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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紅軍長征過涼山的兩個考據

點擊：3460 作者：雙石來源：雙石茶社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1-14 10:40:04

—、關于“劉伯承一紙退彝兵”

我們對紅軍長征過涼山州的路線及地名校勘有個重頭，就是在各種史志乃至《劉伯承傳》傳中都有陳述的“劉伯承一紙文書退彝兵”。這個事件發生地點是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境域內的黃水塘村，時間是1935年5月17日。

據查證，這個敘事的最早來源，是原川軍24軍參謀長張伯言等人在文史資料上發表的文章《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中“彝族部隊的行動”一節：

彝務指揮官鄧秀廷部，系西（昌）、冕（寧）地區土著部隊，是當地實力雄厚的地主武裝。鄧有正規部隊隊兩團，并能調集淺山彝兵近萬人口。

……

劉元璋推測紅軍將由西昌、會理正道北上，于5月13日急調鄧秀廷部轉移到西昌，會理道上，叫他相機增援徳昌。鄧部到達黃水塘時，徳昌已被紅軍占領。劉伯承派人送給鄧秀廷一函，大意說紅軍系北上抗日，彝兵打槍，他們不還槍，但路是一定要過的，請鄧自己考慮。鄧在打不打的問題上，擾豫不決：打，怕打不過；不打，又怕不見諒于劉氏弟兄。他召集部隊軍官開會，決計看情況再說，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最好是能乘機揀到一點槍彈。鄧隨即把彝兵軍官召集起來訓話，告訴大家說：“今天的事請，不比往常，要當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開槍。”鄧把部隊擺在兩邊山上，眼看紅軍部隊來得很密，不敢動。有一個彝兵卡不聽約束，打了一槍，引赴別的彝兵也開槍，先后打了十幾槍。鄧用彝話制止住。紅軍未還擊，只說“漢彝一家”、“漢彝是弟兄。”照樣前進。其時，有兩架蔣介石飛機到來，彝兵想打一架下來看，連續又打了十幾槍。因聯絡布忘記放在哪個馬馱上，布標擺不出來，飛機遂向下投憚，炸死了鄧部連長鄧華欽和漢彝士兵幾十人。鄧即把部隊由黃水塘高地轉移到冕寧地區。^[1]

這個事件在紅軍方面的文獻、日記和親歷者回憶中均無記錄。一些史志資料和《劉伯承傳》中陳述，均來自于張伯言等的這篇文字。本文作者在《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詳考》中，也采信且引述了這個敘事。

本次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到并確認這個事件的發生地點和時間。如果能從證據鏈的角度確認這是一確鑿無疑的史實，那肯定是一個紅軍正確執行和運用黨的統戰和民族政策的一個典型案例，非常值得打造和彰揚。所以我們從皎平渡口沿紅軍北進路線一路踏勘考證路過黃水塘時，就打探尋找紅軍與鄧秀廷部彝兵對峙而后讓路的事件發生地究竟在何處。而讓我們非常吃驚的是，問到的幾位老者，均一無所知。這就讓我們非常糾結了：數千彝兵集結于此間，還被飛機扔下炸彈死了人！當地群眾怎么可能一無所聞？

黃水塘這個地方，并沒有一線中通，“兩邊山上”的地形。

帶著懷疑到了西昌后，我們與西昌黨校的同志商量：最好請當地村干部們在聽到過上輩知情老人說過的村民作個調查。我們自己也再繼續查閱相關史志和文獻資料，看看有沒有不同于張伯言等回憶文字不同的敘事……

經連夜查詢，我們找到了若干與《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敘事不同的史料文字，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三篇：一篇是已故西昌市政協委員李慧昌先生的《西昌鄧秀廷部在紅軍過境前后》，一篇是馬文忠先生的《紅軍長征過寧屬前后的鄧秀廷部》，《喜德縣志》人物傳之《鄧秀廷傳略》。李慧昌是追隨鄧秀廷二十余年的秘書（師爺），這次事件的親歷者；馬文中是冕寧縣資深本土學者，研究鄧秀廷問題的專家；《喜德縣志》是鄧秀廷家鄉的史志。他們的陳述和調研，較之于張伯言等非直接當事人得聞的信息，從采信角度而言，信息更加豐富完整，邏輯鏈更加收斂，權重也應更高。

李慧昌先生對這個事件的陳述是這樣的：

正當部秀廷天天接見彝人，督催彝糧弊款，忙得不可開交；劉元璋興高彩j烈，表揚鄧秀廷能夠“效力本軍，努力事功”，準備給予重用的時候，每然傳來了紅軍的消息，這可使總司令劉元璋嚇破了膽！劉是一個公子少爺出身的將領，

沒有打過仗，沒有作戰經驗，那能應付這種突如其來的事件。這時，紅軍長征已由云南渡過金沙江，直奔合理，圍攻會理守軍劉元瑭師，戰斗異常激烈。劉元璋驚恐萬擾，經召集西昌紳商民團開會決定防御。到元璋采取的防御措施是這樣：

……

9.命令鄧秀廷趕回冕寧，調壯丁一千名來昌協助防御。

這些辦法措施的實行，使得西昌城區人民疲于拜命。又要應付差事，又要考慮自己家庭人口生命財產的安全，一時人心惶恐，社會秩序大亂。

劉元璋、劉元琮如兄則考慮，萬一守城不支，被紅軍攻進城來，自己又如何退卻，又有大批財產如何處理，弟兄意見分歧，竟致吵鬧、打架。

最后，劉元璋竟采納了劉元琮的建議，下令焚燒西昌大西街、東街、魚市街、馬水河西一帶街房。廣大人民無可家可歸，流離失所，其慘苦之狀不堪目睹。而劉元璋兄弟則認為是軍事需要，毫不憐惜，決不忍手。

有幾個士兵正在馬水河街放火燒房時，被兩位紅軍偵察人員鳴槍警告，井大聲喊道：“救火！”幾個士兵嚇得魂不附體，轉身就跑，馬水河街大部份街房因而保全。

……

劉元璋緊急命令鄧秀廷率部防守普格，繼又命可轉回西昌改赴黃水塘。鄧到西j桌后即暫駐西誤，觀事事態的演變，以便妥慎應付；只派團長鄧衡三率領二三百人開赴黃連關與黃水塘間的山上警戒。這天下牛約四日可許，紅軍先頭部隊已經由黃水塘向西昌前進，鄧衡三部主兵對空放了幾槍，紅軍沒有還槍，只見是一些披披氈的彝人，遂不于理睬，繼續整隊

前進。鄧衡三部也沿著山路撤回西溪。

這時，許劍霜旅長已提狽撤回西昌。

是晚，鄧秀廷部開駐小麻楊枊，次日開拔，經向崗窯、大石板、大興場、耳五，到達北山駐下。在經過崗窯時，曾遭到中央飛機投彈轟炸，炸死彝兵二人。因為飛機經過時，彝兵不明情況，向飛機打了幾槍，引起誤會。^[2]

馬文中先生調研成果與之基本相洽：

1935年5月初，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寧屬。劉元璋聞訊，即令鄧部開西昌。鄧秀廷留四十七團（實為從河道七場新召來的團隊約三百余人），駐大橋，四十八團開赴西昌。鄧部到西昌又奉令開寧南堵截紅軍。鄧雖是文盲鄉野出身，卻頗能用兵，不但在寧屬有盛名，出兵甘孜亦因善戰而名聲大振，老謀深算的他，深知蔣中央軍都奈何不得紅軍，自己雜亂隊伍怎堪一擊？何況劉部龜縮堅城，而令他人為其火中取粟，分明是司馬昭之心，故表面虛與委蛇，心中卻另有所謀。

鄧率部從邛海南的大石板翻山，沿拖木溝南下，行至魚水梗屯駐不前，只派李士目（勢族資莫）前去探聽消息。旋即得劉元璋令開西（昌）會（理）大道抄襲紅軍（劉文輝篠17日電云：占西昌前方半站營……戰斗異常激烈，刻已令張團增援，立令鄧旅由普格率夷兵抄剿，決殲滅于西昌大道間，希轉告各方，念”），鄧率部翻大箐梁子到西溪，令在馬道村后的瑤山上修工事，便帶護衛到西昌領取與飛機聯絡的信號，早去晚回。是夜，見黃水塘方向電筒，火把的光朿連成一線，知是紅軍大隊人馬已到，即下令徹走。

19日晨，鄧部翻過崗窯埡，被劉元琮火焚的西昌城郊街道余火未盡，但見火焰閃灼，青煙騰升。約九時，隊伍到大石板村，適瑤山上空飛來一架飛機，士兵不知其為何物，有的好奇即向飛機開槍射擊，孰料機上扔下三炸彈、傷亡十余人。連長謝尼普的馬也被炸死，他嚇昏后跳進邛海，只露頭于水面許久不敢上岸。鄧秀廷又氣又惱，原準備在大石板村造飯填肚，遭此“天降”大禍后，馬不停蹄，經川興堡上西昌北山。為向上交差，對打飛機之事，還槍斃一遲姓士兵。^[3]

《喜德縣志》之人物傳中“鄧秀廷”一節的相關陳述為：

1935年春，紅軍北進消息傳來，西昌邊防軍司令劉元璋初令鄧部就地駐防冕寧。5月初，又調鄧部去寧南設防。途中，遇從寧南江邊潰退下來的24軍毛國懋團，聞紅軍英勇善戰，勢不可擋。鄧部停止前進。5月13日，劉元璋令鄧部改道馳援德昌許劍霜旅，鄧率部沿螺髻山脈繞至西溪駐下，靜觀勢態。5月17日中午，得知許劍霜已溜往西昌。下午，鄧部虛張聲勢，在西溪街上集合隊伍，揚言要去德昌堵擊紅軍。傍晚出發，行至街南山嘴處。密令三營長鄧德權帶一連彝兵去黃連關背后坡上，虛放幾槍，掩人耳目。鄧掉轉馬頭，沿邛海繞北山，于5月22日溜回甘相營。次日，鄧收到紅軍領導機關的信，對鄧秀廷曉以抗日大義，望其以國家民族存亡為重，帶領部隊參與抗日救亡。紅軍經過境內時，鄧布防其家甘相營，紅軍未理他，他也按兵不動。^[4]

另外，《喜德文史資料》第7輯載有趙開禮先生《鄧秀廷事略》一文，其中有關的陳述如下，行文更加生動：

5月3日，紅軍主力從絞平渡過金沙江，劉元璋調鄧秀廷部開赴寧南防守。鄧率正規軍7個連〈不含李德吾的一個連）、彝兵2000多人及以劉蔚然為首的冕寧民團大隊，經西昌向寧南方向開拔。行前和冕寧幾個頭面士坤密商，到西昌后，如情況不妙，在來言或來電中有個“山’宇時，大家就往山上跑。

鄧部漢彝官兵穿過西昌、前行至拖木溝與魚水街之間時，即遇毛國懋團從寧南江邊敗退而來，驚恐萬狀，潰不成軍，連警戒都不敢派出去．毛團長見到鄧秀廷說，紅軍就像天兵天將一樣，厲害得很，說來就來，不是對手。鄧身邊一參謀建議，乘機將此團吃掉，不讓毛團拉跑。鄧見已成驚弓之鳥，怕影響自己部隊的情緒，仍讓他過去。鄧秀廷認為，打，肯定打不贏，白白消耗實力；不打，又怕劉家追究（劉文輝、劉元璋等〉，不好交代。最好是敷衍劉家軍，不對抗紅軍，應付中央軍，保全鄧家軍，一切見機行事。主意已定，立即召開宮兵會議，訓話說：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恪外當心，沒有我的命令，不準隨便開槍！5月8日，紅軍包圍了會理。此時，劉元璋看出，紅軍將由西會大道北上。5月13日，急調鄧秀廷率部改道馳援德昌許劍霜旅阻擊紅軍。鄧率部沿螺髻山擺擺嶺繞至西溪駐下不動，令鄧德權率一個營及民團大隊為前哨，駐黃水塘，現察態勢。

5月17日晨，許旅一軍需宮，從德昌倉惶來到黃水塘，要見當地駐軍最高指揮官，鄧德權與之相見，因語言不通，找來民團軍需戶仲威當翻譯，軍需官傳達情況說，紅軍勇敢善戰，半站營一個中隊不到一小時被全部消滅，最好撤走，以免傷亡。鄧德權送軍需官走后，立即命令撤退，一窩蜂朝西溪奔跑，向鄧部主力靠攏。

這天早晨，劉元璋命令部隊入城固守，將城門關閉。鄧部秘書李慧昌就在這時騎馬出城歸隊，翻過瑤山，行至馬道與經久之間，遠見一群士兵圍著一乘滑竿匆匆而來，乘轎人頭戴博士呢帽，眼罩墨鏡，身著對襟白衫，兩人擦身而過，

四目相視，似曾相識。李認出這是許劍霜，未打招呼，策馬而去。

李慧昌快馬加鞭，趕到西溪，向鄧秀廷秘密報告說，聽說紅軍已過德昌，我親眼見許旅長乘滑竿回西昌去了。鄧一怔，旋即鎮定，稍一沉思，命令馬上造飯，叫官兵飽食后，集合隊伍站立街上，揚言要到黃水塘、黃聯關帶去阻擊紅軍。農歷四月，天氣正長，官兵在烈日下列隊待命，挨至黃昏，始下：“出發！”正規部隊走在后面，民團和彝兵團則不成隊列，一窩蜂朝黃聯方向跑。鄧騎馬到轉山嘴時，突然停下，叫來鄧德權悄悄盼附幾句，交給個彝漢混編連，繼續朝黃聯方向前進，自己掉轉馬頭，帶領其余部隊朝西昌方向走，當在宿小麻柳一座古廟內。這時駐西昌的劉元璋、劉元琮正以“掃請射界”為由，火燒西昌城外的后街、魚市街等，遇見西昌方向烈焰騰空，滿天彤紅。

5月18日晨，鄧部到崗窯，派群眾造飯。正準備早餐時，出現兩架飛機在瀘山上空盤旋。一個叫沙馬保珠的鼻兵以為是紅軍的飛機，想打一架來看，朝飛機一槍，彝兵們也跟著仰臥射擊。飛機認為是紅軍，一個俯沖，扔了三顆炸彈，繞去西昌一圈，回來時又扔下兩顆，官兵大亂，四散奔跑。混亂中，有人意識到紅軍沒有飛機，中央軍才有飛機，大叫“快擺符號l”原來在出發前，蔣中央就有通知，所屬部隊均應預備兩匹白布，遇飛機時逢單日，在地上擺“十”字，雙曰擺“大’字，并要一人在側邊搖旗。這白布由李師爺保管，交給馬夫捆在馱上，等找來擺出符號時，搖旗的人見飛機再次俯沖而來，又棄旗潰逃跑，直到飛機看清是彝兵及符號，停止掃射時，已死傷20多人。飛機投彈、掃射時，鄧躲在山溝里，飛機一去，鄧繼續前進。

中午，彝兵們沿邛海邊追到大石板時，見鄧站在下向官兵訓話，“這是我們的飛機，為什么要打槍！”之后．繞過青龍寺到大興場時，已是黃昏，一些士紳、民眾前來圍觀。鄧說我們要在這里阻擊紅軍，快派人挖戰壤。將人群驅散后，連夜出發，經爾五，瓦尼拉到達北上，駐在羅洪家大黑彝牛牛思渣，牛牛寒洛的地面上，俯視西昌，濃煙滾滾。在這里愴斃了沙馬保珠，說他無令開槍造成損失。隨即叫秘節給劉元璋寫報告，大意說：我們已進到北山來了，此處地形險耍，可以俯視西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如紅軍進攻西昌城，我們就打下來接應。得到劉元璋復信，表示贊許，但未下達行動命令，鄧顧慮甘相營妻室兒女，進退兩難。正在這時，劉元璋傳來軍長命令，令鄧率部去冕山至登相營一線布防阻擊紅軍，鄧接令高興地說：“好了好了，有法了！”立刻j命令出發。

鄧德權帶的個彝漢混編連，遵照鄧秀廷密令，埋伏在黃聯關背后坡上，見紅軍部隊遙遠而來，朝天放了幾槍。紅軍見是彝人，沒有還槍，只嘁“彝漢一家！”“漢彝是弟兄”，照樣前進。鄧德權率領部隊轉身就走，沿邛海邊追到北山。^[5]

上述文字大同小異，歸納起來，有以下共識：

一、鄧秀廷部在西昌地域內，與紅軍基本沒有接觸，更沒有趕到“黃水塘陳兵列陣攔阻紅軍”，鄧部到西昌西溪后，僅派出少數人向黃聯關打探情況。結果尚來到達即看見紅軍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而來，他們朝天放了幾槍，紅軍見是彝人裝束，沒有搭理，繼續向西昌前進。

二、鄧部得訊后撒至西昌城郊卭海邊的瑤山一帶，在缸窯附近見到飛機臨空，有彝兵慌亂向飛機射擊。飛行員誤認為是紅軍，扔下炸彈炸死了幾個彝兵。鄧部隨即從西昌逃往老家甘胡營（今喜德縣城）閉門不出，此間與紅軍再未接觸。

此間遭遇國民黨軍飛機的空襲事件，并沒有發生在黃水塘，而是距黃水塘幾十里外的缸窯。鄧部并沒有在“黃水塘高地”列陣阻擊紅軍，甚至連黃聯關到沒到。

三、劉伯承是否給鄧秀廷寫過信？鄧秀廷收到沒有？鄧部從西溪撤逃是否是劉伯承致書所致？上述文字均未提及，僅提到鄧返回老家甘相營，收到過紅軍的書信（李慧昌回憶是紅三軍團政治部的書信）。但劉伯承總參謀長在率部北進途中，利用自己在川軍中的影響，不斷致函聯絡沿途軍政各方人士，開展統戰工作，為中央紅軍順利向大渡河前進開拓通道路，那是大概率的事件。鄧秀廷本人列入“軍政各方人士”名單中也是情理之中的。至于鄧在逃回甘相營前，是不是收到了紅軍的來信，尚無證據證實或證偽。

從李慧昌、馬文忠文等提供的信息來看，鄧不一定收悉了劉伯承的信。他不與紅軍接觸而避戰逃逸，更多的原因還是出于對紅軍力量的畏懼，怕被當了川軍的出頭椽子，損耗自己的實力。

綜上所述，張伯言等“劉伯承一紙退彝兵”的敘事，不宜作為史實采信和道出。

中央紅軍在西昌附近行軍路線和鄧秀廷部前來堵截路線

二、關于“禮州會議”

禮州，是當年寧雅大道上的重鎮。1935年5月下旬，中央紅軍全部經過此間北進。

當地一些資料稱，黨中央在此召開過禮州會議，中央紅軍在此休整了6天。前者依據來自《張聞天年譜（新編本）》中5月17、18和19日的記載：

5月17日或18日在四川禮州附近鐵坑主持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會議，討論行軍路線問題，決定放棄對西昌的圍攻。為迅速擺脫敵人追擊，完成北上任務，決定取道冕寧過彝民區，到安順場搶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取得與四方面軍的會合。

5月19日 在禮州向九軍團干部作報告，說：我紅九軍團此次留在烏江以北，堅決地執行了軍委給你們作為“別動支隊”單獨行動的任務，你們完成了這一光榮的使命，并爭取了老木孔戰斗的重大勝利。在瓢兒井、宣威、東川、鹽廠、東瓜坪等等許多勝利戰斗中，壯大了自己，完成了任務，你們的這種驚人的勝利行動，不僅達到了迷惑了敵人、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的行動，也大大地鼓舞了一、三、五軍團的同志們，他們都很敬佩你們，都要向你們學習。報告接著向九軍團干部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并講了黨和紅軍當前面臨形勢和任務。他說：現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人民抗日運動發展，由于蔣介石賣國內戰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中央估計革命高潮又有逐漸到來之勢，因而決定紅軍北上接近抗日前線的地區，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以便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斗爭。一月，中共中央準備在瀘州、宜賓之間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但由于敵重兵阻擊，在土城、魯斑場兩戰役未能求得殲敵，現在轉到云南，過金沙江入川。我軍為了擺脫敵人追擊，完成北上任務，現在要取道彝民區，在安順場搶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取得兩大主力會合。黨中央日前在鐵坑開過會議，號召全軍再接再厲，克服困難，完成黨給予的艱巨任務。^[6]

《張聞天年譜》修訂本關于禮州會議的記載，其原始出處為在《林偉日記》：

5月15日中共中央在鐵坑會議完畢北進，留×××同志在禮州等九軍團到達。

……

5月19日 ……下午一時在禮州鎮的天主黨房子召開軍團干部大會，有中央張聞天同志作了報告……中央目前在鐵坑開過會議，號召全軍現在我們要再接再勵，克服困難完成黨紿予的艱巨任務。^[7]

然而，此間軍委作出的部署電卻與《張聞天年譜》、《林偉日記》所載不洽——《林偉日記》與《張聞天年譜》的來源同一，是為孤證。而既或如此，《林偉日記》所稱“鐵坑會議”的地點、時間——在《林偉日記》中，所謂“鐵坑”并不在禮州附近，時間是5月15日。而無論是15日，還是17、18日，紅九軍團還未趕到西昌。

朱德總司令5月17日15時30分部署電稱：“軍委縱隊于明晨進到一把傘、小高橋之線”^[8]；5月18日晨7時電的部署是：“軍委縱隊應前進到黃水塘、火燒梁之線”^[9]；5月19日凌晨4時電部署：“軍委縱隊應進至鍋蓋梁地域，干部團先開至小廟掩護”，^[10]；5月20日9時30分部署為：“軍委縱隊及干部團，今晚進至松林地域”，“九軍團應以急行軍于明二十一日趕到西昌附近，晚間進至鍋蓋梁地域”^[11]；21日18時部署電稱：“軍委縱隊今夜進至石龍橋”，“九軍團通過西昌城外進至鍋蓋梁及其西北地域后，應即布置掩護陣地，筑野戰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來之追敵”^[12]。

上述部署電清楚表明了軍委縱隊5月17日～21日的行軍路線和宿營地：5月17日，一把傘、小高橋地域（今德昌縣域）；5月18日，黃水塘（今西昌市域）；5月19日，鍋蓋梁（今西昌市域）；5月20日，松林地域（今冕寧域）；5月21日，石龍橋地域（今冕寧縣域）。

至于紅九軍團，可以確認的是：21日之前，他們尚未到達西昌，當然也就不可能在19日在禮州聽張聞天（或凱豐）作報告了。

時任紅軍總部三局（通信）政治委員伍云甫的日記可資佐證：

5月17日 18時由公母營（即永定營）經新馬坑、錦川橋（鐵索架的橋，街道有上海馬路風味）、半站營、小高橋，到達一把傘（次日5時到的），約80里。是日身體有病。

5月18日由一把傘經馬柳寨至黃水塘。（65里）

5月19日 16時率六分隊一部、干部團先動身，經黃連坡、崩土坎、馬道子、小廟了至過街梁（次日7時才到，稱70里當百里）。

5月20日 17時由過街梁附近出發，經起隆、禮州、至松林（次日2時到）。

5月21日 下午5時開干部會，周報告。駐原地休息。^[13]

此間紅一軍團軍團部（直屬隊）的行軍路線和宿營地，童小鵬、賴傳珠日記留下了記載（童當時在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賴因傷病在紅一軍團二師衛生隊療養）。

童小鵬日記：

5月17日到德昌（60里）。此地系分縣。距城數里之安寧河上架有一鐵索橋，系全用鐵鏈條連結而成，上架木板過人。適當日起暴風（為從來未有，迎風而走，簡直不能開眼、呼吸），橋上人馬擁擠，吹得左右搖蕩，嘎嘎作響，人在其上幾乎欲倒之勢。此種橋雖在三南及金川橋看過，但工程之大遠不及此。此橋長約百余米，寬約一米五，從新造恐需費幾十萬元才能完成。

5月18日到王[黃]水塘（40里）。

5月19日到小山（45里上）。[小山，疑為小廟之訛寫——筆者注]

5月20日到禮州（50里）。此地系分縣。街市頗繁華。

5月21日到瀘沽（70里）。^[14]

賴傳珠日記

5月17日到達徳昌，準備到達黃水塘宿營。

5月18日上午在黃水塘休息。下午4時半出發，到敬南祠宿營（距城10里）。

5月19日下午4時半出發，到禮州宿營。突然生病。

5月20日 5時出發，到瀘沾宿營。病加重。

5月21日下午4時出發，到冕寧城宿營。病情稍好。^[15]

《朱德年譜》（新編本）關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開會的記載是：5月17日～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開會，討論行軍路線問題，決定放棄對西昌的圍攻，為迅速擺脫敵人的追擊，完成北上任務，決定取道冕寧過彝民區，到安順場搶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取得與四方面軍的會合。

如此，這個會議的地點就只能是在一把傘（德昌屬）或黃水塘（西昌屬）附近。不可能是在禮州或禮州附近。

綜上所述，可以確認：

一、軍委縱隊路過禮州，并沒有在此宿營。

二、19日或20日，紅一軍團部隊在禮州宿營，此后跟進的紅三、五、九軍團，均有可能在禮州宿營休整。但時間不可能是6天，只能說紅軍經過禮州的時間有6天或以上。

三、紅軍經過禮州期間是否召開過會議，目前尚難作出確認，所以還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之所以說是“難以作出確認”，是因為軍委縱隊經常分兩個梯隊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人為前梯隊，經常跟戰斗部隊同行，朱德、周恩來則為后梯隊。但軍委的所有部署電，均由朱德總司令所在的后梯隊發出。所以，僅僅根據電報部署，很難確認中央和軍委主要領導人當時的位置。而紅軍既或在禮州召開過會議，也很難確認是中央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會議。

可以確認的是：紅一軍團軍團部在禮州宿過營，也有可能召開過軍團領導人的會議。

在其后跟進的紅三、五、九軍團大都在此間宿過營，也有可能召開過會議。

《肖鋒日記》、《林偉日記》、《趙镕日記》都是數十年后根據個人回憶撰寫的，可靠性很成問題，難為史據。

中央紅軍從西昌到松林的經過地點

注釋

[1]張伯言、楊學端、張懷猷：《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紅軍親歷記（上）》第336～第33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李慧昌：《西昌鄧秀廷部在紅軍過境前后》，《西昌市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85～第88頁。

[3]馬文中：《紅軍長征過寧屬前后的鄧秀廷部》第11～第12頁。

[4]《喜德縣志》第458頁，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5]趙開禮：《鄧秀廷事略》，《喜德文史資料》第7輯第39～第42頁。該文附錄中稱：本輯《鄧秀廷事略》從1980年政協第五屆初期蘊釀，1983年初在主席歐布爾咕（彝）領導下動手，當年底擬出第一次征求意見稿，在小范圍內征求意見。1984年第六屆主席張樹義領導進行補充訂正，打印出第二次征求意見稿，適當擴大征求意見范圍。1985年整理出第三次修改稿，經政協討論后，報縣委審查。縣委常委委托政協黨組審定。經主席辦公會和政協黨組會議多次討論、通讀通過，鉛印后封存。1988年第七屆政協主席劉世榮（彝）領導進行第四次修改審定后，未印。1990年第八屆政協主席吉布鐵爾（彝）決定繼續辦理此事。8月20～22日，邀請冕寧、越西縣政協、西昌、喜德的部份同志座談，征求修改意見。9月11日，借州政協會議室，請瓦扎木基老州長主持，蓋在請西昌各族、各界知情人士座談后，再次訂正補充，形成第五次修改稿。于12月10～12日，由政協主席主持，再次邀請縣委、人大、政府、縣志辦及政協在家領導共17人，逐段討論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