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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臺最近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段視頻引發較高的網絡熱度。這段視頻的內容是：龍應臺問在場聽眾的啟蒙歌曲是什么?香港浸會大學(公立大學)副校長周偉立教授回答說：我的啟蒙歌曲是《我的祖國》。龍應臺問：怎么唱?于是，觀眾席中很多人開始唱這首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歌。于是，網絡上有一種評論成為普遍性的基調：龍應臺企圖洗腦被打臉。

　　朋友對我說起這個話題時，我其實不是很有興趣。幾年前我寫過關于龍應臺某本書的書評，龍應臺在臺灣宣布辭職時，我也寫過關于她的文章。我對她不是很欣賞，也不想再多寫她。朋友把龍應臺演講比較完整的視頻發給我，建議我看一下再說。我在視頻里聽龍應臺提到“安徽白茅嶺農場”，于是我決定寫這篇文章，原因后面再說。

　　普遍性的評論說“龍應臺被打臉”，這應該是不喜歡或討厭龍應臺的人的一種解讀。我認為，以龍應臺的文化修養來說，“打臉”的說法可能有點過，龍應臺不至于被這樣一個“意外”搞得進退失據。事后，龍應臺寫了回應文章，她說自己沒有聽過這首歌，但認定這是一首“紅歌”，她佩服周偉立教授的勇氣和誠實，也很想聽聽這首歌，于是便希望大家能唱，于是很多人開始唱。不同年齡的老師、學生，不同身份的大陸、香港聽眾開始一起唱。龍應臺說：“旋律的優美有一種感染力”，“不相識的人在唱歌時相視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讓大家合唱的時間拉長一點……”。我認為，龍應臺事后的這番自我解釋沒什么毛病，合情合理。雖然有人可能會說：那只是龍應臺因為應對無措而不得不在拉長合唱時間，同時飛快地轉動大腦以找到一個光滑、安全的臺階，但我還是認為，至少就現場表現而言，龍應臺并沒有多少可供取笑的尷尬。但這并不是說龍應臺沒有尷尬，而應該說，她的尷尬是另一種更深層的尷尬。

　　香港大學邀請包括龍應臺在內的很多名人參與的這個系列演講名字叫做“大學問”。我們可以問：“大學問”大到什么程度?是否大到全人類、全世界?從龍應臺演講的內容看，這個結論大致是正確的：龍應臺試圖在不同人的不同啟蒙歌曲中尋找一種超越政治的文化因素，反映跌宕起伏的歷史變遷中某種永恒的東西。在我看來，這其實是龍應臺這類知識分子的一個共性——上世紀70年代，當臺灣代表被請出聯合國，由來自大陸的外交官代表中國坐上聯合國的席位時，臺灣的知識分子便開始陷入文化身份失落：我是誰?

　　龍應臺演講中用了一首臺灣當年校園里學童們唱的反共、反大陸歌曲。我們不評價這首歌，只想借此說明，對于失去聯合國席位后的臺灣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國民黨灌輸的幼時教育使他們難以認同中國大陸，而要認同臺灣，對于缺乏遠大理想的“小民”來說也許可以聊以自慰，但對于想要進入世界主流話語平臺的臺灣知識分子來說，沒有國際地位的臺灣又難以成為身份認同的全部立足點。于是，龍應臺這樣的知識分子便找到了一個途徑以擺脫這種兩難——他們試圖使自己成為“世界公民”，與全人類的共同文化價值為伍，便能避免具體國籍、文化身份的尷尬。巧的是，這種文化價值取向，不久之后正好與蘇東劇變帶來的“歷史終結論”的廣泛傳播形成了完美的結合。所謂“歷史終結論”簡單說就是：認定西方所代表的普遍價值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最終選擇。這使得龍應臺這樣力求使自己成為“世界公民”的人，終于在“普世價值”上可以找到一個看似結實的依靠。龍應臺出任臺灣“文化部長”時，這種“世界公民”的身份與臺灣政治匯入“歷史終結”的洋洋得意是一致的。龍應臺辭職后，對于民進黨的綠色支持群體來說，與“歷史終結”為伴，甚至已經成為他們唯一的心理安慰。

　　我們在龍應臺的演講中可以看到，她試圖用歷史歌曲中超越政治的因素來表達文化、表達具有普遍意義的情感，正是她的這種“世界公民”身份的必然。例如，用歌曲表達愛情，表達親情，表達思念，表達對政治的模糊和排斥等等。龍應臺提到希臘悲劇、意大利歌劇、德國的“尼伯龍根”，基本上都是這種超政治、超民族、超國家、超時空的全人類普遍文化的取向。龍應臺說，所謂經典歌曲就是超越了假造的規范、強制的壓迫，觸及內心最柔軟的那一塊地方。對于經典歌曲的評價“就是好”，不涉及思想性等外在約束(大意如此)。然而，我認為，龍應臺的這種文化取向，實際上也是很尷尬的。

　　首先，從她所舉的歌曲例子來說，所謂人類共同文化本身就毫無例外地包含著民族、國家、政治的底色。例如“綠島小夜曲”，龍應臺雖然把它看成是一首愛情歌曲，但也不得不承認這首歌的流行實際上帶有臺灣島獨特的政治含義。再如，龍應臺用了陳歌辛的很多歌反映隨蔣介石去臺灣的那批人當年的心態。我們可以按龍應臺的邏輯說，當年曾經被大陸認定為“黃色歌曲”的陳歌辛的作品代表著愛情之類的普遍價值。但我們也同樣可以說，正是政治造成的兩岸隔絕、對立，使得所謂國民黨上世紀三十年代“黃金十年”成為這批偏居一隅的人對陳歌辛歌曲的“上海灘”文化產生了不同尋常的懷舊之情。如果沒有政治造成的隔絕，陳歌辛歌曲能否在臺灣受到普遍喜愛，真的很難說。龍應臺為此不提陳歌辛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與日本侵略者的合作，倒也符合她模糊政治、去政治的一貫立場。但是否所有人都接受她的這種“世界公民”的價值取向，是可以打一個打問號的。

　　龍應臺說她父親最愛的歌曲是京劇《四郎探母》中的一個唱段，似乎反應了思念家鄉、思念親人的孝親文化，從而超越了國共之間的戰爭。在這里，龍應臺犯了一個不易察覺的錯誤。她說，“四郎探母”唱了一千年，可見這個唱段表達的人倫親情、孝親之心具有長遠的、超時空的普遍價值。之所以說她犯了一個錯誤是因為，“四郎探母”的確是根據大約一千年前的故事改編的，但它成為京劇唱段并沒有一千年，而是產生于清朝時期。現在有人說楊四郎其實是一個叛徒，不值得歌唱，有人甚至認為應該禁演。這實際上又涉及到這個傳統劇目背后的政治。楊家將故事講的是北宋初期與北方民族的戰爭，之所以在清朝誕生了《四郎探母》，以一個“叛徒”為主角，是因為清朝不希望南方、北方的民族對抗情緒延續下去，因而“叛徒”變成了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代表，而他所突出的人倫親情則成為超越民族、地域、歷史的共同文化的結合點。換句話說，《四郎探母》之所以成為京劇經典，一方面是它較高的藝術成就，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政治塑造了這個故事，突出了超民族、超地域的普遍文化價值，而非它自身就如此。我們可以認可這種政治意圖不著痕跡的高明，我們也不能否認政治對它的巨大作用。龍應臺試圖借這個京劇闡述人倫親情超政治的普遍意義，實際上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暴露了她的目光短淺和狹隘眼界。

　　龍應臺所舉的歌曲例子背后都有無法擺脫的政治背景，這是龍應臺推銷普遍文化價值的一種尷尬。除此之外，龍應臺以及與她理念相近的一大批人，實際上還有一個更大的尷尬。“世界公民”所代表的全人類普遍價值之所以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能夠有市場，有立足之地，是因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推廣“普世價值”的同時，還在現實地推廣全球一體化。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書能夠成為全球暢銷書，就是因為它與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完全吻合。這也使得一批像龍應臺這樣的“普世價值”擁躉當初能夠在地球的很多角落找到與全球化一致的表演舞臺。然而，近年來，隨著英國退歐、歐洲難民危機、美國特朗普上臺等一系列所謂“黑天鵝”事件，人們日益清晰地看到，西方國家正一個個步入“去全球化”的行列，龍應臺們曾經擁抱的西方“政治正確”，正在被西方逐步放棄，西方普世價值的“政治正確”因其與現實利益的沖突正日益遭受質疑或被束之高閣。這給龍應臺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尷尬或新的身份認同危機：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盔甲的“世界公民”，在今后的世界上還能有多大的舞臺?

　　于是，我們看到了龍應臺對此的文化敏感和曖昧。一方面，龍應臺的演講中表述了不少中國的傳統文化概念，甚至對年輕聽眾的“文化斷層”表示驚訝。對此，我們難以清晰地認定龍應臺所謂的“文化斷層”具體所指是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還是中國大陸的歷史變革?龍應臺在回應該視頻被刷屏的文章中，配了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2016年元旦她在北京西山參觀“無名英雄廣場” 紀念碑時的留影。這個廣場所紀念的無名英雄是蔣介石退到臺灣時大陸派遣一同前往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后來在臺灣被國民黨殺害了，人數超過1000。龍應臺配發這張照片是什么意圖?是繼續堅持她超越政治、無條件反對戰爭的立場，還是對兩岸統一的一種曖昧態度?另一方面，龍應臺在演講中用“綠島小夜曲”做例子也同樣耐人尋味。這首偽裝成愛情歌曲的政治歌曲，實際上代表了臺灣民進黨最為重要的政治資本和政治驕傲。

　　因此，我對龍應臺的未來走向產生了興趣：面對世界性的“去全球化”趨勢，龍應臺們曾經賴以立身的“世界公民”身份開始遭遇一個巨大的尷尬，必須面對一個選擇：是放棄“世界公民”的文化身份，還是堅持?如果堅持，還能有多少聽眾和依靠?如果放棄，且不說她能否變成德國人的文化身份，且不說她這個華人若想變為德國、美國身份，在排外思潮日益抬頭的西方能否被德國、美國等完整接受，如果她還想在臺灣海峽兩岸維持自己的活躍度，那么，她是回歸中國統一的文化身份，還是站到民進黨的臺獨立場?我認為，這是龍應臺最焦慮的尷尬。我之所以不太認同“龍應臺被打臉”的流行評論，是因為我在龍應臺尷尬的背后，還看到了她的曖昧，這種曖昧也體現在她對于眾人合唱《我的祖國》時的笑聲里。

　　龍應臺的回應文章標題是《大河就是大河》，文章最后很文藝地說：“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很明顯，她還是固執地強調“去政治化”，這是她對自己面子的全力的呵護嗎?誰都不能否認，《我的祖國》里唱到的“大河”、“稻花”，如果沒有殘酷的戰爭背景，如果沒有保衛祖國的豪邁犧牲，如果沒有戰勝一切敵人的英勇氣概，那么，人們對于“大河”、“稻花”的熱愛之情絕對不會那么強烈。如果去掉“上甘嶺”的背景，“大河”最多只是一條普通大河，“稻花”不過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尋常之物。正是因為在被瘋狂傾瀉的炮彈削低了幾米標高的山頭的襯托下，在滴水難覓的坑道里等待沖鋒命令的必勝信念，完好無損的“大河”、依然飄香的“稻花”才顯得那么珍貴，才會有黃繼光的驚人一躍。人們可以模仿龍應臺的句式說“生命就是生命”，“死亡就是死亡”，然而，當人們面對一個殺人犯和一個慷慨赴義的人，這個“龍應臺句式”根本無法表達生命、死亡“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這一濃重而普遍的文化價值。所以，龍應臺死要面子的固執，實際上搖搖欲墜。

　　最后回到白茅嶺問題。龍應臺在演講中提到陳歌辛時說，陳歌辛被打成右派后，發配到安徽白茅嶺農場。1961年，陳歌辛在那里去世。陳歌辛的妻子“千里迢迢”地到白茅嶺農場帶走了丈夫的遺骨。我很少在公開文章里見到“白茅嶺”，一旦見到，便有一種特殊感受。因為我在那個地方生活了16年。我對白茅嶺絕對比龍應臺熟悉得多，所以，我可以給龍應臺挑點毛病。例如，龍應臺說“安徽白茅嶺農場”就不夠準確。白茅嶺農場雖然地處安徽，但它的行政隸屬關系并不是安徽，全稱叫“上海市白茅嶺農場”。此外，龍應臺說陳歌辛的妻子“千里迢迢”去到白茅嶺，也是一個不嚴謹的夸張，上海到白茅嶺農場的距離大約200多公里。當然，比起龍應臺文化身份的尷尬來說，這個小問題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