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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之前，很多政治力量也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追求富國強兵，但是都失敗了，原因在于沒有對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進行改造。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初步完成，世界形成了“中心-邊緣”的兩極格局。資本主義的擴張，引發了殖民地國家的反抗，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具有了一致性，“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新的范疇了” 。這也是世界上多數共產黨成立于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原因。革命有兩個任務：對外是改變在全球體系中的依附狀態，對內是打破封建和買辦勢力等利益集團對經濟現代化的限制。這也就決定了，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步走的革命，才能啟動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認識到：“要使我們的理想社會有實現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此后，在艱苦革命斗爭中，又逐步找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兩步走革命路徑。即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同時更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 。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進行了土地改革，打破了官僚資本、封建地主和買辦資本對勞動成果的占有。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革命，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和實現現代化開辟了道路，革命和建設是不可分割的。這個階段是百年經濟總主題的“破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發生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是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的爭論，這一爭論一直貫穿到改革開放后直至今天。建國初期的事實證明，僅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就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無法集中力量辦大事，奠定獨立的工業基礎。1949-1956年，黨領導了工業、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公有制占絕對主體、重工業優先發展、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農村實行了合作化，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1949年到1976年，黨領導經濟建設成就卓著，是為新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打下決定性基礎的時期。一是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1952-1978年，鐵路貨運量年均增長8.5%，工業用電量年均增長12.6%，全國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從1953年的202億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億元，修建了水庫總庫容4200億立方，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產業基礎。二是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1979年同1952年相比，糧食總產量從16392萬噸增長到30476萬噸，是原來的1.86倍。三是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人均預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68歲，小學凈入學率從25%躍升到90%以上，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四是實現了近代以來難得的國家安全和獨立。制造出“兩彈一星”，開展了三線建設，獲得了比較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這些成就，使新中國擺脫了舊中國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局面，是發展中國家里罕見的，為改革開放的成功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是接續奮斗的關系，不能互相否定。這個階段，完成了百年經濟總主題當中實現獨立自主，徹底擺脫了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依附，并且為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打下了基礎，在基礎建設、社會公平、醫療教育等領域，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初步顯現。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主地融入全球化，這也是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創舉。改革開放前后，具體政策變化很大，但是經濟工作的總主題并沒有變化。這個時期，一方面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我們必須找到與資本主義世界長期共存和斗爭的途徑；一方面西方經濟遇到“滯漲”，二戰之后的經濟繁榮周期逆轉，有向外輸出資本和產能的需求。我國已具備了比較完整的重工業基礎，完全可以抓住機會實行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中，黨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堅持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對資本的約束，堅持獨立自主有序可控地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外擴大開放。鄧小平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實現共同富裕。這兩條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正是因為堅持了“兩手抓”，這一時期仍然沒有偏離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題，只是這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是充分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和制度財富，同時在某些領域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設想的。恩格斯認為“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通過變更生產關系的形式，強行向高級經濟形態的過渡，是決不會出現的。”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就是社會主義中國既融入全球化、利用資本和市場，同時又獨立自主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偉大實踐。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經濟工作面臨新的環境：全球金融危機宣告了二戰之后資本主義增長周期的徹底結束，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發生全面危機。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并且同美國差距日益接近。世界經濟遇到的巨大挑戰，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自身矛盾的表現，我國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依靠模仿借鑒西方發展道路的空間日益縮小，只能靠增強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因素才能解決。新時代經濟工作是對建黨特別是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工作探索的集大成，完成了哲學上“正題-反題-合題”的飛躍。主要特點是：更加強調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強調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以堅持獨立自主為戰略基點，更加主動地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基礎上開啟新發展階段，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做好準備。

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既是一個政治上的要求，也是一個經濟上的要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西方的較大差距，難以直觀地說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經濟績效的差距。但經過新中國七十多年發展，事實已經證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相比，能夠實現更高速度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從發展速度看，從1949年到2020年，我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保持了70年高速增長。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初期的35歲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77.3歲，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的成就，不僅因為我國起點低，更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比資本主義更有利于實現更好更快的增長：第一，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而導致的生產力巨大浪費。第二，落后國家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獨立自主發展，從而擺脫在全球體系中的依附性命運，這才有可能逐步實現產業升級。第三，社會主義經濟注重長遠規劃，以滿足社會真實需要為生產目的，能夠避免市場的盲目性，把必要資源投入到基礎和公共領域，特別是新中國前30年集中資源積累了大量公共產品，使經濟增長具有長遠的動力。第四，社會主義經濟以人民為中心，注重人的發展，比資本主義經濟更能夠調動人的積極性，普遍提高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第五，社會主義能夠在科學規劃的前提下，避免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使用。這些都有利于實現更高速度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創造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也包括經濟發展的新道路。堅持這個經驗，就要繼續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經濟發展。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是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一百年來，把黨的領導融入經濟工作全過程，形成了一套黨領導經濟的制度、規則和機制。一百年的歷史證明，黨領導經濟工作，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要求，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主要表現在：一是在政治上協調各種利益群體的關系，確保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引導和駕馭資本。二是在思想和戰略上進行領導，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制定經濟發展的長遠和重大戰略，并通過黨的領導予以推進。三是直接領導公有制經濟組織，把黨的領導全面融入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機制， 并且在公有制組織內部實行民主管理，確保公有制組織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四是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教育群眾，讓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奮斗，特別是在農村把群眾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五是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有經營能力的先進分子培養成經濟工作的骨干。通過這些渠道，黨的領導就全面融入經濟工作，并且成為經濟工作的動力，而不是孤立于經濟運行之外。總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既不是一般性地號召，也不是具體干預經濟運行，而是通過政治、思想、戰略、公有制機構、群眾路線和黨的干部等方面的領導制度，把黨的宗旨和路線方針貫徹到經濟運行中。事實證明，這是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關鍵制度基礎。堅持這個經驗，就是要克服現實中存在的政治和經濟“兩張皮”的狀況，把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進一步鞏固完善走向成熟穩定。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沒有機械地、靜止地看待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而是既承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又能動地發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乃至革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種革命，既包括建黨初期的社會革命，也包括執政之后黨領導的不斷自我革命。生產關系主要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產品如何分配三個方面。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私有制主導的經濟基礎，釋放了過去被利益集團占有的財富，使得從農村集中有限資源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認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所有制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還要通過不斷的革命，解決生產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平等問題，特別是避免形成新的等級制度和特權群體。黨不斷堅持自我革命，縮小三大差別，形成了人和人在生產中相對比較平等的關系，激發了普通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主動通過生產關系調整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典型例子是：建國初期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和農業合作化的爭論，實質就是機械地運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還是能動地通過生產關系變革促進生產力發展。事實證明，雖然經受了曲折，但是通過主動推動農業合作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基礎，才使我國和大多數生產力起點一樣的發展中國家分道揚鑣，躍出了貧困陷阱，進入了生產力高速發展的行列。改革開放以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同時也強調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政府作用克服市場盲目性，這同樣是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促進生產力發展。堅持這個經驗，就要在工作中克服片面看待生產力的觀念，更加重視調整生產關系，發揮公有制的作用，調整勞資關系、分配關系，讓經濟增長產生新的動力。

生產目的不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區別。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滿足社會的真實需要，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滿足資本增殖的需要。一百年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經驗是，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出發，著眼于滿足社會的真實需要，這樣經濟發展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在根據地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提出“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正因為我們著眼于解決勞苦大眾對溫飽和安全、尊嚴的需要，才使黨和人民軍隊迅速發展壯大，無往而不勝。新中國成立之后，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發展戰略，毛澤東指出“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正因為這個時期的經濟發展著眼于人民長遠利益，同時普及了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滿足了人民基本生存的需要，所以才能快速并且比較平穩地完成工業化。改革開放之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而一旦市場經濟發展到出現市場失靈，房地產、金融、醫療、教育、資源環境等領域出現了資本擴張導致追逐利潤的生產方式違背社會真實需要時，黨又及時進行糾正，化解重大風險，規范這些行業回歸滿足社會真實需要的軌道。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使社會生產和財富分配嚴重偏離了社會真實需要。堅持這個經驗，就是要繼續糾正資本和利潤主導的發展方式對生產方式的偏離，把更多資源投向滿足社會真實需要和人民長遠利益的基礎性、戰略性部門和環節。

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在各種所有制中的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最主要的優勢。世界上之所以有共產黨，共產黨之所以要干社會主義，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無論如何自我調整和完善，都避免不了周期性危機。我國作為全球體系中后發國家，更需要依靠公有制的制度優勢，實現經濟的獨立、趕超，避免市場的盲目性和資本的特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付出了兩千多萬革命烈士犧牲的代價，換來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為建立公有制為主的經濟體系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國有和集體企業為主的所有制，農村相繼實施了農業集體化和合作化，在特定的環境下，公有制經濟統籌解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部分重大科學技術突破、充分容納就業和保障社會穩定等目標。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無法通過私有制為主的制度同時實現這些目標的。改革開放以來，公有制經濟在履行國家戰略性職能、引導科技創新、保障社會穩定、參與國際競爭、支持非公經濟發展方面，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開始探索發展壯大。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相結合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創舉。我們黨對公有制的貢獻，還體現在建立了讓公有制充滿活力的體制。新中國成立后，吸取蘇聯公有制經濟走向官僚化、精英化、形成新的等級制度的教訓，強調加強黨對公有制經濟的領導和職工民主管理，形成了“鞍鋼憲法”等經驗。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確保公有制經濟真正姓公，為公共利益服務。

西方經濟學只注重微觀分析，把微觀分析的理念和方法簡單加總擴大到宏觀體系，這是其方法論上的嚴重缺陷。馬克思主義同西方庸俗經濟學相比的優勢在于，注重對經濟發展歷史條件和歷史過程的認識，注重宏觀的經濟循環和綜合平衡，這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論。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同志很早就注重突破蘇聯模式，做出以《論十大關系》為代表的理論創新。這個時期，我們黨形成了注重農輕重、沿海與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與個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之間的平衡以及財政、信貸、外匯與物資各自平衡和統一平衡等多方面統籌兼顧的思想。改革開放以來，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也經常出現由市場盲目性導致的供給與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區、城鄉差距的擴大，社會事業和經濟發展的不協調等，黨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注重統籌兼顧等體現了重視經濟宏觀綜合平衡的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頂層設計和摸石頭過河更好地結合起來、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協調發展、堅定不移推動共同富裕、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等重要思想，是在更高層面暢通經濟循環、促進綜合平衡的思想。

如何對待現存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每個后發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面臨的問題。一百年來，中國始終處于資本主義尚處于優勢的世界體系中，因此必須謀劃同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和斗爭，這是百年經濟工作的共同主題。黨深刻認識到“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在這種環境下制定對外經濟的戰略，必須始終注重兩方面：一方面，必須吸取蘇聯的教訓，加入而不能排斥全球化，否則就無法盡快擴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實現技術快速趕超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必須吸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教訓，在對外開放中保持政治、經濟和思想上的獨立性。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陜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都明確作出把貨幣發行權和金融貿易政策制定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建立獨立自主的貨幣市場的戰略性決策，依托黨的高度信譽和組織力，確保幣值穩定。改革開放前，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同時也努力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發展國際貿易。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既堅持擴大開放，同時進行自主可控的開放，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的說教，及時識別和抵制西方國家對我西化、分化的圖謀。這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比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更好的成效：既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又保持了自身的獨立性。十八大以來，我們開展獨立自主的科技創新，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決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行為，同時構建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上就是充分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和大國優勢，構建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這同樣是對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和斗爭形勢的回應。

成功的經濟實踐必須有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理論是具有階級性的社會科學，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產生了古典經濟學，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主張自由放任，這在當時是有進步性的。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古典經濟學逐步從進步的科學轉變成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學科，在技術手段上日益精細，但理論內核走向停滯和反動。其標志性變化就是放棄勞動價值論，進行“邊際革命”，從而掩蓋資本主義矛盾的實質。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開始，就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經濟工作。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指導下，正確認識了革命和建設的關系，樹立了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自覺，才通過深刻的社會革命為經濟發展掃除了障礙。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指導下，認清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實質，依靠勞動者主導的組織協作完成國內積累，實行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同時又治理市場失靈，才建立了獨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和產業體系，取得了今天的經濟奇跡。改革開放以來，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反復強調，要避免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迷信。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宣告了西方經濟學的貧困。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展和應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中國自己的經驗進一步上升為理論，創造成熟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重大任務。

從政治經濟學上看，西方無論是疫情蔓延、還是經濟危機，歸根到底在于走的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道路，資本運動使社會的生產、分配、投資、消費都嚴重偏離了廣大人民的實際需要。這種發展方式在二戰之后社會主義運動高潮、資本主義還有自我調整空間的情況下，尚能維持，但金融危機之后已經日益捉襟見肘。當前，一要認識到資本主義在走下坡路、社會主義走上坡路是科學的趨勢，特別是要在經濟工作中克服崇美、恐美的心態，敢于開展偉大斗爭。二要認識到必須從過去對西方經濟學和發展道路自覺不自覺的迷信和模仿中解放出來，特別是克服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從基層實踐和國情出發，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經濟工作。

當前，簡單用西方經濟學潛在增長率的計算方法，無法體現生產關系調整對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從而對我國經濟增長前景做出錯誤判斷。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讓一切資源聚焦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實際需要上，從而形成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實現經濟保持又好又快增長，關鍵是實踐“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實際需要。著重抓住發展壯大公有制主體地位、調節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特別是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促進更公平的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等方面調整生產關系，以獨立自主和共同富裕帶動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在投資領域，集中力量辦大事，補上基礎性、戰略性領域投資短板。在農村，通過黨的領導把農村重新組織起來，走新型集體化道路，在農村再造一個中國經濟奇跡。在公共服務領域，加快恢復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公益性，回歸為社會真實需要服務的屬性，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擴大公共服務就業。同時可以利用信息化優勢，創造智能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讓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加有機地融合。

充分抓住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把握好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把黨的領導制度性地融入經濟發展全局，避免政治經濟“兩張皮”。注重思想建設的統領作用，在全黨開展政治經濟學學習實踐活動，普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發動全黨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在經濟工作中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和群眾路線，克服經濟工作中對資本的迷信，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滿足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在城鄉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把黨的領導制度化地融入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揚領導干部、專家、群眾三結合的傳統，用好民主集中制，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