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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偉大建黨精神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首次概括提出的。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之源，其根脈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1 年，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新青年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由此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中國革命從此翻開了嶄新的篇章。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主要創始人之一，經歷了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再到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完整過程，李大釗的革命活動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的生動縮影。在與西方錯誤思潮論戰中的直面出擊，在籌備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親力親為，在指導各地工農運動革命中的奔走呼告，在面臨生死危亡時的泰然自若，我們總能看到李大釗的身影。因此，梳理李大釗一生的革命活動不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革命歷史，更有利于在新時代條件下深刻把握偉大建黨精神的意蘊內涵和時代價值。

20世紀初期，各種西方社會思潮涌入中國如雨后春筍般迅速蔓延，它們雖然理念大相徑庭，但傳播者們都是為了共同的目的：救國。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潮主要包括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在內的各種流派學說。起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還十分有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后，馬克思主義才逐漸從幕后走到了臺前。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錯誤思潮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1917年，胡適回國任教，實用主義一時成為風靡全國的熱潮。1919年6月，胡適借陳獨秀被捕入獄的時機，接手《每周評論》。他談論政治的野心逐漸暴露，一改以前《每周評論》的文風，在第31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胡適認為，研究具體問題要比空談主義好得多，中國只有靠解決了一個個具體的問題才能得救。此外，關于社會問題，他認為應該進行逐漸地改良而不是溯源除根。作為反擊，李大釗于1919年8月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痛批胡適的種種謬論。李大釗認為，將研究問題與談論主義兩者對立起來實為不妥。他指出，問題和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系”。“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此外，李大釗還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換言之，我們必須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實際運動的思想，而這種實際運動又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實現。

胡適不甘示弱，不久又寫出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在文中，胡適認為雖然可以研究主義，但是只能作為佐證的材料，啟迪思想的工具，切不可將其看作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和信條等。胡適在這篇文章中運用大量筆墨大談特談學理的內容，避重就輕，對其中所涉及的政治卻很少論述，甚至刻意抹去。后來，他又發表了《四論問題與主義》，繼續老調重彈，宣揚其改良主義的思想。即使在《每周評論》被封禁的情況下，爭論還在上演。胡適轉戰《新青年》陣地，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等文章。作為回應，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在他看來，新思想是在經濟的發展、社會變化的要求下應運而生，僅憑幾個青年的憑空捏造如同天方夜譚。這就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說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根源，李大釗此時已經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者。

正是在論戰的過程中，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以堅定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批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種種錯誤思潮，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尊嚴，穩固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其科學真理的地位，從而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陣地。李大釗用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才是科學的真理，只有高揚馬克思主義這面偉大的真理旗幟，中國社會才能走向光明。

20世紀20年代，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各種西方社會思潮紛至沓來，社會上陸陸續續地出現了一大批社團組織。這些社團組織的建立，對于解放人們思想，特別是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釗作為北京大學的教授，同時又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最為透徹，在毛澤東、鄧中夏等青年學生群體當中影響頗深，他參與籌備和指導了許多社團的組建。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宣揚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20年3月31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正式成立，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等人是其主要發起者。作為中國第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它從一開始就是在李大釗的親切關懷下成長壯大的，李大釗為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在秘密條件下成立的，成立之初并沒有昭然于天下。李大釗由于身兼數職且事務繁忙，因此社團的主要工作都是在鄧中夏的直接負責下開展的。該學會將“以研究關于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作為其宗旨，想要聚集和吸引一大批社會青年才俊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為國家、民族而奮斗。

【“亢慕義齋”原址】

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學特批兩間房子作為研究會的活動場所，并取名為“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室)。就是在這兩間小小的房子里，李大釗和眾多的青年學子進行著激烈的思想碰撞。許多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都是在李大釗的牽頭下搜集、整理、翻譯完成的。據毛澤東后來的回憶，激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興趣就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有著密切的關聯。在研究會最初的19名發起人中，有14名成員后來都加入了黨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注入了先進力量和新鮮血液。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早期的先進馬克思主義分子，更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組織基礎。

1919年6月，陳獨秀被當局政府冠以領導五四運動的罪名而逮捕入獄。經過多方面力量的營救，陳獨秀于9月出獄，但仍受到軍警的嚴密監控。1920年2月，陳獨秀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以便從那里乘火車去上海，李大釗在護送途中，二人商討了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事宜。這也就是我們后來熟悉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革命佳話。

留在北京的李大釗做了大量的工作，參與并指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社團的組建活動，深入工廠車間向工友們宣傳淺顯易懂的馬克思主義，號召工人們團結起來進行罷工運動為爭取自身權益而努力，出席國際勞動節的紀念活動等等。就在李大釗為建黨做準備之際，1920年3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商討建立共產黨的相關事宜。他首先來到北京，同李大釗會面，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等情況。后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于當年4月赴上海進一步同陳獨秀進行深入探討。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擔任書記。

上海的黨組織成立后，北京的各項建黨工作也加快了進程。1920年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李大釗的辦公室宣告成立，名為“共產黨小組”。起初，小組成員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后來發展了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先進分子。在成立之初，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成員也加入了黨小組，后來由于政見不同，他們紛紛退出了黨小組。1920年11月，共產黨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釗任書記。

北京黨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陸續地開展了許多重要活動：《勞動音》周刊的創辦在工人群眾當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報刊不僅報道各地工人的生存和實際斗爭狀況，還積極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了工人們的階級覺悟；創辦勞動補習學校，開展工人運動。李大釗等人親自為工友們授課，工人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極大地提高，培養和發展了許多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許多人后來都加入了黨組織；除此之外，青年團也在這一時期有了重大的發展。1920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京大學成立，高君宇被推舉為青年團書記。在李大釗的實際領導下，青年團蓬勃發展，為黨造就了一批后備力量和骨干隊伍。

從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廣州、濟南等地都相繼秘密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除此之外，留日、留法的學生也在當地建立了黨組織。這樣，成立全國性革命政黨的條件已日趨成熟。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從此，中國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李大釗雖未出席中共一大，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所作出的貢獻卻彪炳史冊。

20世紀20年代，在國家、民族處于內憂外患的危亡之際，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肩扛拋頭顱、灑熱血的使命擔當，滿懷壯士斷腕的堅強決心向著光明的前景奮勇爭先。

1925年爆發的五卅運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反帝反封建的呼聲日益高漲。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學生、工人和商人紛紛進行罷課、罷工、罷市的游行示威活動，迎來了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高潮。這一時期，李大釗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配合下，積極投身于有廣泛群眾參與的革命斗爭活動，先后領導北京人民參加了三次反日討張的游行示威大會，進一步激起了北京人民的反帝斗爭熱潮。

1926年，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達到頂點，各派之間相互勾結，加緊了對革命活動的鎮壓。李大釗在殘酷嚴峻的環境面前不屈不撓，頑強斗爭，積極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革命活動。他沖在革命浪潮的最前沿，領導群眾集會并站在他們面前大聲演講。與此同時，他還走進廣大學生、工人群體當中客觀冷靜地分析當前革命形勢，指導群眾正確地開展反帝反軍閥的斗爭活動。

在1926年元旦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北京市黨部舉行的升旗典禮上，李大釗充分肯定了各界民眾所體現的革命精神并指出黑惡勢力的統治只是暫時的，民眾只要團結一致，就一定能沖破這籠罩的陰云看到光明的曙光。1926年1月21日，李大釗在出席列寧逝世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講時指出：“你們不管是列寧主義信徒，中山主義信徒，應該緊緊的聯合起來！”同年3月，李大釗來到天津，參與了孫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演講大會。在演講中，李大釗高度稱贊了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并進一步宣傳和追隨中山先生生前的革命主張。在白色恐怖陰霾的籠罩下，許多革命活動被迫轉入地下進行。這一時期，革命處于低潮，許多人情緒低落。李大釗勇毅前行在廣大革命群眾中間奔走呼號，參與集會、廣場競演，許多地方都有他的身影。李大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和嚴峻的考驗面前所表現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著周邊人群。

1926年3月，以日本為首勾連英、美列強等八國制造的大沽口事件嚴重挑動了中國人民的神經，人民群眾對段祺瑞當局政府的賣國行徑表示強烈不滿。3月16日晚，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會議上強調當局政府同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勾結，出賣主權，是赤裸裸的又一次“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并企圖鎮壓社會進步力量。他號召社會各方力量要齊心協力與大軍閥、舊官僚戰斗到底。3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反對八國最后通牒的國民大會”，包括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北京高校學生在內的數十萬人參與其中。會后，示威活動隨即展開。浩浩蕩蕩的群眾游行隊伍向著段祺瑞執政府駐地行進。李大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手里高舉著一面由他親手制作的大旗，格外醒目。北洋軍閥為了避免事態升級，采取武力手段血腥鎮壓革命活動。軍警開槍打死、打傷數百人，李大釗也不幸流血受傷。當晚，李大釗主持召開北京地區黨、團聯席會議，號召大家不能退縮，同仇敵愾，保持同反動分子革命到底的堅強決心。在會議上，李大釗進一步揭露了當局政府賣國求榮卑鄙的丑惡嘴臉。此外，會議還決定對遇難同胞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向死難者家屬發放撫恤金，為他們召開追悼大會，銘記他們的英雄壯舉，警示后人。此舉極大地激怒了當局，段祺瑞政府隨即下令逮捕李大釗等人。此后，李大釗等人的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進行。

1926年5月，有著“鐵軍”稱號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先鋒部隊轉戰湖南，北伐戰爭隨即爆發。此時，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的追捕，李大釗還藏在蘇聯使館西院的一座舊兵營中。雖身處險境，但李大釗卻時時刻刻關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動態。這一時期，北方地區的革命形勢日益嚴峻，李大釗承擔起領導北京地區國共兩黨革命工作的重任。為了增強革命陣營的力量，在李大釗的幫助和邀請下，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在北方地區開始了革命活動。除此之外，能否爭取地方軍閥閻錫山的支持，是事關北伐戰爭勝利的關鍵。李大釗在這一過程當中做出了許多努力。首先，李大釗從實際出發正確地分析了閻錫山的革命態度以及當時所處的形勢，得出閻錫山加入革命隊伍存在極大的可能和他對于戰爭形態扭轉的至關作用。即使后來張作霖任命閻錫山為安國軍副總司令，閻錫山也始終持搖擺的態度。李大釗并未放棄，在這關鍵時期，他發給閻錫山一封電報，加速其態度的轉變。終于，閻錫山被李大釗的真情和革命大義的胸懷所感動，答應與國民黨展開合作，這樣就加速了北伐戰爭勝利的進程。

在爭取農民加入革命隊伍的過程中，李大釗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釗認為，沒有廣大農民參與的國民革命運動注定會失敗。他在《土地與農民》一文中指出：“中國今日的土地問題……有待于中國現代廣大的工農階級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此文還被農民運動講習所收錄為學習材料。這一時期，李大釗還認識到了農民協會在農民運動開展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要加強黨對農運工作的領導。

從1926年3月到1927年4月被捕入獄，這一年多里，白色恐怖陰云密布。北方地區的革命斗爭情況愈發嚴峻，但李大釗從未退縮，自始至終都堅守在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兵營內。在敵人面前，他臨危不亂，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表現出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底色。在李大釗入住舊兵營期間，特務分子奉命對其進行嚴密監視，經過幾個月的跟蹤調查，敵人摸透了李大釗等人的活動規律。

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下，黨組織分批安排許多干部陸陸續續地離京南下。1926年夏秋之交，黨中央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北京的黨組織遭受破壞，命令李大釗南下前往武漢組建中央分局，與他同行的還有羅章龍等人。由于北京地區的事務繁忙，李大釗未能及時啟程，只得讓羅章龍先行一步。后來包括劉清揚以及李大釗妻子在內的許多人都勸他要盡快撤離，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但李大釗自始至終不為所動，堅決要求留下來。就這樣，李大釗一直堅守崗位，戰斗到最后一刻。他本來是可以撤離的，或者逃脫敵人的搜捕，但他心系革命，為了鞏固北方地區的黨組織，他毅然決然地留下了。

1927年4月6日，大批軍警、特務來到使館區，在八國公使的默許下，他們進入蘇聯使館區準備搜捕李大釗。此時，李大釗正在伏案工作，聽到外面有動靜，立馬起身帶領大女兒隱藏好。由于叛徒的投敵和泄密，李大釗不幸被捕。

在獄中的李大釗絲毫沒有畏縮，積極向獄友們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贏得了大家的尊敬。面對敵人的酷刑和拷問，他一笑了之，始終咬緊牙關，沒有向敵人透露一絲一毫與黨有關的秘密，信仰從未動搖，意志從未消磨。4月6日，李大釗第一次接受審訊，心態極為平靜。當敵人問他為何住在舊兵營時，他的回答卻是與俄國人有著深厚的友誼關系。此外，李大釗還表示此地遠離鬧區，安靜清閑，適合寫作。4月7日，李大釗第二次接受審訊，他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對于敵人提出的許多問題，他要么巧妙迂回地回答，要么一概不知，當局也拿他沒辦法。

庭審現場，李大釗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兒女。他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悲傷的情緒，只是默默地看了他們一眼，沒有向家人囑咐任何話語。他是那樣地泰然自若，因為有強大的信念支配著他，給他帶來了無限的勇氣和力量。從李大釗的“供詞”中可以看出，他幾乎回答了敵人的所有問題，包括共產黨、國民黨組織內容及分布等情況。但對于敵人來說，都是一些絲毫沒用的線索。因為在李大釗被捕前，北京地區的黨組織大都已經安全撤離和轉移至南方。李大釗在與敵人的斗爭過程中，巧妙地運用國民黨左派領袖的身份來加以掩蓋，以避免給黨的事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他為了保護同他一起被捕入獄的青年，主動承擔一切責任。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李大釗首先想的是別人，是黨的崇高革命事業。對于個人利益和安危冷暖他早已不掛在心頭。

由于李大釗名聲在外，影響較大。因此，在其被捕后，社會各方力量都想盡一切辦法對他展開營救。北方鐵路工人在聞訊李大釗被捕的消息后，甚至組成了劫獄隊想要營救，但都被李大釗一一回絕了。在李大釗看來，營救他出去要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營救他一個，犧牲一群人。這是對黨的損失，對中國革命的損失。

張作霖不顧社會輿論的壓力和民眾的強烈憤慨，下達了處死李大釗的決定。為了不激起民怨，對于李大釗的審判，當局選擇了在秘密的條件下進行。

1927年4月28日，審判李大釗等人的大會召開，整個過程進展很快，當局即倉促地宣判了李大釗死刑的決定。下午1時左右，李大釗等人被押上車輛前往位于西交民巷的看守處，他被敵人綁在了絞刑架上，但不卑不亢，從容不迫，不久即被反動軍閥執行絞刑。李大釗英勇就義，時年38歲。

如今身處盛世中華，我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在中國大地上消除了困擾中國社會數千年的貧困頑疾，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回望歷史，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小小紅船到巍巍巨輪，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更不能忘記李大釗等老一輩革命家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偉大榮光！李大釗用他自己親身的革命實踐詮釋了偉大建黨精神的特質內涵，用他自己的英雄壯舉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新時代，我們更要繼承和發揚好偉大建黨精神，讓紅色血脈代代相傳，讓勝利曙光普照華夏！

（作者：李雨西、郭曜輝；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