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成+人+综合+欧美亚洲,国内精品久久国产大陆,精品国产免费1区

錢昌明：如何評價李自成？

點擊：作者：錢昌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3-26 08:25:06

中國古代歷史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走馬燈似的改朝換代。一個王朝，長則三百年，短則幾十年；全都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到腐敗、衰亡的周期。正是這樣一次一次的“輪回”，周而復始的變化，才構成了中國歷史波浪式前進、上升的軌跡，一步一步地讓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多位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這才有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體——中華民族。

在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每當舊王朝腐敗、衰亡，整個社會陷入危機，歷史發展停滯之際，總會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通過他們的英勇抗爭與犧牲，來“替天行道”，來推翻舊王朝，來“校正”、改變社會的這一停滯。于是新的王朝又建立起來，歷史重新回歸常態。中國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正是以這種特有的方式，扮演著推動歷史前進與發展的角色。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戰爭，是我國古代農民起義的最高峰。他提出“均田免糧”口號，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迎闖王，不納糧”，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統治。然而，他在勝利面前缺乏清醒頭腦，驕傲忘危，功虧一簣，就其個人來說，這是個悲??；但它在客觀上推進了一個新興王朝的建立，它在解除舊王朝對社會生產力束縛的革命作用仍然不變。

自明末以來，人們對李自成的評價，歷來就有兩種：有人罵他是“流寇”，有人稱頌他是“英雄”。今天，歷史雖已歷經了360多年的變遷，但對他的評價，依然兩極。正因為如此，對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仍很有必要。

是“流寇”，還是“英雄”？

李自成，究竟是流寇，還是英雄？說白了，這是一個對歷史人物評價的立場問題。

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看問題，你好端端的“順民”不做，居然敢對抗官府、官兵，膽敢造反，膽敢“殺人放火”，自然斥之為“匪”、“賊”；加之，他們又不肯老老實實地在一地坐以待斃，故只能給其冠以“流賊”、“流寇”稱號，舍此還能給以什么美名？《明史·流賊列傳》就專門把李自成立為第一號“流賊”，充分反映了《明史》作者的政治立場。

站在被統治階級立場看問題，站在明代農民大眾立場看問題，你官府不顧百姓死活，橫征暴斂，敲骨吸髓，加上地主豪紳，橫行鄉里，他們實在是活不下去了！于是“官逼民反”，死里求生，實在是出于無奈。再從他們敢于反抗強暴，不惜付出自己的身價性命，敢于擔當的角度看，那不是“英雄”又是什么？成書于上世紀20年代，由民間作家李健侯根據民間傳說寫成的小說《永昌演義》，就把李自成當成英雄進行了熱情的歌頌。

當然，同樣是造反，有的僅是為了個人私利，不過是打家劫舍、圖財害命的一族，稱其為“流寇”也不冤枉；反之，對農民起義中涌現出來的一些領袖人物，只要是具備一定的“利他”精神，又勇武超群，不畏艱難，能為“蕓蕓眾生”的農民群眾的利益而斗爭、犧牲的人物，他們當然是當之無愧的英雄。李自成作為明末農民戰爭的領袖，就是這樣一位杰出的農民英雄的典型。

李自成（1606-1645年），原名鴻基，陜西米脂人，出身農家，童年給地主放過羊，也念過幾年私塾。他自小喜歡武藝，曾投延安府的武師羅君彥習劍。面對亂世，他胸懷大志，曾對人說：“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遂更名自成。

明代末年，到了崇禎上臺，朱氏王朝已經歷十五帝，坐了260年江山，統治階級早已腐敗不堪，社會矛盾極端尖銳，歷史又進入了一個面臨改朝換代的“亂世”。“亂世出英雄”，李自成這位農民英雄應運而生。

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所以會走馬燈似地改換，歸根到底，是由兩個問題所造成：

第一個，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在土地私有制的社會里，小農經濟的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隨著時間的推延，地主階級憑借著政治、經濟特權，不斷兼并農民的土地，結果一定是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同時也就造成大批農民喪失生機；

第二個，封建國家的稅負問題。在封建剝削制度的社會結構里，有一個無法改變的規律：封建統治階級的隊伍與貪欲不斷膨脹——對被統治的農民階級的剝削不斷加重——農民階級被壓榨得喪失了生機。

兩個社會問題，都會使農民喪失生機。廣大農民為求生存，就一定會起來開展求生存斗爭——爆發農民起義。這兩個社會問題，又是封建剝削制度的社會結構問題，是誰也無法改變的。

明王朝到了中期以后，上述兩個問題已非常嚴重。為挽救危機，萬歷張居正進行過改革，裁撤冗員約占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壓縮了國家開支；又搞了個“一條鞭法”，對各級貪官在稅負上層層加碼的弊政整頓了一下，農民負擔減輕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也延緩了王朝的壽命，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僅以明末皇家貴族隊伍的膨脹問題為例，即可看出當時矛盾尖銳之一斑。

朱元璋推翻元代統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規矩，他的家屬——“龍子龍孫”們，自然是享受世襲特權。

“明制”規定，“皇子封親王，授金冊金寶，……府置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隸籍兵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則授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長孫立為世孫，冠服視一品。”“諸子年十歲，則授塗金銀冊銀寶，封為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嫡長孫則授長孫，冠服視二品。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冊”；“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

像這樣的男系皇族，在《明史·諸王》中立傳的就達120多家！女系皇族立傳的公主93家，兩者相加達200多家。（《明史·諸王》）

到了明代嘉靖初年，皇族人口大為膨脹。據明人陸楫的《蒹葭堂雜著》載：“我太祖高皇帝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藩外，尚有十五府及列圣所封，親支星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幾十萬口”！

注意，這幾十萬“龍子龍孫”，都得由封建國家以“祿餉”高規格供養著。

《明史·食貨志·俸餉》載，皇族“祿餉”規格，皇族男系為：親王年俸，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紗、羅各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另外，月支馬料草五十匹?？ね跄曩?，米六千石?？ぶ髂曩?，米千石。以下王世子、郡世子，世孫、長孫，……均依次按比例遞減。皇族女系：公主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每年收糧一千五百石，并給鈔二千貫；郡主祿八百石；余遞減有差。

以上是正常的規格，如某皇子受皇帝特別“恩寵”的，那就不受此限了。如神宗朱翊鈞有8個皇子，其中有一個三子叫“福王”朱常洵的，特別受喜愛。結果福王的成婚大典就化去朝廷白銀30萬兩，封于洛陽，營造邸第一項就化了28萬兩，竟“十倍常制”；一次性受賜的土地竟高達4萬頃！其時全國田畝總數為701萬頃！

不斷膨脹的龐大的皇族隊伍，又享受如此高規格的待遇，隨著時間的推延，自然造成國家財政不堪重負。還在洪武晚年，朝廷已感受到“國家經費，莫大于祿餉”之壓力；為削減支出，被迫改定“俸祿”標準，改親王年俸為萬石，郡王減為二千石，公主為二千石，以下依次遞減。即便如此，也只能緩解壓力于一時。

嘉靖年間，據御史林潤奏曰：“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于宗藩祿廩！”“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為寒心。”他指出當年全國供應京師糧400萬石，而王府祿米所需為853萬石，竟比供應京師多出一倍！占全國總收入的1/4！結果朝廷對他們也只能采取折減、拖欠辦法應付，搞區別對待，使“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明史·食貨志六》）這就是說，對那些較疏的遠房“龍子龍孫”們，只得往后排一排了。

封建王朝財政困難，倒霉的自然是廣大農民，因為他們理所當然是最終的“埋單人”。為了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自萬歷后期起，明王朝就大開加稅增賦閥門。先是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驟增“遼餉”300萬兩；緊接著的兩年，又增賦520萬兩；到崇禎三年（1830年），隨著軍費的不斷增加，再增賦165．4萬兩；以后再不斷地變著名稱增賦加稅，又是“助餉”，又是“練餉”，到崇禎晚年，不計田賦，每年僅“遼餉”、“剿餉”、“練餉”三項，就從農民那里搜括了高達1，960萬兩之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崇禎帝一方面拼命搜刮農民百姓，自己的內庫卻積聚著“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死也不肯動用。

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無度和對被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終于釀成了明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是“壓迫有理”，還是“造反有理”？

其實，要評判李自成是“流寇”，還是“英雄”？還有個問題是：他起來造反是否合理的問題。也就是，究竟是統治階級壓迫有理，還是被壓迫階級反抗有理？

天啟七年（1627年），陜北連年大旱，“民爭采山間蓬草、樹皮而食”，“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直至食尸，“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明季北略》）。

面對災情，官府不知賑災，反而繼續征稅。澄城知縣張斗耀因催逼錢糧，結果被王二為首的一幫農民所殺，就此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次年，整個陜西農民起義風起云涌，著名的有與王二會合成勢的府谷王嘉胤起義，西川的不沾泥（張存孟）起義，延川的王自用起義，宜川的王左掛起義，等等。

李自成早年為生計投銀川驛站當上一名驛卒，負責養馬，崇禎元年（1628年）因驛站被撤失去生計。隨后因債主艾舉人逼債，勾結米脂縣令，把他拘禁毆打，還給架上沉重的枷鎖在烈日下曝曬示眾，受盡屈辱與折磨。幸虧原先驛站幾個仗義好友幫他砸碎枷鎖，才逃出來撿了個活命。李自成返家，發現妻子被衙役霸占，眼看家破人亡，憤怒萬分，遂殺了仇家艾舉人，帶著侄兒李過奔走他鄉，在甘肅投靠了參將王國所部明軍，當了一名“把總”（下級軍官）。

崇禎三年（1830年）部隊奉命入衛京師，途經金縣（今甘肅榆中），士兵們因被扣克軍餉事發生嘩變。李自成就率部分士兵，投奔陜甘邊地區的王左掛部的農民起義軍。第二年，李自成因不愿隨王左掛接受明軍招降，改投不沾泥起義軍；崇禎四年（1631年）不沾泥又受明軍招撫，李自成再率所部投奔了“闖王”高迎祥起義軍，被編入“第八隊”，擁有獨立作戰的自主權。

李自成個人的不幸遭遇，以及終于走上造反道路的過程證明，他完全是被迫的（他曾兩次參加“官軍”，還當過“把總”，最后都被迫離開）；頗有點像《水滸傳》中“林沖夜奔”的味道。一句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當他終于走上了反對明王朝的造反道路后，農民起義軍的利益，也就必然地與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相對立。毫無疑義，“李自成是代表農民利益的”（轉引自徐志奇：《毛澤東的“李自成情結”》）。

李自成作戰勇猛而有謀略，軍紀嚴明，很快在與明軍作戰中嶄露頭角，受到高迎祥贊賞，稱其為“闖將”，成為農民起義軍將領中的后起之秀。經過幾年奮斗，李自成統率的農民軍，迅速成長為整個農民起義軍中一支重要力量。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為了打破明軍的圍攻，十三家七十二營農民軍將領匯集河南滎陽，共商破敵之策。其時形勢嚴峻，會上，不少農民軍將領對斗爭前途缺乏信心，彌漫一派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惟獨李自成，充滿英雄豪氣，鼓動大家道：“一夫猶奮，況十萬眾乎！官兵無能為也。”（《明史·流賊列傳》）

就在這次會上，李自成又提出了聯合作戰的破敵之策，主張北、西、南三面防守，集中力量重點用兵，向東一面出擊；所獲“戰利”采取共同平均分配的辦法。李自成的方略與主張，得到大家一致認同與擁護。會后，由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率領的農民軍主力，一路東下，進展神速。僅十余日，即攻陷明王朝的“中都”鳳陽，燒了朱元璋當年出家的“龍興寺”，焚毀了朱明皇陵的祖墳，極大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崇禎帝氣急敗壞，竟然把鳳陽巡撫也給處死了。

李自成在滎陽大會上的出眾表現和他提出“聯合作戰”、進軍鳳陽的主張，充分證明他具有不同一般的領袖品質與才能。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在漢中向西安進軍途中，同陜西巡撫孫傳庭明軍大戰于黑水峪，不幸兵敗被俘遇害。這位身經百戰的農民軍首領犧牲后，各部農民軍公推李自成為“闖王”。

崇禎十一年（1638年），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低潮。這是新任兵部尚書楊嗣昌，以“四正”、“六隅”的“點面結合、重點打擊”的統一軍事部署，配以“剿”“撫”并用策略取得的結果。這一年先是擁有7萬之眾的劉國能兵敗降明；接著混天星郭汝磬部、過天星張天琳部也相繼接受“招撫”；隨后張獻忠、羅汝才等農民軍也兵敗投降。李自成亦多次受挫，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洪承疇、孫傳庭部明軍的埋伏被擊潰，妻室離散，僅率田見秀、劉宗敏和李過等18騎突出重圍，隱入陜西東南的商洛山中。次年又被明軍圍于四川巴西魚腹山（今綿陽境內）。

然而，李自成敗而不餒，卻利用時機，“經夜不眠，圖劃大利（事）”，總結失敗教訓。他認真考慮農民戰爭的政治斗爭綱領與軍隊建設問題，為此后的勝利創造條件。

崇禎十三、十四年（1640、1641年），中原連續大旱，李自成從巴西成功突圍，進入河南，饑民們紛紛加入，隊伍迅速擴大；期間，有一些知識分子李巖、牛金星、宋獻策等也參加了進來。李自成針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賦役苛重的現實，接受李巖的建議，提出了“均田免糧”的戰斗綱領；還編唱民謠：“迎闖王，不納糧！”“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迎闖王，管叫大家都歡悅”，廣為傳播，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

隨著起義隊伍的迅速擴大，李自成又整頓了軍紀。規定：繳獲歸公，統一掌管，戰士不準私藏白金；不擾民，義軍不住民房，自帶帳蓬宿營；保護農民生產，行軍不許損毀禾苗，甚至“馬騰入田苗者斬之”（《明史·流賊列傳》）；不得侮辱婦女；公平交易等。李自成帶頭嚴以律己，“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經過此番整頓，李自成農民軍的軍威大振。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大軍攻克洛陽，殺了民憤極大的福王朱常洵，開倉放糧，把數萬擔大米和數十萬兩金銀分給農民；楊嗣昌怕被崇禎問責而自殺。第二年，農民軍再攻襄樊，漢水以東百姓焚香殺牛。壺漿遠迎。十六年（1643年）五月，李自成大軍占領湖北、河南大部，在襄陽建立政權，改襄陽為襄京，稱“新順王”。

形勢的迅猛發展，促使李自成把推翻明王朝中央政權的戰略方針提上議事日程。在顧君恩的建議下，定下：先取關中為根據地，再經山西、宣府，直攻北京的方略。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李自成在河南大敗總督孫傳庭明軍主力，緊接著就是猛追不舍，一日夜逾400里，乘勝破潼關，斬殺孫傳庭，直下西安。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定西安為“西京”，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定軍制、官制，正式建立全國性的農民起義政權。二月，發布討伐檄文，李自成親率大軍分兩路向北京進軍，一路上所向披靡，三月十七日抵達北京城外。第二天，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農民軍入城；崇禎帝見大勢已去，吊死煤山（今景山公園），明王朝壽終正寢。

是民族“罪人”，還是歷史“功臣”？

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進京，明王朝覆滅。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時，明朝的殘余勢力——特別是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武裝集團并未消滅，緊接著又有南明王朝勢力；另外，關外的滿清勢力正在準備入關奪取全國政權，且有同吳三桂勾結，共同鎮壓農民起義軍趨勢。

可是，以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英雄們，這時卻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全然意識不到這一危機。李自成自己“住進皇帝住的金鑾殿，忙著做皇帝。他的丞相牛金星張羅著登基大典。大將軍劉宗敏不講政策、胡亂殺人。當官的只知享受。當兵的只知吃喝玩樂”（轉引自盛巽昌：《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當李自成得知吳三桂拒絕勸降消息后，也不分析敵情，即輕率地統大軍赴山海關同吳三桂進行一片石決戰，結果被吳三桂和多爾袞的聯軍擊?。浑S后又匆忙退回北京，再從北京、山西、西安，一路敗退至湖北。次年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最終以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考察地形時遭地主武裝襲擊不幸犧牲謝幕，其余部李過等后溶入到抗清斗爭的行列。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戰爭盡管失敗了，但他敢于反抗黑暗暴政的革命斗爭精神和英雄業績，永遠鼓舞著后人為美好的明天而斗爭。另外，這一斗爭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這對打碎舊王朝對社會生產力的束縛，改變歷史發展的停滯狀態，為新王朝的建立與推動歷史的正常發展，無疑都具有積極的意義，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毛澤東非常珍視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熱情地贊美了中國的農民運動，他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他列舉了包括李自成在內的農民運動領袖，肯定了其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因素，同時也分析了他們失敗的原因。

毛澤東認為，“李自成為什么失?。亢苤匾囊粋€原因，就是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要與流寇主義思想作斗爭：“歷史上黃巢、李闖王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了。”并把這一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具體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之中。

1944年，為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勝利300周年，毛澤東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為歷史學的瑰寶，把它作為整風文件，要求全黨高級干部認真學習，以防止在勝利時候重犯驕傲的錯誤。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以后，毛澤東又以李自成的歷史教訓來誡示全黨，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的決策和措施，時刻警惕，竭力防止從內部滋生腐敗。他要求共產黨人不要忘本，“李自成勝利了就忘記了人民，不然他是不會失敗的。”（轉引自盛巽昌：《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

一段時期來，一些人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重新撿起唯心史觀，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出于否定現實革命的需要，從而否定歷史上的所有革命斗爭，污蔑、攻擊歷代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

有人提出，“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并斷言“從辛亥到‘文革’都沒有革命‘一定要發生’的邏輯”（李澤厚：《革命與告別革命》）。認為革命只會帶來社會動亂，造成破壞；因此，要告別革命。不僅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而且還要告別21世紀的革命。

所謂“告別革命”，就是否定革命。順著這一理論，于是歷史上的所有革命都被否定了。在評價李自成時，有人就認為：“李自成最大的惡行就是只破壞，不建設。行如蝗蟲，留下一片荒涼”。還認為：明清之交，造成清兵入關，“主要罪人不止吳三桂，李自成是根。李自成推倒了明王朝，卻建了個爛泥巴的大順朝。清兵入主中原，在這時就不可逆轉了”（見“起點中文網”《闖王李自成新傳》書評區“霞逸”點評）。

就這樣，李自成一夜之間，從農民起義領袖，成了“民族罪人”。

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對歷史的發展，究竟是有功，還是有罪？二是清兵入關，在一段時期造成歷史倒退，這究竟是吳三桂為首的漢奸賣國集團的罪過，還是李自成的責任？

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已毋須多言。誰如果堅持認為，推翻腐朽透頂的明王朝是一種“罪過”？那再給這類人擺多少事實，講多少道理，也都是多余的。因為這些人一定是崇禎轉世，且仍不改悔；人們只能對其“為之奈何”了。

第二個問題，倒可論述一番。那就是：清兵進關，入主中原，這究竟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過錯，還是吳三桂當漢奸的罪過？

認為清兵入關，“李自成是根”的觀點，其實不值一駁。因為支撐這一論點的邏輯是：明王朝是可以頂住清兵入關的；是李自成把這個能頂住清兵的明王朝摧毀了，所以李自成是罪魁禍首。

持這一邏輯的人，實際上否定了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力的對決，永遠是以強勝弱的。既然李自成的農民軍推翻了明王朝，這就證明：是李自成的力量強過于明王朝；既然李自成的農民軍又敗于清兵，這又說明：又是多爾袞的清兵強過于李自成。

顯然，在明末的三股力量中，明王朝無疑是最弱的一支。那么，怎能幻想讓一個連李自成農民軍也頂不住的腐朽明王朝，去抵擋住清兵？這豈非癡人說夢！

清兵所以能戰勝李自成的農民軍，從而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十萬八旗定中華”的局面，歸根到底，是以吳三桂為代表的滿漢地主階級聯合鎮壓農民運動的惡果！

綜觀古今中外歷史，人們?？砂l現這樣一種現象：每當外敵入侵，當剝削階級統治者在遇到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發生矛盾時，往往會以犧牲民族利益去保證其階級利益。也就是說，在剝削階級眼里，階級利益是高于民族利益的。

按理，在儒家學說里，“華夷有別”，明朝的士大夫是最講究“大節”與“氣節”的，強調做人要有“骨氣”，“士可殺而不可辱”?？墒牵攨侨鹨灞腙P時，事實上大批明朝武將、文官紛紛公開降清。這是為什么？

表面看，多爾袞入關，打出了一面“代雪君父之仇”的旗號，為所有明朝官員投敵提供了一塊遮羞布，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降清“借口”；實質上，是滿漢地主階級合流，共同攜手鎮壓李自成農民起義。這一招果然很厲害，是清王朝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晚清那拉氏有句名言：“寧贈友邦，勿與家奴”。表示清代封建統治階級寧愿投靠帝國主義共同壓榨中國人民，也不愿向被統治的人民讓權、讓利；這同樣是以犧牲民族利益來維護其封建剝削階級利益的表現。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后，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不抵抗方針，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還在“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蔣介石就向其部下軍官（多是地主階級子弟）公開宣揚：“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張洪濤：《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更是置反動階級利益于民族利益至上的典型。

外國史上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1871年法國梯也爾政府對外向普魯士投降，簽訂割地、賠款的屈辱“和約”，尋求普魯士的配合；來實現其對內全力鎮壓巴黎公社運動。說明法國資產階級寧可出賣法蘭西民族利益，也一定要實現鎮壓法國的工人革命，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保存其階級利益。

凡是愿意正視以上史實，并能遵循邏輯正常思維的人，都能清楚：把清兵入關的歷史罪責，歸罪于農民英雄李自成的說法，是何等的荒謬可笑！正是以漢奸吳三桂為代表的明王朝舊勢力，代表漢族地主階級與滿清聯盟，共同鎮壓李自成農民起義，這才是造成中國這一段歷史悲劇的真正原因。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