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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加民：為什么有人刻意地消解魯迅？

點擊：作者：劉加民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3-16 10:06:35

為什么有人刻意地消解魯迅？

——在《魯迅的抗戰》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劉加民

我本人是魯迅研究領域的“素人”，北師大現代文學專業畢業后一直做編輯工作，與魯迅研究的專家們交集不多，學習也不夠。但是編輯需要策劃選題，組織活動，需要了解時代風尚和社會熱點，所以對文學藝術領域發生的事情不陌生。尤其是2012年到中國文聯工作后，對國內文壇整體態勢的把握就比較有底氣了。

第一，為什么編這本書？

魯迅作為文化偶像，有兩點最被人詬病。一個是所謂兄弟反目，這屬于私德。經常被不懷好意的人拿出來抖落。一個是魯迅“不反日”。這就是很硬的硬傷了。2016年魯迅去世80周年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很小的文章《魯迅的抗戰》發在《光明日報》上。這篇文章專門用事實駁斥“魯迅不反日”的論調。我發現，之前我們的抗戰史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的，因為他沒有活到這一天，說他不抗戰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隨著中央定義抗戰始自1931年，魯迅至少有5年時間親歷了抗戰。他究竟有沒有抗戰？翻翻當年的史料就可以一目了然。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都沒有人認真做這個工作，有些專業人士甚至不知道這個抗戰歷史的細微調整。于是我這個妥妥的外行，只好硬著頭皮，披掛上陣了。《光明日報》上的這篇文章現在的知網引用率很高，可見影響力不小。后來我換了題目《九一八事變之后魯迅做了什么？》在自媒體上重發，反響依然很大。說明這個問題的確有敏感度和關注度，解決了很多人懸在頭上很多年的疑問。

然后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編一本資料匯編性質的圖書，專門說說“魯迅的抗戰”。我和我的小朋友房玉剛（當時他是中國傳媒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我師弟的學生）小朋友，把魯迅關于抗戰的文章找出來，把當時社會各界借力于魯迅的光芒進行的宣傳抗日的隨筆、宣言、講話、紀念文章等等找出來。又努力尋找出版單位。這本書的后記，提到了，這六年的魯研領域里的風風雨雨，基本上可以作為這些年文化教育領域的晴雨表。經過了整整六年的時間，終于遇到了慧眼識珍珠的團結出版社的馬英華女士。

第二，如何保護、發展我們的文化偶像？

毫無疑問，魯迅是中國20世紀初以來中國人最重要的文化偶像，他對新文學的影響和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影響，說他第二，沒人敢說第一。這是他本人的文學創作的成績，和他當時和現在延續不斷的影響力決定的。他活著的時候是新文學的旗手，是帶頭大哥，新文學的初創時期，魯迅幾乎嘗試了所有的文學體裁。小說、詩歌、新雜文、兒童文學、童話故事、文學理論、外國文學翻譯，甚至木刻、美術（北京大學的徽標就是他設計的）都是他的首創或者訂立規范。他對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青年作家的扶持，對左翼作家聯盟的貢獻，對柔石、胡也頻等左聯作家被殺害的義憤填膺，對大西北紅色政權的向往……他去世的時候社會各界的頭面人物都來給他扶棺，宋慶齡、蔡元培都親自參加。他的棺木上覆蓋著“民族魂”說明了一切。

前幾天還有人問我，魯迅不抗日，究竟是真是假？我說，相信毛主席，相信共產黨，如果他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我們怎么會給他那么高的榮譽。甚至連國民黨左派都對他推崇備至。1936年10月，魯迅辭世時，中國共產黨對魯迅的評價即已達到很高的高度。在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布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提出：“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斗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范，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人的模范；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決定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搜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出版魯迅全集等等。”順便說一句，1971年中央辦公廳專門毛主席印制了少量大字本，除了四大名著，就是魯迅全集。

大家都非常熟悉“兩個司令”的故事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有兩個司令，“一個是朱司令，一個是魯司令”。一個是拿槍的部隊，一個是拿筆的部隊。他夸贊率先投奔延安的青年作家丁玲說：“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后來在《新民主主義論》里說，所謂“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7年10月19日，陜北公學舉辦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活動。毛澤東親自參加紀念活動，并作重要講話。他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依然沒有改變這個說法，他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總之，對魯迅的偶像塑造，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工程。“一怕寫作文，二怕周樹人。”說明魯迅在中小學教材中的存在，也是十分強勢的。中國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處處有魯迅的影子。

第三，為什么有人刻意地消解魯迅？

隨著形勢的發展，所謂多元和開放，大批被魯迅批評過的人復出了，大批反對魯迅的人“南霸天回來了”。這些比較明顯的“反彈”比較容易辨別，是非對錯大家心中有數。但是還有一種柔性的“去偶像化”的現象，那就是矮化魯迅，世俗化魯迅，把魯迅從偶像的位置上拽下來。說魯迅是理財高手，是撩妹高人，加上那些所謂的花邊新聞，魯迅身上的光芒的確越來越少了。我想起了魯迅逝世后，郁達夫的那篇《懷魯迅》著名的一句話：“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我有一個觀點，凡偶像，都是或輕或重被符號化了的人物，偶像之所以能夠跨越時空、通行于不同的時代，是因為偶像是隨著不同時代的不同要求不斷微調自己所承擔的文化內涵和符號價值的。

我曾經與魯迅文化研究基金會的人過從甚密，也與魯迅的后人有多次交流。他們不少人熱衷于做消解魯迅，去掉魯迅身上的偶像光輝，回到普普通通的生活中來。他們覺得這樣才可以讓魯迅更加親切，更加可愛。我表示反對。寫了兩篇小文章表達我的觀點。一篇是《為什么不能在公共浴池約會偶像？》，一篇是《另一種謀殺》。我在文章里說，最近幾年大批褻玩魯迅先生的文章高調出籠，有篇說魯迅是“撩妹高手”的輕薄文章被周家后人激賞，多次推薦，似乎以為放大了魯迅的“小”和“俗”就可以找到真正的魯迅，找到不被利用和誤解的魯迅，就找到人見人愛的魯迅。殊不知，這不過是在全面消解、詆毀魯迅的路上邁出了危險的第一步。因為我覺得，偶像是用來敬畏的，不是讓你褻玩的。圣賢人物的符號價值比他們的“本相”重要一萬倍。把偶像拉到公共浴池里跟你實現所謂絕對的平等是愚蠢的。評介歷史人物還是要把重點放在他的“社會角色”上來，花邊太多，容易本末倒置，主次顛倒，會對他的“主業”有所侵蝕和淡化。所謂農民看種地，政客看政績，學生看分數，作家看寫字……各得其宜最好。

果然，不久就有人不辭勞苦把魯迅那幾個經典的古老的有點俗也有點小的段子攢成了一篇文章，被肆意傳播。盡管這玩意兒在內行眼里沒有多少新意，但眾口鑠金的效果十分明顯。熱愛魯迅的人包括周家后人大驚失色，憤慨不已，甚至鼓噪訴司法解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不是很喜歡把魯迅往“俗”和“小”拉的文章嗎？實際上，我卻覺得那些“史實”的真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想清楚當初我們為什么需要魯迅？我們為什么要把魯迅奉為偶像？為什么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現在的有些人為什么不斷向魯迅開火？“真相”“私德”與偶像所承擔的精神價值是什么關系？

我在《另一種謀殺》里說，紀念大人物的時候，媒體習慣把他往“小”里說；紀念偶像人物，則習慣于寫他們的“俗”。據說這樣的文章才會有趣，才有人讀，才有好的傳播。

2016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去世80周年，相關的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出現了不少好文章，好著作，也有側重于花邊的，他的俗人趣事，他作為普通人和生物學意義上的人的那些方方面面，比如說他是“撩妹高手”“賺錢養家的能手”“善于經營人脈”之類。我愿意相信作者是善意的，也不懷疑魯迅的確可能真的有過那樣的言行。但是同時要警惕這么做必定會產生的一種“神奇”的副作用，一種屢屢得手的“偶像瓦解術”，可以殺“敵”于無形。姑且叫它“另一種謀殺”吧。

歷史人物之所以是歷史人物，是因為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歷史的某個層面或者方面。所以評介歷史人物還是要把重點放在他的“社會角色”上來。如果花費太多精力關注他的枝節，所謂花邊，很容易本末倒置，主次顛倒，會對他的“主業”有所侵蝕和淡化。所謂農民看種地，政客看政績，學生看分數，作家看寫字……各得其宜最好。

對魯迅實施“另一種謀殺”，類似于現在的“低級紅”，看上去是在夸某一個人，實際上卻是在淡化他名垂青史的核心理由。他們試圖讓人們記住他的這些“小”和“俗”，而不是他彪炳史冊的文學、思想、藝術等方面開創性的成績。類似的對于英雄偶像的“謀殺”，這幾年頗為流行，有的已經完成，有的正在進行。從互聯網上對魯迅的詆毀漸成氣候的嚴峻形勢看，魯迅可能成為下一個。

多數歷史偶像都是從普通人中塑造出來的，傳播久之，就具備了一定的神性，有符號價值。偶像是用來敬畏的，不是用來褻玩的。好不容易成就一座希臘小廟，你卻非要把它變成一個簡陋的看瓜棚子。把偶像、圣賢、神靈往凡夫俗子堆里拽，不是“另一種謀殺”是什么？

說白了，消解魯迅的人，除了一小部分屬于缺少文化斗爭的智慧和經驗，多數是對著左翼文藝來的。因為魯迅是左翼文藝的旗手，更是毛主席樹立的文化典型。從魯迅入手搞破壞，毀壞偶像，正是事半功倍的好辦法。

第四，為什么我們現在還需要魯迅和魯迅精神？

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以來，我們的文化教育事業經歷了一個撥亂反正、校正糾偏的過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八個大字，讓人感覺到語重心長、高屋建瓴。說白了，文藝就是要回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正路上來，就是要重拾“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思想。一方面，這是文藝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決定了的。我們目前的道路是從我們的歷史中延續過來的，我們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新中國歷史、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改革開放的歷史，不可避免都涉及到了文化史。文化的歷史，是這“四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魯迅是繞不開的，沒有魯迅我們開不了口。

另一方面，這是當前國際國內的斗爭形勢決定的。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中，中國人如何站穩腳跟，少走彎路，在文化事業中，需要一個正本清源、堅定信心、凝心聚力、奮勇向前的行動。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十幾次提到魯迅。結合我們最近發生的文化教育領域的熱點，包括前幾年褻瀆英烈的自媒體大號。污蔑邱少云，嘲弄董存瑞，調侃毛岸英，躲避崇高，褻瀆神圣，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我有一篇文章《“鑿船黨”為什么集中火力猛攻英雄偶像？》，這篇文章催生了一個詞條“鑿船黨”，一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誕生）關于毒教材，關于屎尿的文學，關于清華美院的瞇瞇眼事件，關于狼牙山五壯士、誰是最可愛的人被清理出教材，關于魯迅文章大幅度減少……于無聲處起驚雷，看似平常的日子，忽然之間冒出那么多荒唐的、離譜的、丑陋的、可怕的人物、事件和現象。為什么？我們走得太快了，忘記了來時的道路。我們在眾生喧嘩中迷失了方向，忘記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文藝的基本要求。比如，文藝為什么人、如何為的問題，文學的階級性、政治傾向性問題，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問題。

毛主席曾經給魯迅精神下了一個定義：一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微，看得遠”；二是“他的斗爭精神”，“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三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還說：“魯迅的骨頭很硬，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像魯迅這樣硬的骨頭是很可貴的。”

前些日子有人為擅長并喜歡描寫社會陰暗面的、批判人性丑惡的著名作家辯護。這個作家主張“文學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堅持寫下去”“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的”。他們說，魯迅就喜歡批判和揭露的，問我怎么看？我說魯迅的內心是熱的，外表是冷酷的。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勞苦大眾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他恨之入骨。說他沒有歌頌，是對他的污蔑。讀讀《一件小事》吧，是不是歌頌了最底層的勞動者？讀讀《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吧，這種對中國人深沉的大愛和無以復加的贊頌，至今沒有出其右者。魯迅是怎么贊頌的？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做中國的脊梁，每一個時代都需要英雄，每一個領域都會有模范。魯迅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脊梁。永遠不會過時。

總之，我們現在依然需要魯迅，需要魯迅精神。我用一首打油詩來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