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寫了大量有關唯物辯證法的著作及其論述,最主要代表作就是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建設實踐中不僅豐富、發展、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理論,而且也是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指導實踐的典范和楷模。今年在《矛盾論》發表80周年之際,筆者又重新學習了其基本內容,感到其對于指導中國共產黨人當今的實踐活動也有極其巨大的現實意義。
本文僅就其中的某些觀點談談個人的感受。
一、從矛盾普遍性原理談矛盾分析法
列寧在《辯證法十六要素》和《談談辯證法問題》中突起強調,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實質,可是這需要發揮和說明。由于種種原因,列寧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矛盾論》實質就是沿著列寧的思路繼續研究對立統一規律為什么是辯證法的核心思想展開的。所以《矛盾論》詳細闡發了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對抗性矛盾等等。且每一個具體原理都作了具體深入的闡發。在談到矛盾的普遍性問題時,毛澤東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有關論述,結合自己對矛盾現象的觀察和原蘇聯德波林的矛盾不等于差異的錯誤觀點,闡述了矛盾普遍性的兩點含義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終的過程中。后人把這兩點含義概括為事事有矛盾(處處有矛盾),時時有矛盾。或者說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而德波林否認事物自始至終都存在矛盾,事物一開始,只存在差異而不存在矛盾。
毛澤東說:“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9頁)。
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方法論意義是什么呢?就是樹立矛盾分析法。而運用矛盾分析法的最終目的恰恰是為了實事求是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
所以列寧《辯證法十六要素》中第一條就談到“考察的客觀性(不是實例,不是枝節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寧選集》,第2卷,第411頁)
馬克思《資本論》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法,其正從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商品開始,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貨幣、資本的本質……一步步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矛盾運動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達到了考察的客觀性。
列寧談到了《資本論》這一科學方法,而且毛澤東說:“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于他的全部著作中。”(《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第51頁)
所以“矛盾的普遍性”一節結尾中說:“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同上,第51—52頁)
毛澤東本身也是運用這種方法的典范和楷模。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及一生的幾乎所有著作都貫穿了這一基本方法,由此達到了對中國革命、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實事求是的真正概括和提煉,為我們黨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客觀依據。同樣這一方法當今也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第一,毛澤東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分析法用中國語言簡要概括為“一分為二”。他多次講過,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但是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原中共中央黨校楊獻珍為代表的一些人竭力反對“一分為二”,主張用“合二為一”取代或補充之。毛澤東去世后,這種論調又死灰復燃,至今有些人還持有這種錯誤觀點。也有些人認為“一分為二”對事物的矛盾現象概括不準確,主張用“一分為三”、“一分為四”……“一分為多”取而代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2015年曾經寫了《關于“一分為二”的幾個問題》,對上述觀點進行了駁斥。
第二,自覺運用矛盾分析法認識當今世界形勢、國內形勢、中國革命建設理論和現實中的重大問題。中國當今社會幾乎對所有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建國史尤其是對文革和改革開放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都有不同甚至根本對立的認識,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思維方法上說,實質是用辯證的方法,還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或者說是用矛盾分析的方法,還是用否認矛盾的、現象的、片面的、孤立的方法認識之。
如認識社會主義矛盾問題。《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因素就是社會主義。那么作為肯定因素的資本主義和作為否定因素的社會主義的對立斗爭一定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始終,在人類沒有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之前,這一矛盾不會消失,且始終制約這一過程的其它所有矛盾。否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對立,實質就是否認矛盾普遍性原理。
再如,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但這一過程必然也存在曲折性包括暫時的倒退。這就是辯證法和矛盾普遍性,由此必然推出已經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也仍然存在倒退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蘇聯解體和中國當今已經出現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現象證實了毛澤東論斷的科學性、真理性。這也是毛澤東為什么把對立統一規律作為繼續革命理論六條基本內容的第一條的根本原因。而形而上學的方法就是只承認事物的前進性而否認曲折性,因此否認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否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對文革的認識也是如此。文革既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嘗試,不可避免會存在種種問題,而且其實踐過程也確實如此。那么究竟如何實事求是認識文革的本質?是用單純的現象、枝節、實例認識文革,還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區分真相和假象、區分現象和本質?就始終存在矛盾分析的辯證法和否認矛盾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對立。應用前者,就能夠抓住事物的本質,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為個別實例、枝節和假象所迷惑,真正客觀地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和內在本質。對待改革開放本質的認識也是如此。
第三,分清現實生活中的真理與謬誤、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邪惡、新與舊的對立現象,永遠做先進、正義、真理、新生事物的捍衛者與踐行者。現實世界的矛盾多種多樣,其中一類矛盾就是真理與謬誤、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邪惡、新與舊的對立。這也是普遍的、絕對的,歷史的進步和發展就表現在真理不斷戰勝謬誤、先進不斷戰勝落后、正義不斷戰勝邪惡、新生事物不斷戰勝舊事物的過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也同樣如此。
自《共產黨宣言》揭示作為歷史肯定因素的資本主義與作為否定因素的社會主義的矛盾對立以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就成為當今這個歷史時代真理與謬誤、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邪惡、新與舊的最主要和最突出表現。整個世界如此,當代中國也如此。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應該是當代中國和世界真理、先進、正義、新生事物的代表和推動者。但現實生活的許多人包括一些有職權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人卻不能分辨現實生活中的真理與繆誤、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邪惡、新與舊的具體的對立。他們或者把自己置身于這種對立之外,以“難得糊涂”為榮(“難得糊涂”與“難得聰明”本身就是對立的,這些人自覺不自覺選擇了錯誤);或者是非、美丑、善惡顛倒,自覺不自覺做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和阻力。那些被揭露出來的大批腐敗官員正是整個社會一些人是非、美丑、善惡顛倒的典型代表和突出表現。因此,矛盾分析方法的最重要的應用就是學會分辨、辨別現實生活中的是非、美丑、善惡、新舊觀念。當今最重要的區分就是要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假社會主義?什么是假馬克思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等等。由此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才能真正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第四,必須糾正當今干部、學者和大多數人不會自覺運用矛盾分析法的極其嚴重的的現象。矛盾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思維方法中最主要的一種方法。學習對立統一規律、學習《矛盾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努力學會自覺應用矛盾分析法認識和解決問題。但是非常遺憾,據筆者觀察,在相當多的領導干部和學者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專業的學者中不懂分析不會分析的狀況相當嚴重。他們在講話、文件和文章、著作中,不能夠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各種社會現象進行辯證的具體的深入分析,只是做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只是羅列現成的觀點、口號、概念、結論,拼湊在一起,看不到他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步步深入解剖、分析、概括、推理的過程。他們也號稱自己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極其重要的思維方法卻陌生得很。
毛主席1957年就發現了這種狀況,指出相當多的講話和文章“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同上,第213頁)
而當今這種狀況更為嚴重。希望這些同志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在學習理解他們的科學結論的同時,把他們著作中體現的最重要的科學思維方法即矛盾分析法或者說是一分為二的方法真正學到手。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二、從矛盾斗爭性與同一性關系原理理解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
矛盾規律就是對立統一規律。矛盾的基本屬性就是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矛盾論》詳細闡發了矛盾同一性與斗爭性的含義及其關系。
《矛盾論》講矛盾的同一性或統一性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立雙方一定條件下的相互依賴、相互依存;二是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矛盾無論處在依賴或轉化時期,都是有條件的。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矛盾的斗爭性是指對立雙方的相互對立、相互作用、相互斗爭的性質。矛盾無論處在相互依存狀態,還是相互轉化時期,都存在斗爭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矛盾的斗爭性與同一性的關系有兩方面:一是相互依賴關系。矛盾的斗爭性寓于同一性中,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同時,同一性中也存在斗爭性,沒有斗爭性也沒有同一性。二是相對絕對關系。同一性是相對的,斗爭性是絕對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同上,第101頁)
但在承認二者都起作用的同時,又必須承認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中包含的矛盾的斗爭性在事物的發展中起主要的決定的主作用。因為只有無條件的相互排斥、否定、作用,才能改變矛盾雙方的內在因素,才能改變同一性的條件,使矛盾從一定條件下的相互依存狀況向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轉變,又從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狀態向新的矛盾和事物轉化,促進事物的發展。
恩格斯曾經指出,自然界到處盛行這對立中的運動,正是“這些對立,以其不斷的斗爭和最后的互相轉變或向更高形式的轉變,來決定自然界的生活。……而且進化論證明了:從一個簡單的細胞開始,怎樣由于遺傳和適應的不斷斗爭而一步一步地前進,一方面進化到最復雜的植物,另一方面進化到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頁)
列寧講:“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557頁)。
毛澤東《矛盾論》中也說:“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第48頁)
“沒有矛盾和斗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72頁)
這些論述都說明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矛盾論》這些基本思想的現實意義是什么呢?
第一,糾正對“斗爭性”含義及屬性的錯誤理解。
當今思想理論界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都受到質疑和否定。矛盾的斗爭性原理更是首當其沖。主要表現是:
其一,認為同一性也是絕對的,斗爭性也是相對的,毛澤東的結論不對。任何哲學范疇都是絕對的,但任何絕對都存在于相對之中,存在于具體事物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同一性是相對與絕對的統一,斗爭性也是相對與絕對性的同一。但辯證法認為,任何相對絕對本身都是相對的。同一性、斗爭性就自身而言,是相對絕對的統一是正確的。但毛澤東講到的同一性的相對性和斗爭的絕對性不是指同一性、斗爭性自身,而是斗爭性與同一性相對而言。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論述是完全正確的。不能把不同意義上的相對絕對混為一談。
其二,建設“和諧社會”應該講同一性是絕對的,斗爭性是相對的。2002年后的黨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北京某大學著名哲學教授2005年在一次全國學術會議上提出,同一性的相對性和斗爭的絕對性是為黨內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提供哲學依據的。今天我們講和諧社會,就應該講同一性的絕對性和斗爭性的相對性。這完全是謬論。毛澤東的結論是對自然、社會、思維規律的哲學概括,它絕不以歷史、時代的變化而改變。今天講和諧社會也改變不了同一性的相對性和斗爭的絕對性的科學結論。而且官方否定了“階級斗爭為綱”思想,但否定不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仍然是當今世界和中國對立斗爭的主線索。
其三,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是不講條件、范圍、場合的胡斗亂斗。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針對國民黨人鄧寶珊所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指出“他說對了”。根本否定文革和“四人幫”后,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思想也遭到了根本否定。他們指責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是不講條件、范圍、場合的胡斗亂斗,甚至也根本否定毛澤東的“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思想。筆者曾經多次聽到個別學者常拿毛澤東這句話開涮玩。意思是說,毛澤東一生就是胡斗亂斗,就是窮折騰。這是對毛澤東“斗爭哲學”思想的污蔑和歪曲。
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思想是從矛盾的斗爭性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學說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提煉和總結出來的,是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的高度概括,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客觀真理。但毛澤東講的“斗爭哲學”思想中的“斗爭”二字是矛盾同一性中的斗爭。矛盾的同一性本身就是講矛盾的條件性、范圍性、具體性。因此“斗爭性”不是離開同一性的主觀任意的“斗爭性”。斗爭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就是說,共產黨人一講到“斗爭”二字,一定是講一定范圍、場所、條件的斗爭,是包含肯定的辯證否定的斗爭,是講斗爭的客觀內容、方式方法、策略的斗爭。
如毛澤東抗戰時期談到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時說:“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但這種“斗爭”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由于否定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思想,導致現實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斗”、“斗爭”特別是“階級斗爭”概念已經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轉變為貶義詞。誰講“斗爭”就給你扣上個“文革”和“四人幫”的大帽子。這種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那些否定和攻擊毛澤東“斗爭哲學”思想的人,那些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一方面攻擊毛澤東這一理論,但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人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人民的斗爭,包括對毛澤東“斗爭哲學”的斗爭。
污蔑狼牙山五壯士、否定土改的《軟埋》現象不正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向共產黨人的猖狂“斗爭”嗎?近幾十年來,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不都受到質疑和否定嗎?這難道不是“斗爭”嗎?他們反對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實質是束縛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對他們的斗爭,而從不束縛和停止他們對人民和正義事業的斗爭。
第二,共產黨人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斗爭哲學”。
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矛盾的斗爭性也是普遍的、絕對的,自然界如此,社會現象也是如此。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就是普遍現象。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剝削、壓迫、鎮壓本身就是斗爭。有剝削壓迫就一定會有反抗斗爭。“造反有理”,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今天的共產黨人絕對不能放棄甚至理直氣壯地要講“斗爭哲學”思想。
古人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愚公移山”的寓言,《智取威虎山》楊子榮的唱詞“越是艱險越向前”,2013年非典時期廣州葉欣護士長的“這里危險,讓我來”等等,不正是“斗爭”精神具體而形象的寫照嗎?中國當代社會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一切剝削階級的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現象。《宣言》中講的“兩個決裂”就是同私有制做斗爭,同私有觀念做斗爭,同當代中國一切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如人本性自私論、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論、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觀念做斗爭,同一切社會丑惡、腐敗現象做斗爭。要倡導和樹立一種正確觀念,就一定存在與此對立的錯誤的觀念,因此必須與之斗爭。
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不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能夠發展嗎?離開斗爭,空喊多少遍正確觀念也無濟于事。
如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天天在那里大喊特喊、到處張貼24字內容,但就是不對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立的非社會主義價值觀現象的表現、根源進行具體的分析、解剖,如何克服之進行研究和斗爭,無論如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不能確立的。何況目前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本身內容就存在問題。
再如倡導為人民服務思想,不對與為人民服務對立的私有觀念的表現、根源及怎樣代替之進行研究,不對其進行具體的批判斗爭。只是在“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上變來變去。如什么“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展的目的是人民群眾,發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眾,發展的成果由人民群眾來享受”、“以人民為中心”等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當然,我們這里提倡毛澤東的“斗爭哲學”,絕不是主觀任意性的胡斗亂斗。而是科學分析、擺事實,講道理,講條件,講法制、講策略,講方法。沒有斗爭,就沒有真正的“和諧”社會。
第三,樹立“斗爭”的人生觀、價值觀、幸福觀。
這里所講的“斗爭”性是個哲學概念。現實生活中的戰爭、暴力、爭吵等表現為外部激烈對抗的形式是斗爭,不表現為外部激烈對抗的討論、談判、講話、講課、辯論、批評自我批評、批判、思想交流、努力、拼搏、勞動、做事、實踐活動等等也是斗爭。人們可以通過這些活動、手段實現一種目的。但這些活動本身也是人生的基本內容和追求目標。因此有遠大理想有事業心有所作為的人們也把“斗爭”本身當做一種生活享受的方式和追求內容。馬克思在世時他的女兒問他,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馬克思回答說:“斗爭”。毛澤東所說的“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我國第一個兵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說過,“人生能有幾回搏?”中國女排的精神是“拼搏”也完全是相同的道理。
三、共性個性關系原理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矛盾論》中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也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突出貢獻和創新。這就是詳細和深入闡發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及共性個性絕對相對原理在事物矛盾學說中的地位問題。
毛澤東認為,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著的事物及其過程、階段和矛盾的各個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他強調從五個方面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一是研究各種運動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
二是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發展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矛盾的特殊性。
三是研究每一事物發展過程中不同矛盾的本質和特殊性。
四是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的矛盾的本質及其特殊性。
五是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的矛盾的各個方面的本質和特殊性。
毛澤東還闡述了矛盾普遍性特殊性與共性個性、絕對相對原理的關系。
他說:“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并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著,所以是絕對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第74—75頁)
這就是說,,一般與個別、相對與絕對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共性不是個性,一般不是個別,絕對不是相對,但任何個性中有共性,個別中有一般,相對中有絕對,沒有不包含共性的個性,不包含一般的個別,不包含絕對的相對;也沒有脫離個性的共性,脫離個別的一般,脫離相對的絕對。
緊接著毛澤東就做出了在筆者看來是《矛盾論》中最精彩最深刻的一段話:“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同上,第75頁)
毛澤東這段話筆者理解有四層含義:
其一,它揭示了共性個性原理在矛盾學說和辯證法學說中的理論地位。矛盾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這是揭示對立統一規律在辯證法學說中的理論地位。那么這句話就揭示了共性個性原理在矛盾學說或對立統一規律學說中的地位。它是矛盾問題的精髓,也就是說是矛盾學說中的核心,是辯證法學說中的核心的核心。由此可見共性個性原理在唯物辯證法學說中的極其重要的的理論地位。
其二,它揭示了辯證法學說與認識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共性個性原理實際是揭示人的認識過程是個別、一般再到個別和一般的過程。這一個過程也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的過程。
其三,它揭示了辯證法學說與群眾路線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路線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共性個性原理揭示的從個別到一般再到個別的過程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
其四,它揭示了辯證法學說與唯物論學說的內在聯系。共性個性原理是辯證法學說。但共性個性學說轉化為認識過程就是個別到一般再到個別的過程,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從物到感覺思想再回到物的過程。或者說就是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來來的?》所講的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共性個性原理是連接辯證法學說與唯物論學說的紐帶、中介。由此進一步說明共性個性原理不僅在矛盾學說理論體系中,在整個辯證法學說體系中,在整個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也是運用矛盾特殊性原理及共性個性原理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楷模。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開頭就運用這一基本原理的典范。矛盾的特殊性原理以及共性個性關系的原理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當今的指導意義是:
第一,樹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如果說,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是樹立矛盾分析法,那么依據矛盾及其每一個側面都有特殊性原理樹立的基本方法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列寧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因此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對中國建國近70年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一些重大事件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事物、不同過程、階段、不同矛盾、不同矛盾方面的特殊性。
第二,善于從個別與一般的關系認識現實問題。俗話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就是要從個別入手到一般,揭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來。如中國當今一個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愈演愈烈的腐敗問題。十八大以來,反腐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腐敗的實質、根源和克服途徑是什么,主流媒體和學者們就只是就個別談個別,把腐敗現象只是看做腐敗、腐敗者和違法違紀者,而不能從個別到一般,從理論的高度認識腐敗的實質和根源,因而不可能找出克服腐敗的真正途徑來。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特別對現象要區分為反映本質的現象和非本質的現象,區分假象和真相。另外,一些學者經常把中國古代反腐敗和西方國家、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反腐敗的經驗、方法照搬到中國來,從思想方法也是不能不能區分個別與一般的關系。不能因為都有腐敗現象就認為其實質是相同的。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方等國的腐敗本質是統治階級一部分人破壞他們自身的規則和分配原則,是侵占他們本階級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結果。而中國腐敗現象是腐敗者利用權力侵占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筆者寫過多篇剖析腐敗現象的文章,認為中國當代腐敗現象的實質要講四句話:
一是中國當代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突出表現,
二是腐敗者的世界觀徹頭徹尾剝削階級化了,
三是腐敗者是中國當代暴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黨內的代理人、黨內資產階級和走資派,
四是中國當代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徹底顛倒扭曲的集中表現。
反腐敗的實質也講四句話:
一是中國共產黨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場階級斗爭,
二是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做社會主人的活動,
三是反腐敗包含防腐敗,是鏟除腐敗土壤、根源的斗爭,
四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發展人的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
第三,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兩個提法從字面看是符合毛澤東的矛盾特殊性和共性個性關系原理的。但關鍵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科學含義,那么這種提法就是正確,且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但歪曲了“社會主義”的科學含義,這兩個提法就轉化為謬論。
第四,批判現實生活中的割裂或混淆一般與個別、相對與絕對關系的詭辯論現象。現實生活中在個別與一般關系上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要么割裂其關系,把一般、絕對看做脫離個別、相對;或者把個別、相對看做脫離脫離一般、絕對。要么混淆其關系,把一般、絕對等同于個別、相對,或者把個別、相對等同于一般、絕對。
列寧在談到辯證法與詭辯論在相對絕對關系問題上的區別時說:“在(客觀)辯證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于客觀辯證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于主觀主義和詭辯論說來,相對只是相對,因而排斥絕對。”(《列寧選集》第2卷,第557頁)
必須承認的一個客觀事實是,中國當代社會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學方式也極為突出,尤其是詭辯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充斥于各種公開媒體、學術刊物和人們講話中,包括大學教育活動中。
例如自1995年后幾乎每年都舉行國際大專辯論會,各個大學也都把舉行這種形式的辯論賽作為大學生經常性活動。固然這種活動對擴展學生知識面和提高思辨能力有一定程度的積極作用。但由于這種活動本身以輸贏為目的,以人為制造對立命題為辯論內容,以抽簽選題為基本形式的辯論活動本身的缺陷,由此完全背離人類辯論活動的最重要原則即真實原則。那么辯手們為了輸贏,就必須主觀主義地應用各種根據和實例,必然導致整個辯論活動中胡攪蠻纏式地詭辯思維方式極其普遍。其表現出來的詭辯論思維方式幾乎都是黑格爾和列寧所批判過的。然而這種辯論活動的組織者卻始終沒有認識到其危害性,且《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還竭力吹捧、贊揚。
筆者2011年曾經寫過一篇揭露批判這種辯論活動的文章《大專辯論賽背離辯論的靈魂和本質》,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月30日。在筆者看來,這種辯論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詭辯現象恰恰是中國當今思維方式的一個突出特征。尤其是基層人民群眾與強權者、強勢者進行辯論說理過程中,強權者、強勢者經常表現出詭辯論的思維方式。
學習、研究毛主席關于共性個性相對絕對的思想,特別有助于對形而上學尤其是對詭辯論的現象及其實質的批判,有助于識別、清除現實生活中的形而上學及其詭辯論,樹立唯物辯證法的科學的思維方式。
毛澤東在世時,特別強調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要以唯物辯證法思想指導革命和建設。
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指出:“我們要求把辯證法逐步推廣,要求大家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第213頁)
60年代他所樹立的工業戰線的偉大旗幟——大慶就是依靠“兩論”起家的。
1965年1月,他看到徐寅生關于如何打兵乓球的講話稿和賀龍的批語后,立即要求廣泛印發和宣傳。他對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們說:“這是小將們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將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么東西嗎?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里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302頁)
上世紀50年代末、60、70年代全國各地都掀起了群眾學哲學的運動,涌現出一大批工農兵學哲學自覺指導實踐的的典范。木匠出身的李瑞環同志當時不僅是勞動模范,而且還是那個時代學哲學、用哲學的楷模。他從政后,其講話內容和方式哲學味道相當濃厚,比那些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學歷的干部不只強一星半點,甚至比許多高校的哲學博導水平都高。
因此,在毛澤東去世40年之后的當代中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活動更顯得尤為重要。只有把毛澤東哲學思想真正轉化為全黨和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尖銳武器和物質力量,中國共產黨人肩負的實現民族的偉大振興,特別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兩個“決裂”、實現共產主義的“初心”的歷史任務才能最終實現。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天津師范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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