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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漢林:蘇共政治建設失誤的深層剖析
點擊:  作者:藍漢林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2-03-22 07: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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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蘇聯解體是影響國際共運史乃至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構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學術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觀點紛繁,筆者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建設失誤。對蘇共政治建設失誤的表現及教訓進行深層剖析,將彰顯黨的政治建設最為突出的地位。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歷史進程中,反思蘇共的政治建設失誤,要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在理論層面厘清思想困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增強黨的政治建設的理論自覺性;在實踐層面落實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各項要求、任務,不斷提升黨的政治建設的能力。

 

蘇聯解體是影響國際共運史乃至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構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學術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觀點紛繁,如“蘇共腐化變質說”“社會主義早產說”“蘇聯經濟躍進說”“蘇聯改革邪路說”“領導人過錯說”“國家民族矛盾葬送說”“西方和平演變說”“軍事威脅說”等。目前已有的研究的確在邏輯上隱含著蘇聯解體的種種要素,對于深入解答蘇聯解體的“歷史之謎”具有重要價值。然而,蘇聯解體從可能性到現實的轉化必然存在一個源于蘇聯共產黨自身的更為深層次的因素,即蘇共自身的政治建設失誤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都是在這一根本原因的基礎上衍生并受這一因素的加速催化從而構成蘇聯解體的整體合力。在黨的建設系統工程中,“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因為政治因素貫穿于黨的組織建設、制度建設等之中,黨在領導國家的實踐中出現的一切問題都需要從政治建設方面去加以省察。蘇聯解體30年,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世界歷史進程并沒有停止,對蘇共的反思依然具有長期的現實意義。這不僅能夠深刻理解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進一步彰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極端重要性與現實緊迫性,從而更為自覺地推動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走向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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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共政治建設失誤的深層剖析

曾經無比強大的蘇聯為何在一夜之間崩潰解體?這從根源上只能歸結為蘇共,特別是蘇共的自身建設。因為“蘇共是蘇維埃政權和政治體系的根本和核心,蘇聯大廈維系在蘇共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一旦蘇共的自身建設出了問題,蘇聯必定在外部進攻與內部削弱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走向國家解體和政權瓦解。而蘇共的自身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涵蓋了方方面面的內容,其中政治建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在蘇共長達74年的執政過程中,黨的政治建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領導人,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政黨學說,對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建設進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黨的政治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原則。遺憾的是,列寧逝世后,這些理論和原則并未被認真落實和與時俱進地踐行。作為列寧的繼承人,斯大林將黨的政治建設引向了高度集權化的方向。到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他們均嘗試對黨內政治建設的失誤進行糾正和改革,但由于政治策略和政治方法的不成熟,其做法雖然觸及了失誤,卻走向了極端保守主義。戈爾巴喬夫執政時采取極端民主主義的錯誤政治改革路線,將蘇共政治建設的失誤擴大到內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使蘇聯共產黨與蘇聯社會主義走向難以挽回的崩潰命運。事實上,正是蘇共政治建設上失誤的累積,釀成了蘇共衰落和蘇聯解體的悲劇。這突出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失信”:根本動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

列寧非常重視理論建黨,在談到革命理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時,他指出:“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黨,因為革命理論能使一切社會黨人團結起來,他們從革命理論中能取得一切信念”,而“沒有理論,革命派別就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不可避免地遲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產”。正是將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理論與俄國斗爭實際相結合,才有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正確的政治信仰作為團結全黨最重要的思想基礎,使蘇共在精神上成為具有凝聚力和戰斗力的強大政黨。然而列寧逝世后,蘇聯領導人幾經更換,忽視了在理論上建黨,在黨的政治建設上出現了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和指導方針的錯誤,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根本動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蘇共許多黨員背離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政治使命,放棄了為無產階級爭取自由和解放的社會主義政治目標,拋棄了建立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追求,反而走上了一條向資產階級靠攏、向社會主義制度“開刀”的激進政治改革道路。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打著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幌子,結果導致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化”思潮不斷涌現,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也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所占領。

2. “失權”:高度集權削弱黨的領導權威,極端民主化葬送了黨的領導權

由誰來領導黨、領導國家,決定著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對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領導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得以不斷推進的根本原則。黨中央權威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黨的政治領袖代表著黨中央的權威,必須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人物來擔任。一方面,堅持黨的政治領導權,并不是指黨要包攬國家和社會的一切管理事務,而蘇共從斯大林開始一直存在著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包辦一切的現象,其帶來的后果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失衡,社會發展的緩慢,政治機構的龐大、臃腫,官僚主義的盛行,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黨的領導權威。比如,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模式的全盤否定,戈爾巴喬夫政治體制改革就旨在“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表現為在公開場合發表否定黨的言論,精心組織策劃一系列否定黨的歷史貢獻、揭露黨的現存問題、破壞黨的威信等行動,這就在政治建設上削弱和抹黑了黨的領導權威。另一方面,領導權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前提,沒有領導權就沒有權威,更不可能有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但戈爾巴喬夫時期卻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促進民主化改革的開展,一步步放棄了領導權,從而放棄了黨的執政地位。

3. “失民”:脫離人民群眾,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動搖了黨的執政根基

蘇共能否長期執政,關鍵在于能否始終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蘇共對自身政治建設的忽視,最危險的結果就是與人民群眾日漸脫離,動搖黨的執政根基。在列寧看來,蘇共長期執政“最嚴重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然而,列寧逝世后,蘇共在政治建設方面越來越僅僅依靠黨內領導人的權威治理國家,在黨和國家運行中形成了個人專權、結黨營私的局面,致使上層領導逐漸喪失了人民群眾的監督、信任和支持,其推行的一系列錯誤改革也違背人民的意愿并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破壞了黨群關系。比如,腐化奢侈的黨員干部與一貧如洗的人民群眾形成鮮明的對比;黨組織內部的爭權奪利造成了對人民訴求的漠視;政治體制缺乏民主,官僚體系等級森嚴,人民的監督成為空談、人民的訴求無法落實;等等。因此,一種日漸疏遠人民群眾的危機悄然地積累了起來,而這恰恰是黨的政治建設面臨的最大危機。結果,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自行解散這一巨大政治事件時,蘇共1900多萬名黨員大多數都沒有抗爭,而是選擇了袖手旁觀,蘇聯人民更是表現出漠視、毫不關心甚至是蔑視。而此時的蘇共早已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早已喪失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4. “失凈”:黨內政治生態的腐化,黨組織內部的渙散墮落

列寧在領導蘇共政治建設中非常重視營造一個嚴肅廉潔的黨內政治氛圍。在政治生活方面,他制定和執行全黨必須遵循的鐵的紀律,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并對黨內一系列錯誤思想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政治文化方面,他要求提高全體黨員的政治文化修養,并對落后的政治文化進行改造;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他視腐敗為政治的敵人,指出“只要有貪污受賄的可能,就談不上政治”,并完善黨內監察監督機制以及健全法制嚴懲腐敗分子。然而,列寧逝世后,蘇共黨內政治生態逐漸走向腐化,黨組織內部呈現渙散墮落的狀態。特別是領導人的過度集權,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導致蘇共黨內政治生活的嚴重混亂、黨內政治文化和廉政建設遭到嚴重污染。例如,勃列日涅夫就是奉行圈子文化、特權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大搞裙帶之風,以幫派政治的形式安排自己的親信、親戚、戰友等掌握蘇聯黨、政、軍重要大權,使整個黨內形成腐化墮落的特權階層。黨的主要政治領導人以及廣大黨員干部的腐化,不僅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更是在黨內政治建設的堡壘中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黨內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日趨激烈,占據上風的是政治上的離心力而不是向心力。由于黨內缺乏一個有效的監督監察機制,加之許多嚴懲貪腐的法紀形同虛設,導致蘇共后期貪污腐敗的深度、廣度與以往任何時期相比都更嚴重。

5. “失能”:管黨治黨能力的不足與缺乏處理重大政治問題的能力

從十月革命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再到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些重大政治任務的完成,得益于蘇共超強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而這又最早得益于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后對蘇共執政能力的培育。如他強調,只有不斷提升政黨的政治能力,才能奪取政權、執掌政權、鞏固政權;要善于在學習中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并廣泛投入社會實踐來完善黨的執政能力。列寧逝世后,蘇共黨內逐漸忽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突出表現為領導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品質不足,缺乏正確處理黨內矛盾、黨內爭論的能力,缺乏對黨組織進行穩定政治變革的能力。例如,作為改革舵手的戈爾巴喬夫在執政能力上嚴重缺乏領導人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他提出的大量口號和綱領缺乏對黨情國情世情的科學認識,空洞無物、毫無根據。盡管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出現了一定的弊端,但“并不是說某個社會在某個時期存在弊端就一定滅亡。這里的關鍵在于當政者如何發揚成績、克服弊端。而戈爾巴喬夫等人卻恰恰缺乏這個能力,這才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特別是在面臨重大挑戰、處理重大政治問題時,更是體現出戈爾巴喬夫政治本領的匱乏。比如,沒有及時處理反蘇維埃、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對國家政權、政黨建設的負面影響,一味地妥協退讓,導致了黨領導權的喪失,最后演變為蘇聯亡黨危機和國家分裂危機。

6. “失制”:蘇共缺乏一套嚴肅、規范、成熟的黨內政治機制

嚴肅、規范、程序化、不斷發展完善的政治機制是黨的政治建設的保障,它能在黨的政治建設出現失誤時及時給予防御、緩沖和糾正。斯大林時期遺留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監督治理的原則。如約束黨員日常行為的政治規范和章程形同虛設,對于黨員的錯誤和違規行為視而不見,黨員的政治紀律、政治作風自由渙散,一些錯誤甚至違規行為得不到制度的有效約束,對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教育缺失等。這就造成黨內政治建設的失誤得不到及時的挽救和糾正。在國家政治體制運行上,黨內政治制度的缺乏、不規范運作就表現為蘇聯國家政治體制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變革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長期無所作為,顯現出僵化不前的狀況,嚴重制約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社會的進步。到了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激進冒險的政治改革又大大削弱了政治制度的權威性和制度效力,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進一步遭受了巨大的破壞。特別是在蘇聯解體的前兩年,未經廣泛調研和真正吸收民意地頻繁修改憲法已使其逐漸喪失權威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也形同虛設,民主選舉制受到了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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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共政治建設失誤的歷史教訓

蘇共政治建設嚴重失誤的歷史教訓就在于需要深刻認識到: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核心內容,必須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根本性地位。一旦黨在政治建設上出現了失誤,對黨本身和國家的發展具有嚴重的破壞性和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在政治方向上,必須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同時要嚴密防范西方意識形態的分化和瓦解

政治方向決定了一個政黨向何處去,決定能夠走多遠。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方向就是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在此必須做好意識形態建設工作,凝聚精神維護黨內思想統一。習近平明確指出,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持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的穩固,必須建立在結好防范西方和平演變和意識形態滲透的密網的前提下,嚴密防范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顏色革命”和“政治顛覆”,“時刻保證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用馬克思主義指引正確的價值導向和輿論導向,確保意識形態工作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共產主義目標,嚴密防范自由放任、泛民主化浪潮的侵蝕。

2. 在政治領導上,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維護黨的領導權威

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對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領導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斷推進的根本原則。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不僅是為了爭得專政,而且更是為了保持專政,為了鞏固專政并擴大專政,以求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而蘇共政治建設失誤的首要教訓就在于蘇共放棄了無產階級政黨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集中統一領導。戈爾巴喬夫試圖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為經濟體制改革開辟道路,但是他提出的走“民主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路線,實質是削弱和放棄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特別是直接取消憲法第6條關于“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政治體制、國家和公共組織的核心”的規定,這就在法律層面瓦解了蘇共執政的合法性、權威性的社會認同基礎,對蘇共的政治領導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性,標志著蘇共作為黨和國家事業的領導核心和領導權威地位的徹底喪失。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要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取得完全勝利,必須堅定不移地牢牢保持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地位,維護黨的領導權威。

3. 在政治根基上,必須堅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黨的政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是人民群眾,背離人民群眾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將對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造成根本的破壞。習近平深刻指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取得過輝煌成就,但后來失敗了、解體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共產黨脫離了人民,成為一個只維護自身利益的特權官僚集團。”因為它雖然名義上是蘇共,但其性質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不再是原來意義上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完全蛻化變質為代表少數特權階層的資產階級政黨。從表面上看,黨的政治建設只對黨自身負責,但在其根本上,是為了人民,是對人民群眾負責的表現。黨的政治建設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比如黨員干部的選拔任用問題、作風問題、紀律問題、思想問題,黨組織內部的民主建設、監督機制、獎懲機制,黨組織對人民群眾的訴求、監督的回應能力和行動能力等,這些都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因此,黨的政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唯此才能夠夯實黨的執政根基,維護社會主義政權穩固。

4. 在政治生態上,必須打造清正廉潔的黨內環境

習近平指出:“政治生態好,黨內就會正氣充盈;政治生態不好,黨內就會邪氣橫生。”在此,政治生態建設的核心內容就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明黨的紀律規矩、嚴抓黨的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既是黨員干部熏陶錘煉的熔爐,又是展示黨組織形象的重要窗口,是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綜合反映。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統一是良好政治生活開展的基本原則和判定標準。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活,能夠激發黨員干部廉潔奉公,守護好黨的健康肌體。嚴明的黨紀黨規是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的根本遵循,是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重要保證。黨內政治文化是黨員價值選擇的精神坐標,是黨員思想高度的集中反映。嚴抓黨的政治文化建設,就需要加強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理論武裝,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在實踐中就是要嚴厲打擊貪污腐敗、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打造實事求是、清正廉潔、一心為公的無產階級政黨。

5. 在政治能力上,必須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列寧非常注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先鋒隊努力提高文化知識水平,提高管理本領。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這一能力體現為促使工人聯合并推動他們進行聯合斗爭的能力。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能力的復雜性就提高了,它不僅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具備與各種反動勢力斗爭的能力,而且要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智慧和管理能力,主要包括領導和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能力、知人善任的選人用人能力、“懂馬信馬”的政治理論能力、嚴于律己的政治定力、與時俱進的自我革新能力、依靠制度管黨治黨的能力等。社會主義事業隨時面對資本主義的經濟誘惑、政治圍攻、思想圍剿,一旦遇到重大的政治事件,黨的任何一個方面的能力的缺失,都可能亡黨亡國。因此,黨的執政能力需要在黨的自身建設和國家建設的實踐中自覺錘煉,不斷實現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6. 在政治制度上,必須建立嚴密、規范、權威的政治機制

“制度建設至關重要,而其重要性就在于貫穿和融合在黨的建設各個環節。這是黨實現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重要體現。”黨內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約束和規范黨員干部的行為、確立黨內政治建設的規范和流程,實現黨內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保證黨內各項決策沿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向進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國家政治體制建設的目標是,確立和保證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前進方向和順利進行。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就在于既沒有在黨內形成一個可以遵循的嚴肅、規范的黨規黨紀,沒有一套對黨員干部的行為產生有效約束的規范力量,也沒有建立起在國家層面有效保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有法可依和穩步推進的制度體系,甚至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走向了改旗易幟的邪路。所以,要把制度建設放在政治建設的首位,以健全、完善的規章制度和黨紀國法審視、檢驗政治建設的全部過程,以此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權做好法制托底與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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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蘇共政治建設失誤的理論反思


習近平指出:“政治上的堅定、黨性上的堅定都離不開理論上的堅定……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面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侵蝕,新時代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特別需要廓清人們的思想迷霧,澄清對黨的政治建設的模糊認識,排除各種誘導性思潮的干擾。對蘇共政治建設失誤進行反思,首先需要科學回答關乎黨的政治建設成效的重大理論問題,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堅決同錯誤思潮作斗爭。

1. 黨的政治建設必須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

蘇共政治建設出現嚴重失誤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沒有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斯大林時期權力過度集中,戈爾巴喬夫鼓吹全面民主化,均導致民主與集中的嚴重失衡。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當代最為流行的民主觀是將民主劃歸為參加選舉、參政議政、多黨競爭、代表制度等法律規定和制度安排,而這些民主實現的法律規定和制度安排則成為判斷一種政治體制是否正在走向民主或遠離民主的標準。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真正的民主既不是制度上規定的民主范疇,也不是程序上的民主過程,在其本質上,民主是被賦予階級屬性的,真正的民主是被賦予無產階級的。因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主體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其在政治屬性上的訴求必然是以民主的方式尋求自身的解放,發展黨內民主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治建設的內在屬性和本質要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民主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首要政治原則。《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爭得民主”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勞動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一切剝削壓迫的政治武器。同樣,在奪取政權后,無產階級還要運用所掌握的國家政權把爭得的民主發展為社會主義的民主,從而為鞏固與建設社會主義政權、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權益提供政治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的民主不同于資產階級政黨的民主,資產階級政黨只是利用民主的形式進行選舉的單環節民主,并且選舉實質是受資本權力的引導和控制的;而無產階級政黨的民主注重全過程民主,不僅僅是選舉上的民主,而且在組織的建設的各個環節實現民主化。

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必然會集權。在此必須明確,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強調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原則。對于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政權而言,民主與集中不是對立的關系,二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因為,無產階級政黨最大的民主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在實現解放的過程中,必須用集中的政治力量來確保這一政治使命的完成,由集中形成的政治權威就是這種力量。恩格斯指出:“不強迫某些人接受別人的意志,也就是說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不論這是多數表決人的意志,還是作為領導機構的委員會的意志,或是某一個人的意志,它總是一種要強迫有不同意見的人接受的意志;而沒有這種統一的和指導性的意志,要進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在此,這種權威的本質力量就是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共同意志,是共同意志的集中形成的合力。從實踐來看,黨的政治建設要按照民主的方式建立黨的組織,在黨組織內部又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運行。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建設必須將民主上升為一種整體性的階級意識,即民主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要實行集中制原則。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進一步集中,才能將“分散的各國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聯合起來,把它納入共同的軌道”,從而形成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和統一的組織。不僅如此,這種抽象的黨的共同意志還需要具體化為人格化的形式,它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充分發揮黨的領袖的領導作用。如果說將民主原則理解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原則是黨的政治建設的一次提升與進步,那么在集中原則下進一步實現黨內民主和發揮黨員的主體地位,則是黨的政治建設的再一次提升與進步,從而意味著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不等于領導人的集權與專權。認識到這一點,就是要求執政者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避免執政者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避免由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維護者蛻變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破壞者、葬送者。因此,黨的政治建設必須堅持和落實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治自覺、政治成熟的重要表現。

2. 黨的政治建設必須厘清它和黨內其他方面建設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和國家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的關系

第一,正確處理黨的政治建設與黨的其他建設的關系,實現國家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要面對和需要處理好的重大問題。黨的政治建設的實現存在兩條實踐路徑:“一是黨的自身建設路徑,二是執政與國家政權建設路徑。這兩條實踐路徑的價值目標,都旨在堅持與加強黨的領導、實現黨的歷史使命。”一方面,需要確立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根本性地位。習近平指出:“不抓黨的政治建設或背離黨的政治建設指引的方向,黨的其他建設就難以取得預期成效。”黨的政治建設與黨的其他建設之間是相互統一的整體,在這一整體中,黨的政治建設發揮著根本性的、“靈魂性”的作用,它決定著其他建設的方向、路線和效果,要把黨的政治建設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全過程。另一方面,還要確立黨的政治建設在國家總體建設中的統領地位。習近平指出:“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對于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而言,黨的政治建設與國家的整體建設是一體同構的,在國家的“五位一體”建設中發揮著統領性和先導性的作用。在實踐過程中,政治建設是人民意志、國家意志的展開,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放在國家建設的總體布局之中,把黨的政治路線轉化為國家建設的方方面面。

第二,需要正確厘清黨的政治建設與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國家經濟建設的辯證關系。政治建設不能囿于自身,必須從社會物質基礎的深處來進行黨的政治建設。黨和國家的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是內在聯系、相互作用的統一體,它們之間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轉化。一方面,經濟建設作為一個社會的中心工作,不僅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從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同時也對黨和國家的政治建設具有基礎性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黨和國家的政治建設對經濟建設發揮著促進作用,良好的政治建設可以保障和推動經濟建設的發展。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此,無產階級正是利用自身的政治優勢和政治力量來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任務,并利用經濟建設的物質力量來更好地鞏固執政黨和國家政治建設的勝利成果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歷史實踐過程中,由于偏執一方而引發的失誤和歷經的挫折并不在少數。要么是搞政治掛帥統領一切,讓經濟建設圍繞政治建設而運轉,其結果就是導致生產力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要么是用經濟建設來代替政治建設,盲目地認為只要發展經濟就必然會帶來穩定的發展前景,其結果就是導致嚴重腐敗現象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背離。

3. 黨的政治建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政治意識形態工作中的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無產階級政黨開展黨的意識形態建設的最具權威、最富真理、最為科學的思想淵源、根本依據。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治建設的先導,是政治先進性的突出表現。李慎明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在黨內存在的問題中,理論上的問題是源頭。”理論上的混亂會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和行動方向的偏離,沒有正確、清晰且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的懷疑、動搖與否認。如果說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領導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物質武器,那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則是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的精神武器,是對抗一切資本主義顛覆、打壓的有力武器。而“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建設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話語權、主動權。從其對象來看,突出意識形態工作的階級性。意識形態工作本身就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反映著一定階級的整體利益訴求和精神追求,而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正是通過意識形態建設來維護和實現自身利益的合法性、正當性和權威性的。從其內容來看,黨的政治建設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同錯誤的意識形態進行斗爭。這種斗爭首要的目的是掌握意識形態的理論話語權,由此確立黨的建設的意識形態合理性和權威性,進而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凝心聚力,實現思想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從其實踐來看,在新時代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首先要通過政治力量將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其次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所依靠的是提供能使之有意義的權威性的概念,提供能夠借此對之進行實在把握的有說服力的形象”。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首先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做好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政黨建設和國家建設一切行動的指南,就是要向民眾傳達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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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的實踐指向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依然面臨著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一方面,西方霸權國家一直試圖分化和瓦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政治建設面臨著“新冷戰”和意識形態對抗的重大考驗。另一方面,在國內政治、黨的建設、意識形態等領域依然潛藏著諸多矛盾和風險隱患。如果黨的政治建設在實踐中不能吸取蘇共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就極有可能發生系統性的風險、犯顛覆性的錯誤。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的實踐指向,需注重以下幾點。

1. 必須以堅定的政治方向為指引,將黨的政治建設放在新時代黨的建設之統領地位

把準政治方向是黨的政治建設的先導,發揮著生死攸關的指引作用。對于無產階級政黨而言,唯一且堅定的政治方向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共產黨始終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把“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這一政治方向的指引下,黨的十九大第一次將政治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的總體布局,并“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重大創新,深刻地揭示了我們黨對自身建設規律的準確把握,反映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執政黨建設的時代要求,對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意義重大而深遠。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所要堅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就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在全黨、全社會推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正在不斷轉化為充分落實和校準正確的政治方向的行動。對于廣大黨員干部來說,就是要求及時反省檢查自身的言行舉止有沒有背離社會主義,有沒有違背共產主義宗旨,及時糾正政治方向的偏離,確保政治行為、政治規章制度、政治政策的宣傳和落實在正確而堅定的軌道上運行。

2. 毫不動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當前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發展不斷進行經濟圍追堵截、意識形態滲透、網絡輿論圍攻,如果在黨的領導這一根本性問題上犯了顛覆性錯誤,動搖或者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蘇聯解體的悲劇極有可能重演。因此,新時代中國的發展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善黨的政治領導。其中,“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這是全黨統一行動的政治準則和根本政治要求,既要求在黨的政治綱領、路線、方針以及國家法律法規、政治宣傳等內容的制定和貫徹落實上,在學習和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過程中,實現思想上認同,政治上維護,組織上服從,行動上一致;又要求在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在治國理政的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3. 必須站穩人民立場,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政治建設的目標和使命

人民立場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習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時時刻刻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不僅是心懷“國之大者”,更是在不斷夯實黨的政治根基。這就要求各級黨員干部要積極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及時了解人民訴求,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在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排憂解難的過程中自覺提升治國理政能力。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在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中蘊藏著許多治國理政的智慧,因而黨的政治建設需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充分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并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從人民群眾當中汲取政治建設的智慧和營養。習近平指出:“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這清晰地表明,黨的政治建設的最終效果必須交給人民群眾這一“閱卷人”來檢驗。因而,黨的政治建設需要把最廣大的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最高標準,以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贏得民心民意,強化人民群眾對政治建設的認同與滿意。

4. 必須以嚴明、完善、規范、權威的政治制度為保障,保障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穩步推進

黨的政治建設“特別要注重制度建設,以完備的制度保障黨內民主,維護中央權威,保證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統一行動”。制度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既要把黨政干部的領導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又要把政治制度建設貫穿到全面從嚴治黨的全過程之中。全面加強制度建設不僅是新形勢下進一步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制度保障,又是進一步創建風清氣正的政治制度文化環境的必然要求。應當把黨的制度建設貫穿政治建設的全過程,不斷用更加嚴明、更加完善、更加規范和具有權威性的黨內規章制度,約束和規范各級黨政干部行為的全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出臺或不斷修訂的黨內法規高達80多部,比如《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新印發和修訂的黨內法規,不斷發展完善的紀檢監督體系,有利于不斷建立健全長效機制,黨規黨紀的籠子越扎越緊、越管越細,用制度來規范和審查、監督黨組織、黨員的行為,將制度作為衡量黨的工作的標尺,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從而保障黨的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穩步推進。

5. 必須把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作為深入推進黨的政治建設的經常性工作

一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當前黨內政治生活存在著一定程度上不講原則、平淡化庸俗化隨意化的傾向,在此必須使黨內生活莊重、嚴肅、規范,著力提高黨內政治生活質量。二是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一些干部對黨規黨紀置若罔聞,甚至大搞兩面派,對此類現象必須嚴懲。三是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文化通過教育和熏陶浸潤滋養著廣大黨員干部的價值觀,當前,一切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如傳統的封建糟粕——關系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不正之風已經向黨內生活侵蝕,因而,必須建設正氣充盈的黨內政治文化。四是突出政治標準選人用人。選人用人是風向標,直接影響著政治生態的走向,而一些任人唯親、任人唯利、任人唯圈的選人用人不正之風,挫傷了干部隊伍的積極性,對政治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因此,必須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突出政治標準,強化政治把關。五是堅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這是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的必然要求。因為,一旦腐敗分子藏身于黨內,黨內政治生活必然會受到污染。雖然現在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但是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因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必須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6. 不斷提高黨員干部處理各種問題的政治能力,提高防范和化解政治風險的能力

黨的政治建設最終必然還要靠黨員干部這個實踐主體來落實與執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而黨員干部的要素中最關鍵的就是黨員干部的能力。而在黨的能力建設序列中,黨的政治能力由于其根本性地位排在第一位和首位,它決定著黨的政治事業前進的步伐與質量。新時代深入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必須以不斷提高黨解決各種問題的政治能力作為評判標準,特別要提高防范和化解政治風險的能力,培養對政治風險發生的敏銳性和鑒別力。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全黨要居安思危,要有直面斗爭、敢于斗爭的政治斗爭意識和政治斗爭精神。以過硬、過強的政治本領為依托,以預見性政治風險防范和監督機制為保障,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變、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把控政治全局、辨明政治是非、堅守政治定力,從而提升防范和化解政治風險的能力。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總結黨的歷史經驗 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求是》2021年第16期。
[2]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3]逄先知:《關鍵在黨:黨的建設與黨的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9年。
[4]〔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5]李正華:《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的主要經驗》,《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系浙江工業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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