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就遇到了對中國發展道路的第一次分歧:是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經過探索,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之前設想的先實行10-15年的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案,而是提前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確定了以公有制、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發展、農村集體化、生活物資配給制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制度。
如何認識這一變化,是理解中國道路的起點,也是今天仍存在爭議的問題。一些觀點認為,建國初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出于“意識形態狂熱”、“公有制崇拜”或者照搬蘇聯模式,導致經濟建設走了彎路、“耽誤了三十年”。我們并不同意這種看法。通過對歷史過程的考察證明,建國初期選擇的經濟發展道路,是具有充分經濟理性和必然性的選擇。只有選擇這樣的道路,才能打破舊中國小農經濟結構、殖民地經濟和弱小的政府能力對經濟發展的瓶頸限制,開啟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人對現代化的追求,起碼自清朝中期就開始了,但直到1949年,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封建時代的中國長期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強國,清朝19世紀的GDP占世界的1/3,明清江南地區已經具備了發達的農業、繁榮的商品經濟、豐富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但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既然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漸具備了西方式的企業、技術、設備甚至一些制度,看上去現代化的一切要素都具備了,為什么沒有啟動現代化進程?這是因為,舊中國起碼面臨著三個重要的約束,成為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礙。 小農經濟的約束 現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工業化,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至少需要三個條件: 一是要有足夠的初始投資和工業技術,因為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 二是農業部門要有足夠的剩余產品,供養那些脫離農業勞動、專門進行科學研究和工業生產的人。 三是有一個較大的高收入群體,他們在基本溫飽需求之外,還有能力消費工業產品。 總之,工業化能否啟動,首先取決于農業能否為工業部門提供足夠的剩余產品,而傳統中國社會并不滿足這個條件,其根源是人均占有土地水平很低。 中國是世界上人地關系最為緊張的大國之一,戰國時,人均耕地面積僅有4.5畝,清朝中葉下降到2.0畝。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還強調“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1]。人多地少的國情,是約束舊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礙。
首先,人多地少導致農業部門產品有限,難以為工業化提供足夠剩余。我國封建社會,人均占有成品糧一直不超過600市斤,特別是清朝中葉人口從1億多急劇增加到3億多,人均占有糧食僅350斤,即使糧食分配比較平均,也只能滿足溫飽水平。糧食大部分由農民自己消費,很少進入商品市場,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格局。這種人多地少、人多糧少的狀況,決定了不可能給工業化提供足夠的剩余產量。 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積聚財富主要表現為土地集中,而不是消費水平檔次的升級,長期停滯在“沒有發展的增長”的超穩定結構。 相比較來說,歐洲社會一方面人地關系比中國寬松得多;另一方面,西歐在發現美洲新大陸之后,通過在非洲和美洲的貿易,相當于從海外獲得了大量土地,從而進一步緩解了人地矛盾,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勞動力和市場,農業可以為工業提供大量剩余產品和廣闊市場,從那時起,西歐的發展同中國就大相徑庭了。 因此,中國現代化必須突破小農經濟對有效集中資源的約束。 其次,在人多地少的約束下,形成了維護低水平公平和穩定的政策和文化。 同西歐封建社會的莊園主和農民之間密切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和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并不強,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是一種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在傳統中國,“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2]”的個體小農是主要的生產單位,維護小農穩定、防止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延續統治的前提。 一旦工商部門或國家從農村汲取過多資源,就可能導致農村饑荒和破產。一般來說,王朝初期土地分配較為平均,承平日久之后,豪強地主坐大、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官僚體系也隨之膨脹,并且和豪強形成利益共同體,這時如果出現有作為的皇帝打擊財富集中,就能實現“中興”。 為了維護穩定,封建王朝往往會主動弱化國家能力,輕徭薄賦、減少稅收。這種政策導向,固然有利于社會安定,但是也限制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難以形成資本集中。進入近代之后,面對工業化的需要,如何做到既集中資本,又不危害農村的穩定?這個兩難的問題,清政府和國民黨都沒有解決。 再次,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成了害怕變革、規避風險、小富即安的文化。各地自給自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不足以產生大量市場交換,也限制了農戶參加社會交往和政治活動的空間。 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像馬鈴薯一樣分散的、互相獨立的農村村社,靠著閉關自守的、一家一戶的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構成了中國專制制度賴以存在的始終不變的經濟基礎[3]。 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在給延安《解放日報》報社社長秦邦憲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工廠,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4]。” 中國小農經濟的這些特點,在封閉的封建社會條件下,有利于長期穩定。但是,一旦受到外部沖擊,就難以應對。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屢戰屢敗,一個重要原因是一切改良、改革都僅僅著眼于上層和城市,而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 工商和金融資本下鄉,對農村形成沖擊,單個小農無法和大資本對抗,歷代封建王朝末期盛行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貸又盛行起來,再加上工商資本的盤剝,大量小農破產,農村形成了兩極分化。農民活不下去,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國內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提起一件事:他11歲時,二叔毛菊生瀕臨破產,要把僅有的7畝地賣給毛澤東家,毛澤東和母親不同意,覺得應該設法周濟二叔渡過難關,但父親認為花錢買田天經地義,毛澤東說:“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到買二叔那七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什么勸說都聽不進去[5]”。這實際上就是外部資本對農村沖擊的一個事例。 農村的凋敝,反過來使得城市工商業缺乏足夠大的市場,要么半途夭折;要么只能依附于外國,形成殖民地經濟結構,不能發展出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可見,突破小農經濟對現代化的約束,關鍵是解決一個兩難的問題:如何既有效集中農業剩余,又避免農村受到沖擊而破產? 標注: [1]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A].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0. [2] 班固.漢書·食貨志第四上.北京.中華書局(2012):1032 [3]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7 [4] 人民網資料. 1944年8月31日 毛澤東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基礎問題[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831/2835.html. [5] 逄先知,金沖及等.毛澤東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4. 節選自《大國新路——中國道路的歷史和未來》 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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