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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8日-3月2日，2015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五屆年會在黑龍江亞布力隆重舉行。柳傳志、任志強、任正非、馬云、毛振華、馮侖、趙民、陳東升、雷軍、周鴻祎等中國企業家們集結于此，共同探討“市場、法制與企業創新”。

3月1日，正略咨詢創始人、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趙民出席并主持了分論壇《“新常態”與宏觀經濟》。參與本場論壇的嘉賓還有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胡祖六、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華泰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王梓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周林、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中泰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吳慶斌、中國誠信公司董事長毛振華。

論壇上，胡祖六稱，新常態不是低增長的代名詞。新常態在美國更多是經濟周期，比如說這輪加息之后，或者是減息之后，6.5%降到5.5%，我們新常態就是有可能是6.5%。或者說通貨膨脹率，一直都比較低。劉積仁認為，未來GDP增長2%可能也是新常態。“還是應以一個比較平和的心態來看待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國家的高速發展30年這是意外，這是太契機了，今后平穩的發展，GDP2%、3%、5%、6%的發展可能也是新常態。”

以下是本場論壇嘉賓部分文字實錄：

王梓木：我真的沒有想好到底說什么，因為這個題目太大了，“新常態”與宏觀經濟，我走的時候還看了不少最近的文件，什么叫“新常態”？宏觀經濟是什么樣的情況？如果一定要說，借此機會把保險業整個的態勢、走向，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新常態”，因為去年一年保險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跟大家做一個溝通。

去年國務院頒布了兩個文件，加快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發展加快服務業的意見，這兩個看似不大，但是對整個歷史來說具有劃時代、里程碑的意義。中國保險業從此站到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之所以過去做保險都把自己看成是行業發展的規劃，現在已經上升為國家意志，就國家、政府越來越多的來使用保險業這個工具，來進行宏觀經濟上的管理，進行民生的一些管理等等。

從去年的情況來看，GDP是一個緩慢下行的態勢，但是保險業在這個時候駛入快車道。為什么？就我的理解，很多年前我發表過這個觀點，保險業的發展和GDP、經濟增長是一種算術級的關系，去年比上年翻了一倍，除了小米這樣的以外，不可能這么高，可是整個行業真的就翻了100%，增長速度也快得不得了。去年保險業強勢發展，保費突破2萬億，行業總資產突破10萬億，保險業增速達到17%。其中財產險增長16%，壽險增長是8%，我國保險市場世界第6上升到第3，成為全球最有潛力的保險大國。最近新聞聯播也播出，經濟體保證保險占到經濟增長的66%，保證金較長的年金增長77%，與民生關系健康保險相關的增長41%。另外行業的效益突破了2000億，同比增長106%，是歷史上最好的一年。保險資金運用實現的收益5000多億，創歷史新高。保險業，無論從保險業務的發展還是收益都得到了一個特別大的發展。

當然這里面產險、壽險有各自不同的變化，保險業的錢都怎么使，我們能不能接上軌，地方政府給的越來越多，保險業這幾年是放開了資金運用的渠道，過去我們保險公司的錢只能委托給保險資產公司來管理，現在不是這樣，現在可以給社會上任何公司來管理。所以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現在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戰，也市場化了。像我們華泰資產管理公司管理2300億資產，我們公司的資產只有10%多一點，將近90%都是管理第三方資產，當然我們的資產不是都委托給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來管理。

去年的管理也有很多亮點，償二代，歐洲現在還沒有使用，中國就開始，這個特點就是過去按照規模管理，現在是按照你有多少錢干多少事，按照風險系數管理，你的資金在那兒，放在什么行業，各種不同的保險產品風險系數是不一樣的，所需要的償付能力是不一樣的。這是監管部門的一大進步。

在費率市場化以及壽險、萬能險、車險費率怎么定，過去都是由國家頒布費率，現在由自己定，按照這種形式的到來大公司應該是占優，特別是“老三家”規模效益在那兒，小公司幾乎到死亡的臨界點，怎么活，這時候逼著保險公司轉型，中小公司向何處去，你沒有結構性的變化和核心能力的培養，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現在保險行業還是處于壟斷的市場，競爭也很激烈。

還有保險行業的退出，不要以為保險公司只是賺錢不賠錢，去年保險公司的估價增長很高，就和我剛才所說的，和整個改革的推動，增長的驅動和收益的增加帶來的一種形勢，但是這里面風險在不斷的疊加。

這對我們來說是屬于“新常態”，一個是加速發展，成為保險業的新常態，其他行業可能在收縮，但是保險業加快發展成為新常態。第二是市場化改革成為新常態，不改革就死路一條，怎么改是自己的事。創新驅動是新常態，特別是和互聯網結合，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技術怎么運用到保險業當中去，互聯網保險、或者是保險互聯網，也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事情。

劉積仁：新常態這個討論特別多，好像是比較清楚，成長的方式不一樣、成長速度不一樣，未來整個的市場環境，包括治理、機會的均等等等這些。我從企業的方面，我們的直接感受大概有幾個，我認為作為企業自己可能要重新思考。在新常態下面首先是政府的財政絕對不會像過去那么寬松的，這一點我們的體會比較深，事實上如果做了政府的項目現在應收款也費勁，政府過去比較快速的投資，決策也比較容易，這件事現在看來變得越來越不容易了，這是因為政府的稅收和企業的發展都有直接的關系，而企業本身面對的挑戰，我認為新常態應該理解為如何在低速成長空間下還能夠生存的問題。

今天雷軍講到有一個企業有多少毛利潤率，還能夠生存，事實上我們的企業已經面對著如果是有5%、6%、3.5%的我們的企業還會不會活。有時候我們可能看到像日本、歐洲有過負成長，那么多的企業還能活那么長的時間，看著不怎么健康，但是生命力很強。可能我們的企業要思考一下，在低利潤率、低成長速度里面，我認為這對我們的企業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個本質上還是企業自己的核心競爭能力，先不要談創新，就是企業的卓越運行能力，精細管理能力，最終能夠控制成本的能力，包括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能夠快速的決策和控制的能力，這都取決于企業未來的發展空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在這種新常態下，很多企業就變得迷茫，大家都知道創新，這句話好說，誰都知道創新是對的，在哪個地方創新。事實上中國的企業在過去三十年間，我們老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沒有，如果我們看到30年前、20年前，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成功概率還是相當大，因為那個利潤空間，我記得柳傳志總講，原來王選講我這個行業像一個蘸滿水的毛巾，總能擠出水，緊一緊出來10%，再緊一緊還能出來10%。但是今天，IT企業、卓越管理，這個利潤空間越來越少，在這個時候它在變革，要不就靠創新、商業模式的變化，而這個創新并不那么簡單，創新的成功是意外，不成功是正常。如果你沒有一個充分的積累，或者過群的基礎的投入，包括專利保護等等方面，還有你創新的本身的模式，開放目的創新如何整合資源，包括人才，到今天的新常態來了也比較快，突然新常態的時候讓大家馬上創新，這件事我認為不太現實，一定要走出來。問題是如果走五年，會是怎么樣的？你還有沒有空間。所以我認為企業本身在這樣的新常態下沒有充分的準備，包括在低速成長和低利潤空間的生存本領不夠強。

還有一個，如果看我們任何制造業，在過去10年、20年，生產效率的巨大提升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像汽車產業，我們做的設備，生產效率極大地提高，意味著過剩，也就變成一種現實，我們今天看到，中國現在做的東西好像過去是給外國人出口，外國人日子過的不太好，我們買，過去買的有點多了，我們在窮的時候，我們追求買更多的奢侈品，或者看得好看的東西，有了錢買更多的便宜的東西、簡單的東西，生活也變得簡單了，整個拉動這個常態我認為是比較可怕的。

這種常態背后我們希望創新，希望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我們看這個平臺還差的很遠，因為他的背后一個新興的產業的支撐，包括政策、環境、法律，剛才講到比如說服務、保險，我覺得保險一定有未來的產業，老百姓需要買各種各樣的保險，問題是我們制定一個保險需要時間，什么時候形成一種真正的需求。我們說未來新興的產業發展，如果我們看到大學，現在大學一年六七百萬大學生的就業，我覺得這是對中國社會未來一個極大地挑戰。制造業需要的人越來越少，機器人在制造業越來越流行，現在大規模的制造，一個是外資制造自轉移，還有我們自己制造業的供需關系也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規模，這么大部分的大學生今天的學習全是面向中國未來發展的，特別是國際貿易、法律、MBA等等，而這個社會本身還沒有提供那么大的就業機會，我們看到這個方面的結論，政府事實上是需要更多的資金，我們所謂的儲備，你到各個城市會發現，事實上負債更多，也沒有那么多的儲備。這么大的國家，我們的醫療保障是十分基礎，教育投入要很大。所以我認為到這個時候，政府的聰明就是要釋放改革的紅利，要把這些我們不能叫變革的力量通過市場，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覺得你沒有那個能力，或者是國家今天沒有這個經濟的實力，用國家的力量來推動這個變革的時候，而這方面用市場來變成，這肯定是一個正確的選擇。而這個過程中，無論對企業、對政府、對我們原有的一套體系，對我們的教育看起來是很復雜，而這個復雜的結論就是在短時間之內，我覺得我們新興常態很快就會來，今年是新常態，明年可能是就是新新常態，再來可能就是新新新常態，這個常態一定會順著這條路走到某一個時間，才有這個環境，而這個過程中可能一個企業學會生存，當然生存的路，我們講到創新是生存，我覺得傳統產業有時候能夠支撐和發展下去這是變革的經驗，這是一個課題，這個過程一定會有一批企業死，一定會有一批企業要生。

另外來的快現在看來走的也快，今后我相信也是這個格局，今天的明星明天可能也會有問題，所以我認為還是新常態更多是我們正確的心態，以一個比較平和的心態來看待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國家的高速發展。30年這是意外，這是太契機了，今后平穩的發展，GDP2%、3%、5%、6%的發展可能也是新常態。

盧邁：經濟增長新常態可能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防止所謂的快速城市化，我們今年實現了7.3%，對這個問題有兩種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衰退的過程，現在還在探底，這個衰退的過程幾乎用多少個月來衡量，就是多少個月的下降，其實這是不太準確的。經濟增長現在已經進入現在這樣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正常的狀態，潛在的增長率我們雖然說不太準，但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時候發布的報告已經說，2011-2015年的增長率應該是7.5%，下一個五年是7%，然后到2020年以后是6.5%，李善同他們這個報告是根據一般均衡模型不斷做的評估，以前可能還有低估的地方，但是他們做這個時候把勞動力、出口、各方面的因素已經考慮在里面，新常態就是說這不是不斷探底的危機過程，而是一個正常的增長過程。如果是可以理解為新常態就是正常態，樊綱說的這個詞，我覺得是站得住。

新常態會不會跌到6%、5%，2020年假如說這個分析站得住腳，也不會跌到5%，因為那真的就出現危機了。政府有一個承諾，就是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潛在增長率可以實現。

在現在這樣一種增長情況下，它是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入現在的中高速增長，必然會遇到很多問題，在這個時期會把以前超高速增長中的很多問題暴露出來。剛才劉總說現在企業分化，應該說很明顯，從房地產企業轉到制造業企業，轉到過去通過鋼貿很容易這些企業，一批企業需要倒下去，而一批企業需要在新的起點上發展起來，這種情況現在正在出現。

在現在的情況下，一個很有意思的，我們就看到，在上一個五年計劃制定的時候，劉赫寫過一篇文章“十二五”背后的邏輯，他把這個邏輯進一步的說明，就是在國際大格局下，中國不可能長期靠出口來保持增長，必須要靠國內市場的發展。五年過去了我們看到這種情況，中國的收入這些年都在快速增長，日本的東西本來認為很貴，很精細，日本人認為賣不出去，結果被中國人搶過去，這是中產階級消費的一種特征。我估計在未來幾年這種收入快速增長的勢頭不會停下來，農民工的收入現在在增長，因為他的供給趕不上需求。

吳慶斌：謝謝主持人，謝謝前面幾位嘉賓。我先大概談兩個部分，我看到新常態五個特點，在新常態五個特征之下金融行業要怎么去轉型。

第一個特征，中國要告別過去十多年資產的快速升值過程，主要以土地資源、房產資源和礦產資源的快速升值過程基本已經結束了。如果沒有新的一輪的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可能我們這些傳統上的高速增值的資產沒有了，所以對我們的資產投資是有影響的。

第二個特征，GDP從原來的8%、10%由高速增加回到低速增長，再去決定GDP的增速問題。所以說GDP是中速或者是低速增長應該是一個長期現象。

第三個特征，人民幣匯率問題，人民幣匯率應該告別單邊升值的過程，可能這種貶值的，或者是貶值債多少，可能要根據全球的經濟走勢，如果都堵人民幣升值，或者看人民幣資產的增值這個過程基本上快結束了。

第四個特征，由原來的我們是以規模拉動型的經濟，逐漸轉化為以效率型的經濟，原來我們上汽車、上鋼廠、上礦山、上房地產，這種拉動經濟很快，造成環境的問題已經沒有辦法了，下一步的經濟增長在那兒，尤其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創新的提高，由規模推動型的經濟轉化為效益推動型的經濟。

第五個特征，互聯網對我們傳統產業和對經濟的拉動都是不可避免的，一是互聯網會改變我們傳統產業的一些經營模式，尤其對我們管理上的提升。另外由互聯網產生了非常多的新的應用和新的服務，可能互聯網本身創造的GDP，可能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汽車、鋼鐵、水泥創造的GDP，這種服務性的價值。

總體來講，新常態之下兩點導致的結果，就是錢難賺，買塊地、開個礦、批一個金融牌照就可以賺錢，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定要靠我們的資源稟賦去賺錢。第二我覺得新常態之下，實際上最終回歸的結果，就是讓市場起到配置資源的核心作用上來。對于金融行業最敏感的是什么？市場資源，資源就是資金，市場就是價格，實際上對金融行業來講我們面對的新常態之下最大的挑戰，就是利率市場化。因為昨天央行也宣布今天開始降息，核心還有一個就是把存款利率上浮空間又擴大10%，到1.3倍。如果是這么來看的話，再經過一二次存款上浮空間的提升，在配套我們的存款保險制度，基本上就是我們市場化已經基本完成了百分之二三十。在這個前提下對金融機構來說，我們在靠天吃飯，靠金融牌照吃飯，靠壟斷吃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利率市場化以后就代表著金融機構要充分的競爭了。不能靠這種簡單的息差收入來賺取我們的收入，現在中國的金融機構以銀行業為代表，他們現在是以70%是息差收入，30%是中間業務收入，在國際上70%是中間業務收入，30%是息差業務收入。在新常態倒逼金融機構轉型，對我們非銀行金融機構怎么來轉，我覺得這是對整個行業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我們中泰信托在適應新常態，或者是擁抱新常態、歡迎新常態才能走遠。原來的信托行業也是靠著當前兌付，主要是息差收入，在過去十年間我們秉著對土地資源的投入，對高速增值資產的投入，我們這種大的資產配置，隨著資產增值過程中我們賺取了一塊收益，信托行業應該是過去十年間金融行業給投資人創造收益最高的。核心就是資產配置主要是以土地配置資源上。

下一步我們怎么辦？新常態之后沒有這么多的可升值資產了，錢不好賺了。我們原來主要提供資產增值，逐漸要適應新常態下擁抱新常態，我們要做到給客戶提供資產保值，然后才能給客戶提供資產增值，然后給客戶提供資產的全程服務，不能再靠原來的以給客戶提供高收益、高額回報、高增值的資產增值類的服務，應該完善產品線，資產的保值服務、增值服務、資產的傳承服務。資產的保值服務就要求整個信托行業，資產管理類業務不能簡單提供融資性的服務，應該逐漸的要把這種大量資產配置服務提進來，以貸款型的服務逐漸融合進來一些風險對沖類的，期貨、大宗產品配置，包括一些配置對沖CPI類的資產配置。資產增值服務會變得更難，因為過去我們金融行業，包括銀行、有房有地押給你借錢，但是隨著中國資本化的過程中之后沒有那么多的可離岸類資產，再找機構去借錢，我有什么樣的現金流來借錢，我們尋找高速增值的資產的時候過去的老一套是行不通的。要找到服務業當中的一些增值類資產。另外一類是財富傳承服務，因為中國經過十年、二十年的M2等于了10倍、20倍，成為全球最大的M2國家，M2就是可理財資金。我們財富管理市場，我的判斷三五年應該是財務最大的財務市場。我們創業型的企業家逐漸也需要傳承服務了。

總體來說，還是要求我們整個金融行業要打造新型的風控體系，傳統的風控體系已經適應不了新常態，第一新常態下違約事件的爆發也不是一個特別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一個常態，債券的違約、銀行不良貸款的提升，信托融資的違約等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逐漸回到風險和收益對等的條件之下。所以對整個金融行業的風控體系的再造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總體來說金融行業要主動的擁抱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在新常態的要求下，倒逼我們金融機構轉型，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務。謝謝大家！

周林：首先要感謝大會論壇主持人邀請我來參加這次論壇，其實我2002年當時在上海，那時候就聽田源主席講起過亞布力，那時候相對規模比較小，13年前他在上海會計學院EMBA項目講起過，后來一直沒有機會，我在國外的時候比較多，2008年才回國，今年第一次在武大開會，論壇的幾個大佬都是武大的，包括毛振華毛總邀請我來終于成行。其實我看了一下上海交通在這個論壇里面有不少的校友，沈南鵬是數學系的，陳琦偉是我們交大安泰的教授，王均豪也是我們的學員。交大安泰還是蠻有意思，其實在南方很有影響，但是在北方，特別是東北的影響特別小。那次我跟馬書記到你們企業走訪過，三年以前，在交大帶了一個團走訪過。這次也是一個機會，到塞外來、到東北來，但是這是一個全國的平臺。

講新常態，剛才各位嘉賓都講了很多，我還是講跟咱們商學院聯系起來談，錢穎一也談了教育，我還是想談一下商學院教育相關的，對于新常態的怎么適應，怎么樣幫助宏觀經濟在新常態下能夠穩步的增長。

新常態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創新驅動，創新是最重要的資產，唯一的資產就是人才。怎么樣培養真正的人才，能夠有創新的意識，有創業的激情，其實這是我們商學院一直在討論的一個問題。我記得早些年大家在討論商學院是在培養什么的，有很多企業家看不起商學院，最多是培養經理人，經理人說穿就是打工的，當時很多商學院回應，即使這句話對，其實培養為企業家打工的也是挺重要的一個任務。但是現在我想不僅僅是中國的商學院，包括全球的商學院都在討論，商學院不僅僅只是培養經理人，更重要的也是培養企業家。

所以過去衡量商學院看你成功不成功，你的學生畢業以后有多少到投行、高盛、多少去了中金，大家都覺得挺好、挺體面的，商學院年輕人趨之若鶩，現在更強調的是怎么樣讓商學院幫助我們年輕人給他們創業的技能，給他們的創業創造更多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激發他們創業的激情。這是我們商學院應該積極努力做的。

對于像上海交大綜合性大學的商學院，我們學院想辦法找出怎樣的優勢，因為中國有很多的商學院，比如說在上海中歐商學院，大家都知道比較多的。這樣的情況下，像交通大學商學院，安泰經管學院怎么競爭也是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這個牽扯到我們的發展。當然我們要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優勢，特別是像上海交大這樣有傳統、有優秀的工科背景的傳統。因為大家現在看創新創業，過去野蠻性的創業一下就成功了，找一些機會，膽大一些就有可能成功。但是當企業脫離野蠻增長，進入新常態以后，實際上商業模式的創新，這個創新更多是和技術的互動，新型技術發展對創新、創業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上我們商學院如果單純在商學院自己圈子里面談創業，實際上這是不完整的。所以從商學院來說，要能夠打開自己的院墻和工學院和其他更多的機構能夠建立更多的聯系，一起來培養創新創業人才。

這一點，中國現在實際上走的比較慢，但是我到美國去了很多學校，著名的高校斯坦福有很強管理科學與工程系，他們有很多搞創新創業的。伯克利我們也去了，他也是在工學院給他們的學生講創新創業，美國的很多學校，創新創業的推動力量是在工學院而不是在商學院里面，這種危機感。中國還沒產生，但是作為中國的商學院，特別是像上海交大、華工、清華，在這些高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與其等到工學院開始發現，他們開始做起來以后你再去合作可能就會很被動。所以這方面是我們現在安泰經管學院努力做的，主動尋求和工學院的合作。對于創新創業人才進行培養。當然現在大學高校，交大成立的一個創新創業學院，它是一個平臺，對全校的學生都是開放的，本科生也可以，研究生也可以，都可以到這里面去，在這里面學一些基本的商業相關的管理、融資、領導力基本的課程以后，希望通過這個學習給一些工科背景的學生，增加他們的管理知識，對于宏觀經濟的把握，對于金融市場運作的了解，激發他們，覺得到學校里本來是學工程的，也可以搞創業。而且他們有比較好的技術支撐就會容易很多。我在美國也找過一些硅谷創新的年輕人，我覺得中國和美國比較，相對來說我們的學生創新，自己創業，他怕，他覺得有很多的風險，還不如找一家好的公司工作。美國女孩的男朋友就創業，就是做軟件的，辦公司，實際上沒什么風險，你要有技術、有核心的競爭力。我們安泰現在鼓勵學生創業，自己從學費的收入里面拿出一筆錢來，再加上上海市政府大學生創業基金，我們每年拿200萬，上海大學生創業基金也拿200萬，一年400，五年是2000萬，就是天使投資，首先是鼓勵我們的學生，哪怕是玩一把試一把，如果成功通過我們商學院的平臺引入社會資金，使得我們成功的基金會更大。

所以對于我們商學院來說，在新常態里怎么樣幫助中國發展創新型社會，怎么樣能夠培養更多的有生氣的，有創新創業意愿的年輕人，這是我們近幾年一直在做的努力。清華也同樣如此，他們也成立了跨學科的，也根據哈佛大學開在商學院里，對所有的學生開放，我問他們的院長，到那里去大家就頭腦碰撞，學生去、投資者也去，社會上有創業的人都可以去，這樣在高校里面可以創造起一個很好的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以我們商學院來牽頭把這個事情做成，這個應該是我們商學院現在在積極推動的一件事情，應該說也是我們商學院新常態教育的一個貢獻。

還有講到，現在大家也很關注，企業家社會責任，剛才盧邁秘書長也講到，中國社會現在貧富差距相當大，作為企業家從得益于社會，怎么樣回報社會。更多的企業家是提倡自己公益事情。在互聯網情況下，過去作為一個企業家要直接投到你所關心的困難群體，現在我們講互聯網金融、互聯網商務，其實互聯網慈善公益事業也是有很大的前景。

胡祖六：現在是逆時針的方向，首先代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歡迎周林周院長來參加我們這個論壇，我們是老朋友。咱們論壇的題目我談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新常態不是低增長的代名詞。新常態在美國更多是經濟周期，比如說這輪加息之后，或者是減息之后，6.5%降到5.5%，我們新常態就是有可能是6.5%。或者說通貨膨脹率，一直都比較低，不像以前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通貨膨脹三位數，現在無論利息水平年初多么低也不可能變化3.5%、4.5%。跟我們GDP的增長不斷的減速，從12%點幾、10%點幾到今年的7.3%，恰好新班子也非常的智慧，像盧邁秘書長沒有做強刺激，因為如果這樣做可能會達到7.5%，如果像2009年強刺激會有很多很多后果，所以是7.3%。這時候拋出新常態，我們還是要增長的，但是現在不要勉為其難的，達到過去的三位數增長是很困難的。所以在很多結構中，包括在學術界、媒體界新常態就變化低增長的代名詞。這是錯誤的。我們從1978年改革開放，平均9%幾的增長速度，特別是1992年南巡以后，到2000年入世以后曾經是10.3%、10.6%的增長速度。大家忘記了今天中國的經濟無論從規模，還是從人均收益水平，都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到2000年中國按美元計是2萬億美元，那時候的2萬億美元當然也不小，如果今天現在是10萬億，乘以6%就是6000億美元，就是2個馬來西亞。當然有人說印度新總理穆迪很厲害，像鄧小平一樣。因為印度的塊頭是2萬億，如果是8%完全可以超過中國，也是2000億。巴西的GDP和印度騎虎相當，中國的GDP正好是很吻合的，中國未來10年、20年絕對是6%-7%之間，除非政府出現大的失誤，毫無懸念，這是非常高的，每年6000億的新增量，所以水漲船高，很多產業都有增長的機會。在中國來說，不是說企業家很容易，其實是企業家很難。剛才王梓木談雷軍談互聯網，1688年成立的，保險是非常快的行業，但是還有很高的成長，為什么？盡管梓木從第6到第3、跨度很大，但是我們的滲透率還很低，保費收益率2%都不到，發達國家是10%，臺灣、韓國是8%，所以我們的保險行業，甚至傳統產業至少可以翻幾倍的增長空間，非常大。昨天聽到Juergen Fitschen已經超過美國成為No.1，但是我們滲透率還是很低。第一個觀點新常態并不是低增長的代名詞。

第二個觀點以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創新驅動性的發展模式。如果沒有這兩者，中國經濟不越來越市場化，還是政府主導，傳統的低成本、高投入、高排放的，連6%、7%都很難達到，我說的6%、7%，全要素生產率要3%，要效率提升。講到創新，我們有劉總這種企業，有雷軍的小米，有BAT很多這種公司，但是并不代表中國是創新大國或者是創新強國，中國還沒有遠發展到那個潛力，中國每年比如說商學院的EMBA，理工科每年200萬。我們的研發經費也是在很快的成長，已經是全球第三，從總量來說，盡管占GDP才1.8%，已經投入很大。我們從研發、從專利跟北歐、以色列還是差距很大。我們潛力還是有的，我們現在的新常態就像韓國、臺灣70年代末、8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改革，韓國、日本的優勢就一夜之間消失的無影無蹤，所以它們都要轉型。

但是我覺得中國完全具備創新的優勢，產業轉型的優勢，包括人才、各方面。創新驅動并不是靠技術，但是技術是毫無疑問的，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顛覆性的技術，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我說的創新驅動是商業模式，企業產業結構的創新，“僵尸”企業，一種市場環境絕對是優勝劣汰，直接靠市場的力量把這些不好的企業清除出來。所以我說創新驅動是靠技術，靠組織、制度的變化。我說中國成為一個創新驅動型的國家，創新大國、創新強國有很多條件，市場化的競爭機制才會發揮我們的潛力。不僅是互聯網，像3D打印我們是制造業大國，智能機器人這個空間是非常非常大，因為中國和臺灣、韓國比，有一個他們沒有優勢的，就是我們的遼闊的市場，生命科學、醫學工程等，如果你到波士頓、哈佛商學院去看60多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有激動人心的研發人員，不到21世紀人的生命可以達到120歲，基因工程可以算的(生命表)。

現在農業，各種食品科技，新能源、智能電網。現在中國產能過剩，家電、洗衣機、電視機都已經積壓，但是家庭智能化，又是一個新的空間。所以我覺得中國和美國，移動互聯網毫無疑問中國和美國是兩個領先的力量，但是在生命科學、生物制藥、在智能電網和新能源方面中國和美國有很大的潛力，如果發揮像美國這樣的潛力，真正形成一個創新大國和創新強國，一定要像美國一樣變成充分市場競爭的自由模式。

趙民：謝謝胡老師，很多場合胡祖六老師的演講，一個是“新常態”不等于低增長，大家有一個概念，每年有6000-7000億美元的新增存量。第二我們的新技術唯一的差別跟成功轉型的四小龍比就是市場化程度不夠，進一步市場化程度以后我們新的技術在各行各業都有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