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關于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的通知引發媒體的關注和議論。該委員會共49人,包括22名部門委員和27名專家委員。委員會辦公室設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教材局承擔辦公室工作。由于剛剛成立,尚不知具體工作內容和成果,因此,目前還難以深入評價。但從過去一些教科書存在的種種問題來看,中央政府對此表示高度重視,顯得很有必要。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委員會改正過去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為國家發展取得積極、有益的成果。
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想起一件舊事。
我一般不愿在網絡上與別人針鋒相對地爭論。僅有幾次指名道姓的批評,實在是因為看不下去。例如,前幾年我在網上看到有人發表言論說,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時,船上有錢、有權的罌米精英奉行了“婦孺優先”原則,罌米富翁和有地位的人,把生命的機會留給婦女兒童,平靜地接受“與船同亡”的命運,用性別原則(所謂海上規則)取代了等級原則、階級原則,展現了西方人的紳士、克己、奉獻、甘愿犧牲等等崇高精神。如果一般人說這種話,我很可能懶得爭論,因為確實有很多普通人接受了這種長期形成的固定結論,要一個個地糾正他們,太難了。而我當時看到發表這一言論的人是國內某一流大學新聞學院的主要領導。我意識到,肩負教書育人的高校頂級專家如果也接受這樣的觀點,顯然很容易將這種錯誤的謬論大量傳輸給學生,實在令人悲哀。于是,我用了一些西方人的統計數字駁斥了這位國內傳媒領域的權威專家。
泰坦尼克號上一共有2200多人,生還人數700多人,1500多人遇難。按頭等艙、二等艙、三等艙的劃分,頭等艙生還比例超60%,二等艙生還比例不到50%,三等艙生還比例不到30%。生還的700多人中,男性、女性人數大致相同,男性略多些。這一數據與所謂“婦孺優先”原則顯然不符,相反,明顯體現了等級原則。當時在網絡上批駁那位權威人士沒有再說更多的內容,這里還可以補充一些。
當時頭等艙米國男性富豪,曾用賄賂船員的方式登上救生艇,在救生艇尚有一半空座時便趕緊逃離將沉的輪船。泰坦尼克號上共有20條救生艇,按滿員算,可承載1000多人,在逃生過程中,只有一條救生艇在海中傾覆。事實上,除兩條救生艇少量超載外,其他救生艇都沒有滿員。更令人憤怒的是,生還者中居然還有寵物狗!明顯是頭等艙富豪的珍愛。還有富豪的大件行李!泰坦尼克號沉沒后,面對大量的落水人員,并未滿員的救生艇,只有一條回來搭救落水者,其他救生艇都遠遠地觀望,聽著落水者的呼救聲、呻吟聲持續一、二個小時,直到很多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活活凍死。泰坦尼克號沉沒時所謂“婦孺優先”原則,完全是罌米兩國當時一次成功的“公關策劃”,一次將“壞事變好事”的大型虛假新聞宣傳。它從根本上挽救了保險業、造船業、旅游業,并用有錢有地位的精英甘愿為保護、拯救不分等級的婦女兒童而自愿犧牲的虛假神話,沖淡緩解了罌米社會當時尖銳的階級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得不佩服罌米精英面對巨大災難的緊急應變能力。但我們也必須知道,那是一個虛假的神話,是遠離真相的謊言。
我當時用數據批駁國內傳媒領域那位權威人士后,他沒有回應,也沒有將傳播泰坦尼克號虛假神話的帖子刪掉,而是只當沒看見。反過頭來,我冷靜地想想,對這位傳媒權威專家之所以會有這種言論也表示理解,的確情有可原。因為,自1912年以來,關于泰坦尼克號的神話一直在中華民國的教科書里存在!這個謊言在中華民國的官方教科書存在了將近40年!一代代中國學子,無數中國人都被這個謊言洗了腦!雖然1949年以后的官方教材中已沒有了這類洗腦課文,但是,近年來,又有人翻印民國時期的教材,或在其他學校的自選教材中加入這樣的課文,使得這個神話與謊言再次向孩子們灌輸,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大量傳播。所以,當我看到國務院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的報道,便想起了這件往事。它提醒我們:教科書非常重要。它也向我們提出了挑戰:這個新成立的“國家教材委員會”能否避免中華民國教育部被一批洋奴掌控,幫著西方帝國主義對本國同胞實施精神奴役的局面?
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時,“辛亥革命”剛爆發不久,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由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泰坦尼克號沉沒2個月后,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供初小、高小學生使用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第一冊編入了《鐵達尼郵船遇險記》。該文以最快的速度,照搬了當時罌米媒體上關于泰坦尼克沉沒的各種神話和謊言。雖然該文在贊美西方的時候盡量裝作客觀描述的樣子,但與之配套的《新國文教授法》,即指導教師教課重點的指導書中則明確強調:教師要重點講解“歐人”“不肯茍且偷生”、“舍身盡職”、“守法”等高尚精神。該教科書封面上赫然印著“教育部審定”的字樣。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曾規定學生在校內一律用“密斯”、“密斯脫”互相稱呼。當時北大的激進分子中還有人要求廢除漢字。雖然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也聘請了辜鴻銘這樣的“老頑固”,但我們可以看出蔡元培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
1924年,商務印書館另出《高小新撰國文教科書》,繼續留著《鐵達尼郵船遇險記》一文。1926年,中華書局出版“新學制適用”的“小學高級文體公民教科書”,第四冊中也有關于泰坦尼克號遇難的課文,內容與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課文大同小異。實事求是地說,中華民國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中,關于泰坦尼克號遇難的課文還算克制,也就是說,除了贊美西方人,沒有太多的發揮。說白了就是沒有趁機詆毀中國人。也許,這可算是中華民國教育部的一種自我克制。與之相比,教科書之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關于泰坦尼克號遇難的文章則大加發揮,除了贊美西方人,還借機大肆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劣根性”。這里需要多說幾句泰坦尼克號上某個不太為人知道的史實。
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沉沒,無數西方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條巨輪上有8名中國人。海難發生后,2名中國人遇難,6名生還。這個事實立即觸動了罌米媒體的神經:當時米國的“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入境,為何泰坦尼克號上會有中國人?罌米媒體立即得出結論說,這是中國“偷渡客”。還有米國媒體分析說,2人遇難、6人生還,中國人75%的生還率是船上各國乘客中生還比率最高的。為什么中國人的生還比率這么高?罌米媒體自說自話地想象出各種結論。有的說,中國“偷渡客”在船從罌國開出之前就事先躲到了救生艇里。這種說法的荒唐之一在于,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發生海難,正常航行到達紐約要七天。如果中國“偷渡客”事先躲進了救生艇,至少要準備七天的食物和飲水,還不說如何解決七天里的大小便。還有媒體匯總生還者的“口述”說,中國人不顧“婦孺優先”的規定,強行跳入救生艇,或者扮成女人混入救生艇。總之,為了襯托罌米男性舍生忘死的高大形象,中國人的貪生、欺詐、狡猾、陰險、自私的猥瑣形象成為民族性格、種族品格對比的必要陪襯。
事實上,這8名中國人是有船票的正常乘客。他們是泰坦尼克號所屬的輪船公司的雇員,受雇前往該公司在米國的另一條輪船上任司爐工。當時美國不允許中國人入境,輪船公司的計劃是,泰坦尼克號到達紐約外港時,由其他船接他們轉到工作的輪船,由此不必入境。由于中國司爐工的工資比歐洲司爐工便宜,輪船公司自然愿意雇傭中國人。當然,輪船公司為他們購買的船票是最低檔次的集體船票。在泰坦尼克沉沒后,救援船救起生還者后,還沒到達紐約時,輪船公司發給美國政府的乘客名單中就有這8名中國人的名字和年齡。由此可以證明他們根本不可能是“偷渡客”。
卡梅隆拍攝的《泰坦尼克號》影片中有幾個被人忽視的鏡頭,其中一個是,上船后不久,小李子在三等艙找自己的鋪位時,一個留著辮子的中國人也在找鋪位,手里還拿了一本字典,對照著船艙上的英文,臨時抱佛腳地自我翻譯。這個細節有真實的背景,這8名中國人基本不會英語。因此,當生還者講述中國人冷漠、自私時,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們聽不懂對方在說什么。卡梅隆的電影在某些細節上相當真實,他具有頗高的考古素質,例如,泰坦尼克號在三等艙與上層甲板之間設置了鐵柵欄。雖然8名中國人不會英語,但他們都是年輕力壯的水手,對于船,對于海難有一定的經驗。因此,當撞船、進水、傾斜之后,他們很快判斷清楚發生了什么,輾轉來到了上層甲板。當時他們跑散了,最終還有4人在一起。當20條救生艇先后放下海面時,所有中國人都按船員的習慣聽從命令,沒有一個搶先進入救生艇。當最后一條救生艇即將放下海面時,船已非常傾斜,沒有跑出來的人已經來不及了,4名中國人守到最后一刻,等到最后一條救生艇,在看不到其他乘客的情況下,經船副允許,登上了最后一條救生艇,當時,這條救生艇上還有幾個空座,還沒有坐滿。船沉之后,返回救援的唯一一條生艇,從海面上又救起了抱著木板的1名中國人,他年輕,水性好,沒有很快被凍死。上了救生艇,還替換了筋疲力盡的罌國漿手,幫著劃槳。(另一名中國人如何得救,我記不清了,懶得再查。)因此,泰坦尼克號上的8名中國人根本沒有罌米媒體上宣稱的種種惡劣行徑。但是,他們不懂英語,不知道罌米媒體上對他們的種種污蔑,也沒有罌米媒體采訪他們,給他們說話的機會。6名生還者到了米國后,經輪船公司與米國交涉,很快過境轉到了輪船公司給他們的司爐工崗位,從此再也沒有消息。
泰坦尼克號海難過去24年后,1936年10月,林語堂主編的上海《西風》雜志刊發了署名洪皓的文章《鐵達尼上的國恥》,這篇文章對無辜的中國同胞,對毫無解釋機會的中國同胞進行了無情的鞭撻。這篇文章先是重復了被救者大多數都是婦女兒童的謊言,繼而贊美米國頭等艙乘客的光輝形象,還重復了樂隊演奏“上帝”的曲子與船一起沉沒的謊言,然后用充滿想象力不實之詞寫到:“可是在這時候,丟盡中國人面子的事發生了。‘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地躲進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這是《哈柏士雜志》上所說的。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里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
這位洪皓完全聽信了西方媒體對中國人的污蔑之詞,在被西方觀念徹底洗腦的狀態下,按照西方指定的路線、口徑,為“中國人的劣根性”又做了一次登峰造極的宣揚,上升到了“國恥”的高度。然而,這位洪皓根本不提《哈柏士雜志》的老板夫婦就是泰坦尼克號頭等艙的生還者,根本不提這位米國富翁為何違背了“婦孺優先”的原則得以逃生,根本不提這位富翁家的寵物狗也進了救生艇!事實上,在西方媒體刻意營造的“婦孺優先”高尚精神氛圍中,任何一位逃生的罌米男性,都必須絞盡腦汁地解釋自己為何沒有“與船同亡”,這位米國媒體老板哈柏士(又譯哈潑)便是其中之一。為此,哈潑一方面把對他不利的言論說成是罌米矛盾形勢下罌國人的抹黑,便將逃生的罌國男性描繪的更糟糕,以襯托自己“比較優勢”;另一方面不遺余力地污蔑毫無反駁能力的中國人,以襯托自己的高大。而這位中國知識分子洪皓(不是宋朝的那位洪皓啊),只采信哈潑對中國人的污蔑,卻刪去他對罌國人的揭露,更不提哈潑自己的不光彩行為,把所有板子都狠狠地痛打在無辜的中國同胞身上,把所有辱罵都狂噴在中國同胞的臉上。今天,我必須替那幾位從來沒有機會辯解的中國同胞說一句公道話:像洪皓這樣的洋奴知識分子才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國恥!
這樣的洋奴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史上絕不罕見。人類歷史上絕少見到此番景象:一國的知識分子沿著欺壓本國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指點的方向、提供的口徑,毫不留情地詛咒本國、咒罵同胞,為帝國主義奴役自己的祖國和同胞嘔心瀝血,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全身心地投入謳歌、贊美欺壓本國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偉大事業,恨不能絕了自己的種,以維護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文明繁榮。這不是國恥是什么!
幾十年來,甚至一百多年來,謳歌西方、詆毀中國的泰坦尼克神話,在中國孩子們的教科書里堂而皇之地存在,一遍遍重復著西方的謊言,只是令人憤怒的例子之一。這樣的例子多得是。在這種長期性的主動、被動洗腦狀態下,一位教授,一位權威人士接受并傳播這樣的觀點,當然就是很正常的必然現象。反過來說,只有成為這種西方謊言的信徒,成為被西方徹底洗腦的洋奴,才最有可能成為權威。的確,絕大多數人沒有意識、沒有能力去挑戰100多年來始終偽裝成真相的謊言。對此,教材、教科書的洋奴化現象“功不可沒”。所以,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勾起了我對這段往事的記憶。我希望“國家教材委員會”務必徹底清除當今依然存在洋奴知識分子,不要讓中國的“國恥”再多一份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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