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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方方的大作《軟埋》在社會各界引起軒然大波。方方本人在談到自己的創作動機時毫不掩飾自己在創作這部文藝作品時，實在是懷著滿腔的悲憤與仇恨，旨在為自己的家族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發出痛徹心扉的復仇與抗議之聲：

“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也都共同經歷過。他們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們背后家人的不幸卻幾近雷同。而株連到的子女們，亦都如前生打著烙印一般，活在卑賤的深淵之中。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當一個人成為“地富反壞右”分子，或成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那就意味著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蓋因為此，當一切平復之后，當“成分”（年輕人可能都沒聽說過這兩個字，但它曾經是我們成長中最重要的參數）不再成為區分好人和壞人的標識之后，當他們從幽暗的深淵走出來之后，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選擇把那些沒有尊嚴的日子，把那些傷痕累累的私人經歷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無意讓后代知道。仿佛說出這些，便是把自己已經結痂的創傷撕開來讓自己重新痛。而這痛，就是那種痛不欲生的痛。”

曾幾何時，方方的痛也確曾能夠賺得我些許同情的眼淚。我記事時已經是文革后期，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所謂屈辱經歷，但是對其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還是有所覺察。不知何故，立志與階級敵人進行殊死搏斗以捍衛社會主義紅色江山的我，對這些剝削階級的后代卻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我一方面為自己根正苗紅的貧苦出身驕傲無比，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暗暗地同情著方方們的遭遇。冥冥之中我常常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如果我不是生在世代為貧雇農的貧寒家族，如果我苦大仇深的父親在逃荒要飯來到北平后一不小心發跡了，我怎么可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后代？如果不幸生為剝削階級的狗崽子，我的人生將會展現出怎樣一幅悲凄慘痛的畫面？這令人不寒而栗的場景曾長久地縈繞在我的腦海里，讓我對方方這些命運的“不幸者”生發了無限的同情與惋惜。

然而改革開放后，我和方方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以及個人命運均發生了對換性的急劇逆轉。在方方終于擺脫歧視與屈辱而揚眉吐氣之時，我卻成為了人們日常歧視與侮辱的對象。在致富光榮的年代里，貧窮就是最大的恥辱。在新老權貴趾高氣揚的時代，勞動者就是公認的賤民。上高中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從英語老師那輕蔑的語氣里認識到了自己出身的卑微。我這才明白在工人階級喪失領導權的時代巨變面前，我父母的職業非但不再能給我帶來任何自豪與驕傲，反而將我推入了貧窮、恥辱與卑賤的社會底層，終此一生我必須背負著卑賤者后代的標識，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掙扎求生。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因著我的家庭出身，我在求學、就業以至擇偶等方面的劣勢地位也就越發明顯。無論我如何煞費苦心地極力沖出這賤民的行列，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當然，如果我在獲得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后選擇留在國內，或許還可以乘著社會主義制度所鑄造的階層流動的最后一班列車，得以晉升到與方方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在我選擇出國定居之后，已經固若金湯的西方資本主義階層制度迅即將我徹底打回了我祖輩的命運輪回。在西方所謂“自由”“民主”的社會里，我無可選擇地背負著卑賤階層恥辱的十字架，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重復著我父親在舊中國所走過的生活軌跡。

于是，我便不幸而又有幸地親自體驗了在方方所流連忘返的剝削階級的天堂里，廣大勞動人們地獄般的生活慘狀。我更是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方方所描述的那種“痛不欲生的痛”。當然，這絕對不只是我個人的痛，這是千百年來全世界勞動人民每時每刻都深切感受到的切身之痛：

“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也都共同經歷過。他們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們背后家人的不幸卻幾近雷同。而株連到的子女們，亦都如前生打著烙印一般，活在卑賤的深淵之中。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當一個人成為“社會底層的窮人”，或成為“工人農民”的子女，那就意味著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當“財富與地位”（在社會主義社會長大的年輕人可能蔑視這幾個字，但它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中衡量人的價值的最重要的參數）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目標，道德品質已經不再成為區分好人和壞人的標識之后，…… 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選擇把那些沒有尊嚴的日子，把那些傷痕累累的私人經歷深藏于心。…… 仿佛說出這些，便是把自己永不結痂的創傷撕開來讓自己重新痛。而這痛，就是那種痛不欲生的痛。”

如此看來，方方的痛和我的痛原來竟是如出一轍，甚至連痛的內容都是如此雷同，都是一種因著屈辱低下的家庭出身而來的痛。不同的是，在方方及其小圈子的人痛不欲生的社會主義社會，我的親朋好友感到的卻是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喜悅。而在方方的父輩們盡情地享受著“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時，我的父親卻在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困境中苦苦掙扎。在暗無天日的舊社會，聰明伶俐、勤勞善良的父親沒有上過一天學，十幾歲就開始給地主扛長活，連媳婦都娶不起。方方家族自然只顧享受自己的“父慈子孝”與 “現世安穩”，絕對不會去關注我父親顛沛流離、背井離鄉的生活慘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方方們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當廣大勞動人民在剝削階級的欺壓下受苦受難的時候,方方們從未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同情與憐憫，他們不但袖手旁觀、助紂為虐，還喪盡天良地對受苦人發出“窮鬼活該受苦”的冷酷政治宣言！這也就不難理解土改期間苦盡甘來的廣大農民群眾對方方家族及其同道的深惡痛絕了。方方不去責怪自己祖輩的自私與殘忍，反而責怪翻身農民無可厚非的復仇心理，豈不怪哉！當我親身領教了方方們得勢后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殘忍與無情之后，對他們在新中國所受到的咎由自取的懲罰開始心生幸災樂禍的快感，反倒對自己當初的那一絲不忍之心感到悔愧難當。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如果不將妄圖復辟封建剝削制度的地主階級及其孝子賢孫打翻在地，然后再踏上一萬只腳，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勞動人民的苦難將永無盡頭！當然，究竟是窮人活該受苦，還是剝削者壓迫者活該受罰，作為階級利益尖銳對立的兩方，我和方方顯然絕無就此達成任何共識的可能。

其實，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在大革命之后的社會激烈變革中，占全國人口極少數的方方一伙的人生經歷只不過是新社會誕生前難以避免的短暫陣痛而已。當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主義制度真正建立起來之后，方方的痛和我的痛，都必將成為歷史的陳跡而同時不復存在。而在方方所要鼎力維護的社會制度、社會秩序以及社會關系之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所承受的則必定是永無休止的痛！可見，在干凈徹底地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以前，真的是豪門不入地獄，窮戶難進天堂！而這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前仆后繼、流血犧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行土地改革的正義性之所在！

    （作者簡介：李建宏，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現旅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