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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東北抗日聯軍的領導問題，近年來網絡上仍然有一些錯誤觀點出現。比如，有的人以抗聯部隊接受蘇軍正式番號為由，認為抗聯“實際上是蘇共領導的，只不過保留了中共黨組織和朝鮮黨組織”，聲稱“抗聯這種東西，黨的建制，蘇的手套而已”。有的人以抗聯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為由，聲稱抗聯是“東北人民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的自救行為”“名義上為中共領導，實質上有自我指揮的成分，因為黨中央自身難保。”有的人質疑黨中央對東北抗聯的關注與重視，認為黨中央在進駐延安后無法重新與抗聯取得聯系，是由于毛澤東“另有考慮，畢竟東北太敵強我弱了。”

這些錯誤言論通過隨意剪裁、肆意歪曲歷史，詆毀中國共產黨對東北抗聯的領導，攻擊黨的領袖人物，具有很強的欺騙性、迷惑性，也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對這些錯誤觀點有針對性地進行批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很有必要。

在東北抗戰歷史中，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確給予了東北抗聯有力的援助和支持。某些人則以此為切入點，片面截取抗聯接受蘇軍援助的歷史，故意夸大蘇聯在抗聯斗爭中的作用，否定黨對東北抗聯的領導。

事實上，東北黨組織在與上級黨的聯系完全中斷后，曾不斷派人到蘇聯，期望通過蘇聯的幫助與中共中央重新取得聯系。1939年9月，中共北滿省委派省委常委馮仲云去蘇聯尋求協助。在蘇方的協助下，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東、北滿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在蘇聯伯力召開（亦稱伯力會議）。會議上，中蘇代表共同商定，在東北黨組織和抗聯部隊依然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不干涉中國黨內部事務的原則之下，建立蘇聯邊疆黨組織與遠東方面軍對東北抗聯臨時的工作指導與援助關系。同時，抗聯領導人表示愿意在不妨礙中共政治威信和組織關系前提下，把所獲得的日本侵略軍在滿洲的情報通知遠東紅軍。也就是說，東北黨組織、抗聯與蘇聯邊疆黨組織和遠東方面軍建立的正式關系，不僅有利于抗聯獲得蘇聯的援助，還進一步加強了雙方的互相支援與合作。事實上，在1940年到1945年8月期間抗聯小部隊開展的各種軍事偵察活動中，抗聯戰士們付出了重大犧牲，搜集了大量真實有價值的軍事情報，對支援蘇聯出兵東北對日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部分指戰員】

同時，抗聯領導人雖然接受蘇聯的臨時指導和援助，但始終維護抗聯的獨立性，堅持黨的領導和獨立自主原則，不斷鞏固黨的支部，注意培養訓練干部，使黨組織成為完成東北抗日斗爭各項任務的領導核心。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出于穩定蘇日關系方面考慮，決定將已越界入蘇的抗聯部隊留在原地，暫時停止派回東北。為此，吉東、北滿黨組織召開會議，著重研究了部隊停止派遣后如何堅持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問題，通過了《中共北滿、吉東黨組關于政治問題討論案》。討論案對東北黨組織的獨立性問題進行重申，明確指出抗聯領導工作是經過各路軍總指揮，而各路軍總指揮必須接受中共黨組織的領導。在抗聯領導人的建議下，1942年7月，東北抗日聯軍正式成立教導旅，教導旅雖然列入蘇軍編制序列，但仍然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保持抗聯單獨的組織系統，堅持執行抗聯獨立的戰斗任務，派遣小部隊返回東北進行游擊戰爭。抗聯及其領導人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還盡最大可能組織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據記載，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學習毛澤東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提高軍事理論水平。抗聯教導旅組建后，抗聯領導人認為迫切需要建立東北地區統一集中的黨的領導機關。1942年9月，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亦稱東北黨委員會）正式成立。作為全東北黨組織的臨時最高領導機關，它的建立使在野營中和留守東北的抗聯部隊中的中共黨員統一組織起來，形成了較強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可見，那些聲稱抗聯“實際上是蘇共領導的”的錯誤論調，實際上是把雙方的臨時工作指導與援助關系，錯誤地解讀為蘇聯對東北抗聯的領導關系，并且無視抗聯領導人加強政黨建設、努力維護抗聯獨立性的歷史事實，其本質是歪曲黨的歷史。

有的人以中共中央開始長征，“無力顧及”東北抗聯為由，聲稱抗聯是東北人民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的自救行為。的確，自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東北黨組織就與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東北抗日聯軍脫離了黨的領導。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后，中共滿洲省委一開始接受中央臨時政治局領導。1933年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被迫由上海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此后，黨在上海設立中央局，負責指導國民黨統治區和東北淪陷區的工作。中共滿洲省委在中央臨時政治局領導和上海中央局指導下，很難擺脫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束縛，致使建立不久的反日游擊隊和抗日游擊根據地處于危機狀態和被動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堅持東北抗戰，加強黨對東北黨組織的領導，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通過上海中央局，逐漸參與到領導東北抗戰的斗爭中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他們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有利條件，參與領導東北抗戰，促進了東北抗戰形勢的轉變和發展。

【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部分指戰員】

直到1935年7月，屢遭破壞的上海中央局被迫終止了活動，而此時中共中央正在進行長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便開始獨立領導東北黨組織的工作。1936年2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擬定了《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決議草案》，2月20日，又以著名游擊隊指揮員名義發出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此后，黨領導下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同盟軍、東北反日聯合軍先后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至第七軍。同時，黨還采取收編義勇軍部隊等方式，將其他愿意同共產黨合作的抗日義勇軍部隊吸收加入抗日聯軍，建立了東北抗日聯軍第八軍至第十一軍。1937年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陸續回國，其與東北黨組織和抗聯部隊的聯系也就此中斷。此后，中共南滿、北滿、吉東省委便獨立自主地領導抗聯部隊堅持開展艱苦的游擊戰爭。在蘇聯對日宣戰和中國抗日戰場的大反攻中，抗聯教導旅隨蘇聯紅軍迅速返回東北，參加了解放東北的斗爭，先機作了接收東北的工作。

可見，雖然東北抗聯長時間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但始終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始終處于黨組織的領導之下，自覺開展長期艱苦的斗爭，直到取得最后的勝利。

如前所述，東北黨組織、抗聯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直到1945年才重新取得聯系。因此，某些人便以此為由，抹黑黨的領袖人物，聲稱毛澤東是“另有考慮”，這本質上是對黨領導東北抗日聯軍的否定。

事實上，中共中央一直十分重視和關注東北抗聯的斗爭，毛澤東多次對抗聯及其主要領導人的英勇斗爭給予高度評價，在抗聯與中共中央失去組織聯系的情況下，積極部署聯絡和支援東北抗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通過的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地將“援助抗日聯軍，破壞敵人的后方”作為重要內容。關于紅軍和八路軍設法援助抗聯的問題，毛澤東多次作出指示，于1937年7月至9月間，數次致電前線八路軍主要領導同志，部署組建部隊挺進熱河事宜，特別要求多派紅軍大學干部隨去，擴大義勇軍運動。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熱南、遼西抗日戰場的開辟以及冀熱遼根據地的快速發展，有力支援了東北抗聯。1939年1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系，首先派交通員并設法派電臺去。同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東北工作委員會，此后，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分別成立專門的東北工作委員會。這些機構都曾派出干部，深入東北，開展地下工作。此外，延安、冀東、山東等地的中共黨組織和八路軍也派遣許多人員奔赴東北，僅晉察冀東北工作委員會就派有80多人到東北擔負尋找地下黨、抗聯，收集情報和建立地下黨組織等任務。

1938年2月，毛澤東在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和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確有密切關系。例如有名的義勇軍領袖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等等，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堅決抗日、艱苦奮斗的戰績，是人所共知的。”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東北局關于東北形勢及任務的決議時，毛澤東指出，“我黨在東北，從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領導東北人民組織抗日義勇軍，反對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進行了長期英勇斗爭。”毛澤東的這兩段話，高度評價了抗聯及其主要領導人的英勇斗爭，也充分說明了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抗日革命武裝。

雖然由于關山險阻、敵人封鎖，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系長時間未能實現，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始終重視和關心著東北抗聯，千方百計地支援抗聯，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通過對以上三個錯誤觀點的批駁，可以看到，網上關于東北抗聯的錯誤言論，就是用精心挑選的歷史碎片來代替歷史的整體，用扭曲變樣的歷史局部來遮蔽歷史的全貌，其本質是否定黨對東北抗聯的領導，詆毀黨在東北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些散播錯誤言論的人，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和政治意圖，其根本目的是通過否定黨的歷史，以否定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的必然性、合法性。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堅決抵制。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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