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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偶然在圖書館發現了由美國著名電影演員、奧斯卡獎獲得者羅賓?威廉姆斯主演的喜劇故事片《哈得遜河丘上的莫斯科》（Moscow On The Hudson）。在嘻笑怒罵之間，影片又將我帶到了那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高度對立的冷戰時期。為了尋找自由，蘇聯莫斯科馬戲團薩克斯演奏員弗拉基米爾?伊萬諾夫在紐約巡回演出期間叛逃美國。然而在新大陸落地生根之后，等待他的卻遠非想象中那美好、幸福而又自由的新生活。相反，美國的生活充滿了種種難以想象的挑戰與磨難。伊萬諾夫需要學習的第一課就是如何賺錢謀生，為此他不得不告別心愛的薩克斯管，打起了各種各樣的如洗盤子、開汽車及搞推銷等零工。失戀的痛苦與被兩個黑人青年搶劫的不幸遭遇，更是讓他重新評估自己的人生選擇。令無數人心向往之的繁華大都會紐約開始讓他感到恐怖與窒息，他得出結論說，美國不僅是一個“殘忍、瘋狂”的國家，而且在這里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他質問道：“一個女人在雜志上象那樣劈開大腿是自由嗎？”“這是自由嗎？如果是的話，這是虛假的自由。”伊萬諾夫同志的美國夢從此終結，他開始瘋狂地嘶喊“我是俄羅斯人”，以此表達他對美國的極大不認同感！和很多蘇聯移民一樣，在經歷了諸多的痛苦、彷徨、無助與迷茫之后，伊萬諾夫開始懷念在蘇聯那平靜而又安寧的幸福生活。

冷戰期間，不少蘇聯公民出于種種動機與目的，紛紛投靠美國等西方陣營。西方國家曾就此發動了強大的宣傳攻勢，以此來攻擊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西方宣傳機器的誤導下，人們將關注的焦點僅僅局限于所謂用腳投票這一短期行為，卻對這些人出走西方之后的人生命運置若罔聞。然而，問題的關鍵是，用腳投票之后，他們在西方真的找到自由與幸福了嗎？無數的事實證明，他們日后的人生際遇雖因人而異，但是真正能夠在西方國家安居樂業的可謂寥寥無幾。我有一個表哥叫普利科夫，是前蘇聯愛沙尼亞加盟共和國的一名工程師。因為有海外關系的緣故，在求職就業等方面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于是一路向西而去。他先是通過涉外婚姻來到瑞典，后因不懂瑞典語等現實問題，又輾轉來到加拿大投親靠友。孰料，與他有著完全不同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的加拿大外甥根本不能理解他對西方自由的強烈渴望，反向移民局告發他非法滯留。無奈之下，他急中生智喬裝打扮成電工模樣，才得以匆匆跨過當時尚不設防的美加邊境，從此在美國黑了下來。普利科夫表哥在美國生活幸福嗎？我無法確知。自從來到美國后，他就斷絕了與除母親之外所有親人的一切來往。我只從他母親處得知，如今年已花甲的他仍未娶妻生子。僅此一點，我就無論如何也無法將他歸入幸福快樂的人群。

蘇聯人到達西方之后，必須經過脫胎換骨般的變化。只有在徹徹底底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之后，他們才有可能適應西方的生活，而這只有極少數幸運的人才可以輕易而又自然地做到。1983年美國公共電視網（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播出了一部名為《蘇聯人在美國》（The Russians Are Here）的電視記錄片，該片再現了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蘇聯移民在美國的真實生活狀況。這些蘇聯人大都是為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來，但是來美后他們所要面對的卻是無數如找工作、付帳單等極其瑣碎的日常瑣事，失業的不幸更是令很多人產生了深深的屈辱感與無用感。因為缺乏穩定的工作，他們每時每刻都要提心吊膽地為生存而斗爭，沒有人知道明天會怎樣，因此大多數蘇聯人在美國普遍缺乏穩定感、安全感與幸福感。更讓他們無法忍受的是，在激烈競爭以及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社會，大家自己顧自己，人與人之間缺乏真誠的互動與純潔的友誼，很多人被美國的世態炎涼、人情如紙所震驚。相比之下，他們非常懷念蘇聯人與人之間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親密無間的同志關系。背井離鄉的他們自發地意識到友誼是人生最可寶貴的財富，而人們“最好的朋友就是蘇聯政府，因為蘇聯的制度幫助人民團結一致”。

該片還特意采訪了一群為追尋自由而來到美國的普通蘇聯畫家、作家與藝術家。由于社會主義制度所提供的就業保證，這些知識分子在蘇聯都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因而充滿了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來到美國后，他們渴望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知識與才華并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美國絕對不會給他們這樣的機會。他們感到在金錢至上的美國社會，人們不關心藝術，也不需要藝術和藝術家，更不會承認他們的藝術成就，這不僅使他們缺乏成就感，也使他們在美國的生活比在蘇聯更為困難。一位靠領取政府福利救濟為生的蘇聯作家非常懷念視作家如先知的蘇聯，他在美國人的攝像機面前情緒激動地表示“我們制造了一個多么令人難以置信的西方迷信呀”！“克格勃太幼稚了。……如果克格勃知道我們在西方會被如此對待，他們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把我們轟出來了。”聯系到自己在西方的不幸遭遇，他表示他現在實際上很懷念克格勃，他稱西方的“民主是一場多么巨大的災難啊”！在“不民主”的蘇聯，他感到“象一個真正的人”。但在“民主”的美國，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民主的受害者”。他不得不承認蘇聯政府的政治教育是正確的：美國的民主的確是“野蠻的民主”。

和伊萬諾夫一樣，記錄片中這些熱切向往自由的普通蘇聯人并沒有在美國獲得自由，反而在得知這種自由的真實含義后認為其乏善可陳。他們看到在美國“壞人、罪犯和年輕人有太多的自由”，但是這樣的自由卻讓他們感到迷茫或心生畏懼，對很多人自由甚至“成了一場災難”。他們認識到西方的自由不是毫無代價的：在蘇聯有政府保護你，但是在美國沒有人在意你。“你自由了，但是當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沒有任何說理的地方。”他們坦承如果他們知道“來了以后過著這樣的生活，他們永遠也不會來”，特別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絕不會來”。在親身經歷了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生活對比之后，他們得出結論說“每個國家都有優缺點，但是蘇聯有著更多的優點”，因為在蘇聯“人們不需要戰斗，不需要掙扎”就可以“過很幸福的生活”。

除普通民眾以外，在用腳投票的蘇聯人中亦不乏久負盛名的作家、文學家與藝術家。1961年6月16日，蘇聯芭蕾舞巨星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在法國巴黎機場高喊著“我要自由”叛逃西方之后，引發了一系列的蘇聯芭蕾舞演員叛逃事件：1970年馬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叛逃英國，1974年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叛逃加拿大，1979年喬杜諾夫（Alexander Godunov）叛逃美國。與伊萬諾夫等小人物的遭遇大相徑庭的是，這些巨星級的人物來到西方后在事業上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過上了極其富裕的物質生活。至于個人生活的幸福以及精神上的滿足與否則只能是甘苦自知了，其中，除紐瑞耶夫因同性戀死于艾滋病以外，喬杜諾夫的美國經歷最具有悲劇色彩。作為沙皇后裔的喬杜諾夫本是一個冥頑不化的個人主義者，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美國文化與自由的仰慕之情，并于1979年８月在紐約演出期間叛逃美國。但是，來美后的一系列不愉快經歷卻將他推入了痛苦的深淵，特別是被好友巴瑞辛尼科夫從芭蕾舞團解雇一事對他打擊甚大。喬杜諾夫始終對此耿耿于懷，他說巴瑞辛尼科夫像“扔掉土豆皮一樣”把他一腳踢開。失業的打擊與在異國他鄉被好友無情拋棄的苦痛究竟有多深恐怕只有他一人知曉。他雖然很快又找到了合適的工作，并且在好萊塢電影圈內屢有斬獲，包括在《虎膽龍威》及《目擊者》等影片中擔任重要角色，但是，心地單純并高度注重精神追求的喬杜諾夫卻始終與美國物質至上的低俗價值觀格格不入。他在美國生活得很不開心，來美后不久就開始因抑郁而酗酒，最后孤苦一人死在寓所，死后數天才被人發現，據說是死于酒精中毒或自殺身亡，死時年僅四十五歲。顯然，酷愛自由的喬杜諾夫并沒有在美國找到自由！

著名作家謝爾蓋?道夫拉托夫（Sergei Dovlatov）于1979年移民美國后也沒有發現傳說中那民主與自由的天堂。對現實生活的強烈失望與不滿，讓他與喬杜諾夫一樣也走上了以酒澆愁的道路。英年早逝的道夫拉托夫在生前所發表的一系列文學作品中描述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第三波移民潮中來到美國的蘇聯人所遭遇的生存危機，并借書中人物的命運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深切懷念之情。例如，《一個外國女人》(A Foreign Woman）一書中的好幾個人物都為了適應美國的生活而付出了異常艱辛的努力與極其沉重的代價。書中女主人公Marusya Tatarovich的自由之夢在抵達美國的瞬間化為泡影，她認識到離開蘇聯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并且決定申請返回蘇聯。當被問道她在美國所獲得的自由時，她憤怒地質問道；什么自由？“在骯臟的餐廳里刷盤子？學習電腦？在一百零八大道賣栗子？我寧可回國。”面對這種名義上的自由與事實上的不自由，她毅然決然地答道：“讓自由見鬼去吧！我想要安寧！”書中的另一位人物Karavayev在蘇聯時曾是異議分子，為了爭取人權而坐過三次牢。移民美國后，他同樣感到非常失望。近距離觀察美國社會之后，他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無限眷戀之情。

喬杜諾夫與道夫拉托夫的人生固然不幸，比他們更加悲慘的卻也大有人在，著名詩人、作家與政治家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利莫諾夫于1974年與家人一起移民美國后不久即因窮困潦倒、生活無著而慘遭妻子拋棄，而這也正是很多來到西方追求自由的男性移民的典型經歷。之后，利莫諾夫光輝燦爛的美國夢就變成了孤苦伶仃靠領取政府福利救濟為生，混跡于世井下層并與流浪漢為伍的一場不折不扣的美國噩夢。誰能想到在“民主”“自由”的西方，無數象利莫諾夫一樣才華橫溢的棟梁之材竟然淪為社會的負擔！他在自傳體文學《是我，愛迪》(It’s Me,Eddie)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憤怒譴責了西方政府不負責任的政治宣傳，在其無所不用其極的鼓動教唆之下成千上萬不明真相的蘇聯公民拋家舍業，盲目用腳投票來到西方自尋死路：“我拿福利，我靠你們的勞動維生；你們交稅而我卻屁事不干，每個月兩次來到坐落在百老匯1515號的干凈寬敞的福利辦公室領取福利……什么？你們不喜歡我？你們不想養著我？我得到的并不多——每個月只不過278美元而已。你們不想負擔這筆錢，那你們他媽的為什么把我和一大群猶太人弄到這里來？還是埋怨你們的宣傳吧——它實在是太強大了。”作為一個極為活躍的激進派政治活動家，利莫諾夫還曾屢遭美國聯邦調查局騷擾。如此慘痛的人生經歷無疑有助于他看清美國社會的真相，他說“我發現自由并沒有成為這個傲慢地以自由世界的領袖自居的國家現存社會結構的強有力反對者”，“聯邦調查局在鎮壓激進派方面與克格勃一樣狂熱”，不同的是“聯邦調查局的手段更加現代化”。1980年對美國極度失望的利莫諾夫決定逃離美國，他在法國居住了一段時間后，最終明智地決定結束這場毫無任何實際意義的自由之旅。回國后利莫諾夫創立了民族布爾什維克黨，成為俄羅斯政壇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至今對西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以及價值觀念持極其強烈的批判態度。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來到西方后也經歷了從反對蘇聯到反對西方的華麗轉身。在西方的實地生活經歷使他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西方民主自由的虛偽性與欺騙性，這將他鍛造成了一個西方文化、西方價值觀念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堅定批判者與反對者。在美國生活期間，索爾仁尼琴不斷在各種場合猛烈抨擊西方的功利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日益加重的道德墮落現象。他在著名的哈佛演講中歷數西方社會之病態，引起了東西方社會的廣泛關注。在親身經歷、親自感受了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端之后，客居異邦二十載的索爾仁尼琴不顧年老體弱之軀，再次用腳投票，重返俄羅斯。望眼蘇聯解體后滿目蒼痍的廣漠國土，索爾仁尼琴仰天長嘆“是我害了俄羅斯祖國”，從此徹底摒棄了早年頑固的反蘇、反共立場，他開始深切懷念曾被他罵得一無是處、批得體無完膚的社會主義蘇聯。晚年的索爾仁尼琴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歷史貢獻及其所發動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他哀嘆“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喪失了斯大林曾經賦予這個國家的沖勁與斗志”！

叛逃美國的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Svetlana Alliluyeva）也沒有在美國找到想象中的自由樂土，她的自由之旅同樣以希望而始以失望而終。她在回憶自己的美國生活經歷時總結道：“我在自由的國度里沒有一天是自由的”！她并不認為美國比蘇聯更為自由：“我住在莫斯科時，有四十年是在克格勃的監視下度過的。來到美國后，監視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師手里，簽一些不知是什么內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癱瘓，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講自己所想的事，沒有一個變節者是自由的。”她滿懷深情地警告那些對西方懷有不切實際幻想的同胞們:“我今天要對所有的變節者說，不要忘記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類，他們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悶的、無能的、背叛的、癡呆的人，一如你們所離棄的那些人。”

在《蘇聯人在美國》的片尾，美國女主持人如此評論那些用腳投票的蘇聯人：他們都自由了！他們為自由而來，他們以為自由意味著更好的生活、工作、成功與被承認。但是他們現在認識到自由除了自由以外什么也不是！他們在蘇聯有著穩定的生活但是沒有自由。他們認為來到美國以后就會既有安全又有自由，現在才知道自由的代價。對自由，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美國人以為蘇聯人一定熱愛自由，而且一定熱愛美國這種牌子的自由并且會像他們一樣愿意而且能夠為這種自由付出代價。

其實，何止是蘇聯人，即使是很多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感到難以承受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之重。2014年8月11日，在《哈得遜河丘上的莫斯科》中飾演弗拉基米爾?伊萬諾夫的美國著名喜劇演員、奧斯卡獎獲得者羅賓?威廉姆斯因長期患憂郁癥的折磨而在家中自縊身亡。在“民主”“自由”的國土上，即使是功成名就的羅賓?威廉姆斯也感受不到生命的幸福與快樂，美國虛幻的“民主”與“自由”并沒有能夠拯救這位杰出藝術家的寶貴生命。

在時過境遷的今天，當我們回顧當年蘇聯人虛幻的自由之旅，怎能不感嘆他們在西方的欺騙宣傳下為追求無望的自由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如今斯人已逝，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思索。他們由于缺乏先見之明所導致的如此深重的人生悲劇，難道還不足以令世人警醒嗎？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俄羅斯和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人民仍對移民西方趨之若鶩，這不得不令我聊發“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之感慨。當我們面對西方資產階級異常強大的宣傳機器所發出的關于“自由”“民主”的各種鼓噪之聲時，但愿他們的前車之鑒能夠促使人們發出這樣的疑問：這是真正的自由與民主嗎？如此不問人間疾苦地為自由而自由，為民主而民主，真的值得嗎？為了如此本末倒置、空無一物的自由與民主，人們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太高昂了？！

延伸閱讀：

“西天”的幻滅：出國后大都墮入底層，海外華裔精英的幕后心酸！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單位的一位領導使盡渾身解數，甚至動用了來查閱資料的外國學者的力量，終于如愿以償地將自己的兒子送到了國外，引來單位里無數人的羨慕與嫉妒。但不久之后，噩耗傳來：其子在比利時臥軌自殺。據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一把雨傘遮住自己的視線，一步一步緩緩地走向疾馳而來的火車。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就這樣孤零零地慘死在異國的土地上。

這個年輕人為什么寧死也不回國呢?據一對知情的老知識分子夫婦所說，他其實一直無法適應國外的生存環境，曾一再向家人表達回國的意愿，卻遭到父親的百般阻撓。他的父親出生于窮苦的農民家庭，靠著自己先天的聰明才智與后天的艱苦努力，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并且最終坐上了國務院直屬機構局級領導的寶座。如此成功的一生使他產生了這樣的人生信念：有志者，事竟成，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于是便對兒子放出了狠話：不管多難，你都要在國外堅持下去，就是死也不能回來。不想一語成籤。我想，在以后漫長的人生歲月里，這位領導一定無數次的后悔、流淚，為自己失落的出國夢，更為以生命為代價力圖實現這一夢想的骨肉至親。

盡管有著如此慘烈的前車之鑒，向我講述這個故事的夫婦卻一直鼓勵我出國。他們不斷地向我宣揚著中國的種種壞處，外國的種種好處，并且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們的獨生女兒在美國的生活照。照片中的女兒美麗大方、英姿勃發，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背景中寬敞的洋房、翠綠的草坪、豪華的汽車，加上這對夫婦動人的畫外解說，一幅天堂般美妙的畫面展現在我的眼前。不自覺間，我竟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不是天堂，卻勝似天堂。

在這對夫婦的反復鼓動之下，我先是到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后又輾轉來到加拿大定居。出國后，我很快與他們的女兒取得了聯系，卻吃驚地發現，原來她的生活并不象她父母所描述的那般美好。她碩士畢業后沒有能夠在競爭異常激烈的就業市場上謀得一職，還是靠著婚姻這條捷徑才勉強留在了美國。結婚生子后，更是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做起了家庭婦女。湊湊和和的婚姻以及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她患上了嚴重的憂郁癥，而在當時的中國，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憂郁癥為何物。每次我們通電話，她都向我抱怨美國不是個好地方，美國人沒有文化，在這里生活沒有意義。更加不幸的是，在她42歲那一年又因胃癌不治而亡。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哀，加上丈夫長期不忠所導致的夫妻不睦，徹底粉碎了母親晚年的希望，一個月后，她竟然也因胰腺癌而病逝。

那么，她既然這么不喜歡美國，為什么不回國呢?我很遺憾當年沒有和她認真探討一下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如今已是死無對證。我只能根據自己在北美生活十多年來所見所聞的眾多真實案例，對海外華人在國外真實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為什么死也不回國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無可否認，在海外華人中的確有那么一些人，他們自認為自己在國外混得還可以，以致樂不思蜀，甚至有一些人恨不得斬斷與中國的一切關聯，他們當然死也不回國。同時，更多的人卻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祖國，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回故土，卻因種種難以與人言的苦衷而滯留國外，抱憾終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費盡心機才來到國外的華人們又產生了打道回府的想法呢?總體來說，中國人移居國外，有些人是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也有一些理想主義者是本著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渴望而來到國外的。出國后，這兩種人都會對西方社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幻滅感。主要原因是國外生活的艱難，使很多人產生了日益強烈的居不易之感。

在現代社會，作為一個普通人，要想在任何一個地方生活下去，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工作。然而，由于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就連土生土長的西方白人都深感一職難求，更何況是這些操著洋涇浜英語的中國移民。在我所認識的中國人中，幾乎所有人的移民生活都是從打labour工開始的。在加拿大，餐廳、清潔、勞工、保安、零售及出租車司機等所有低級的體力勞動崗位上，都充斥著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各國移民。這些高學歷的外國移民，在本國都是經理、醫生、教授、專家、學者甚至政府官員，來到加拿大后卻被一下子打到社會的最底層，做著本地初中生都不愿意做的低級體力勞動。這些人中那些英語好、專業好、情商高、運氣好或有關系的人，或許會在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后，逐漸找到中低級的辦公室工作，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將被加拿大社會永久地訂在低端體力勞動者的位置上，只能將翻身的渺茫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了。但在發展停滯、階層固化甚至經濟負增長的加拿大這又談何容易!我就認識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的碩士，來加已經十幾年了，卻一直從事低端體力勞動。這樣的例子，在加拿大筆筆皆是。有人調侃說加拿大有著全世界學歷最高的出租車司機、餐廳服務員與體力勞動者。怪不得人們紛紛發出加拿大，艱難大;多倫多，苦難多的感嘆。就連加拿大一些主流媒體都不得不承認，移民的加拿大夢日益黯淡，加拿大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底層階層(immigrantunderclass)。因此，在包括中國移民在內的各國移民中普遍流行著壓抑、沮喪、無奈與絕望的負面情緒，各種膚色的移民們在網站上肆意發泄著對加拿大的失望與不滿。

這些在母國的優勢群體，在登陸加拿大的一瞬間便迅速淪落為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如此巨大的落差，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坦然承受的。有一位中國政府的公務員，天真地以為出國后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加拿大政府高就，繼續過他不愁吃喝的舒適生活。當他得知加國碗飯難求的殘酷現實后，精神瞬間崩潰。只是不知他那可憐的妻子將如何獨自面對未來數十年移民生活的艱難挑戰。還有一些人或比較順利或歷盡艱難終于找到了比較滿意的與專業相關的工作，卻因不能適應工作單位異常復雜的人際關系，或被解雇或主動辭職。一個來自東北的電腦工程師，在加拿大碩士畢業后，順利地找到了一份程序員的工作。不善言辭的他在單位飽受屈辱，終于忍無可忍，憤而辭職，最終竟做起了卡車司機。這個曾經的小小讀書郎坦言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為做卡車司機“不受人欺負呀不做牛和羊”。另一位來自南方的建筑工程師畢業于某名牌大學，在國內時也是混得風生水起。當他拿到移民簽證后，興奮地發出了如此感嘆：加拿大需要我!來加后，他歷盡艱辛先后在市政府和幾家私人公司就職，都因為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而屢次被無端解雇，最后不得已也做起了labour。想必此時的他已經深刻認識到，這才是加拿大真正需要他的地方。

在加拿大，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都絲毫不敢稍有懈怠，因為失業的命運會隨時降臨到任何一個人的身上。我認識一個曾在國企任高管的中國移民，雖然已經在加拿大找到了高薪工作，但在一次公司裁人時，嚇得直流鼻血，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被裁的命運。另一位曾在首鋼工作的工程師，由于害怕解雇，竟然得了焦慮癥。一天夜間他突然被一陣巨大的不適感從睡夢中驚醒，他感到腹部劇烈抽縮、胸口發悶、呼吸急促，最后被救護車送到醫院搶救。我本人也有過這種痛徹心扉的慘痛經歷。有一次一大早我就被經理叫到辦公室并被告知“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聽后愕然不知所措。陽和平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曾談到他在美國第一次被解雇時，有一種天塌下來的感覺，他因此而在美國感到非常壓抑，而這也正是我的感受。慘遭解雇的經歷，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多次失業不僅使我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更嚴重打擊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曾深深地沉浸在自卑的情緒中長達數年之久而無法自拔。直到有一天與加拿大共產黨省委書記的一次談話，才算打開了我的心結。她說：“你不必太介意被解雇的事。在加拿大被解雇是家常便飯。幾乎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有過被解雇的經歷。”她發現，那些來自中國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對失業懷有更大的恐懼感，在被解雇后也往往反映更加強烈。對此，她評論說那是因為我們幸運地出生在社會主義國家，從來沒有嘗過失業的滋味。道理雖然明白，但被炒魷魚的經歷還是在我的心理上留下了可怕的后遺癥。從此后，只要經理一叫我去辦公室，心里就打鼓。

在舉目無親的外國，失業的痛苦苦不堪言。于是，為了保住一份糊口的低薪工作，人們往往要忍受種種屈辱。焦慮、無奈、無助與無望的情緒籠罩著整個西方社會，特別是作為弱勢群體的移民和少數民族。美國勞資關系委員會中西部負責人歐爾松稱，包括華人在內的亞裔，總是不敢反抗而是選擇默默承受不公的工作條件與待遇。有華人在網上對此發表評論說，并不是不敢，而是后退的余地太小，生存壓力太大。另一位華人則說，現實中，華裔是處于弱勢，不論語言能力，文化差異，處理問題的技巧和溝通方式，還有無處不在忽隱忽現的種族歧視，而且人數少。再者，勞資委能幫他們維護暫時的不公，但不能維持他們長期的工作。

經歷過多年殘酷的剝削與壓迫，我終于認清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在揮舞著人權大棒對他國指手畫腳的西方國家，經理隨時可以剝奪工人工作的權利，也就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這種切膚之痛，使我對馬克思的工資奴隸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與奴隸的唯一差別就是：前者是隱蔽的剝削，后者則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飾的剝削。所以前者可以公開打著民主、人權與自由的幌子，讓成千上萬象我這樣的天真爛漫者上當受騙，以致歷盡千辛萬苦，飛蛾撲火般來到西方自投羅網。悟出這個道理后，一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之感油然而生。我知道這種感覺將伴隨我終生，只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輕信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謊言，將自己賣身為奴，從而鑄成人生大錯。

北美崔哥也將移民美國視作人生的一個重大決策性錯誤。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崔哥曾大倒苦水。象他這樣畢業于北大的佼佼者，如果當初不出國，擺在面前的本是一條或做教授或做外交官，至少也是高級翻譯的金光大道，但在美國竟落到以賣糖油餅為生的境地。他充滿惋惜地說，不應該將自己的命運與美國這個國家聯系在一起。他對目前一浪高過一浪的移民潮極為不解:咱中國發展得這么好，你們來美國受罪呀。有崔哥一般感受的海外華人人數極為可觀。曾在國內報社擔任記者的金巖在加國無憂網站上發文稱，中國移民押錯寶來到加拿大這個毫無希望的國家，從而錯過祖國十年發展機遇是可惜的。面對“三分之二的高智商中國移民至今沒有找到專業工作”和“很多人干著朝不保夕的體力活”的嚴酷現實，她驚呼如今十多年過去了，移居加拿大的中國人中“稱得上成功的第一代移民基本沒有”，而昔日不如他們的同學同事反倒在國內混得如魚得水。她認為以這些移民當初“拓荒者的心態，進取冒險大無畏的精神，放在祖國過去飛“橫”騰達的10年里，成功的概率將是非常高的。”相反，“加拿大卻讓滿懷希望的我們耗盡了寶貴的青春年華，他腐蝕了我們曾經激情洋溢奮發向上的心。因為懦弱與惰性，我們在這個veryslow，機會很少的國度里，大多數變得懶散了，由無奈和要面子發展成自我陶醉，最后，“自滿”的痼疾深入了我們的血液與骨髓。”她極為惋惜地承認“我們中的很多人，在加拿大原地踏步了10多年，有些甚至倒退了幾年。”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穩定的工作與和睦的家庭是幸福人生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要素。在西方工作求生即已如此之難，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華人自然對家庭更多了一份渴望。然而，結婚成家，娶妻生子，在西方國家卻也絕非易事，可謂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君不見海外留學“拖”就大量優質剩男剩女，從而給海外華人的個人生活造成了無盡的煩惱。

大部分中國人對西方缺乏全面了解，所以出國前對國外總是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從未預料到出國可能導致的職業風險以及對婚姻家庭可能造成的沖擊，他們只是一個勁兒地要出國，等出國夢實現之后才猛然發現需要面對現實的婚姻家庭問題。23歲出國的祝越說“我當時只想著要出國留學，根本沒有考慮過個人問題，我覺得出去了這些都不是問題，但是真到了美國兩三年之后，才發現婚戀問題才是真正煩人的問題。”32歲的楊小姐也為婚姻問題所苦，“出國前，從未覺得留學有什么風險，但是現在覺得確實像是一場賭博，不管是回去還是留下，對于未來我都毫無把握，到了這個年齡，不管怎么選擇都有種進退兩難的感覺。”她反思道，“很多人都說，即使不留學你一樣要面臨婚戀風險，但是相比與留學所付出的艱辛，我有時會問自己這段經歷值不值得?”大量的事實證明，出國留學成為個人婚戀問題中的一張“風險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遺憾的是，在人們瘋狂渴望出國的同時，卻很少有人冷靜評估出國給婚戀帶來的風險。

在海外找到合適的婚戀對象到底有多難?留美數學博士Alex用數學算出了北美留學生在一年內找到女朋友的概率大概是0.171，而跟這個女朋友結婚的概率用貝葉斯法則計算出來的結果僅是0.056。相對于女人而言，中國男人在婚戀上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可供選擇的中國單身女性實在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由于語言、文化與種族的差異，亞裔男子往往不是白人女性擇偶的首選。西方女人所心儀的戀愛對象是收入良好、高大威猛、性格外向、能言善辯、風趣幽默且會夸贊討好女性的性感猛男，而中國男人特別是在海外的中國男人大多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揚、性格內向、文質彬彬、不善言辭、在陌生女性面前面紅害羞的書生。這樣的外在形象已經不足以吸引外國女性，移民低下的社會地位與低微的工作收入，更是斷絕了很多中國男人的桃花運。于是為了解決個人問題，人們絞盡腦汁，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男人往往選擇回國相親，對中國男人來講，只要回國形勢就會迅速逆轉。盡管這樣的閃婚也造成了不少閃離的悲喜劇，有人甚至戲稱從國內娶妻的中國男人為免費國際搬運工。

但是，女人即使回國找也已經沒有多少選擇的機會了，于是只得將選擇的目標鎖定在白人男人身上，而這也絕非一條通暢的坦途。任職于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張西女士于2012年在美國波士頓做訪問學者期間，以其敏銳的社會觀察力，深刻洞悉了海外華人特別是高知女性在美國所面臨的異常嚴酷的生存與婚戀困境，并深刻揭示了造成這一悲劇的深層社會原因。在其現實主義力作《海外剩女》一書中，她以一群中國女博士在美國尋找婚姻伴侶的曲折經歷為主線，向世人展示了海外華人女性在婚戀問題上所經歷的種種磨難，呈現了中國女性在移植以及嫁接異國文化時所遭遇的種種難言的艱澀。在張西看來，“以這些中國女博士的學識和能力，在中國討份好生活是容易的。但她們跑到美國來，顯然是不滿足只討一份好生活，她們想要更好的生活。她們認為自己有那份實力。但嚴酷的現實是，雖然這個要求并不高，但她們卻為此殫精竭慮。”為了覓得佳偶，她們見識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丑惡世象以及超乎她們承受范圍的殘酷現實。她們遇見的一個個活生生的心理陰暗丑陋的美國男人，滿口甜言蜜語、張口愛情閉口寶貝，但實際上都是一群只要性不懂情的渣男。從這些丑陋的美國男人身上，張西看到“荒誕景象充斥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張西對這些渴望幸福生活與美好愛情的海外剩女給予了深刻的同情，她認為這些女性“忍受痛苦和超越痛苦的能力，某種程度上，已達到一種極限”。張西異常敏銳地觀察到海外中國女性“都有各自的精神或心理創傷。也許，她們的美國經歷讓讀者有不舒暢的感覺。但又有哪個闖蕩美國的華人是一帆風順地走到今天呢?你不知道，是因為他們沒告訴你，也不想說出來罷了。中國素有報喜不報憂的傳統，你可以理解這是人類的善良。同時也可以理解它是一種虛偽。”

海外華人在美國艱難的生存處境促使張西不得不對目前日益高漲的移民潮進行反思。鑒于“在美國生存的中國人，擠的都是羊腸小道，連公路都上不去”這一客觀事實，她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警告國人移民國外可能面臨的種種風險“人類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因此人類永遠有機會向往和實踐冒險而不知回頭，也因此容易成為迷途羔羊。遷徙中，人類會犯下很多愚蠢的錯誤，也創造出美妙無比的牧歌。”在她眼里，美國不過如此：“其實，這里是天堂，也是地獄。你不必對這里太向往，也不必對這里恨得手腳發癢。這里只是人類遷徙過程中形成的一個集居地，你還可以去其它地方。但無論人類涌向哪里，必然有的在地獄，有的在天堂。”

曾紅極一時的鳳姐在來美后也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她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我把美國人民當作親人，卻在這里受到了種族歧視”。她在美國尋找配偶的曲折經歷為張西的觀察提供了另一個活生生的例證。她自稱在美國“什么樣人都見過，哈佛，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只要不結婚什么話都好說，所以我說這也是然并卵的東西。要約炮什么貨色都有，帥的，高學歷的，年輕的。金發碧眼一米八，妥妥的高富帥，一說結婚全跑了。有的一跟我說話就是，我們sex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我對結婚沒有興趣。”鳳姐終于認識到，在美國你可以有各種夢想，只是不能夢想在這里結婚。“當我約會對象中百分之九十都要求一見面就SEX，而且是到我住處SEX的時候，我對這個城市，不知道是希望，還是絕望”。而這也正是絕大多數海外單身女性所面對的冷酷現實!

即使是那些幸運地找到白人丈夫的中國女人，由于文化、個性等差異，也難免離婚的最終結局。根據法國移民局的數據，白人男子和亞裔女子的離婚率竟高達77%。那些還在跨國婚姻中苦苦掙扎的人，也對當初自己的選擇悔之不已。最近，嫁給加拿大成功人士的著名演員袁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婚后才知中國男人有多好。

華人在海外找對象為何如此之難?又究竟難在何處呢?《非誠勿擾》節目組編導之一曹瑤瑤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也很費解，“我一直不太明白為什么那么多的優質留學生找不到對象，特別是男生!”從表面上看，學業負擔、工作不穩等生存壓力與生活圈子過于狹小往往成為海外華人單身的主要原因。但是，更加深層的原因是，西方的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為男女青年相識相知，組織維持家庭設置了重重難以逾越的障礙，使得相當多的西方男女知難而退，完全喪失了結婚成家的意愿與能力。以個人為重、自由為神的西方社會完全顛覆了中國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幸福觀與鰥寡孤獨各有所依的社會理想。在孤獨寂寞中忍受肉體與情感雙重折磨的怨男曠女充斥著每一個西方國家的大街小巷，家庭的建立與維持已經成為西方社會一大難解的社會難題。做為外來移民的中國人，在這樣的婚戀文化中必將經歷更加強烈的陣痛之苦。

2014年12月JasonDeng在加國無憂發表博文《這群移民在加拿大，會被愛情遺忘嗎》，表達了他對加拿大華人單身男女婚戀問題的關注。他注意到在他周圍的大齡剩男剩女們“數目還真有點兒驚心”。這些剩男剩女的悲慘境遇使他認識到隱藏在個人自由與隱私幌子下的西方文化的非人性化實質，并重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與習俗的人文價值，“故國令人詬病的民風和社會風氣，原來還有許多淳樸可愛之處。如果置身于我們老祖宗喜歡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文化環境里，游走在故國的人事和社會結構間，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婚嫁這件事上，你早晚會享受以你為主人翁的盛景。不僅親戚朋友一齊打頭陣賺吆喝，還有七姑八婆察言觀色當紅娘，婦女會工會乃至軍民一家親等社會群體也會相機而動插上一手相助。……而到了這里，WHOCARES?在自由社會，連剩男剩女的這頂冠冕都意味著褻瀆。那么，你要老姑獨處，或寡人萬年，悉聽尊便!……

隱身于人種混雜的市井間，藏匿于私事不相問和自由萬歲的民俗里，剩男剩女的事淪為“PRIVACY”，旁人自然無從妄評，自由社會也只作壁上觀……

即使本族人，異國生活的不易，也使得大家各為生存奔忙，聚散無常，不少人已騰不出更多時間精力，熱捧著一顆心來當紅娘了。或者從根本上說，已為這個社會流風所襲，不愿對人家私人事務多加置咀了。

民風和社會風氣一變。在這樣的社會里，剩男剩女店名招牌已經連根拔起，統統讓自由之風相攜而去。剩男剩女問題，天生與這種社會無涉。你珍不珍藏為一家隱私，WHO CARES?

總而言之，我們的婚姻環境，已經被一架飛機徹底置換了。從一個向往‘宜室宜家’的社會，到這個婚姻各取所便的社會。我們的婚姻基礎，已經被這個社會的文化海洋滌蕩著，無聲無息地侵泡著……

我們的文化里，一只天空落隊單飛的孤雁，會讓我們的眼里掠過一絲凄惶。異國的天空，不應該成為這些剩男剩女單飛的場所，夢斷的地方。”

既然海外生活如此艱難，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阻擋了海外華人歸鄉的腳步呢?

原因之一：國籍

絕大多數海外華人為了求職就業或旅游方便等現實考量而加入了外國國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凡加入外國國籍者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于是，絕大多數海外華人一時間成了法律上的外國人。作為外國公民，海外華人就連回國探親、旅游尚且需要辦理簽證，若要回國定居又談何容易?

十幾年前，我認識的很多華人在拿到加拿大國籍后立即返國。那時的中國對國籍與戶籍的管理尚不甚嚴格，且由于他們的身份證和戶籍尚在，也就在國內混了下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經濟危機所造成的西方的逐漸衰落，后悔加入外國國籍的人數大增。在西方社會謀生日益維艱的大背景下，人類天生的愛國思鄉之情越發濃烈。大量的海外華人都非常后悔自己當初的選擇，他們急切地向黨和政府表達自己的愛國之情，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承認雙重國籍、給海外華人發放綠卡或海外華人身份證，承認海外華人與祖籍國的天然血緣聯系。如果海外華人不是歸國思鄉心切，又何苦煞費苦心地謀求中國綠卡和國籍呢?我想，如果中國政府真能滿足海外華人對于中國國籍的強烈訴求，國籍障礙一除，歸國華人的數量一定會猛增。

原因之二：工作

我認識的很多海外華人包括我本人都非常想回國生活，卻不得不面對有國難回的尷尬。回國并不是買一張機票飛回去那樣簡單，除了國籍的限制，還有一個回國之后如何謀生的問題。國外生活的艱辛，不是國內同胞所能體會的。為了在國外生存，很多海外華人不得不放棄自己所學多年的專業，根據市場的需要重新規劃設計自己的職業道路。于是，律師變成了管道工、教授當上了鍋爐工、電腦工程師化做了卡車司機。不出幾年，他們的專業知識老化了、專業技能生疏了。如今已身無長計，且已四、五十歲的他們在國內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嗎?且不說在不能衣錦還鄉情況下的這種落魄而歸，需要多大的勇氣，僅是回國之后的生計問題，就已經使得他們愁白了頭。少小離家時，他們是豪情萬丈的人才精英。如今兩鬢斑白的他們，早已被資本主義社會徹徹底底地改造成了身心俱疲、滿身創傷的普通勞動者。

原因之三：家庭

很多海外華人都有家有口，在配偶就業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諸多不便，也阻礙了海外華人歸國的腳步。如果回國，老婆的工作怎么辦?孩子的教育怎么辦?不會說漢語的孩子在國內上學能跟得上嗎?沒有錢能上得起國際學校嗎?諸如此類的現實問題，不得不讓很多海外華人忍痛放棄回國的打算。

原因之四：退休金

八、九十年代出國的那批華人，工作時都沒有繳納養老保險。他們出國時已經年齡老大，在國外折騰了幾年才算勉強找到一個比較像樣的工作，很多人此時已年近半百。此時回國，兩邊的退休金都拿不到。這國您說還回得去嗎?

如果您非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以我回不回國作為判斷我所寫是否屬實的標準，北美崔哥說了：“有不懂事的小孩老愛問我;崔哥，不，崔爺，美國那么糟蹋人，您老怎么不他媽回來呢?嘿，這話夠艷的。爺們，我今年都五十了，在美國都蹉跎了大半輩子，能說海歸就海歸嗎?我在美國交的那老些稅，白交了嗎?趕上你哪天感慨人生苦，有人噎你一句，說苦誰讓你活著來著呀，你怎么不死呀。要是能重新活一把，海外有多少人還會盲目地往美國這條河里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