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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峰：陳云 ——善于務虛的實干家

點擊：4235 作者：何云峰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8-07 10:24:07

【陳云（1905.6.13-1995.4.10）】

務實與務虛是我們在干事創業中必須認真對待和處理的一對矛盾。習近平對二者的關系有過精辟論述：“我們平常說的務實，是指從事某項工作時，能夠注重一切從實際出發，說實話、辦實事、想實招、求實效。而務虛，則常指在某項工作實際開展之前，先從理論上、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進行學習、思考、研究、討論，以求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增強信心、鼓舞士氣。如果說務實是‘決勝千里之外’的實踐，那么務虛則是‘運籌帷幄之中’的謀劃，兩者可謂并蒂之花、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于全部領導活動之中。務實是務虛的出發點和歸宿，務虛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務實；而務虛是務實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做好務虛，務實就如同無頭蒼蠅，只能盲目瞎轉。”

陳云是黨內著名的實干家和理論家，不但善于務實，而且非常善于務虛。在陳云看來，務實固然是工作所必需，但只有同時善于務虛，在實際工作中才能少出錯誤，至少不會犯大錯誤。所以他在從事繁忙的實際工作的同時始終不忘務虛，把務實和務虛很好地結合起來。實踐證明，陳云是一位善于務虛的實干家。

一、善于務虛首先要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

要想工作取得實效，思想方法非常重要。思想方法不對頭，工作往往會事倍功半。陳云高度重視思想方法的訓練，將其作為務虛的首要內容。陳云一貫強調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他說：“理論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對黨對革命是有很大好處的。”“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

陳云對于思想方法的重視與延安時期他同毛澤東的幾次談話有密切關系。陳云當時認為，自己犯錯誤的原因在于缺少經驗，毛澤東卻說，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經驗，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類似的話，毛澤東對陳云講了三次，并且建議他學點哲學。陳云聽從毛澤東的建議，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了提高學習效果，他在中組部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并親自擔任組長。小組有十幾個正式成員，另外還有 30多位干部參加旁聽，被戲稱為“后排議員”。這個學習小組從 1938年底開始到 1943年初陳云生病時為止，堅持了四年多，曾被中共中央評為模范學習小組。

延安時期的學習活動讓陳云感覺受益匪淺，最大的收獲就是掌握了唯物辯證法這一正確的思想方法。陳云用 15個字概括了唯物辯證法的精髓：“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 15字箴言，表達簡潔通俗，內涵豐富深刻，明確回答了如何做到實事求是的問題，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獨特感悟。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陳云認為，唯上、唯書是教條主義的典型表現形式，只有堅決摒棄唯上、唯書的思想方法，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才能夠克服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錯誤。“交換、比較、反復”，則體現了辯證全面的思想方法。陳云認為，考慮問題簡單化，錯把現象當本質，把個別當全局，或者做事情不會統籌兼顧，好走極端，這些都可以說是片面性的表現。

如何避免片面性呢？陳云提出的方法就是“交換、比較、反復”。所謂“交換”，是指要重視集體的智慧，大家在一起充分討論，交換各自的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所謂“比較”，是指要對各種意見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弄清事物的本質。例如，要弄明白什么是新民主主義，就要將其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比較，加以區別，這樣就能夠說清楚了。所謂“反復”，是指事情初步決定了以后還要反復推敲，多設想幾種可能性。陳云說：“人們認識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個反復的過程。這里重要的，是找‘反對派’；如果沒有‘反對派’，也要假定一個‘反對派’。”這種“交換、比較、反復”的思維模式，讓陳云逐漸養成了辯證全面的思想方法。

延安時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務虛活動讓陳云受益終生，掌握了正確思想方法的陳云對“左”傾錯誤思想也有了強大的免疫力。“左”傾錯誤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犯急性病，在建設的規模速度問題上，貪多求大求快。1958年的“大躍進”和 20世紀 70年代末的“洋躍進”，都是急性病的表現。當時不少人都是頭腦發熱，急于求成，不考慮中國國民經濟的實際承受力，一味強調大干快上。陳云卻沒有被急躁狂熱的情緒裹挾，對于經濟建設的高指標和浮夸風現象憂心忡忡，堅持不跟風。當時能做到這一點頗為不易，陳云也因此受到黨內外的普遍稱贊。

陳云堅持以正確的思想方法思考和處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許多重大問題，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至今為人們所稱道。例如，解放戰爭時期，在著名的七道江會議上，為了解決在南滿主力部隊去留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陳云先讓大家充分發表看法，然后深入分析敵我雙方的優劣和主力去留的利弊，明確得出結論：同撤離相比，留下斗爭更能減少損失。接著，他又從多個方面分析了留在南滿堅持斗爭的可能性。陳云的分析使大家心悅誠服，一致表示贊同。后來戰局的發展充分證明，陳云提出的堅守南滿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南滿根據地不僅保住了，而且地盤日益擴大，為后來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礎。

1956年 9月，陳云在黨的八大上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體制改革設想。與當時流行的蘇聯經濟模式相比，陳云的設想更加符合中國的實際，是一個大膽的突破。此外，陳云針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論斷，如“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基本建設“既要保證重點又要照顧一般”，既要照顧當前也要著眼長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等。這些重要論斷，時至今日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陳云能夠提出這些重要論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善于務虛，掌握了正確的思想方法。

二、善于務虛需要樹立全局觀念和戰略眼光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成為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國家財力緊張的情況下，能否區分輕重緩急，做好千頭萬緒的經濟工作，直接考驗著陳云的智慧。陳云為此殫精竭慮，但無論工作再忙，頭緒再多，他都強調必須留出務虛的時間。這里的務虛，是指在討論經濟工作之前先抽出時間研究全國形勢乃至國際形勢，研究黨中央的大政方針，樹立全局觀念，思考戰略性問題。陳云認為，這種務虛，看似與具體工作關系不大，實際上卻對做好經濟工作大有好處。

陳云認為，對于經濟工作者來說，務虛的一個重要內容在于樹立全局觀念。他清醒地認識到，決定全局的問題“如果擺不好，怎么忙也解決不了問題”。因此，他在經濟工作中反復強調，要善于務虛，要通過對形勢的研判做到胸有全局。

例如，1950年 11月，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的報告中，陳云對國內外形勢進行研判，指出：“現在美帝侵朝戰爭擴大，估計時局的發展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全國卷入戰爭。我們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而“應付第二種局勢對策的主要點”就是“把明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基礎之上”。

陳云指出：“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會一事無成。我們要集中力量，把財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決主要問題”，“局部必須服從全體”。因此，在抗美援朝戰爭短期內不可能結束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必須把戰爭放在第一位，這是大局。從國家各項工作的全局出發，他提出 1951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應該是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帶投資性的支出列在第三。

歷史證明，這一方針的提出和實行，對于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又如，陳云在擔任中財委主任期間，為中財委確定了總體工作方針和工作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在中財委工作的同志們要善于通過務虛樹立全局觀念。他明確提出，中財委不要事無巨細什么都管，而應集中精力抓那些關系全局的重點工作。他還提出，中財委要想把工作做好，就不能只埋頭做自己的事情，而要胸懷全局，與其他部門加強溝通和聯系，經常向各部門的干部通報財經情況。他要求中財委采取“通氣”的辦法，經常發工作通報，報道財經要聞。

實踐證明，陳云提出的“通氣”的辦法非常管用，使得各方面的負責同志都能及時了解全局性的財經狀況，對于各部門統一看法、齊心協力、共同克服經濟困難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對全國做經濟工作的同志，陳云也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們抽出一點時間務虛，這樣才能樹立全局觀念，避免陷于局部觀點和本位主義。

1951年 4月 4日，陳云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批評“財經部門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電報、會議，但是有一樣很少，就是經驗少。事情多，經驗少，就容易忙亂，就不能很好思考問題，就容易出毛病，結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點，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為此，陳云提出：“經濟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盤搞數字，很少看到全局。為克服這個缺點，使他們不犯錯誤，每星期抽兩三個鐘頭學政治是必要的。”

除了樹立全局觀念之外，陳云認為，務虛對于經濟工作者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通過思考戰略性問題，樹立戰略眼光。在他看來，經濟工作者天天埋頭于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不注意思考戰略性問題，就會變得目光短淺，在經濟工作中產生盲目性。只有重視務虛，多抽出時間思考戰略性問題，才能提高站位，樹立戰略眼光，洞悉經濟工作的未來大勢，及時把握先機，未雨綢繆。

1956年 7月 21日，陳云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商業、農產品采購廳局長和供銷合作社主任會議上提醒與會的領導干部要重視務虛，要注意思考戰略性問題。他說：“過去舊商人中，有一種頭戴瓜皮帽、手拿水煙袋的，他們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比如什么貨缺，應該什么時候進什么貨。我們縣商店的經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還要算賬到十二點，要貨時，再開夜車臨時湊。看來，我們的縣商店，也應該有踱方步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的人。”

黨的八大之后，陳云兼任商業部部長。1956年11月，他在部務會議上發表《做好商業工作》的講話，告誡商業工作者要登高望遠，樹立戰略眼光。他說：“我們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從事商業工作的革命家。我們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上屋頂，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改革開放后，陳云更加突出地強調思考戰略性問題的重要性。1982年 1月，陳云在談到國家計委的職能時強調：“上層機構要有人專心考慮大問題。我過去講，‘瓜皮帽，水煙袋’，舊商人中有一種人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我們現在的經濟機關，不大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要有這樣的戰略家。”

1990年 6月，陳云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告誡他們從各種繁瑣的事務性會議擺脫出來，“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

陳云不僅要求下級重視務虛，思考戰略性問題，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在領導經濟工作過程中，陳云始終不忘思考戰略性問題，實現了務虛和務實的有機結合。在他眼中，經濟工作應該思考的戰略性問題首先是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問題，這些問題雖然瑣細，但如果解決不好，人民生活受影響，國家就會出大亂子。所以，他對關系民生的問題極為重視，抓住不放。

比如，1956年 11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陳云把“解決豬肉和其他副食品供應緊張的辦法”作為發言的重要內容。他告誡說：“豬肉供應不足，已經是人民普遍不滿意的一個問題。”為此，他從多方面提出了應對措施。1957年 7月，陳云在十三省、市蔬菜會議上強調指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應問題，其意義絕不在建設工廠之下，應該放在與建設工廠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采取切實措施解決人民群眾的菜籃子問題。對于日用小商品供應緊張的問題，陳云也很關注。1959年 4月，他給中央財經小組寫信，明確提出：“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陳云的意見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 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曾經明確表示，陳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

除了將民生問題作為戰略性問題來考慮之外，陳云關注的戰略性問題還有很多。例如，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開始之后，陳云受周恩來委托，研究對外貿易。他敏銳地看到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于是及時提出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戰略性課題。陳云說得很明白：“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

又如，20世紀 70年代以后，隨著人口的過快增長和工業的發展，中國出現了水資源緊張和江河污染、大氣污染的情況，這引起了陳云的高度關注。1979年 6月，他給李先念和姚依林寫信，提醒他們必須盡早注意這兩個問題。此后，他對這兩個問題持續關注。1988年 8月，陳云把兩份反映我國部分地區環境污染的材料批轉給李鵬和姚依林，并附信指出：“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

1990年6月，陳云在水利專家張光斗和陳志愷合寫的《我國水資源問題及其解決途徑》一文的批語中寫道：“水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各級領導部門，尤其是經濟、科技領導部門，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

此外，如何推進中國科技快速發展，參與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也是陳云思考的戰略性問題。20世紀 80年代中期，陳云敏銳地觀察到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認為我國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已經迫在眉睫。他對電子工業部領導說：“搞四個現代化，沒有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不行”，要像當年搞原子彈、氫彈那樣，集中力量把電子工業搞上去。

陳云在主持經濟工作的生涯中，取得了全黨全國公認的成績。為什么陳云搞經濟比較在行呢？一方面是因為陳云在這方面的實際經驗比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陳云抓經濟工作能夠很好地把務實和務虛結合起來，既有腳踏實地的精神，又有全局觀念和戰略眼光。毛澤東曾經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公開稱贊陳云“比較穩當”，“看問題有眼光”，“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

歷史證明，陳云配得上這個評價。更為難得的是，陳云在主持經濟工作期間，用他的理念帶出了一支既懂業務又有全局觀念和戰略眼光的經濟工作者隊伍，他們為中國經濟的騰飛作出了巨大貢獻。

三、善于務虛需要提高政治鑒別力

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是黨員干部做好實際工作的重要前提。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全黨形成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共識，經濟工作成為全黨全國關注的焦點。陳云與全國人民一樣關注經濟工作，同時他還強調，在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的同時切不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他密切關注黨風問題、社會風氣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反復提醒全黨注意這些問題，呼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對錯誤思想的政治鑒別力，這可以視為陳云善于務虛的又一體現。

改革開放初期，思想戰線在沖破“左”傾思想禁錮的同時，右的傾向也開始抬頭。有些人公開提出“毛澤東思想過時了”“社會主義不行了”“黨的領導要不得”；還有些人思想軟弱，對右的傾向不敢進行批評和斗爭。這種狀況引起了陳云的警惕。1980年12月，他尖銳地指出：“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宣傳工作做不好，就會讓搞敵對宣傳的人鉆空子，使人們在大是大非面前失去政治鑒別力，就會導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失敗。

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經濟得到大發展，對人們的觀念形成了巨大的沖擊。這種沖擊既帶來了很多積極的變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切向錢看”的觀念開始抬頭，從而導致黨風和社會風氣受到侵蝕。陳云敏銳洞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再次提出要通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全社會對錯誤思想的政治鑒別力，自覺抵制錯誤思想的侵襲。

1984年10月，陳云提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的方針。他認為，只有兩個文明一起抓，才可能克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消極現象。“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既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永遠要堅持的奮斗方向。”

1985年9月，陳云告誡全黨，必須在思想上糾正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他認為，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就不可能有好的黨風，也不可能有好的社會風氣，“我們的整個事業就有可能偏離馬克思主義，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當前比較普遍存在的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絕不是一個小問題，全黨同志務必高度重視。”1985年9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陳云強調指出：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消極現象，“同我們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和權威有關，應引為教訓”。

1989年9月，一些東歐國家發生劇變后，陳云聯系歷史和現實、國內和國際，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在不斷發生變化，但侵略本性始終沒有改變。帝國主義進行侵略、滲透的手段和方式，最早主要是武力侵略，后來變成文武并用。在當前，“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突出起來，主要表現為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陳云敏銳地意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就會有被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危險。所以，他諄諄告誡中央負責同志要增強政治鑒別力，認清帝國主義的本性，并說：“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

總之，改革開放新時期，在全黨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的年代，陳云反復強調，在抓實經濟工作的同時不能忘了務虛，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能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掉以輕心，這充分體現了他作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

四、結語

從延安時期開始，陳云一直在黨內擔任要職，承擔了繁重的工作任務，但他很少發生失誤。陳云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奧秘就在于他能夠很好地把務實和務虛結合起來，通過務虛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樹立全局觀念和戰略眼光，提高政治鑒別力，并以此指導具體工作，腳踏實地地干事業。陳云能夠始終如一堅持這樣做，所以工作干得很有成績，獲得了廣泛的贊譽。

由此我們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無論做任何工作，都要既重務實，又善務虛，明白二者的辯證關系，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不能偏廢。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進程中，我們既要大力弘揚求真務實、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精神，也要注重務虛并且善于務虛，認真學習科學理論，努力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在各項工作中掌握主動權，成功化解矛盾，駕馭復雜局面，更好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作者系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研究所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的文獻”，原刊于《黨的文獻》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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