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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5日，是李克農伯伯123周年誕辰。今年又是李克農伯伯逝世60周年。他去世時，我小學還沒畢業，懵懂無知。60年過去，我已經了解了他是怎樣忠誠的革命戰士和我黨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手邊有父親關于李克農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的回憶文章。父親談及的一些事情，從細微處體現了李克農伯伯令人感佩的高風亮節。

我父親熊向暉在入黨剛剛一年，還不到19歲的時候，遵照黨的指示打入國民黨胡宗南部從事地下工作，成為我黨隱蔽戰線的一名戰士。在地下工作12年，直到他1949年5月從美國千辛萬苦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他這條線的工作都是歸李克農伯伯領導的，也才知道了李克農這個名字。盡管他從此歸隊了，但是我覺得，還是在籌備和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工作中，父親才和李克農伯伯有了直接的近距離的交往，對克農伯伯的高風亮節有了切身的體會。

克農伯伯與馮鉉叔叔在日內瓦

2022年的《百年潮》第二期，刊登了黨史工作者傅頤根據我父親的工作記錄所寫的《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第一部分，其中寫到在代表團籌備期間，克農伯伯在根據總理的指示擬定了代表團主要負責人名單后，特別提出：“我請求不參加”，并寫明理由：（1）情報部門今年工作計劃剛通過，需貫徹實施……(2)我無國際知識，又不懂外文。（3）身體不健康。

后來傅頤告訴我，她的一個年輕同事看到這段，非常感慨，說：對這種“肥差”勇于自爆其短，這是真的以工作為先，而不是以“露臉”為先……的確，現在的人很難想象，身居那樣高位的領導，不僅坦承自己“身體不健康”，而且還坦言自己的短處，“無國際知識，又不懂外文”。

周總理抵達日內瓦后在機場發表講話

結果中央沒有同意克農伯伯的請求，仍然任命他為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克農伯伯的確是拖著病體參加從籌備到開會的所有工作的。傅連暲大夫給中央的報告說：李克農同志身體有病，乘坐飛機極不相宜。黃樹則說的更詳細：李克農同志多年來患肺氣腫癥，并時常發生氣喘及左胸心前區疼痛，……以往他每至春季，情況略有好轉，但今年不同，尤堪注意。最后，克農伯伯為了保證總理的健康和安全，把總理指定給他的醫生史書翰換成總理的保健醫生周尚鈺。

除了身體確實有病，后來的事實證明，克農伯伯其實洞悉國際局勢并善于把握大局，根本不是“無國際知識”。他可能不大懂外文，但是他對外文干部運用得當領導有方，帶領他們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工作。克農伯伯真是為新中國在國際舞臺的第一次成功亮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克農伯伯抱病領導了籌備工作，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內，確定了從出席會議方案、準備會議文件及參考資料到配備出席會議的工作人員包括安保人員等眾多事項，對各類人員包括新聞發言人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訓演練，編輯了1700多萬字、十多種涉及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及其他國際焦點問題的參考資料。那可是沒有電腦和互聯網的時代，1700萬字，應該是一個個手寫出來再交打字員打印的，這是何等的工作量！許多資料后來還提供給了兄弟黨，深受歡迎。

父親的回憶文章提到克農伯伯在日內瓦做的許多工作，有些看來非常瑣碎。比如，會議期間，“環境保衛”主要靠瑞士，內部警衛主要靠自己。克農伯伯提出：專業人員與一般人員相結合。代表團每個工作人員都要做總理的保衛工作。總理和代表團主要成員所住的別墅，保密困難，為防竊聽，克農伯伯派人利用別墅的馬廄搞了一個內部會議室，這是人們料想不到的。再比如，他經常檢查代表團的黨的工作，了解工作人員的思想、情緒，分別征求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適當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他還注意工作人員的文娛生活，曾放映過卓別林主演的幾部寓教于樂的電影。特別是克農伯伯貫徹執行周總理“勤儉辦外交”的指示。代表團的預算為舊人民幣327億元，相當于327萬元，實際支出229萬元，節省開支近100萬元。克農伯伯還主持編了《每日簡報》，十分生動，說明很多問題，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所以，這些看似瑣碎的工作其實都非常重要，克農伯伯做的都非常出色。

周總理等在卓別林家做客

父親的回憶文章具體講了涉及他的兩件事，也可以看出克農伯伯的務實作風。

到日內瓦后，總理指示成立新聞辦公室，要我父親擔任主任。總理規定，任何外國記者接觸中國代表團都須通過新聞辦公室，并指示接待記者時要有問有答，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父親找到克農伯伯，要求只做具體工作，另請別人當主任。克農伯伯說：還沒有上陣，你就打退堂鼓？父親說：我水平低，沒有經驗。克農伯伯說：你好像是謙虛，實際是怕，怕那些資產階級記者。堂堂的中國共產黨員，還怕他們？他說：總理的指示精神，就是“用宣傳換情況”。講出去的是宣傳，換過來的是我們所要了解的情況。他要父親著重接待了解內情的政治、外交記者、專欄作家以及采訪日內瓦會議的具有中央委員身份的法共《人道報》、意共《團結報》、英共《工人日報》的記者。他還說：和記者交談不要人翻譯，好比兩人談戀愛，中間插一個人，那就談不好。

克農伯伯這里講的用宣傳換情況，講出去的是宣傳，換過來的是我們所要了解的情況這番話，給我父親印象極深，可以說讓他受益了一輩子。而且這里他對我父親的批評，不是疾言厲色，而是既有一針見血的批評更有親切的激勵還有具體的指點，從思想境界到工作方法，讓我父親獲得的不光是批評，更有思想和工作水平的提高，體現了克農伯伯與同志為善的人品和高超的領導藝術。

在同記者接觸中了解的情況，父親都及時書面報告克農伯伯轉總理，有些由克農伯伯編進《每日簡報》電告國內。若有幾天不送材料，他就催。有時他認為所送材料價值不大，就說：不要拿這種破爛貨充數。父親說，這雖然有點“強迫命令”的味道，但也有好處，逼著你想辦法。國內后來對這些《每日簡報》的評價很高，認為這些材料“不僅對于當時我們在日內瓦了解敵人的政策、意圖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對今后研究敵人的對外政策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另一件就是父親受委屈的事。在一次匯報會上，雷任民說：英國工商界邀我派貿易代表團訪英。對此，總理指示：可以同意，但現在保密。待中央批準中英兩國交換代辦后即行宣布。

沒想到隔了一天，英國《工人日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報道中國貿易代表團行將訪英。總理看到后非常生氣，指定克農伯伯在兩天內查清是誰泄露的。由于我父親是新聞辦公室主任，克農伯伯找到他。我父親說：我沒有對任何人講。他提出派人去問《工人日報》記者，弄清楚是誰透露的消息。克農伯伯報告了總理，總理不同意。總理說：新聞記者都要保護自己的新聞來源，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問人家，在兄弟黨記者面前丟中國人的臉。

總理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卻使我父親沒辦法查明真相。結果我父親被認為是唯一可能的泄密者。因為新聞辦公室只他一人參加匯報會；《工人日報》記者由他直接聯系；他又被授權可以單獨接觸記者，不需翻譯。于是克農伯伯對我父親說：你工作忙，接觸人多，有時難免說漏了嘴，自己忘了，現在再仔細想想，承認了，吸取教訓。如果隱瞞，就變成另外性質的問題。我父親有口難辯，只好向克農伯伯表示承擔這一泄密事件的責任。報告總理后，總理批評了我父親，并通報全團吸取教訓。此后一段時期，我父親同外國記者接觸就要翻譯在場。

幾天后，父親無意中從法國記者貝卻敵那里了解到，這條消息是外交部新聞司一位科長、也是父親領導的新聞辦公室工作人員周湘浦透露給貝卻敵，他又告訴《工人日報》的。父親讓翻譯作了詳細記錄，報告了克農伯伯。克農伯伯馬上把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龔澎找來告訴她這件事。龔澎說：老熊沒有泄密，為什么承擔責任？克農伯伯說：都懷疑他，連我都懷疑他，他不承擔責任行嗎？共產黨員應該受氣不說，有苦不叫，功則歸人，過則歸己。然后克農伯伯讓人拿一瓶老茅臺酒和一包拼盤給我父親，說：“回旅館去，喝，喝完了睡覺。”總理知道后，要克農伯伯通報全團澄清。

克農伯伯說的，共產黨員應該受氣不說，有苦不叫，功則歸人，過則歸己，其實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這種高風亮節，鑄就了那一代隱蔽戰線工作者的品格。

父親說，克農伯伯離開日內瓦到莫斯科后，身體已經累垮了，治療幾天后病情有所緩和，經中央批準，由我父親和幾位同志陪同，坐蘇聯班機到伊爾庫次克，休息兩天，再乘國際列車經滿洲里回北京。

他們一行到伊爾庫次克后，蘇方只有機場旅行社的一個職員來接，領到機場的旅館住。我父親他們要打電話給我駐蘇使館，這個職員不讓打，種種限制，還說是上級指示。8月的天氣很熱。機場常有飛機起落，嘈雜不堪，難以入睡，伙食是死馬肉、紅菜湯，不能下咽。克農伯伯就這樣受了兩天罪。上了火車，也是一般的車廂，伙食很差。父親他們幾個隨行人員議論，李克農是我外交部副部長，是我情報部門總負責人，中蘇雙方還在進行“合作”，而蘇方竟如此對待克農，他們非常氣憤。李克農卻嚴肅地對我父親他們說：“不許講，你們講就是反蘇。”

1971年，我父親曾向總理講起這一段往事，總理說：李克農沒有講過。總理認為，當時李克農不讓講，是由于避免因此向蘇方交涉，影響兩黨兩國的友好關系，寧可把此事當作對他個人的無禮而隱忍。總理說，這是李克農照顧大局的表現。

克農伯伯辭世60年，但他的高風亮節永遠活在我們心里。

來源：Lei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