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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他，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后來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實現強國之夢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并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第一至四屆政協委員，第五屆和第六屆政協常委。中國農村問題始終是他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1953年9月與毛澤東的公開爭辯。這件事情當時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文革”結束后才算是廣為人知。一時間，諸如“犯顏直諫”“廷爭面折”“為農夫代言”“不為強暴所屈”等等贊揚梁漱溟敢于犯上的錚錚風骨的輿論沸沸揚揚。實際上這些看法都是相當片面的。遺憾的是，至今仍有一些人步其后塵，發表類似不負責任的言論和文章。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歷史的真相，而且也可以說是對梁漱溟先生本人的不尊。下面就來還原一下這件事的歷史本來面目。

　　梁漱溟不顧一切要證明自己“熱烈擁護總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建設國家的熱情。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同時，抗美援朝也告訴中國必須走富國強兵之路。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語)

　　后來廣為人知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當面激烈爭辯，就發生在一次討論總路線的會議上。這件事的全部經過發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開始是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后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擴大會議。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來給會議作了關于總路線的報告。9月9日，梁漱溟在小組討論中發言，表示贊同周恩來的講話，并對如何貫徹好總路線提了幾點建議。9月11日梁漱溟再次發言，話題仍然是如何貫徹好總路線，談到了三點，最后一點是農民問題，他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9月12日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了梁的發言，認為梁漱溟不同意總路線，拿農民問題說事。梁感到受到莫大的冤屈，當晚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明他是擁護總路線的，希望有機會重復一次他的發言，以便了解他的“善意”。9月13日上午梁將信交給了毛，兩人在晚上談了約二十分鐘的話，毛仍認為梁是反對總路線的，于是兩人“言語間頻頻沖突”。梁漱溟繼續向毛澤東要求安排他發言。于是，9月16日他在大會上發了言，重復了他在9月9日和9月11日的發言，“再三陳述自己并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見《梁漱溟問答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 第114頁，此書經梁漱溟親自審定----筆者注)

　　9月17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第一次點了梁的名字，中心內容是聯系歷史上的一些事實，說梁是一貫反動的。其間毛澤東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話，認為梁漱溟是反對總路線的。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決定要繼續為自己辯護。9月18日開會，梁漱溟上臺發言。他決定從歷史說起，必須要有“充分說話的時間”。于是，他要求毛澤東給他“雅量”。結果兩人又起沖突。這時，臺下許多人反對梁漱溟的作法，要他下臺。

　　“毛澤東沒有叫我下臺。他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把要點講一講好不好?’我說：‘我剛才講過了，希望主席給我充分時間。’毛主席又說：‘你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點過了好多了，便說：‘我有很多事實要講，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結果會場大嘩，幾個與會的人上臺發言批評梁漱溟。這時，“毛主席對會場的人說：‘讓他再講十分鐘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給他一個公平的待遇。接著會場又是大嘩，“毛主席又對我說，梁先生，再講十分鐘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許多事實要講，十分鐘講不清楚。’”就這樣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請會議主席付諸表決，到會者大部分不贊成梁漱溟講下去，事情才結束。在表決前，毛澤東說會讓梁漱溟在另外一個會議上講。會議主席在表決后也告訴梁漱溟將有機會到另外的會議上充分地去講。梁漱溟后來是講了，但還是“沒有機會充分講自己的意見，主要是聽大家批判”。(引言均同上書 第117頁、118頁)

　　事后，梁漱溟在至親好友的規勸幫助下，特別是在他的長子梁培寬的交心長談后，醒悟反悔。他認識到自己的“倔強精神”和“骨氣”都是錯誤的。他發現自己“敬愛包括毛主席在內的許多一心為國家為民族的漢子，卻一直懷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動路線”，以致造成了“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同時，也理解了毛澤東為什么說他是“以筆殺人”和“偽君子”。( 引言均同上書 第120頁至123頁)

　　基于這種認識，梁漱溟寫信給毛澤東，請求請長假閉門思過。此后，梁漱溟仍然擔任政協委員，參加國務活動和外出視察，例如1954年初參加憲法草案修改討論等。但是，他再沒有機會與毛澤東當面長談。只是在集體活動中見到過毛澤東，在握手的時候寒暄幾句。

　　梁漱溟對自己的錯誤做過多次檢討，他的態度完全是真誠的。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后。1977年初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這里須提示一下，該文因未經毛澤東審閱，不屬于正式文獻，中央有關編輯部門已有說明，梁漱溟本人也對其中某些內容的真實性有所質疑。梁培恕回憶道，他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父親講過毛澤東是怎么說的，也沒有對此發表過什么辯白話。只是講過他們當時的話都是氣頭上的話。1977年梁漱溟看完這篇文章后，給中央統戰部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道：“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無可原恕”(見《口述歷史》 第73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從歷史背景來看梁漱溟的不足

　　在這個事件中，最不能使梁漱溟接受的還是周恩來說他一直想升官發財，因為梁漱溟從來不愿意做官。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對周恩來的最后的評價卻是一個“完人”。因此，對于這場爭辯，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評價。關于這點，胡耀邦的說法對我們正確認識和理解這段歷史是很有幫助的。1985年5月10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會見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陸鏗，雙方進行了坦率的交談。談話中涉及到了梁漱溟和毛澤東的爭辯，現摘錄如下：

　　【“胡耀邦：梁漱溟先生呢，從參加新中國的政治舞臺頭一天起，是不大講我們的好話的。他有他的想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這不要緊嘛……!

　　陸鏗：但是他老近來也講你們的好話了。

　　胡：他幾年之前就開始講我們的好話了，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記不很準。

　　陸：當然，這也是隨著形勢發展所起的客觀變化。

　　胡：盡管他不講我們的好話，也應該允許人家嘛。在有些事上，還未經過自己的腦子證實，他一時有些想不通，從而不大贊成。后來就把他給批了一下。談起豁達大度，我們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后來……

　　陸：后來就變樣了……

　　胡：可能我們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國家事情這么復雜，你卻那么樣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給批了一下，現在看是批過頭了。”】

　　這里有兩點要注意：一是胡耀邦說毛澤東的豁達是第一位的。當初梁漱溟9月8日第一次談到“九天九地”時，周恩來作了解釋。后來毛澤東也批評了梁漱溟。但是，到了9月16日，梁漱溟又把“九天九地”拿出來說事。在9月18日，還要會議給他認為足夠長的的時間來作解釋，這在全國性的會議上顯然是做不到的，這也是毛澤東的“雅量”所接受不了的。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提出在以后的會上安排他作解釋發言。這應該就是胡耀邦所指的夠豁達。二是1955年的批判是針對梁漱溟的“唯心論”的，與農民問題無關，也就扯不到“為農夫代言”而受到批判的事情。與此相關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時批判梁漱溟的有一位中共著名的哲學家艾思奇，但若干年后梁漱溟認真學習了艾思奇的哲學著作，并寫出了筆記。

　　對梁漱溟頗有研究的汪東林先生，即“文革”后最早在報紙上披露梁漱溟1953年事件的作者，在2006年對這件事的看法給出了這樣的背景解讀：這場沖突“應當說這里邊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諸如，根據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中國要強兵富國，必須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發展重工業，首先要顧及的是工業建設(含城市建設)和工人利益，而實際上不可能也無力量顧及人口如此眾多、地域如此遼闊的農民和農村。又比如，為了集中一切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就必須統一思想，步調一致，突出政權穩固和領導權問題，因而不允許梁漱溟發表這種有可能扭偏國家工業化大方向的‘錯誤’意見，等等。”

　　應該說，凡是對當時形勢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會同意胡耀邦和汪東林的看法。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也是這樣認為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兩個兒子培寬、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將前幾天所發生的意外風波從頭至尾告訴他們，并反復強調毛澤東完全是出于誤會。梁漱溟說完后，大兒子梁培寬即父親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發生，雖然看上去有許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負責人只是對你梁漱溟個人過不去。偶然因素與個人因素在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寬特地分析道：毛澤東“并不是他個人對你個人有什么惡感或好感。毛澤東一切為了當前國家的大業，而沒有其他。因此，你考慮自己的問題時，亦不要把它同國家當前建設事業分開”(同上書 第121頁)。

　　胡耀邦、汪東林和梁培寬等人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比較全面了解事情的經過。梁漱溟的思想很快發生了變化，是與他接受別人的勸導分不開的。他在與兩個兒子談話后認為：“寬兒(指他的長子梁培寬)的這席談話，加上好友、學生的寬勸賜教，包括何香凝先生在會上對我的批評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對于自己錯誤之所由似乎頓時有所發覺，好像通了竅。”另一個促使他思想變化的因素是他意識到他對當時的農村的情況了解得并不全面，心里并沒有底。這個“九天九地”的說法實際上是聽了他的老朋友彭一湖說的。因此，他懊悔了自己“不該將從朋友處聽來的話拿到大會上講”(見《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第6頁 中國工人出版社)。順便提一下，當時梁漱溟發言完畢后，與會的周恩來就作出了解釋，用數據說明了城鄉差別并沒有那么嚴重。當時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如果用系數比較，當時的鄉村和城市的差別大約是1比1.5，而現在達到了1:比3.0以上!據中國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發布的《社會藍皮書》披露，一般來講，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發展中國家略高一些，為2倍左右，該倍數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過3倍以上，則說明收入差距過大，結構失衡。由此可以看出，1953年的城鄉收入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現在的差距則是過大的。但有意思的是，現在卻再沒有人用類似“九天九地”這樣色彩鮮明的詞匯來說明今天的城鄉差別了。

　　梁漱溟對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發展贊不絕口

　　在促使梁漱溟思想變化的諸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感性認識的積累。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包括親眼目睹的和從報刊雜志上看到的消息，再加上回顧了解放初期他在農村看到的情況，終于認定實際上當時國家還是一直重視了農業的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而，他也就以積極的正面的眼光來看待那個時代的農業發展了。

　　梁漱溟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關心農民問題的人之一。他早就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搞好鄉村建設，要切實解決好農民問題。但是，舊中國的農村情況是令他萬分失望的，他曾在1939年考察農村時說道：“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今后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發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不足，饑餓狀態。其不潔不衛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于現代。故如何急求社會進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一年，其窮如故，甚陋如故。”(見梁漱溟《我生有崖愿無盡》)

　　新中國成立后，親眼目睹了兩個社會農村的明顯不同，梁漱溟很快就感覺到了國家的變化、農村的變化。這些都是他通過自己的觀察認識到的。1950年4月初，他赴外地參觀訪問，在山東期間說道：“目睹工農干勁十足，令人感奮。”(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219頁 群言出版社)“在參觀了各地農業合作社之后，先生(指梁漱溟)也認為只要把分配問題解決好，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政策，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那么，循由合作化道路可以逐漸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同前書 第220頁)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他通過參政議政，參觀訪問，對國家面貌發展變化，局面的穩定統一，新事物的不斷涌現，甚感欣慰。他相信了自己的“眼見為實”，因此在他的言論中再也沒有出現過“九天九地”之類的說法。盡管1953年后還是受到了多次批判，但心情隨著國家的日趨強盛而爽亮開朗起來，1953年的那件事所受的委屈也就漸漸淡漠。1956年他參加政協視察團到甘肅視察了五十天，在談到農業的時候說：“農業方面呢，進展的好象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同前書 第241頁)。他在參觀梅山水庫時在日記中寫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產黨多矣!”他特別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而高興。因為決議說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全國人民都應該團結起來向自然開戰。他認為人民公社、“土洋結合”、大躍進等等，都最能發動群眾，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梁還寫出了《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不吝筆墨地稱贊毛澤東的領導才能。梁培恕后來回憶道“父親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寫書肯定‘大躍進’的人。”

　　客觀而論，梁漱溟在1950-1960年代對農村的看法有所偏頗，不夠深透，而且篤信了當時的報刊雜志上的消息。1960年他曾到山東農村視察，發現了農民家的食品是用草籽做的(現在美國人把某些草籽作為有機食品食用，中國人則到美國購買---筆者評注)，又黑又硬，但他只不過皺了皺眉頭而已。或許他認為不過可能只是個別的現象，他可能相信當時的大部分的事實不會是這樣的。他的次子梁培恕說他父親，“恐怕倒是太看重當前事實。然而，當前事實有時是表象。”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梁漱溟對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共產黨的擁護、對毛澤東的欽佩確實是發自內心的。1960年9月，即1953年的事件過去了七年之后，梁培恕生了一個兒子，梁漱溟親自為其嫡孫取名欽東。寓意“欽佩毛澤東”。1961年，他寫道：“很久走著下坡路的中國人，自從全國解放后扭轉過來走著上坡路”“領導何以這樣得法而竟收功若此”(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248頁)。梁在出席1964-1965的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和列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時，作了長篇發言表明了他的心跡：

　　【“在中國現代史上，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從來沒有像新中國成立以后這樣得到大發揮、大表現。顯然六七億人如果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恐怕今天也還是一盤散沙、癱瘓無力的，出現不了什么奇跡。為什么共產黨毛主席能領導，而旁人不行?”】

　　經歷了“文革”以后，梁漱溟在不同的場合仍基本上還是堅持了他的這個看法。在1978年的政協會上他說道：“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導”。他還一再強調：“我并不因為說他，批評他，而否認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終生都把中國農村問題作為自己研究重點的梁漱溟，他的不少看法對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村的出路，肯定不是將農民趕出家園，開發房地產，更不是讓農民“上樓”，成為沒有職業，沒有歸屬的邊緣人。只有復興農村，建設具有現代文明的農村，應該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的正道。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了。

　　延伸閱讀

重審毛梁之爭：為什么毛澤東說梁漱溟反對總路線?
蕭武 ·  來源：國風觀察

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五)

鄉土重建與儒家

　　在歷史上，儒家除了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存在，也在基層組織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尤其是在明清時期形成的將基層治理基本上交給士紳集團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組織體系，形成了基層社會的宗法網絡，從而成為國家治理基層社會的主要工具。 也就是說，傳統上，儒家除了在廟堂之上和統治階級內部提供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還有基層社會的組織功能。可以簡單概括為儒家向上看的一面和向下看的一面。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時存在向上看河向下看的兩種思路。

　　如果說新儒家鼓吹的讀經運動今天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門投機生意，眼睛只是向上看，憑借社會階層分化的現實，依附于權貴，他們對儒家復興并不真誠，那么還有一些篤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在眼睛向下看，真誠的認為，儒家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那就是基層社會，尤其是農村。在他們看來，今天中國的基層社會已經處于空心化的狀態，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農村僅剩下老弱婦幼，原有的基層組織體系基本崩潰，基層社會的這種現狀在文化上的反應就是價值觀體系的混亂和各種宗教信仰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復興起來，道德倫理處于極度混亂的狀態，成了各種邪教組織和ngo組織活動過的溫床。而那些已經離開農村但又仍然心系農村的人則將這種狀況稱之為鄉土社會的崩潰，用文學的語言說，就是每個人的家鄉都已淪陷。因此，在一些真誠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認為，這正是儒家大有可為的空間。

　　一定程度上說，這種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種一心向上看，兩只眼睛只盯著國家高層領導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視儒家傳統文化的儒家真誠得多，比那種利用各種儒家復興的機會做文化投機生意的人當然要真誠得更多。他們至少還認為，儒家在今天的中國人過要復興，除了向上看的一面，還必須向下看，必須走近普通民眾，尤其是基層社會，貼近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尋找發展的空間，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而且，在歷史上，儒家在宋朝復興，除了理學在官方意識形態和士人中間復興之外，儒家也曾經走向基層，參與制定各種鄉規民約，為鄉村秩序重建發揮過重要作用。近代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透的沖擊下，基層社會也完全崩潰，到辛亥革命后，國家陷入長期的分裂割據和軍閥混戰，根本無力收拾基層社會治理困境，反而在無力將國家治理體系的毛細血管延伸到基層社會的情況下，對基層社會采取了承包式治理的辦法，將基層社會治理完全交給了對方豪強，甚至連稅收也交給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紳去代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實力與軍閥勢力相互勾結，導致了基層社會完全由土豪劣紳把持的局面。

　　在這種背景下，梁漱溟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識到，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現的混亂局面，除了要在政治上尋找出路之外，還必須重建基層社會的鄉土秩序，改變土豪劣紳完全統治的現狀。這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因此，梁漱溟長期呼吁各地重視基層問題，重視鄉土社會重建。梁漱溟不僅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呼吁，還曾親身參與過一些鄉土重建實驗。然而，這些鄉村建設運動無不依托于某些地方軍閥勢力，梁漱溟在山東進行的鄉村建設活動就依托于山東軍閥韓復榘。隨著抗戰爆發，這些地方軍閥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滅，或者被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消滅，鄉村建設運動也歸于沉寂。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訪問延安的梁漱溟曾與毛澤東進行過六次長談。其中，第一次談抗戰方略問題，當時日軍在中國所向披靡，國軍望風奔潰，國土大片淪喪，國內對抗戰前途深感悲觀，梁漱溟雖然一貫主張堅決抗戰，但當時也有些迷茫。在交談中，毛澤東對梁漱溟闡述了他的持久戰理論，對抗戰的前途做了詳細分析，令梁感到十分振奮。第二次長談圍繞著梁漱溟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進行，毛澤東本人出身農民，又曾在中央蘇區做過大量農村社會調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對中國農村現狀作過詳盡分析。當然，毛澤東對農村的認識與分析和他對中國革命戰略的思考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毛澤東在這次長談中根據他的理論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進行了全面批判。

　　兩人的一個主要分歧就是，梁漱溟認為中國農村雖然存在地主和貧農、中農，但并不能完全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解釋，最終解決問題也不能以階級斗爭的方式來進行。而毛澤東作為在中國革命中首倡農村包圍城市，并進行過土地革命實踐的革命領袖，對中國農村現狀的理解和分析，以及解決問題的道路探索，本身也是與中國革命的道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換句話說，毛梁兩人的這次談話之所以最后大吵一通，不歡而散，根本性的分歧就在于是不是講政治，是不是講革命，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革命的道路解決農村的問題，還是像梁漱溟那樣就農村談農村，用儒家理念來重建鄉村秩序。

　　最后為兩人的分歧作出結論的是歷史。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打破了原有的農村社會結構，地主階級被消滅，階級剝削也隨之被消滅，儒家賴以重建鄉村秩序的宗法社會網絡，自然也被徹底粉碎。在千百萬貧苦農民看來，這是農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來，這個過程則是徹底摧毀了儒家傳統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就在新中國成立之際，毛澤東盛情邀請梁漱溟在即將成立的人民政府擔任職務，但梁漱溟以民主人士自居，婉拒了毛澤東的邀請，而在政協工作。

　　就在全國土改即將完成的時候，毛澤東讓梁漱溟到全國農村去走一走，看一看。毛澤東本來的意思應該是希望梁漱溟能從農村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得到一些啟發，但梁漱溟考察結束后回到北京，在與毛澤東談話時表示，雖然中央規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許進行肉體懲罰，但實際上打地主的情況廣泛存在，言下之意頗為不滿，毛澤東自然大失所望。

　　無可否認，梁漱溟提到的情況確實存在，而且相當普遍。但問題在于，在革命之前，農村廣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紳對普通農民百般剝削，身體上的懲罰更是家常便飯，卻從來沒有人過問，不僅官府不聞不問，鄉村里的儒生們也無動于衷，乃至地主本身也是儒家信徒，更是宗法社會網絡中的核心。到明清時期，宗法關系制度化，族長更是成為家族里的實權人物，不僅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和維護者，更是可以將一些儒家理念當作法律，而執法的人就是他們。而他們在擁有這些權力的時候，對普通農民并沒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當兇殘暴虐的。那么，那些時候，為什么沒有人來為農民說話，為農民爭取利益，可是一到革命發生，地主們一挨打，儒家就不滿意了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的。

　　這當然不是說梁漱溟本身就是為地主階級爭取權利，但是至少也反映出，在面對土改這樣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天翻覆地的革命性變化的時候，一向以懂農村自詡的梁漱溟，卻并沒有意識到這樣巨大的變化意味著什么。革命不只是暴力，但不可能沒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義是讓幾億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擺脫了幾千年來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翻身做主，從被統治階級變成國家的主人。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卻沒有看到，只看到了地主在土改過程中被打，這自然是他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局限所在。.

　　也正因此，幾年后，梁漱溟又在政協會議上公開發言，批評黨的政策剝奪農民太多，工人受到優待太多，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為農民仗義執言，從而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成為現代中國史上的一樁公案。毛澤東當時批評梁漱溟的這種言論是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梁漱溟表示不同意，他并沒有反對總路線。今天也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當時是以勢壓人，真理并不在毛澤東一邊。其實，這同樣是梁漱溟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局限，他沒有看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目的是要讓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而要成為工業國，就必須進行大量工業投資。在當時中國工業十分薄弱，其它產業占比很低的情況下，選擇從農業中拿出一部分剩余，來進行工業積累，這恰恰是為了完成工業化的目標。因為，在毛澤東和當時的共產黨人看來，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真正出路并不在農村，也不是在土地上想辦法，而是要通過工業來解決，等到工業化完成后，再來反哺農業、農村和農民。

　　因此，對農民暫時的剝奪，是為了國家的長期利益，也是為了農民的長期利益，但梁漱溟卻以短期利益的損失為理由，來反對剝奪農民。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毛澤東和共產黨接受梁漱溟的批評，就意味著要減少對農民的剝奪，從而放慢工業化建設的速度和步伐，結果自然是整個國家的工業化任務完成時間要推遲。而當時對總路線的規定，是有時間要求的，是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十五年。當時國家并沒有工業建設的經驗，共產黨也沒有領導工業建設的經驗，因此對這個任務的估計是時間比較緊迫的，可謂時間緊、任務重。也就是說，無論梁漱溟自己是否承認，客觀上他的批評都是在反對總路線。

　　通過政治上的革命來實現鄉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過工業化來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問題。這是中國革命的邏輯的自然延伸和展開，也是中國曾經走過的路，只是這條路還沒有完全走上正軌，歷史就已經拐了彎，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不過，梁漱溟仍然是偉大的、值得尊敬的。就在1980年代妖魔化中國革命和毛澤東已經成為時代風尚的情況下，當有人攛掇梁漱溟也像那些傷痕文學作者一樣，站出來以被毛澤東批判的受害者的身份，來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他卻淡然表示，歷史已經為他與毛澤東的爭論做出了結論，他不需要再來為自己辯解。正是這種敢于在時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顯示出梁漱溟是一個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可笑的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無視梁漱溟自己對這場爭論的總結，仍然用毛澤東與梁漱溟的這場關于中國鄉村社會前途命運的爭論，來持續不斷底抹黑毛澤東。如果梁漱溟看到這些言論，恐怕也會嗤之以鼻。

　　今天，梁漱溟同時受到兩方面的重視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經提到的儒家，另一股力量則是當代中國的鄉村建設力量。前者更重視儒家在鄉村建設中的功能，后者更重視鄉村建設的一面。但無論哪種，都陷入了與1930年代的梁漱溟相同的困境。一方面，個人或者個別組織機構的努力始終很難收到實效，而國家在政策層面卻對這種努力熟視無睹，無動于衷，反而越來越傾向于通過資本來重組鄉村生產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這些努力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自身活動的政治性，盡量將自己的行動去政治化。即使如此，在那些主張激進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來，這種努力也已經是與歷史大趨勢背向而馳。因為，他們在實踐中會很容易就發現，農村和農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場化、土地私有化和資本下鄉，而在于重建村集體。但他們的努力都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困境，除了得不到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和領導，他們這些從村莊外部進入的人和機構適中無法建立起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也無法真正的發揮組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