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一段時間來，“黃繼光堵搶眼是虛構”，“火燒邱少云違背生理學”等觀點在網上流傳，引發了爭議。
　　
　　在此，蘭臺君無意考證這些英雄事跡本身所謂的“真實性”，只想帶領讀者們回顧一下，當年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培育部隊的思想和士氣的，從而使大家明白，當年中共軍隊能夠誕生出一大批這樣的烈士，究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還是一個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結果。
　　
　　再現黃繼光舍身堵搶眼的畫作
　　
　　解放戰爭時中共部隊十之六七是俘虜兵
　　
　　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在《關于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中談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他說，“我們的戰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虜過來的，稱為解放戰士，有的部隊，解放戰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約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在淮海戰役中，“情形竟發展到上午的俘虜下午就參加作戰。當時的解放戰士現在有許多已經做了排長、連長。
　　
　　這種情形是世界戰史上所少有的。”粟裕在談到淮海戰役時也曾說過：“敵人的士兵在他們那兒士氣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們這邊，馬上可以打仗。我們實行即俘即教即戰的政策，非常成功。”
　　
　　這些“俘虜兵”究竟對內戰勝利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中國人民解放軍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戰績公報》有這么一段統計:“兩年敵軍傷亡為其被消滅兵力全部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五，被俘為其被消滅兵力全部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七，……敵軍損失中的大部分為被俘，而被俘敵軍的大部分(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又已加入我軍”其結果就是——“我軍得此補充，即足以抵消全部損失而有余。”
　　
　　內戰后期，國民黨全線潰敗，這其中固然有解放軍在戰略、戰術上的成功，但中共部隊可以吸收如此多的戰俘，轉化為自己的戰士，甚至即俘即用，這肯定不是僅憑戰略戰術就可以達到的效果。
　　
　　而且更令人不易理解的是，很多“解放戰士”只要一換了陣營，就如同“脫胎換骨”了一樣，先前在國民黨部隊里可能并不出眾，甚至可能是個流氓兵痞，但到了中共部隊，就變得十分勇敢。
　　
　　比如，晉冀魯豫解放軍6縱戰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鄲戰役被俘參加解放軍的，最初只是一個技術出眾但情緒低落的機槍手，但經過改造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先后立下了九次戰功。
　　
　　再如，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邱少云，從前就是國民黨川軍系統的一員，1949年12月的成都戰役后，川軍瓦解，他才被補進了當時的解放軍。
　　
　　那么，中共究竟用了什么辦法，轉化這些“解放戰士”為其所用的呢？
　　
　　“訴苦”是令戰士同仇敵愾的絕招
　　
　　事實上，新補充進來的那些“解放戰士”，一開始確實給中共軍隊帶來了不少麻煩，最突出的就是思想混亂和紀律渙散等問題。
　　
　　彭德懷在寫給毛澤東的《一九四七年冬季整軍摘要》中，列舉了此前西北野戰軍內部各種思想狀況。
　　
　　他談到，當時有些戰士說：“哪里不是當兵，哪里都是吃糧，當兵吃糧的只要吃得好穿得暖就行了。”“有些人說：打內戰是不應該的，其責任國民黨蔣介石要負，共產黨也要負，只要能和平，寧愿少吃一碗飯。”
　　
　　那么究竟是哪些戰士有這種思想呢？彭德懷明確指出，“這種無條件的和平主義思想，初補入部隊中的俘虜兵占相當大的數目”。
　　
　　紀律問題也很突出，例如楊成武提到，晉察冀有的部隊強拉民夫，“一兩個人就找一個向導，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鄉背上，或私自動員大車，并有打罵群眾、抓車抓夫惡劣現象”。“一個組織科長竟盜用烈士遺金、黨費做運輸，從中取利。有個管理科只有個別的人不貪污。有些貪污分子任意揮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部隊中發動了“訴苦”運動。
　　
　　所謂“訴苦”，用習仲勛的話說，就是“針對部隊中補入較多的俘虜兵的情況，開展過新舊軍隊對比活動，由解放戰士控訴在國民黨軍隊里所遭受欺壓凌辱和非人的待遇，講述在解放軍中所享受的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和官兵親如兄弟的階級友愛之情，對加強官兵之間、子弟兵與解放戰士之間的團結，對鞏固部隊，曾收到良好的效果”。
　　
　　“訴苦”這種運動，原本廣泛地應用于各地農村土改中，后來在各地解放軍中也被不約而同地實行，例如西北野戰軍1縱358旅714團，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都是較早開展這一運動的部隊，后來他們的經驗均被大力推廣。
　　
　　一個比較典型的訴苦會通常是這樣的：將解放軍老戰士、土改后加入的新戰士、解放戰士編為“三合一”班，一個新人來到連隊后，連里首先組織“訴苦會”，老戰士上去訴說自己受地主壓迫的經歷，這些敘述很容易引發新戰士的共鳴，這樣，凝聚力就在訴苦中增強了。
　　
　　訴苦會的會場也是非常能勾起戰士們的情緒的，例如，晉察冀某部6連訴苦會“會場的訴苦臺上，聳立著一個用蒼松翠柏的枝葉和紙花編織而成的祭奠花環。花環下供放著被害親屬的靈牌。一幅‘吐苦水憶起舊仇，表決心莫忘新恨’的挽聯舒展地垂掛在訴苦臺的兩旁，格外醒目。會場的四周貼滿了‘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有苦訴苦，有冤申冤，血債要用血來還’、‘天下窮人是一家’、‘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等標語口號。整個會場莊嚴肅穆。”
　　
　　在經過“訴苦”轉化的解放戰士中，西北野戰軍戰士于德水是一個比較著名的典型。
　　
　　這名戰士家里有5口人，租地主40畝地，種了3年，勉強維持生活。第四年，父親患眼病，因無錢醫治，眼睛瞎了。地主怕交不起租，不僅把地收回去，還把僅有的一條牛牽走。后來于德水只好到鐵工廠去拉風箱。好容易掙了一點錢，又被國民黨軍隊拉了壯丁。大年初三，父親來縣城看望，于德水跟班長哀求了半天，才把連凍帶餓的父親接了進去。他想管司務長要點飯，又被司務長惡語相加。在訴苦會上，于德水說到這里泣不成聲，令在場的戰士動容。
　　
　　在訴苦大會上，類似于德水這樣的發言，給了戰士們強烈的震撼。臺上臺下往往哭成一片，前一個人剛講完，后面的人群情激奮，競相發言。
　　
　　東北野戰軍一個營教導員曾回憶道:“我營一年來的訴苦教育，給我的感受很深。
　　
　　一是訴苦教育的場面，真是驚天地，泣鬼神，不是簡單的訴說各人的苦，而是控訴整個人剝削人社會制度的罪惡，人人吐出的苦水，匯成了洶涌澎湃摧毀舊世界的革命洪流。
　　
　　二是訴出了勞動人民的心聲。把仇恨融匯在一起，戰友之間、軍民之間一下融匯到一塊了。內外團結提到了一個新高度，天下窮人是一家，聯合起來打天下。”甚至曾出現過一些極端案例，比如“一個戰士對舊社會不滿而訴苦，他氣憤填胸感動的氣死了，氣死復活，現成傻子”。
　　
　　根據中共中央部署，1947年冬至翌年2月，全軍（在大別山作戰的劉鄧兵團主力除外）進行第一次大休整，利用這一間隙開展新式整軍運動。一是訴苦，二是開展“三查”、“三整”（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訴苦運動”被推行到全軍。
　　
　　經過訴苦，戰士們表示：“地主盤中餐，農民血和汗”，“揮淚控訴舊社會，誓死消滅蔣匪幫”，“永遠跟著共產黨，火燒雷打心不變”。
　　
　　甚至，在海南島瓊崖縱隊的訴苦運動中，還出現了這樣的場面：“上臺發言的指戰員一個接一個。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來。接著，支隊首長便領著大家舉行公祭儀式，向死難的親人致哀。霎時，空氣都凝結在萬分悲憤之中。默哀未完，不知是誰就嗚嗚咽咽地大哭里起來。這哭聲牽動了許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號啕大哭。
　　
　　忽然，戰士吳坤生‘嗖’的一聲拔出手榴彈，舉得高高的，大聲喊道：‘有種的跟我來！找敵人算帳去！’說著，這些戰士就呼呼啦啦地跟著吳坤生走。”在場的政委一看場面失控，趕緊把戰士攔了下來。
　　
　　訴苦，使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有了一個情緒宣泄的出口，極易產生同仇敵愾的感情，將仇恨指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并且發泄在戰場上。
　　
　　例如，東北野戰軍3縱7師20團9連戰士王福民，以前是國民黨一個流氓兵痞，經常吃老鄉的東西不給錢，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訴苦運動”，被感動得痛哭流涕，說“我自己也是窮人出身，全家沒吃沒喝，挨打受罵”，“俺王福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之后的戰斗，五次負傷不下火線（其中兩次重傷），在三保臨江戰役犧牲，臨終前抓著連指導員的手要求入黨，后來被追認為共產黨員。
　　
　　此外，通過中共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很多貧苦農民的確獲得了一些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這些措施也進一步加強了戰士對中共的凝聚力。
　　
　　反觀國民黨的軍隊，不但士兵不知道為什么要打仗，連蔣介石本人都不能把這個問題說明白。
　　
　　1948年7、8月份一天的下午，蔣介石在勵志社宴請與會人員時，散發了一些“為什么要剿共”之類的宣傳印刷品，叫大家帶些回去對官兵講解。這些宣傳物品，內容仍然是“共產黨是不要國家民族的，共產黨是蘇俄的第五縱隊，共產黨人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產共妻”之類的說法。
　　
　　蔣介石在民生問題上的成績太少，因而拿不出有效辦法對抗中共的政治工作，這樣，對于國民黨士兵來說，“為誰而戰”這個關鍵問題就是模糊的。許多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士氣低落，士兵一遇到機會就逃跑。新聞人員稱，“我們的處境與日本人無異，老百姓都把我們當作敵人看待，因之全線不能控制。”
　　
　　民主作風增強了對戰士的感召力
　　
　　除了通過“訴苦”引導戰士情緒外，中共部隊也通過民主氛圍增強對戰士的感召力。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問身邊的工作人員：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是什么?有的人說是“艱苦奮斗”，有的人回答“支部建在連上”。毛澤東自己的答案：“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
　　
　　所謂士兵委員會制度，是1927年“三灣改編”后，毛澤東針對起義隊伍構成復雜，軍閥習氣重等問題制定的一項制度。
　　
　　這個委員會在軍、團、營、連各級都有設置，委員全由士兵產生，任務主要有五項：
　　
　　一是參加軍隊管理；二是維持紅軍紀律；三是監督軍隊經濟；四是作群眾運動；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士兵委員會的特殊意義在于，它保證了官兵們除了作戰指揮權不同外，在生活待遇、政治地位上不分上下，無論是官是兵，不管是誰違反了紀律，士兵委員會都有權提出批評并加以糾正，連長可以管戰士，戰士也可以管連長。
　　
　　這個士兵委員會在實踐中具體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呢？開國中將王紫峰回憶說：“士兵委員會開士兵會時，每個士兵都有發言權。
　　
　　例如：班長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軍官說話態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指名批評。對經濟上的意見，士兵同樣可以在大會上講。對排長、連長、黨代表的缺點都有批評的權力。
　　
　　士兵委員會設有經濟委員會或小組，管理連隊的伙食，每個禮拜或每半個月，經濟委員會要清算和理員的賬目，做到經濟公開。”
　　
　　“官兵平等”對一個士兵的內心選擇是很有說服力的。
　　
　　一個典型的事例可以加深我們的理解：有個叫曹福海的戰士，原來是國民黨楊池生部士兵，之前被紅軍俘虜了兩次，都給了銀元放了回去，后來的一次戰斗，曹福海一口氣拉了十四五個同伴拖槍投奔了紅軍，說:“你們紅軍里官兵平等，不打不罵，誰愿在那邊挨打受罵？”后來，這名戰士因為作戰勇敢，升為了排長，并在隨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途中犧牲。
　　
　　毛澤東后來在向中央匯報時認為:“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
　　
　　盡管“士兵委員會”制度在后來的戰斗中被無形中取消，但它的政治影響和實際做法，仍在紅軍中得到沿用，只是形式、名稱有所不同而已。從后來的事實看，中共領導人一直在努力展現“官兵一致”，“不搞特殊”的形象，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抗戰時期的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朱德親自種菜，周恩來帶頭紡線。
　　
　　在戰斗中，享有軍事民主的戰士也不再被動地服從命令，而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指定戰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毛澤東曾特別提到，在蟠龍戰役中，“當時有一個團打了幾天，上面認為無法打了，下令撤退。但連隊認為可打，不肯撤。連隊戰士分組討論，找出了辦法，繼續打，結果獲得勝利。陜北將此種情形，叫做軍事民主”。
　　
　　相比之下，國民黨部隊士兵普遍待遇微薄，將領則中飽私囊者大有人在，這種不平等給士氣造成了很大影響。就如同后來國民黨《剿匪戰事之檢討》中寫道的：“匪軍之優點無他，在其各級干部均能不避危難，身先士卒，以貫徹其任，反視我軍干部，下級者，專事其承迎上級之意，不知何謂自動自覺；上級者，則養尊處優，講求享受，對于軍事科學既不悉心研究，治軍教戰之天職，更早置諸腦后，一至大敵來臨，則舉止失措，顧此失彼，如此而司三軍之命，此其所以致敗也。”
　　
　　內戰爆發后，國民黨底層官兵經常不知道與其作戰的解放軍的番號、實力，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動，軍中良好的意見和建議，因攝于長官威勢，不敢陳述，上級對下級只知強行灌輸服從意識。
　　
　　華北某部一位解放戰士就曾說：“國民黨怕民主，兵見了官，一不對頭，就是棒子，提意見、評干部那是做夢！這回評干部、評黨員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見過”。
　　
　　有的人說：“我初來時，認為共產黨員是監督我們的，現在明白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完全不一樣。”前文中提到的晉冀魯豫解放軍6縱戰士王克勤，就是被“官兵平等”氛圍感染，逐漸轉變成為“戰斗英雄”的。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總結一個新戰士來到中共軍隊后的轉變歷程：他首先會近距離感受到“官兵平等”的民主氛圍，然后會通過訴苦會暢快淋漓地道出心中的憤懣，將來家中還能分到土地。
　　
　　在實踐中，這套“組合拳”非常有效。像在西北宜瓦戰役中犧牲的路新理，西南剿匪中犧牲的肖國寶，都是被轉化的典型。值得一提的是，肖國寶就是一位“舍身堵搶眼”的戰士——在1950年11月13日的一場剿匪戰斗中，他為了掩護部隊沖鋒，撲向機槍，身上中彈七處犧牲。
　　
　　“英雄人物”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對中共的認同
　　
　　到了50年代初，志愿軍中有一大批經歷過解放戰爭的戰士，也有不少新報名參軍的戰士，但他們也基本都經歷了前文所述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
　　
　　一個名叫葉生明的志愿軍戰士，在他的入團志愿書中這樣回憶自己的心路：“在國民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在進軍西南中，聽指導員上課講，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自想，我家是窮人，以后要分地，我們就是革的地主老財的命，對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
　　
　　參加了上甘嶺戰役的戰士寧體元回憶道：“解放過來了，因為我家里很窮，經過訴苦運動，訴苦運動我就決心跟共產黨干革命，干到底。能分田，給我家里能分田能分地，我就這樣干，從戰士干到文化干事，指導員、教導員，組織上很信任我，我也很信任組織。”這種轉變歷程，為他們走上戰場打下了一個比較牢固的思想基礎。
　　
　　從后來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韓戰最艱苦的一段時間里，部隊雖也有逃亡或臨陣脫逃者，但一般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
　　
　　而且與解放戰爭時相比，抗美援朝時中共的政治工作已經不再局限于黨內、軍內，而是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推廣。比如1951年6月1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布《關于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屬軍屬的號召》，在中共的倡導下，東北旅大市自訂的烈士和軍人的子弟減免費入學辦法，使全市所有烈士和軍人子弟14040人入了小學，1335人入了中學。
　　
　　西安市所有公私醫院都制定出了烈屬軍屬看病買藥優待辦法。河南許昌市有的群眾甚至自愿長期供給烈士子弟上學，除此之外，各地還幫助軍烈屬就業、在節日進行慰問，開會設置光榮席位等。楊奎松教授曾查閱了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繳獲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二十六、二十七軍等部隊檔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記，“幾乎都在講共產黨如何照顧窮人，鼓勵兒子、丈夫或兄弟為國立功。”這樣，志愿軍的“后顧之憂”沒有了。
　　
　　正如一名志愿軍戰士所說的“此次新的任務號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來。我家里還有困難，怎樣辦？經過全班的反復討論，我們不是去侵略別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會照顧。看到同志們的信上說，優待軍屬如何好，我的問題才解決了。”
　　
　　在強大的士兵工作和全國范圍的宣傳激勵下，類似黃繼光、邱少云這樣的典型人物不斷誕生，也就不足為怪了。
　　
　　他們英勇的表現，其實是對曹福海、于德水、王福民、王克勤、路新理、肖國寶等前輩的一個延續，背后的深層原因是對當時的中共確實產生了高度的認同，并把這種認同轉化為在戰場的效忠和拼殺，這也是志愿軍官兵普遍的思想狀態。
　　
　　而那些富于傳奇性的事跡，在相當長一段的時間內并沒被人懷疑為“政治宣傳”，也正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心態下，人們認為這是“正常”與“合理”的——即便走上戰場的不是黃繼光和邱少云，也總會有人代替他們的角色，完成那些不可思議的英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