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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鑫：任弼時與西北局高干會

點擊：  作者：王光鑫    來源：黨的文獻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2-24 15:01:45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以下簡稱“西北局高干會”）召開。毛澤東稱這次會議為“整風學習的考試”。“考試”的題目是解決陜甘寧邊區黨政軍民系統內的問題。這次會議不僅在邊區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推動全黨整風具有深遠意義，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件大事。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時全程指導了這次會議，為會議的成功召開和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會前：推動整風運動和開展調研，為會議召開作好思想準備

 

在全民族抗戰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壯大。到1940年，黨員人數從1937年的4萬多人增加到80萬人。這就對黨的自身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別是要解決好黨內還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是各根據地的一些歷史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并作出結論，一定程度上影響黨內團結；二是各根據地內部黨政軍民關系沒有完全理順，尚未完全形成以黨委為核心的領導格局；三是根據地財政面臨嚴重困難，但黨內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

 

1940年3月，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國。9月，中央決定由任弼時負責領導陜甘寧邊區工作。之后，任弼時在處理中央事務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邊區工作中。整風運動開始后，中央決定召開西北局高干會解決歷史問題和現實工作中的一些偏向。為開好高干會，任弼時住在西北局機關。他經常參加西北局常委會，聽取邊區黨、政府、民眾團體等負責人匯報情況，還通過寫信、干部談話等方式了解問題，為會議進行了充足準備。

 

（一）指導陜甘寧邊區開展整風，為西北局高干會奠定思想基礎

 

遵義會議后，黨的路線已經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對曾經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左”傾錯誤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徹底清理，黨內干部對其根源也缺乏深刻認識。同時，大量新黨員理論不足，對歷史問題并不了解，很容易受到一些錯誤思想和作風的影響。具體到西北局所在的陜甘寧邊區這種現象較為明顯。

 

任弼時對“左”傾錯誤的危害有著深刻認識。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任弼時就指出：黨的歷史說明，“根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即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真正聯系的問題”。因此，整風運動開始后，任弼時著力通過推動干部學習整風文件，確立正確思想方法，為解決歷史問題奠定思想基礎。

 

1942年4月21日，任弼時在陜甘寧邊區召開的有2000多名干部參加的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對整風運動的學習、討論、總結、考核等各個環節作了具體部署。他指出，在三個月內“第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把整風運動規定的文件學好，而且“要詳細研究、分析、討論文件為什么那樣寫，為什么得出那樣結論，從而掌握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實質”。為取得實效，他提出，“只由黨支部負責還不行，要由行政上負責的黨員親自領導、檢查、考核”。在推動學習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他主持成立陜甘寧邊區總學委會，要求整風運動的“每個文件應細讀兩次至三次，并須記筆記和讀閱的心得，學習委員會有權檢查各人的筆記”，最后階段舉行考試。他善于調查研究，及時了解學習進展，對不同群體的學習內容作了分類規定，并“出版學習導報，交流學習心得，指導學習”。期間，任弼時以身作則。據師哲回憶，1940年到1942年，任弼時每周都到馬列學院參加一周一次的哲學討論會學習小組，帶頭攻讀經典、研究問題。他結合自身經歷寫出7000余字的《學習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筆記》，指出：“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中，關于反對主觀主義的主要精神，是正確地提出了對待馬列主義態度問題。告訴我們學習馬列主義，不是學它的字句，而是要學會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決革命中的實際問題，找出革命的發展規律，來便于我們具體決定政策。”他還指出，領導者“須要學得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學得思想方法，運用它來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

 

在任弼時的指導下，邊區黨政軍民各系統廣泛參與到整頓三風的學習運動中。延安參加整風的干部有1萬多人，陜甘寧邊區就有3240多人，不僅人數最多，而且在各根據地中“政治意義最大”。根據任弼時的要求，各系統采取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有的在討論中“提出每個文件中心，環繞諸問題加以發揮”，“較能聯系到實際問題”；有的“學習生活健全，保證了每天四小時的學習，紀律嚴格，匯報檢查經常，態度認真，研究走向深入”，“提高了干部的黨性”。通過學習，到1942年秋，邊區黨政干部的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得到提高，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良好風氣得到弘揚，思想認識得到初步統一，為西北局高干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圍繞黨政軍民關系開展調查研究，為西北局高干會準備相關材料

 

西北局高干會前，任弼時已經指導西北局組織一批干部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收集整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土地和黨務等多方面，還形成了《固臨調查》《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等研究報告。在調研過程中，關于黨政軍民關系的一些問題引起了任弼時的關注。比如，邊區的黨政關系還存在一些沒有理順的地方，并在運鹽政策制定等一些問題中體現出來。當時，食鹽是陜甘寧邊區最大宗商品，其產銷“關系到邊區的生死存亡”。西北局從戰爭環境的需要出發，決定采取“官督民運”政策，而邊區政府擔心可能因此增加群眾負擔，雙方的意見不統一。任弼時并沒有簡單下結論，而是通過調查發現，“出產鹽是不成問題的，就是交通運輸成問題。這工作要靠我們政府和黨去很好地組織”。于是，他親自找領導運鹽的鄉村干部談話，搜集材料，核計運鹽利弊，解決如何組織延安附近群眾去運鹽能夠獲得利潤的問題。從這件事中，任弼時進一步認識到了理順黨政關系的重要性。又如，在留守兵團與西北局的軍地關系方面，也有問題存在。留守兵團負責人認為：“留守兵團屬于中央軍委直接的領導，與西北局沒有直接隸屬關系，所以也沒有經常向西北局報告工作。”西北局負責人則認為：“留守兵團如果歸中央管，那后勤保障我們就不管了。否則，就歸西北局管。”這讓任弼時意識到，“黨比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內部的統一團結”。為解決留守兵團的給養，任弼時召集陜甘寧邊區黨政軍負責人會議，決定駐邊區的部隊，除糧食外，其余完全實行自給，邊區政府要保證供應軍隊不能自給部分的糧食。

 

經過分析邊區黨政軍民關系的問題，任弼時指出，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個別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和認識不夠。某些同志“對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態度”，有些重大問題“不先經過中央的同意和批準，就做了”，對一些全國性的政治問題“隨便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者根據自己的估計決定黨的政策”。這表現出“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還不能一致”。黨性就是把黨的利益看做高于一切，“一切行動都合乎黨的利益”，“要為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而斗爭”。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明確要求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而這也成為西北局高干會的重要目標。同月，任弼時指導西北局召開邊區各分委縣委及民眾團體組織部長聯席會議，討論邊區黨的建設問題。結合西北局組織部調查材料，查擺出黨務方面的主要問題，是“政府中、軍隊中、民眾團體中的黨，對于黨的政策和路線和組織都還有不尊重的地方，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內部的組織關系，地方黨的組織成分，整個黨的領導作風，都還有不健全的地方”。會議實際上“是整黨的預備會議”，形成了西北局高干會整黨材料。

 

（三）查找邊區經濟建設存在的問題，為西北局高干會明確著力點

 

任弼時分管陜甘寧邊區以后，對經濟建設尤其重視。1941年2月，他就提醒邊區干部一定要把經濟建設“作為邊區建設的最中心的任務”，工作作風要由“比較粗枝大葉轉到細密精致這方面來”。在中央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方針時，任弼時不同意僅僅用節省和拖欠經費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困難，認為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應從積極方面即增加生產、加強財經干部、健全生產組織等方面著手。這個主張得到毛澤東贊同，為日后形成“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總方針奠定了基礎。

 

任弼時通過調查發現，邊區許多干部長期在戰爭環境下工作，對經濟建設重視不夠。當時，陜甘寧邊區是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相對安定和平，并且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民主制度，經濟建設應擺在首位。更何況1941年皖南事變以后，在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封鎖下，邊區經濟遭遇到“最大的一次困難”。當時，邊區脫產人員猛增，財政收入銳減，加之1940年至1942年邊區又連年遭受水旱風雹等自然災害侵襲，“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西北局在1941年底通過了發展生產的決定，“但這個決定并沒有普遍引起各地黨部的注意”，“有些黨部根本沒有討論它”；一些干部頭腦中還是靠節流的傳統觀念。1942年春耕時，甚至“一部分干部對春耕領導漠不關心”。毛澤東批評指出，“有許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工作作風上的根本轉變，成為任弼時指導西北局高干會的著力點。

 

1942年8月22日，中央決定在當年10月中旬召開西北局高干會。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批準了任弼時的提議：一是參加西北局高干會的成員，地方以縣委書記以上、軍隊團以上干部。二是成立“五整”委員會，整軍委員會由賀龍等7人組成，整政委員會由林伯渠、謝覺哉等7人組成，整黨整學委員會由陳正人、賈拓夫等5人組成，整財委員會由李富春指導，整黨政軍民關系委員會由方強等5人組成。10月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各種決議草案，可先經西北局高干會討論，在會議結束前提到中央討論，再交西北局高干會最后通過。由此，西北局高干會的各項準備已經就緒，只等會議召開。

 

二、會中：指導會議聚焦解決重大問題，推動會議成功召開

 

1942年10月19日，任弼時主持西北局高干會開幕式。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現在這個會開得非常好，這就是行動上、工作上的整頓三風”，“這次開會我們是要大檢查、大整頓”，“要達到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其中尤其達到統一是最重的，一定要作到統一領導”。按照這個要求，任弼時在指導會議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聚焦發展生產和解決歷史問題三個方面作出了努力。

 

（一）從理論上和思想上闡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幫助黨員干部克服不正確的思想和傾向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這次會議的重點議題。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在西北局高干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如果拿完全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來說，那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要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黨要領導軍隊、政府和民眾團體”。任弼時也認為，黨是領導核心，要“以黨為核心來領導整個黨政軍民工作”。圍繞充分認識黨的領導作用，任弼時在會上從理論和思想上作了進一步闡述。

 

關于為什么要加強黨的領導，任弼時從理論上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由無產階級里面最先進和富有革命斗爭經驗的，并且以先進的馬列主義理論所武裝起來的最優秀的分子所組成的，“它有責任并具有一切可能來領導階級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組織”，“是最革命的最能夠代表人民并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但有一些干部“還沒有在實際行動中承認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們把自己所領導的某一部門工作，看成為與黨是并立的，平行的，甚至是高于黨的”。一些政府部門工作的黨員對黨團不尊重，群眾團體的某些負責人鬧“青年主義”。這些都是錯誤的認識，會妨礙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那么，如何實現黨的領導呢？任弼時強調：“黨有責任領導一切革命組織，并不是一句空話，就是要爭取這些革命組織（如政權、群眾團體等）能夠實現黨的主張，執行黨的政策”。從黨內關系來看，黨是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黨的各個部分要服從黨委、全黨服從中央，這個集中制是黨最重要的組織原則，“無論何時都不允許動搖它的”，各級干部必須真正理解它、承認它、執行它。西北局作為中央在邊區的具體領導機關，是邊區領導核心，各級干部必須接受西北局的領導。如果否認這一點，實際就是取消了黨的領導，這種錯誤認識必須糾正。

 

在講話中，任弼時還舉了一些具體事例，并通過剖析事例，幫助黨員干部認識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克服不正確的思想和傾向。正如他自己所言，這次會議“不是在許多現象里兜圈子，而是深入到思想領域中去解決問題”。

 

（二）引導轉變工作作風，把發展生產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環

 

把邊區中心任務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西北局高干會的又一重點。“我們還不善于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真正抓緊全部工作的中心環節”，這是任弼時點出的病灶。他提出：“我們要善于在一定時期內，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環節，各項工作都要圍繞著這個中心環節去進行”，“發展生產是我們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環”。他號召，“擺在我們面前的基本任務，就是建設，就是用我們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建設這個區域”。

 

要把發展生產作為工作的中心一環，從哪里破題呢？任弼時經過研究，決定首先從工作作風入手。他在會上批評“老一套”工作作風：“我們邊區黨政軍民各種組織，對于領導戰爭動員工作是比較有經驗的、熟練的。每一個動員任務來到的時候，不管怎么困難，都能迅速地突擊式地完成它”，但“在一次動員任務完成之后，便感到無事可做，只有等待或繼續做第二件動員工作，似乎是除了動員以外，就沒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樣子”。干部之所以在工作中感到苦悶，“就是老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已經不適用于今天的以建設為主的工作環境，而新的還沒有建立起來”。他告誡，不轉變作風，“高干會的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任弼時的推動下，這次西北局高干會確定生產和教育是邊區建設的兩大任務，尤以生產為第一。工作任務變了，方法也要隨之改變。任弼時鼓勵“必需富于創造能力，發揚干部和黨員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要學習善于按照當地群眾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出發，去獨立地創造事業”。同時，邊區各系統也要使組織、人員、業務“都能適合于發展生產的新任務”。具體來說，組織與工作“今后必須轉到一個新的方面，就是要用變工隊、運輸合作社、紡織小組等群眾所需要的組織形式去組織群眾，去進行工作，這樣才可以使群眾團體不致于脫離群眾”。只有“打破公式主義”，“盡量運用群眾習慣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才能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生產。

 

這里所說的變工隊，其實就是具有勞動互助社性質的組織。在根據地建設中，我們黨一直重視勞動互助工作。早在蘇區時期，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更好地發展生產，就形成了勞動互助組織。其方法是在個體經濟基礎上，根據自愿互利原則組織起來，以幾家為一個集體，輪流為各家耕種、鋤草和收割。秋后結賬，少出工的按農村工價補工錢給多出工的。勞動互助社還幫助紅軍家屬和缺少勞力的孤寡老人耕田作農活，不要工錢。這種組織對發展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在蘇區時期得到了群眾的廣泛擁護。邊區也有類似的組織，以變工隊、扎工隊為主。但有的農民對勞動互助社不了解，以為是向農民要東西，有抵觸心理。任弼時從實際出發，果斷提出“不用勞動互助社的新名詞，免得老百姓不懂、害怕，以為又是向他們要東西的新花樣，而采用群眾所熟悉的變工隊、扎工隊一類的形式而加以改進，使它們實際上成為勞動互助社的性質”。這就從實際出發，解決了組織生產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推動了邊區建設的發展。

 

“應該號召我們每個黨員同志成為生產戰線上的模范”，這是任弼時對邊區干部的殷切希望。這次西北局高干會還對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22名同志給予了獎勵。毛澤東后來在七大上講到了這次西北局高干會對經濟建設的重大意義：“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陜甘寧邊區開高干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我們的黨現在比較統一了，可以說是空前的統一”。

 

（三）以實事求是精神推動陜北黨的歷史問題解決，促進黨內團結

 

這次會議的另一重要議題是討論陜北黨的歷史問題。在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前，“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在陜甘實行錯誤肅反，造成嚴重危害。中央到達后糾正錯誤并作出初步結論。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檢討歷史上的政治路線后，提出要重新審查。任弼時從分管陜甘寧邊區之初，就開始對歷史問題進行調查，找了很多人談話。據張秀山回憶：“1941年春，任弼時同志曾給我寫信，了解西北黨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任弼時“找了很多在西北工作過的同志談話，找我談過兩次”。不僅如此，任弼時還同犯錯誤的同志談話，盡可能了解是非經過。1942年4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由任弼時負責召集陜北肅反總結委員會研究陜北黨的歷史問題。委員會代中央起草重新審查的決定草案，對該草案的討論被列為西北局高干會議事日程之一。

 

1942年10月21日、22日，陳正人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整黨問題的報告。隨后，與會人員分組展開討論。會上形成了《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經黨中央批準作為整頓三風的文件之一。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對歷史問題重新作了結論。

 

任弼時密切關注著會議的進展，并在之后的講話中對歷史問題作了總結。他從理論和思想根源上對歷史問題作了分析，指出不正的“三風”是產生錯誤的主因，而“產生三風不正的基本原因，是因為階級立場不堅定，思想方法錯誤，不能夠把馬列主義理論與革命實際結合起來”，“而是單憑自己的主觀，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是唯心的，是從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出發去看問題，去提出問題，去解決問題的。如果黨的領導被這樣一種東西所統治，革命就一定要走向失敗”。他得出一個結論：“黨的路線之正確與否，對革命的成敗具有決定的意義”。

 

弄清歷史是非對增強黨的團結具有重要意義。任弼時指導對歷史問題的討論和總結得到了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說：“你們作了一個西北結論是很好的。關于全黨的結論，是不是這樣呢？是這樣一個性質。不過那是全黨的，你們是西北的。這個結論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作這個結論。”在閉幕會上，毛澤東又講：“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上恰當的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高干會才把歷史搞清楚。”

 

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會閉幕。2月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邊區高干會（黨政軍民三百余人）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歷史，當時任務（生產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圓滿解決，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

 

三、會后：推動會議精神貫徹落實并取得實效

 

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為什么如此重視西北局高干會？這跟陜甘寧邊區的地位有關。毛澤東曾稱“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要求邊區在執行政策方面帶個頭，自覺承擔試驗、推廣、完善政策的任務。任弼時對此有深刻理解：陜甘寧邊區“在全國，在一切根據地中，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事情辦得好，對其他根據地就會有很大的幫助。從這個角度來看，任弼時親自指導的西北局高干會也具有影響全黨的導向意義。而這次西北局高干會也確實起到了將邊區的整風和大生產運動引向深入的效果，并推動了其他根據地相關工作的開展。有的參會同志說：“參加這次大會，是最徹底的整風”，“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揭露了，都醫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寶貴的教育”。

 

（一）邊區各級傳達會議精神，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得到進一步加強

 

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任弼時“親自幫助西北黨整頓思想，統一步調”，“使邊區面貌為之一新”。邊區各地通過召開黨政干部會議，結合整風運動，深入貫徹加強黨的領導的要求。在三邊分區，黨政干部擴大聯席會議“反省了過去工作中某些自由主義”，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關中地委召開黨員干部200多人大會，制定整風學習計劃，確定第一階段學習的目的要達到貫徹加強黨的領導的思想，改造工作作風。志丹縣則重點從思想上檢討在農業生產領導和政府機構中的自由放任主義，提出“必須在整風學習時，認真補救”。安塞縣傳達西北局高干會精神時提出反對自由主義，對干部觸動很大。傳達過程中恰逢春節，休息三天，繼續傳達時參會干部全部到齊，有人感慨：“這比過去有些同志回家過年，一直過了十五還不肯來的現象，真是大不相同了。因為同志們已經懂得：‘自由主義要不得。而且會議這樣重要、研究了這么多問題，不來參加是太吃虧了！’”

 

會后一個月，西北局向任弼時報送了《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其目標之一就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統一領導，整飭政紀”。任弼時審閱同意后，《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正式實施，很快取得了明顯成效，黨政關系進一步理順。邊區副主席李鼎銘在1944年1月稱贊：“一年前政府工作中政策法令不統一的現象，命令指示不統一的現象，制度紀律不統一的現象，一般的說，已經成了歷史的教訓”，現在我們的統一是“置基于‘堅持民主集中制’之上的”，“大家一條心，身體力行”。黨對群團組織的領導也得到加強。以青年組織為例，通過進一步糾正一些偏向，“‘青’字號生產、文化組織大量被取消，青抗先、青年隊和青年營、青年縱隊等青年軍事組織分別交武委會和八路軍領導，邊區以下的青委會合并于青救會等主要青年團體的黨團，大部分青干校也與黨的干校合并”，青年組織的凝聚力得到增強。此外，1942年到1944年春，陜甘寧邊區部隊開展了以反對軍閥主義和教條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不但建立了在邊區范圍內以西北局為中心，在各分區范圍內以地委為中心，同時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級關系的統一領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動步驟上，也趨于一致了”。

 

除了陜甘寧邊區以外，其他根據地也受到西北局高干會的影響，紛紛開展了加強黨的領導的檢討和教育。比如，晉冀魯豫邊區在整風中強調，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深入細密開展調查研究，“各分區各縣，均組織包括有軍政民各系統干部的工作隊分布到根據地接敵區，進行實際工作的改造與檢查”；山東分局要求整頓地方武裝，加強黨的領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在各根據地得到有效貫徹。

 

（二）有力推動經濟建設的深入開展

 

西北局高干會后，邊區經濟“思想方針獲得一致”，“依據正確的規律有著極大的發展”，掀起了一股空前盛況的大生產熱潮，各縣紛紛制定年度生產計劃，生產任務得到落實，各項政策初見成效。“白天生產，夜晚工作”，幾乎成了機關單位的常態。

 

根據會議精神，任弼時提出了邊區發展生產的四條具體措施。一是在保障6萬脫產人員生存和事業發展基礎上，照顧人民生活，開辟財源；二是保證軍事和干部教育需要，組織開展經濟建設；三是統一領導機關、學校的生產和開支，建立供給制度；四是安排大量編外人員從事生產事業。在任弼時的指導下，1943年內軍民開荒百萬畝，糧食除自給外有余糧22萬石；全區種棉15萬畝，產量可供軍需民用的一半；農村勞動力有1/4走上合作化道路，黨政機關、部隊、學校的生產自給率高達64%。任弼時也積極參加到邊區的生產建設中來。這一年，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任弼時奪得第一名。此外，各種農民互助組織如變工隊、扎工隊等迅速發展，把農民有效組織起來生產，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任弼時認為，從長遠來看，西北局高干會后邊區發動的勞動互助運動，“解決了新民主主義下農村經濟如何建設的一個原則問題——合作化的問題”，這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其他根據地也在“勞動與武力結合”“戰斗與生產結合”等口號下，創造了開展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的多種形式，為渡過嚴重困難、鞏固根據地、爭取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四、結語

 

西北局高干會召開前后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根據地的中央代表機構，規范領導制度，統一各根據地各部門工作步調，增進團結，保證黨的方針政策高效執行。西北局高干會閉幕兩個月后，中共中央進行機構調整，任弼時提出了中央組織機構調整的初步方案并在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根據政治局的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關于西北局高干會的意義和影響，任弼時曾指出，“如果沒有這次高干會議，則整風運動不會有很大的效果，對邊區工作的轉變也不會有很大的幫助”。通過這次會議，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得到進一步確立，統一了根據地的工作步調，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大生產運動有了深入發展，有效支持了敵后的艱苦抗戰，并積累起一些經濟建設和互助合作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工作方面的干部，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歷史問題得到澄清，增進了黨的團結，提高了黨員干部用馬列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全黨對歷史問題的總結開了一個好頭。作為整風運動中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歷史問題和轉變工作作風的一次“考試”，西北局高干會取得了好成績。

 

作者：王光鑫，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