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
紅二、六軍團全部到達甘孜前后,張國燾那個“黨中央”的事兒,也瞞不住誰了。
紅六軍團首長應該是較早得得悉相關信息的:甲洼會師后,前來的接應的紅三十二軍首長那里已經知道了一些情況。由于沒有其他渠道信息的參照,這些連轉述者都不一定整明白了的信息的確在紅六軍團首長中產生過一些誤導。多年后,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的肖克曾經坦率言及過當年被“忽悠”的情況:
當六軍團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與遠道前來迎接我們的部隊見面時,有的老戰友對我說:張國燾與中央分裂了,責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來對中央根據地的損失和一方面軍在長征中的嚴重消耗與削弱有些不滿,加上片面的聽信了歪曲事實的說法,就把遵義會議前后中央的領導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對中央表示過不滿情緒,這是錯誤的。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后,就改變了態度。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書此以志不忘。[1]
肖克見到朱總司令時已是普玉隆會師之后,此前在從甲洼去甘孜途經瞻化時,他和老戰友陳伯鈞、王震一起“談論過去一、四方面軍會合而又分裂的問題,直至深夜廿四時以后才睡覺”[2],然而卻并沒有讓他“很快改變態度”,直到6月24日見到朱德總司令之后。
可見這些“忽悠”多少還是起了些作用。
但紅二、六軍團多數首長們還是拿穩了黨性立場。
年前與黨中央失去聯系后又與朱、張恢復了電訊聯系,跟軍委電臺叫通了卻又因密碼問題無法暢所欲言爾后還不得不暫停,黨中央的聲音仍然要通過朱、張代轉……,這一系列的情況紅二、六軍團首長不可能會沒有感覺。一路上也可以收集“讀報信息”的任弼時、賀龍、關向應、肖克、王震等領導人也不會沒有研究沒有分析。至少,紅一、四方面軍年前合而又分,黨中央已北出陜甘這樣的“大路信息”,他們是知道的而且肯定分析過研究過的。任弼時、關向應、賀龍都是與張國燾有過交道甚至很深的交道,對其為人和章法也有了解,所以他們對于即將面對的情況也不會沒有一點思想準備……
《王震傳》記載:紅二、六軍團途經云南時,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王震看到《碧雞日報》報道紅一、四方面軍“內訌”的消息,立即將報紙送給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因為沒有別的信息參照,幾位首長認為“國民黨的報紙只能作參考,不能相信”。關向應對張國燾比較熟悉,對王震說過:“張國燾不正派,慣搞陰謀詭計,在莫斯科、上海都是如此。”[3]
在甲洼與紅三十二軍會師時,隨紅三十二軍來的“總政工作團”就有人將《西北問題講座》、《干部必讀》等送交前來迎接的紅六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劉明禮。劉明禮一看書中的醒目標題“反對毛、周、張、博”就大吃一驚,立即把書送到了王震和軍團政治部主任張子意處。據說王震一看這兩本書就勃然大怒,順手就把書扔在地上還破口大罵:“狗娘養的才反對毛主席!”[4]
20世紀60年代,王震對紅二方面軍戰史編輯人員也說過,紅六軍團到達普玉隆后,劉伯承與老戰友們見面時也打過招呼:“我們到甘孜,劉元帥就來通消息了,他說對張這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這里。”[5]
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的態度也差不多。
紅二軍團趕到絨把岔與紅三十軍一部會師那天,“聽到紅四方面軍八十八師來的干部有攻擊紅一方面軍的言詞,又看到帶來的文件和《干部必讀》小冊子中有誹謗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博古的內容時,當即和賀龍、關向應等商量后下令:對紅四方面軍派來的干部,告誡其只準講團結,不準攻擊中央領導和紅一方面軍;送來的文件、材料放在政治部,一律不準下發。”[6]
7月1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從絨把岔趕到甘孜與朱德、張國燾等見面。當晚,朱德與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徹夜長談,他們這才相對清楚地了解到了自年前與黨中央失去聯系后,這些是是非非的來龍去脈。
然而張國燾還是對紅二、六軍團首長存有幻想。
劉伯承回憶說,這個這時候的張國燾,“是想拉二方面軍一起做個決議反一方面軍”[7]。后來在延安,朱德當著張國燾的面也說過:“二方面軍會合時,他們討論(指張國燾等),要向二方面軍去宣傳中央的錯誤。我說:‘不要宣傳。無論如何,弼時是宣傳不到的’。他不信,而且發火,說我向他進攻。”[8]
朱德對任弼時這位老戰友太了解了:當時的任弼時還是屬于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有著相當認同感的領導人,在中央蘇區也曾經激烈地批評過毛澤東,但任弼時同時也是一位黨性非常堅強的老布爾什維克,那就是一身的凜然正氣——犯錯誤的時候也是一身正氣。張國燾那些上不得臺面的小動作瞎忽悠,在這位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內元老心中基本上就不可能產生什么吸納效果。
果不其然,張國燾與任弼時單獨談話時提出“六軍歸我指揮”、“二、六軍調換首長”、“另派政委”時,任弼時均予拒絕;張國燾派人向任弼時提出要召開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干部會議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時的態度很明確:“惟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決議基礎上才能一致”,理由是“造成上面的對立將要使工作更困難”……
后來到了延安,任弼時當著張國燾的面也說起過這一段:
六軍到甘孜的時候,是給了他們的宣傳一些抵抗。我們到了甘孜以后,便會到總司令。在會合以后向北前進過程當中,在離甘孜八十里的地方遇見到了八十八師。但是聽了他們談到過去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情形,我以前還以為中央確實在那里的。但是聽了他們的談話,并且講得很壞。這種教育是相當深入的。因此我停止將這些文件(國燾發來的反中央的文件)發下去,并把文件燒了。我便向他們表明態度,說明唯有在十二月決議的基礎上才能一致。這樣停止了一些反黨反中央的活動。我當時也找了一些同志談話,中間慢慢感覺到黨內統一的必要,便盡力求達到統一、四方面軍的會合來促進統一。在談話當中感覺很好,與昌浩同志的談話中,都得到了他們的同情。……但我以為黨的團結已頗順利了。國燾對我說:陜北是北方局,這里是西北局,我還不清楚。但是由機要科翻譯的文電中,我就知道了。[9]
任弼時還直言不諱一語道破了張國燾盤算的小九九:
⑴想二方面軍會合四方面軍后,能達到二、四方面軍來一致反對中央。⑵在二方面軍到四方面軍以后,逐漸的來采取過去的老辦法,所謂“合并”問題。⑶在二、四方面軍會合以后,在甘孜不好立足,便想換一個地方。要二、四方面軍一齊的向西退卻。今天檢查起來,確實有如此的布置。[10]
這里所言的“要二、四方面軍一齊的向西退卻。今天檢查起來,確實有如此的布置”,劉伯承在60年代的一次談話中也提及過:“(張國燾)還曾經想從玉樹到西寧”[11],還派出邵式平、余洪遠到甘孜調查經德格進青海的路線,但調查的結果卻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隊走不通”……
張國燾對紅二、六軍團首長這樣的態度肯定是不會滿意的,但也沒有什么辦法。任弼時理直氣壯地向他索要與黨中央直接聯系的電訊密碼和頻率呼號,他再也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電臺得到密碼和呼號后當天即溝通了與黨中央的聯絡[12],而且立即就接到黨中央領導人和紅一方面軍將領對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賀電,表達了對兩軍會合后團結一致繼續北上的希望:
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的進軍,北出陜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與蘇聯外蒙打成一片,與全國抗日人民、抗日軍隊、抗日黨派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組織人民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挽救中國于危亡。解放中華民族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
同志們,我們相信你們將更加激勵你們無尚的熱忱,勇敢與自我犧牲的精神,為全民族的解放而斗爭,為蘇維埃紅軍的光榮旗幟而斗爭,為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而斗爭。我們是準備著慶祝你們北上抗日的偉大勝利。[13]
這份賀電的落款仍然非常謹慎,并沒有使用“黨中央”或軍委的名義,緣由當然是不難理解的。而這份賀電表達出的對兩軍會合后北出陜甘的希望,以及對“二方面軍”的正式稱謂,應該朱德、劉伯承和紅二、六軍團首長喜聞與樂見的:徐向前、陳昌浩等對年前與紅一方面軍因年前為“北出陜甘”以及由此而生出的“組織指揮問題”造成的不愉快記憶猶新,肯定不想再重演那一幕。徐向前總指揮也明確地對紅四方面軍干部們交代過:“我們幾個方面軍好比是兄弟,老四與老大搞不好嘛,別人還說不清誰對。如果與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說老四不好。”[14]
“團結就是力量”,至少在那個當口,就是一個難以抗拒的“剛性需求”!
因為中革軍委、紅軍總部和總政治部早在6月初就已“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于是已回到“中革軍委主席”崗位上的朱德總司令就理所當然地以“軍委命令”的方式,宣布了紅二、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合組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成立:
軍委命令:
七月五日決以二軍、六軍、卅二軍組織二方面軍,并任令賀龍為總指揮兼二軍軍長,任弼時為政委兼二軍政委,肖[蕭]克為付[副]總指揮,關響[向]應為付[副]政委,陳伯軍[鈞]為六軍軍長,王震為政委,即分別就職。此令。
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薔[[15]
朱德總司令后來也說過:“與二方面軍會合后,我們氣壯了”,“……任、賀來了,我和他們背后說,如何想辦法去會合中央,如何將部隊分開,不讓他指揮。賀老總很聰明的,向他要人要東西,把三十二軍帶過去了”[16]。而原任紅四方面軍四軍參謀長的陳伯鈞在7月3日就被張國燾通知“工作調動”,4日朱德和張國燾又與他作了正式談話,當日便走馬上任,接替肖克擔任了紅六軍團軍團長。[17]
同時期被調動工作的還有劉伯承,他也隨紅二方面軍行動,職務是“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朱德總司令后來也說過,這件事也是他們事先商量好了的:“二、四方面軍會合后,劉伯承同志去二方面軍,這是我們明知道的他反中央,我們的人想法支開一個算一個,劉伯承同志和他是對立的,幾乎被他殺掉,右傾機會主義在組織上是很兇的呀!”[18]
7月3日,根據朱德總司令的建議,任弼時也隨紅軍總部一起行動,踏上了北進的征程。紅二方面軍在甘孜作短暫休整并籌糧后,以紅六軍團先導,方面軍總部和紅二軍團殿后的行軍序列,緊隨紅軍總部之后離開甘孜,開始北上。而在色達日清溝籌糧的紅三十二軍與紅六軍團會合后,也加入了紅二方面軍的建制。
7月6日,隨紅軍總部行動的任弼時直接向黨中央發出了年前失聯以來的第一份電報:
豪、英、澤、洛、博、稼:
㈠二、六軍團于本月一日全部在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合,現隨同四方面軍繼續北進。
㈡這次遠征,計費時七個多月,行軍一萬余里,沿途大小戰斗十余次,傷亡約五千三百人。出發時兩個軍共一萬七千人,到甘孜會合時為一萬四千五百人,二軍九千人,六軍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發時稍有增加。
㈢我現隨朱、張行進。
弼時
三六年七月六號[19]
后來的事實證明,朱總司令出的這個主意,實在是太重要太有預見性了!
高!實在是高!
——“任胡子”,他就是“張主席”的一個克星。
注釋
[1]肖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后——獻給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同志》,《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3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陳伯鈞1936年6月17日日記,《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262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3]1986年7月21日《王震談話記錄》,轉引自《王震傳》第6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王震傳》第66~第6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王震談紅二、六軍團會合及湘鄂川黔邊蘇區革命斗爭和長征等問題紀要(1960年11月22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82~第28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28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7]《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8]《朱德在1937年3月2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張國燾路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選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9]《任弼時在1937年3月3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張國燾路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選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0]《任弼時在1937年3月3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張國燾路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選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1]《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2]《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史·革命戰爭時期》第52頁,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13]《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慶祝紅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年7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75~第10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5]《中革軍委關于組織紅二方面軍及其領導人任職的命令(1936年7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6]《朱德談紅二方面軍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后的經過情況紀要(1960年11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71~第27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7]《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266~第257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8]《朱德談紅二方面軍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后的經過情況紀要(1960年11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71~第27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9]《任弼時關于紅二、六軍團長征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情況致中央領導人電(1936年7月6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5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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