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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從蘇聯回國后，我在武漢鋼鐵公司陪蘇聯專家任俄語翻譯。在武鋼的專家人數最多時有20多位，其中少數專家還帶有夫人。蘇聯專家的專業范圍是耐火材料、燒結、煉焦、煉鐵、煉鋼、軋鋼、機械、基本建設以及一些附屬專業等。蘇聯專家組組長叫巴杜羅夫，他的專業技術水平較高，在蘇聯國內有一定的權威，知名度比較高。

在武鋼的蘇聯專家都是根據1950年3月27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關于蘇聯派遣專家工作條約》的規定派出的。雙方嚴格執行和貫徹關于派遣專家的協定和中國政府關于蘇聯專家工作的規定。

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到莫斯科同蘇聯方面談判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有關派遣專家問題也是談判的重要內容。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于1950年3月27日正式簽署了《關于蘇聯派遣專家工作條約》（以下簡稱《條約》）。在《條約》上簽字的中方代表是駐蘇大使王稼祥，蘇方代表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條約》的主要內容大概有幾條：蘇方派遣的專家由中方支配，專家在華工作期限為一年，如需延長或提前，由中蘇雙方協商。還規定蘇聯專家享受同等的中國專家的薪金標準及糧食工業品供給和其他補貼。當然，這只是一個一般原則，當時中國專家的薪金比較低，中方實際上付給蘇聯專家的工資遠遠超過了中國專家的工資水平。還無償提供蘇聯專家及其家屬由蘇來華的旅費、食宿費用，并另付給他們一個月的薪金作為安家費，在華工作一年按一個月的標準休假。《條約》還規定中方另向蘇聯派出專家的企業每名專家提供支付1500～2000盧布的補償費，并免費向蘇聯專家提供在華工作期間的住宅，等等。應該說，中方向蘇聯專家提供的這些條件是極其優厚的。有了這個條約，派遣專家就有了法律依據。

武鋼遵照以上規定向蘇聯專家提供應該提供的一切，實際上提供的比這還要優厚些。在中國遇到自然災害而經濟困難時，市面上的供應全面緊張，但對蘇聯專家的一切供應仍充分保證，這是蘇聯專家親身經歷的。這一方面是貫徹中蘇雙方共同簽署的《條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對蘇聯專家表現出的友好情誼，是中蘇友誼的體現。

為接待蘇聯專家，武鋼花費相當數量的資金，在武鋼職工生活區建了一座獨門獨院的專家招待所。那是當時當地最好的一棟建筑，設施齊全，環境優美。它屬武鋼交際處直接領導，有一套完整的服務班子，為蘇聯專家們的生活后勤服務，還負責專家們到外地旅游、參觀等。如組織專家們到湖南韶山毛主席舊居參觀以及到外地休假，等等。除此以外，在武鋼還專門成立有專家工作科，直屬武鋼總經理室領導，負責蘇聯專家的翻譯配備（每位蘇聯專家都有一名翻譯）。為了使蘇聯專家的建議能切實貫徹到生產和建設的實踐中去，各有關廠礦在其技術部門配有貫徹執行專家建議的專職技術人員。對蘇聯專家每項建議都有書面記錄，對蘇聯專家建議在生產和建設中起的作用、效益，都設有專門檔案，使蘇聯專家知道他們建議的價值，所以他們對此都很高興和滿意。

在學習蘇聯經驗方面，根據國務院領導、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必須注意兩種傾向——“全盤蘇化”和“不重視蘇聯的經驗，不聽專家的意見”。當時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全國蘇聯專家工作，所以他的指示就是政府的意見。

武鋼的同志就是根據以上這些原則精神向蘇聯專家學習的。總的來說，是尊重蘇聯專家的建議和意見的。為了使蘇聯專家的建議和意見更加符合武鋼的生產和建設實際，就要幫助他們了解情況，所以，武鋼的主要領導定期向蘇聯專家通報武鋼生產和建設中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1959年9月，武鋼第一號500噸平爐（煉鋼爐）建成出鋼之前，武鋼領導同蘇聯專家之間在平爐裝料和出鋼的時間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分歧。當時平爐本身已建成，進行了烘爐，但平爐的主要設備——裝料機沒有安裝完，不具備裝料條件。武鋼領導為了在1959年10月1日之前生產出第一爐鋼，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獻禮，決定采取人工裝料。蘇聯專家不同意，雙方討論、爭論得很厲害。蘇聯專家認為，500噸的平爐用人工裝料，要用上千人甚至更多，要排差不多二里長的隊伍，用鐵鍬一鍬一鍬地裝，這樣裝料的時間會拖得很長，對平爐的正常安全生產沒有保證，從技術上看也不可取，會出現負面影響，建議哪怕拖十幾個小時或者拖后一天，待裝料機安裝完以后再裝料比較可靠，既省力也科學，對平爐初投產的安全有保證。經過充分的、同志式的討論、爭執后，聽從了專家的建議，使武鋼第一號平爐安全順利地產出了第一爐合格的鋼水。雙方皆大歡喜。這是雙方緊密、友好合作的結果，也符合國務院關于向蘇聯專家學習的精神。

在武鋼的蘇聯專家熱情、認真、負責，經常深入生產第一線，講技術課，培養干部。只要生產和建設上需要，隨叫隨到。為了配合好蘇聯專家的工作，應對夜間突發性事故發生，使專家能及時趕到出事現場處理問題，把一些翻譯同志安排住在專家招待所附近的宿舍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陪的是一位機械專家，叫科羅契科，他在蘇聯國內是一個機械廠的廠長，在武鋼負責主要廠礦機械設備的運轉和維修。去現場處理突發性事故是經常的事。每次下廠，他都要仔細檢查主要機械設備的運轉情況，經常登上平爐和煉焦爐的爐頂查看情況。爐頂上的溫度在七八十攝氏度以上，盡管穿著耐熱的大頭工作鞋，但仍待不了幾分鐘就忍受不住了，有時他不讓我同他一起上去。他說他在蘇聯國內已習慣了，他能堅持那樣的高溫，而我不行。他對我的照顧，我很感激。

為了豐富專家的業余文化生活，經常給他們放映蘇聯電影。每星期六晚上都要為他們舉行舞會，由武鋼的共青團組織負責挑選陪專家跳舞的舞伴。這些舞伴多半是武鋼的青年男女和附近一個紡織廠的女工。科羅契科的夫人最喜歡跳舞，凡是舉行舞會她都必到。而科羅契科不愛跳舞，但每次舉行舞會時，他從頭到尾都要坐在那里看別人以及他的夫人跳舞，我也只好陪他坐在那里。他的夫人有時也邀請我同她跳舞。

在武鋼的蘇聯專家同武鋼的領導以及其他同志們相處融洽，合作愉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在武鋼的生產和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的幫助和做出的貢獻永遠銘記在武鋼廣大職工的心中。但到了1960年，情況發生了突變，蘇聯政府突然決定撤回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

中國政府還希望時間能使蘇聯政府冷靜下來，回心轉意，以兩國的根本利益和中蘇人民的友誼為重。總還是有過結盟的“蜜月”吧，總還是同聲齊唱過《莫斯科——北京》這首歌吧。那首歌里還有“蘇聯和中國永遠是兄弟”呢。所以中方不急于回答蘇聯的照會。

但蘇方不等中國答復，就在7月25日通知中國說，在華工作的全部專家均在7月28日至9月1日離境。

蘇聯政府突然撤退全部援華專家的行動，不但使中方大為震驚，甚至一些蘇聯專家也對此表示震驚和不理解。

7月31日，中方復照蘇方，指出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違反了中蘇友好條約，違反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條約準則，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并且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表示愿意挽留在華的全部尚未期滿的蘇聯專家繼續按原聘期在中國工作。

但蘇聯政府在通知中國政府的同時，也通知了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毫不留情。在武鋼的蘇聯專家同樣接到了要他們回國的通知。他們當中絕大部分的工作尚未期滿。另外，中國同志把蘇聯政府7月16日給中國政府照會的內容讓蘇聯專家看了，并作了解釋。蘇聯照會的主要理由是：中國人不尊重蘇聯的技術意見，并經常表示蔑視；中國人做了蘇聯專家無法容忍的事情。蘇聯專家一聽，就明白了這些理由站不住腳。

在武鋼的部分專家手頭上的工作有的完成起來很難，要求完成之后，向武鋼工程和技術人員交代清楚再走，然而蘇聯駐北京代表不同意，答復說：“立即回國，這是絕對命令！你們只能執行！”有個別專家很忠誠于蘇聯政府，立即對中國翻譯表示出不友好的態度，和平時比顯然不同。一天晚上翻譯到他房間去看望他，當時他在衛生間，待他出來后很不高興地對翻譯說：你為什么亂動我桌上的東西（他桌子上放有蘇聯政府給他們的通知）？翻譯根本就沒靠近他的桌子，因此感到莫名其妙，并嚴詞駁斥了那位蘇聯專家毫無根據的指責。

蘇聯專家在離開武鋼去北京的前夕，武鋼為他們舉行了歡送宴會。武鋼領導在宴會上講話說：你們在武鋼工作很辛苦，為武鋼的生產和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武鋼全體職工感謝你們，你們同武鋼廣大職工相處融洽，雙方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我們舍不得讓你們走，但是蘇聯政府下令要召回你們，我們只有表示遺憾。我代表武鋼全體職工為你們餞行。

蘇聯專家組組長巴杜羅夫含著眼淚，在宴會上感情激動、聲音微顫地說：我們中途撤走，實在感到內疚，我國政府在通知中說的召回理由，我們在武鋼沒有碰到，我相信歷史將為之遺憾，也將作出判定。祝武鋼今后更加輝煌，讓我們之間的友誼長存。據知巴杜羅夫回國后不久，就被派到東歐一個國家當專家去了，原因是他在中國工作的時間較長，對中國友好，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蘇聯當局怕他在國內發表一些不利于蘇聯政府的言論。

在武鋼的蘇聯專家到北京后，參加了中國政府8月16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送宴會。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會即席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周恩來總理回顧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感謝全體蘇聯專家在中國期間對中國給予的幫助。同時也指出，現在蘇聯政府決定把各位朋友撤回去，我們雖然一再表示挽留，但是沒有得到蘇聯方面的同意。周恩來總理就此表示了深切的惜別心情。到講話最后，周恩來總理很動情地說：“我不能再講下去了，我的感情已不允許我再講下去了。”周恩來總理這次熱情的、得體的即席講話，使得全體在場的蘇聯專家深受感動。有些專家包括他們的夫人，都流下了眼淚。

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給蘇聯專家贈送了中蘇友好勛章。

蘇聯官方研究機構公開地向世界承認撤退援華專家的害處是28年后。1988年，蘇聯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部部長德柳欽對日本記者說：“赫魯曉夫在1960年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強行撤回了專家，這不僅給中蘇關系、而且給整個外交戰線帶來了嚴重損失。中蘇兩國的宣傳機構從此開始相互譴責，開展了論戰。”

來源：“近代史飆車”百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