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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歷來關心婦女兒童，重視建設托兒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使“每個勞動婦女可以盡可能的來參加生產及蘇維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小孩子能夠得到更好的教養與照顧，在集體的生活中養成共產兒童的生活習慣”，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于1934年 2月特頒布《托兒所組織條例》，要求各級內務部對托兒所工作進行組織與檢查。全面抗戰時期，中共中央依然注重建設托兒所，于 1940年在延安開辦托兒所，“使這些兒童的父母能安心參加前后方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人民政府亦大力推進兒童保育事業。1946年僅陜甘寧邊區就有“10個保育機關，收容兒童 2840名”。新中國成立后，托兒所建設被視為推動國家建設與城市建設的重要實踐而受到高度重視，其中“以工廠托兒所的發展最突出”。目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廠托兒所建設工作雖已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但已有研究成果或在論述新中國婦幼衛生保健工作時略有涉及，抑或將其納入女工福利的范疇以婦女解放的視角考察之，缺乏多種視角下深入細致的專題研究。上海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商業中心，對于全國各方面的建設事業往往發揮著標桿作用。上海的托兒所建設亦走在當時全國前列，其中又“以工廠托兒所發展得最為迅速”。有鑒于此，筆者擬依托檔案和報刊等史料，細致梳理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工廠托兒所的建設進程、運行實踐與歷史意義。

一、上海工廠托兒所組織的發展

上海工廠托兒所組織的發展，是適應國家建設發展的必然產物，也與上海的實際情況息息相關。

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強調：“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新中國成立后，盡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成為黨和政府面臨的迫切任務。更好地開展生產建設，離不開廣大婦女的參與。而工業生產是生產事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此，黨和政府大力動員和組織婦女參加工業生產。同時，參加生產亦是婦女解放的關鍵。因為只有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在經濟上取得獨立，成為家庭和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才會更容易提高和鞏固自身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為實現男女平等、建立新的社會風尚奠定強固的基礎。如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會即堅持貫徹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把恢復與發展解放區內的工業和農業生產作為婦女工作的中心環節，執行以女工為基礎，以生產為中心的方針，動員與組織上海婦女參加建設新上海。

但是，女工除了參加工業生產，還承擔著繁重的家庭責任。這就使得女工在工業生產中必然會遭遇撫育孩子的特殊困難。顯然，解決這個難題能在很大程度上將女工從照顧孩子的家務中解放出來，使其安心從事生產。列寧曾指出，托兒所和幼兒園“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華麗、也不夸張、更不顯眼的設施，在實際上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黨和人民政府也意識到，“廣泛設立托兒組織，為婦女們解決撫育孩子的困難，以便她們參加各種生產建設工作，在目前的確是一個有普遍性并且是極其重要的問題。這也是新中國發展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對國家建設事業是有重要意義的”。

除了更好保障婦女參加國家生產建設，工廠托兒所還關乎國家衛生事業的發展，是推行現代嬰幼衛生工作的實踐依托。兒童是社會未來的希望。然而，舊中國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每年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平均達千分之二百”。嬰兒死亡率之高低，足以表明國家民族之盛衰強弱及公共衛生之成敗優劣。針對這種情況，1949年 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五章第四十八條中特別規定，“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1949年 11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衛生行政會議也規定，衛生部門工作的重點之一是“婦嬰保健為城鄉并重的事業”。此外，當時的婦嬰衛生專家提出，我們不但要想方設法減低死亡率，“還要積極的組織托兒機關，用科學的合理的方法來保育兒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也指出：“希望以后在城市和鄉村中盡量地增設工廠托兒所、農忙托兒所、機關托兒所和變工托兒所，以使勞動大眾的兒女們，普遍受到合理的照顧。”如此，在國家衛生建設的工作設想中，工廠托兒所是急需推廣的社會衛生事業，其主要職責是衛生育兒。

具體到上海而言，建設工廠托兒所的需要就更為迫切。上海解放后，全市努力的方向，是要把帝國主義支配下畸形發展的消費城市改造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商業的生產城市。恢復與發展生產自然成為城市建設的中心，而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建設，則是上海市完成中心任務和推動一切工作的必不可少的環節。在黨和政府的宣傳動員下，上海女工人數很快就增加到近 30萬人。她們大多處于青壯年時期，因而生育率很高。據相關部門統計，上海每 4個適齡女工平均每年添 1個孩子，每年出生嬰兒計 5萬以上。但上海剛解放時，全市僅有工廠托兒所 36所，收托兒童總數為 2192人，遠遠不能滿足上海女工的托兒需要。同時，這些工廠托兒所大多數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為應付工人斗爭而產生的點綴品，“托兒所很少有專人負責，保姆全未受過訓練，在受托兒童中，職員的孩子占了優先權，工人的孩子能夠得到寄托機會的為數甚少”。因此，多數女工母親們只得帶著孩子上工，無法安心生產。即便孩子在托兒所，她們也不能安心工作，“一會兒就去看一回小孩”，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廠里的生產。

鑒于上述情形，上海解放后不久即遵照黨的指示，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成立了由市婦聯婦女兒童福利委員會領導的市級托兒所事業聯合會，工廠托兒所組則是其中三大組織之一。1949年 10月召開的上海各界婦女代表會議進一步指出，做好女工工作的關鍵之一，即是逐步改善與舉辦工廠托兒所等女工福利事業，減少女工家事與育兒的牽累。至該年年底，上海工廠托兒所的數量已由剛解放時的 36所增至 51所，收托兒童總數增加了1411人。自 1950年 8月上海市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后，市婦聯福利部、總工會女工部更是以舉辦工人幼托機構為重點工作。與此同時，面對上海市嬰兒死亡率明顯偏高的嚴峻情況，建設工廠托兒所的工作也受到了市衛生局的重視。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衛生局制定了《上海市辦理嬰幼保育機構暫行最低標準》，對工廠托兒所等嬰幼保育機構管理和業務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這就為上海工廠托兒所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但仍有些干部認為工廠托兒所只是少數女工的福利，對這樣的“小事情”不感興趣。對于在實際運行中遇到的問題，國家從政策層面進一步完善了制度設計。1951年 3月 26日頒布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行細則（草案）》第六十一條明確規定：“各企業的女工人與女職員，有兩周歲以內的子女在二十人以上，經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與工會基層委員會雙方協商，有必要和可能時，得設立托兒所”，使工廠托兒所的設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次月，上海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指出，“現階段上海市政建設的基本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而且首先為工人階級服務”。此后，上海市各產業工會“各基層委員會紛紛的為女工群眾的福利爭取建立新托兒所”，上海工廠托兒所如雨后春筍般欣欣向榮起來。截止 1955年底，上海全市已有工廠托兒所 289所，收托兒童18473名，規模遠超新中國成立前。

除了量的增加，這一時期上海的工廠托兒所在質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公營中紡系統下的工廠托兒所，一般說來，條件比較優越，各托兒所均有新造的或利用廠房改造的房屋，采光與通風也很好，調劑溫度時有水汀或火爐，床位、枕被、用具等大多是新置的，符合清潔衛生的要求，其中尤以中紡第一、第七、第四、第十二、第六廠的工廠托兒所設備最為完備。私營工廠托兒所中則以統益紗廠托兒所的設備最完備，“一桌一椅，一鍋一碟，無不是新購置的，一切都是合乎標準。尤其是托兒所的房子，是一整幢的西式平房，清靜而優雅，空氣新鮮，陽光充足。里面分為牛奶室、寄嬰室、醫務室、儲藏室、清潔室、隔離室及辦公室七間，一切布置都很美觀而大方”。

二、工廠托兒所保育人員的培養及施教

保育工作講求科學性，保育工作者應該兼備母親、醫生和教師的美德和一定的業務知識。但是，托兒所工作在新中國還是一項新事業，兒童保育人員的缺乏成為阻礙當時托兒所工作快速健康發展的最大問題。為此，上海市婦聯統籌各方面的力量，逐步開展了對工廠托兒所保育員的培養工作。

保育人員的思想與認識對托兒所工作至關重要。上海解放初期，工廠托兒所內的保育員“有的來自婦聯親職班，有的是私人辦的托兒班學習，有的由各廠自己從車間調來。因為急于需要，有的沒有經過學習，有的只受短期訓練”。部分保育人員“思想上苦悶，認為做保育工作沒有出息，成天為孩子拉屎拉尿，想調動工作”，而且業務也不熟悉，“對孩子的態度生硬”。有鑒于此，上海市婦聯主動作為，通過召開全市工廠托兒所工作會議，以及舉辦保育人員訓練班、輪訓班、業余講習班等形式幫助保育工作者轉變其對保育工作的錯誤認識。此外，上海市婦聯還在 1951年的“六一”兒童節，通過評選模范工廠托兒所、優秀保育工作者及召開嘉獎大會，讓保育工作者“認識到自己工作意義的重大，前途的遼闊”，堅定了她們“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決心”。各工廠托兒所則多通過學習會、庶務會及檢討會等會議，以及組織參觀其他工廠托兒所、舉辦講座報告等形式改造保育人員的思想。部分保育專家還發文糾正保育工作者的錯誤認識，號召社會人士“向從事于托兒工作的同志們表示感謝和尊敬”。一些頗有心得體會的工廠托兒所保育員則利用報刊“現身說法”，向廣大同行講述自己思想轉變的經過、分享工作經驗。經過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多工廠托兒所保育員克服了思想上的錯誤認識，“如舊的雇傭觀點、自私、自卑和輕視保育工作等”，明白了“帶好孩子，使媽媽們安心生產，也就是為生產服務”。

保育人員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就很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優秀保育人員。因此，僅在 1949年至 1952年，上海市總工會女工部就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衛生局、市婦幼保健委員會等前后舉辦了保育人員訓練班 7個班次，向學員們傳授科學衛生的育兒知識，共計培養保育員 515人。同時，為了提高原有在職保育員的業務與文化水平，每次趁保訓班學員在所實習期間，還有計劃地抽調各廠托兒所在職的且沒有經過學習的保育員加以輪訓，使其學習“嬰兒生活管理，公共衛生與嬰兒健康，嬰兒疾病預防與營養，婦女問題講話及專題演講等”科學育兒知識，共計舉辦了 5期輪訓班，培養保育員 499人。鑒于嬰兒營養的重要性，1951年 5月，相關部門還辦了一期在職營養員輪訓班，為上海各工廠托兒所培養了具有初步現代營養學知識的營養員 90人。此外，提高各工廠托兒所所長和骨干人員的業務知識和管理水平，也是提高托兒所工作質量的重要方式。如 1951年 8月，上海市專門組織 70名工廠托兒所負責人參加短期托兒所負責干部輪訓班，幫助他們提高業務水平和改進領導方式。僅 1949年至 1952年的 3年時間里，上海市總工會女工部運用就地取材、班中取優的辦法幫助各廠托兒所調配了 77個所主任和 10個保育長。

通過上海市各相關部門有重點有計劃有步驟的訓育，絕大多數保育人員的業務水平都有所提高，并在保育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恒豐紗廠托兒所營養員通過學習，回去做營養品的時候很嚴格地注意烹飪衛生和飲食用具的消毒，務使蔬菜不失去維生素等營養物質和達到徹底消毒用品的目的。此外，初步具有科學保育知識的部分保育工作者開始用科學的保育方法教養孩子，幫助孩子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啟發他們的智慧。如 1955年初，申新二廠托兒所保育人員在學習了蘇聯《三歲前兒童集體教養》的課程及保育工作經驗后，知道孩子哭吵的主要原因乃是沒有合理的生活制度和缺乏教育引導，于是首先培養孩子的集體睡眠習慣，然后根據不同年齡階段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經過科學的教育引導后，該所“孩子比以前活潑、愉快了，同時也糾正了工作中的混亂狀況，使工作大大前進了一步”，讓女工在生產中不再有后顧之憂。由此，保育員得到了女工們的信任與尊重，“自動把子女送入托兒所的家長的數字一直不斷地增加，托兒所網也在一年一年的擴張”便是明證。

三、工廠托兒所的衛生保健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兒童健康給予了高度重視，認為健康問題對兒童成長至關重要。而托兒所的工作基本上是一個保健工作，判別一個工廠托兒所辦得好壞，首要的“不是看兒童會唱多少歌，更不是看兒童認得多少字，而是看兒童是否健康、愉快、活潑”。基于上述認識，上海市衛生行政部門視開辦工廠托兒所為開展嬰幼衛生保健工作的重點，并致力于建立工廠托兒所衛生保健制度。

飲食是保障兒童健康成長的基石，“平衡的膳食實在是兒童發育最重要的基本條件之一”。1951年 5月，上海市衛生局為慶祝新中國第二個“六一”國際兒童節，特為全市50個工廠托兒所 1周歲以下的 4500名嬰兒做了健康檢查，并對其中部分檢查結果進行了分析與統計。根據此次嬰兒健康檢查中的主要食品調查得知，在 1684名 6月齡以下的嬰兒中，以母乳喂養為主的占 90.56%；以人工喂養為主的則有 9.46%，大都以奶粉為主要食物，但中間有1.45%完全沒有乳類食品，而以奶糕、米粉、粥為主要營養物。7月至 12月齡之間的 1348名嬰兒中，以母乳為主要營養物的占 83.36%，人工喂養有16.64%，全無乳類食物的有4.39%。隨后，根據此調查結果，上海市衛生局就如何調整工廠托兒所內兒童的膳食使其合理化給出了具體建議與意見。而據檢查結果顯示，當時上海工廠托兒所絕大多數受托嬰兒的營養狀況屬于優等或中等水平。

傳染病防治是工廠托兒所衛生保健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托兒所兒童眾多，而兒童免疫力相對較弱，疾病很容易發生傳播。預防接種是防治傳染病的有效舉措，但據 1951年 5月的工廠托兒所嬰兒健康檢查結果，3500名嬰兒中接種情況參差不齊，已接種牛痘的有90.66%，接種百日咳疫苗的有 20.34%，注射了白喉疫苗的占5.83%，接種卡介苗的僅3.77%，傷寒、霍亂預防注射的比率則更少。為了更好防止傳染病的發生，上海市衛生部門根據中央衛生部的指示，本著預防為主的總方針，重點開展了針對工廠托兒所兒童的幾種最普遍急性傳染病的預防接種與注射工作。如 1950年 7月 15日，市衛生局卡介苗防疫總隊派人到上海國棉第十九紡織廠托兒所，為所內全部嬰兒接種了卡介苗。此后，在各相關部門的宣傳教育與接種實踐的推動下，受托嬰兒預防接種率不斷提高。因此，對于可以預防的傳染病，如百日咳、白喉、天花等疾病都可以做到避免傳染，白喉已于 1953年基本從上海消失。事實上，疾病的廣泛流行，除了接種等預防工作沒做好外，還因為“有些托兒所的消毒工作流于形式，沒有很好地執行消毒制度”。因此，在衛生行政部門及醫務人員指出缺點后，一些工廠托兒所的保育人員即建立了嚴格的隔離、消毒制度。如 1955年第 3季度，上海市各工廠托兒所在市各級衛生部門的領導與廠方、工會的支持關心下，重點開展了麻疹防治工作。每年麻疹發病率較高的普陀區統益紗廠托兒所在區婦幼所重點幫助下，開辟了隔離室及疑似患者隔離室，加強了晨間檢查工作。1955年 11月發現有兒童患麻疹后，該托兒所迅速將患兒送至隔離室照顧，切斷了傳染途徑，及至隔離期滿而麻疹未蔓延，成效顯著。很多原來沒有隔離室的工廠托兒所也都在此次開展的麻疹防治工作過程中，設立了不同規模的隔離室。截至該年年底，全市 289所工廠托兒所共有隔離室213間，比 1954年增加了 48間；擁有隔離床位 1431個，比 1954年增加了 354個。此外，為控制托兒所傳染病的流行，1955年，上海市衛生局特制定了《上海市托兒所關于傳染病報告制度的補充規定》，規定以后全市各種類型的托兒所均須增加對脊髓灰質炎、腮腺炎、水痘、膿皰病 4種兒童傳染病的報告，并由區兒童保健所會同區衛生防疫站進行疫區處理。全市工廠托兒所遂在當年建立了全面的傳染病報告制度。次年，市衛生局又制訂了《上海市托兒所兒童事故、死亡報告處理辦法》，要求工廠托兒所等全市所有托兒所如遇所內兒童意外及死亡事故須立即向所在區兒童保健所報告，由區兒童保健所派員進行調查處理。可見，規范化、系統化的工廠托兒所衛生保健制度在全市婦嬰衛生工作的實踐中得以逐步建立健全。

保障兒童健康，除了健康飲食和保持衛生外，還需要“新鮮的空氣，多量陽光，適當運動，充足休息睡眠，以及有規律的生活”。如 1955年 1月，上海國營第三毛紡織廠、申新二廠、國棉一廠及國棉十九廠四個單位就重點試行合理的生活日程。試行過程中，托兒所保育人員除安排嬰兒在所的 8小時生活日程，還面向孩子父母進行宣教，幫助其訂立 24小時的生活日程，以鞏固對托兒所生活制度的執行。如此一來，兒童得以養成合理的生活習慣，定時睡眠，定時喂養，情緒愉快，體重增加，自然贏得了廣大家長特別是女工的認可。通過試點以后，大多數工廠托兒所都逐步建立了新的合理的生活日程。如截至 1955年底，該市榆林區 39個工廠托兒所中已有 26個按 24小時排列兒童生活日程。

四、發展工廠托兒所的作用和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上海工廠托兒所組織有了較大發展，真正成為為工廠女工及其子女服務的兒童保育機構，在全社會產生了積極正面的影響。

第一，擴大了婦女就業機會，推動了婦女解放事業的前進。對于女工而言，工廠托兒所的發展使其撫育孩子的家庭負擔大大減輕，得以有更多可能參加工廠的生產建設，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進而提高家庭與社會地位。同時，工廠托兒所對保育員的迫切需要還為過去沒有條件參加社會勞動的一些失業助產士、里弄家庭婦女等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使她們成為家庭與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第二，促進了女工生產效率的提高。保育人員在黨和政府的教育下將保育工作與保障生產相結合，保障了已育女工可以無后顧之慮地參加生產，使工廠托兒所真正起到了為生產服務的作用。如恒豐紗廠搖紗間托兒女工徐根弟每天原本搖紗 30多車，孩子送入該廠托兒所后，每天竟能將工作量增加到近 70車，生產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再如 1953年底，國營上海第一棉紡織廠托兒所保育員在車間制定增產節約計劃時與女工訂立了“聯系合同”，降低了孩子的疾病率，進一步鼓勵了女工的生產積極性，促使該廠在 1954年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工廠托兒所對工廠經濟效益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保障了兒童的衛生健康。工廠托兒所在建設發展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收托兒童疾病預防接種制度、隔離消毒制度、兒童傳染病報告制度、兒童事故與死亡報告制度等兒童衛生保健制度，收托兒童的衛生健康面貌大為改觀，工廠托兒所衛生保健工作也得以逐步規范化、制度化與科學化。工廠托兒所逐步成為播撒并貫徹現代科學、衛生育兒法的重要實踐依托。保育工作者經過專業的業務學習，并在醫務人員的幫助下，逐漸掌握了基本的衛生育兒知識；而受托嬰兒家長則經過工廠托兒所形式不同、方法各異的新式衛生育兒知識的灌輸，逐漸接納、吸收了現代兒童衛生保健觀念。這些都更加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市兒童的衛生健康。

第四，增強了人民群眾對新中國的情感認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少數優質的工廠托兒所“為的是供給政府要員與高貴人物的參觀”，且不對廣大工人家庭開放，而大多數面向工人的工廠托兒所，物質條件極差，部分托兒所甚至因過高的嬰兒死亡率而被工人們稱為“殺人所”。新中國的工廠托兒所則在不斷發展中盡可能滿足最廣大工人的育兒需要，為收托兒童提供優良的生活環境、飲食衛生服務，配備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保育人員，保障了兒童健康成長，充分彰顯了新社會的優越性。上海民眾尤其是廣大女工切身體會到了黨和政府對婦女兒童的深切關懷和保護，感慨地說“上海早解放幾年就好了”。鼎鑫紗廠托兒所全體女工媽媽更是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只有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人的孩子才有今天”。由此可見，上海各工廠托兒所的建設與發展成為聯系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增強了工農群眾尤其是廣大婦女對新中國的情感認同。

作者：夏雪，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贛南師范大學“贛南蘇區與紅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高曉林，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