇經濟發展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標注

[1] 梅俊杰. 從馬克思的論斷看自由貿易的歷史真相[J].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06):54-60+160.

[2]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 施康強 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 世界的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43.

[3] 遲萍萍. 淺析抗美援朝戰爭對外國在華企業的影響[J]. 黑龍江史志,2010,(09):119-120.

[4] 理查德休斯. 香港彼時彼地.[M].倫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1968:113-115.

[5] 嚴泉. 民國經濟史研究的新視角--讀《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J]. 史學理論研究,2013,(01):134-139.

[6] 代春霞.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影響下的中資銀行業研究[D].南開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