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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龍應臺的整個演講邏輯是這樣的,一開始將愛情歌曲《綠島小夜曲》政治化為宣傳普世價值的歌曲,用西方文明和美國文明碾壓國民黨,然后用她所謂旋律非常好的《反共復國歌》召喚反共潛意識,然后用《五月的風》及其作者陳歌辛的悲慘遭遇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最終的結果,卻是龍應臺及整個講座,在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及現場學生們《我的祖國》的優美歌聲和動人的愛國情感中被瞬間碾壓了。
一、細看龍應臺講座:龍應臺是怎樣被《我的祖國》瞬間碾壓的
臺灣前“文化部長”龍應臺2016年7月10日在香港大學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做了一場反共演講,主題是“一首歌,一個時代”。
視頻地址:https://v.qq.com/x/cover/j47kgc2lmvz514g/g0356idgh0w.html
龍應臺首先所重點介紹和播放的,是1958年的《綠島小夜曲》。
這首歌從歌詞看,完全是一個愛情歌曲,然而,龍應臺卻不是這么看的。她認為,綠島是五十年代以來臺灣關押思想犯的地方,所以這是一首綿里藏針的政治抗議歌曲,只是包裝成愛情歌曲而已:
當然,龍應臺自己也提出,其作者的女兒2011年明確指出這是她爸爸寫給她媽媽的一首愛情歌曲,但是龍應臺還是強行地、武斷地認為,因為有“綠島”兩個字,它就不僅僅是情歌,而是一首政治抗議歌曲,它代表著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對國民黨政治專制的抗議:
龍應臺第二首重點的歌曲,是冷戰時代臺灣人的啟蒙歌曲《反共復國歌》:“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解救同胞”。
http://weibo.com/p/23044451e3371838a047ea47e9eddd1aaa6879
面對如此粗鄙、低劣毫無人性和任何美感和藝術性的,以“殺”“反”“消滅”為核心價值的臺灣官方“愛國”洗腦歌曲,臺下的聽眾當然是一片自然而然的嘲笑:
當然,對于龍應臺自身的這首啟蒙歌曲,龍應臺卻極力美化,她像巫婆一樣對臺下年前聽眾進行洗腦:“其實蠻好聽的,對不對?”
笑得太勉強!!
一個“其實”,說明臺下聽眾并不覺得好聽,所以龍應臺強行給他們洗腦,說“其實蠻好聽”,并加上一個“對不對”來刻意引導。這些誘導性語言說明龍應臺自己也很不自信。
隨后,龍應臺介紹當時臺灣公共場合唱的是《反共復國歌》之類被龍應臺美化為旋律很好聽東西,而在個人場合和私人空間,唱的是《五月的風》、《鳳凰于飛》、《薔薇處處開》等等,然而這些傳唱于臺灣五、六、七年代的歌曲,在做的大學生竟然都不知道:
對此,龍應臺不得不感嘆道:“歷史的斷層很嚴重”,并要求臺下在做的大學校長們努力一下:
隨后,龍應臺介紹當時臺灣人所唱的這些歌曲中,十之七八都是陳歌辛所寫的,隨后她重點介紹了陳歌辛,放了陳歌辛的歌曲《五月的風》,并重點介紹了陳歌辛在大陸的悲慘結局:
其中,在談到陳歌辛餓死在荒野的時候,龍應臺是咬牙切齒地說的“餓死”這兩個字,龍應臺的招數和她重點介紹的《反共復國歌》一樣,她在赤裸裸的煽動臺下觀眾對共產黨的反共情緒。
龍應臺強調,陳歌辛的“好歌”如《五月的風》她原以為是愛情歌曲,但是她剛發現這首歌唱了“人海的滄桑”“人間的興亡”,所以她之前的理解錯了,這些歌“是歷史的見證者”、“是集體情緒最忠實的記錄者”,“歌是有腳的,它其實跟歷史一樣,有自己的腳,然后它走自己的路”。
隨后,龍應臺問臺下的大學校長們,你們的啟蒙歌曲是哪一首。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說,他的啟蒙歌曲是《我的祖國》。龍應臺很尷尬,放聲嘲笑的同時并讓大家唱一唱:
出乎龍應臺的預料的是,同樣是冷戰時代傳唱的歌曲,現場的年輕的學生們不知道《五月的風》,不知道《鳳凰于飛》,但是卻會唱《我的祖國》。當觀眾開始唱“一條大河波浪寬”時,龍應臺還在放肆地嘲笑這些人:
但是,隨后很多更多的在學生高聲齊唱這首歌,當唱到“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的時候,原來擺出一副不屑和嘲笑姿態的龍應臺,也被這首歌的優美旋律和動人的歌詞打動了:
毫無疑問,講座結尾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和大學生們送給龍應臺的這個大“彩蛋”,徹底碾壓了龍應臺。雖然龍應臺重點放了《綠島小夜曲》,重點放了《反共復國歌》和陳歌辛的《五月的風》,但是現場觀眾臨時清唱的《我的祖國》,徹底碾壓前面這三首歌。對比優美的《我的祖國》,臺灣的《反共復國歌》何等阿格里ugly!!!
最后,龍應臺不得不讓大家對《我的祖國》這首歌熱烈鼓掌,并情不自禁又無可奈何地在觀眾熱烈鼓掌聲中,說了聲“多好呀”,然后她的演講主體部分就收場了!
龍應臺的整個演講邏輯是這樣的,一開始將愛情歌曲《綠島小夜曲》政治化為宣傳普世價值的歌曲,用西方文明和美國文明碾壓國民黨,然后用她所謂旋律非常好(其實這個歌無論歌詞還是旋律都是非常惡心的東西,是蔣家王朝無恥地強暴全體臺灣人民的生動體現)的《反共復國歌》召喚反共潛意識,然后用《五月的風》及其作者陳歌辛的“悲慘”遭遇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即試圖用國民黨的邏輯和文化來碾壓共產黨。最終的結果,卻是龍應臺及龍應臺的整個講座,在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及現場學生們《我的祖國》的優美歌聲和動人的愛國情感中被瞬間碾壓了。
所以,龍應臺遇到的問題,不僅僅是尷尬的問題,而是被徹底碾壓了。因為《我的祖國》這首歌的藝術性和美感,比起什么《反共復國歌》、《綠島小夜曲》、《五月的風》來,簡直是人獸之別!
龍應臺女士,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蠻,你去聽聽大陸的《我的祖國》和臺灣同時期的《反共復國歌》,就知道了。
龍應臺說,好歌,“是歷史的見證者”、“是集體情緒最忠實的記錄者”,“歌是有腳的,它其實跟歷史一樣,有自己的腳,然后它走自己的路”,他本來是用來形容《綠島小夜曲》及陳歌辛《五月的風》這類刻意被她貼上政治標簽的歌曲的,證明這些歌得到了人們自發的喜愛,代表了人們的感情,但是現場的事實證明,這些話語用來形容大陸的紅歌《我的祖國》,卻是最貼切的。
就這樣,滿腦子反共意識形態的龍應臺,就這樣在不輕易間被大陸的一首《我的祖國》瞬間碾壓了,龍應臺利用所謂歌聲反共的整個邏輯,都瞬間土崩瓦解。
龍應臺的講座視頻節錄在社交媒體上被瘋狂轉發和刷屏后,龍應臺為了掩飾自己的尷尬,特地在《南方周末》發文《大河就是大河》: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21
龍應臺在結尾處強調,觀眾高唱《我的祖國》讓她驚訝,但她強調,“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并不代表人們認同共產黨的價值觀:
【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里,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幾分鐘,在當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詠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帶出來的個人記憶當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戀,可能是家國情懷,可能是某種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沒有,就是那簡單美麗的旋律;那是非常純凈的幾分鐘。
歌的意義會轉換,歌的溫柔力道強于刀劍,正好是我整個演講的核心。
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
然而,即便是在《南方周末》自己的網站上,最多的評論仍然是這樣的:【綠島不是綠島,大河就是大河,無恥文人的雙標玩得很溜呀】。
的確,《綠島小夜曲》明明是愛情歌曲,卻被龍應臺絞盡腦汁地政治化,《我的祖國》明明是愛國紅色歌曲,因為得到大眾的喜愛卻被龍應臺刻意去政治化。陳歌辛的《五月的風》本也是愛情歌曲,但是她卻強調這首歌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是集體情緒最忠實的記錄者”,但到《我的祖國》身上,就不是歷史見證者和集體情緒的忠實記錄者了。哪些歌是,哪些歌不是,龍應臺要做刻意的精心選擇,雖然《五月的風》的流行程度和藝術成就完全無法和《我的祖國》相比!!!
龍應臺大肆宣傳低劣的腦殘歌曲《反共復國歌》,稱其旋律很好聽,卻對國民黨臺灣時期的白色恐怖和反共大屠殺只字不提,卻著重介紹陳歌辛,故意掩蓋陳歌辛的漢奸經歷,用陳歌辛的在大陸三年自然災害中的死來攻擊共產黨,其用國民黨反共產黨又用美國普世價值來反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形態,如此明顯。龍應臺所謂的去政治化,只是要去掉共產黨的政治,大搞國民黨和普世價值的政治而已!!
龍應臺的低智和低劣,還體現在用陳歌辛來反共這一點。她在講座中,反復強調陳歌辛在大陸的悲慘遭遇,但是對陳歌辛的歷史進行任意的剪裁。百度百科中對陳歌辛是這樣介紹的:
【陳歌辛,原名陳昌壽,出生于江蘇南匯(今上海南匯),著名作曲家,人稱“歌仙”。其祖父為印度人,祖母是杭州人。陳歌辛畢業于格致中學,曾短暫跟隨德籍猶太音樂家弗蘭克爾學習音樂基礎理論及聲樂、鋼琴、作曲、指揮。其后在上海一些中學教授音樂,并創作歌曲。代表作《玫瑰玫瑰我愛你》、《鳳凰于飛》、《恭喜恭喜》、《夜上海》等名曲,由周璇等演唱出名,在上海風靡一時。為日寇作《神鷲曲》。
1941年,陳歌辛被日本占領當局逮捕,關入著名的極斯菲爾路76號酷刑折磨三個月后放出。之后,陳寫出了代表作《玫瑰玫瑰我愛你》、《鳳凰于飛》、《恭喜恭喜》、《夜上海》等名曲,由周璇等演唱出名,在上海風靡一時。
1946年,陳歌辛和妻子金嬌麗一起前往香港投奔夏衍,同年,他創作了《夜上海》。
1949年上海剛解放,陳歌辛托人將年僅14歲的兒子陳鋼送去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
1950年陳歌辛回到上海,任昆侖電影制片廠作曲。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打倒,送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因饑餓死于當地。】
其實白茅嶺農場位置在安徽,但是卻是上海所管轄。陳歌辛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因營養不良得病死的。在三年自然災害那個年代,很多共產黨干部都得病死了。
三十年過去了,臺灣敵對勢力一直想利用陳歌辛的死來反共反華,但是關于【共產黨迫害陳歌辛】的罪證,他們一直也沒有編出像樣的東西。
就連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趙太爺的子弟兵們所辦的著名反共反華雜志《炎黃春秋》在2010年第8期《音樂家陳歌辛的最后歲月》一文中也是這樣說的:
【到了1961年,改造農場口糧銳減,每天一干一稀,“罪人”們在饑餓中艱難地掙扎著。在當時農場中流行一種怪病,發病前無明顯癥狀,只覺得四肢無力,日漸消瘦,最終導致惡性貧血,臨近死亡時又突然全身浮腫,渾身皮膚腫脹得發亮。此病發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陳歌辛先生在農場,水土不服,飲食生活不能適應,幸虧上海親人不斷接濟一些食品和營養品聊以維持生命。但改造無期,天長日久,畢竟生存維艱,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難逃了。……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時起床,但陳先生卻睡在那里毫無動靜,和他鄰床的一位“同學”便走到鋪前叫他起床,沒見反應,便用手推他,仍無反應。一時急了,便掀開蓋被,俯首一看,不對了,只見陳先生臉色慘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時候已離開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樂家陳歌辛先生,就這樣撒手人寰,無聲無息地走了。】
眼下大陸的網絡媒體包括《南方周末》這樣大批的紙媒都受海外反共勢力所操縱控制,故意造謠混淆視聽。
無論是龍應臺還是《炎黃春秋》,雖然都想利用陳歌辛做文章,但是對陳歌辛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卻似乎不敢觸及,有研究者指出:
【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我對陳歌辛的基本認識是,陳歌辛原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和愛國激情的青年,曾經滿腔熱情地作過許多抗日宣傳,揭露漢奸賣國賊丑陋嘴臉的工作,以致日本侵略者當局誤以為他是共產黨,1941年12月16日把他逮捕入獄。遺憾的是,出獄后的陳歌辛,由消沉到放棄原則,1943年進入汪精衛漢奸政府直屬的“華影”音樂部工作后,在作品中出現了為日本侵略者唱贊歌的內容。如由他作詞、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譜曲的《蘇州之夜》,八句歌詞是:
“夜深人靜時,長空月如鉤,鉤起游子鄉心,歸夢到蘇州。白蘆高長岸上,紅葉遍開山頭,月下洞庭泛舟,山河處處錦繡。”
另一首由陳歌辛作詞、梁樂音譜曲的《姊妹進行曲》,內容是:
“我們眼中沒有黑暗,山河如錦,百花爭艷,姊妹們一同走出閨房,過去的別留戀,未來的正無限光明燦爛。”
這樣的歌詞不都是贊美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王道樂土”嗎?
1994年4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披露了陳歌辛“華影”時期曾經寫過一首《大東亞民族團結進行曲》。這個標題已經說明這是一首贊頌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大東亞共榮圈”侵略政策的歌。陳歌辛的這些表現,自然得到了“華影”當局的賞識,他在華影越來越紅,他為“華影”拍攝的影片譜曲作歌,數量上超過了“華影”音樂部負責人梁樂音。上海當時的其他作曲家——黎錦光、嚴工上、嚴個凡、嚴折西、李厚襄等人,很少有機會為“華影”影片譜曲作歌,基本上失去了創作的權力。大家聽到的多是陳歌辛的作品,不了解歷史背景的人們,記憶中也就記住了當時的著名作曲家就是陳歌辛。
2008年10月,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舊聞記者》的書。作者錢鋼先生2005年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讀了一年1945年出版的共產黨、國民黨、日本占領者和漢奸政府所辦的各類報紙。在全書收入的48篇文章中,有一篇的標題是《請原諒我隱去了他的名字》,內容是記述了1945年3月5日下午5時,在上海外灘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舉行的“神鷲歌演唱會”。會議開始,由《申報》總編輯黃彬■和日本艦隊報導部部長松島致詞。演唱開始,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指揮,第二首歌即由“神鷲歌”的曲作者(也就是被錢先生隱去名字的中國著名作曲家陳歌辛)指揮。
“神鷲歌”是“神風特別攻擊隊”的隊歌。歌詞是:
神風神風兮我武維揚
百戰百勝兮太平洋
美虜束手兮戰力強
威加天南兮黃人之光
神鷲振翼兮每發必中
摧枯拉朽兮戰血紅
協力同心兮海陸空
健兒身手兮個個英雄
演奏會上,日本官員松島說“神風精神”是中日兩國的民族性。】
也就是說,陳歌辛曾經當過漢奸,1943年進入汪精衛漢奸政府直屬的“華影”音樂部工作后,在作品中為日本侵略者唱贊歌,不僅創作了《大東亞民族團結進行曲》,1945年3月,為日軍神風突擊隊軍歌譜曲創作了《神鷲歌》。
陳歌辛的確是有藝術才華的。但是,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立場錯了,藝術水平越高越反動!!!陳歌辛就是典型案例。
龍應臺用陳歌辛在白茅嶺農場的遭遇來痛訴共產黨,但是讓陳歌辛這樣的漢奸接受改造而不是直接關進監獄或者槍斃,可能會是最好的選擇了,當時的白茅嶺農場是一個條件艱苦的正常社會的一部分,承擔了改造勞改分子的任務,直到1995年才變成監獄:
【上世紀50年代,為了安置上海市閑散人員,一大批來自黃浦江畔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白手起家,艱苦創業,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在皖東南這片六萬多畝荊棘叢生,狼奔豕逐的荒山野嶺上,創建了一個大型國營農場——上海市白茅嶺農場。當年的創業是極其艱辛的,創業者們在那樣艱苦的年代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下面是創業者的幾段回憶,從中可以感受到當年的建設者們是以怎樣的一種精神在創業。序幕是這樣拉開的1955年7月間,為安置城市游民,經中共上海市委的統一規劃,在安徽省委、省人委、蕪湖專區以及宣城,郎溪、廣德三縣黨政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我們十幾個同志來到皖南,實地進行建場籌備工作。由市委確定地處郎、廣兩縣交界的宣、郎、廣國營農場楓樹嶺作業區作為場址。在當年12月下旬,由市民政局派來負責抓建場工作的紀立綱、秦俠軒、黃昌德、錢明漢、徐長游、王善甫,王福坤、許連洪等干部以及十四名職工,組成籌建組,進駐楓樹嶺作業區。當時這里是一片荒野,到處是一人多高的茅草,既沒有路,也沒有住戶,毒蛇猛獸經常出沒,真可謂腳踏荒野,頭頂青天。從1956年3月開始,市內各收容單位的人員分批來到農場,在干部的帶領下,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建場戰斗。農場的干部大多數是從上海調來的。從1956年4月份起,陸續從市民政局,蕪湖荒草湖農場,安徽省民政廳、蘇北上海農場,以及治淮大隊、市公安縱隊,保定航校等單位調來一批干部。農場第一任政委湯鏞,場長樊玉林、呂鎮中,副書記萬壽康、周義山,副場長方原、紀立綱等都是很早就參加革命的同志。許多干部接到調令馬上出發,有些青年干部結婚才幾天,接到調令就來農場。
從1957年下半年起,農場接受了勞教人員的改造工作。從1965年起,又接受了犯人的改造工作。農場生活條件是艱苦的,住三角棚和草房,喝的是河水,井水,點小油燈,整天在野外工作。尤其是建場第一年,遇到一場特大旱災,連續五個月沒有下雨。我們在野外勞動,想喝開水,只能捧些泥漿水燒開了喝。當時農場人員的口糧是地方調撥的,糧食都在十幾里、幾十里外的深山溝里,我們經常帶領場員用褲子當米袋,到十幾里、幾十里遠的山溝里去背糧。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場相當困難,干部發不出工資,每人每月只發15元伙食費,缺乏糧食,每個干部每月口糧只有20斤,家屬和孩子口糧只有7到12斤。在這種情況下,總場領導都下到各分場、中隊,同基層干部共渡難關,頑強地堅持工作,1959年底,農場曾劃給安徽公安廳領導、干部的工資從八類地區下降到三類,這一降低,每個干部每年收入降低300到500元左右,前后長達20多年,干部群眾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我們的干部雖有意見,但對工作始終是積極的。
農場干部為搶救人民生命財產而英勇奮斗的好事很多。如1963年冬天,長樂分場牛頭山上突然起火,火勢兇猛,總場領導立即帶領數百名干部、職工奔赴火場,不少同志用自己的棉衣撲火,很多同志棉衣棉褲燒焦了,頭發、眉毛燒光了,有的被煙火熏得昏倒在地,但誰都不肯下火場。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奮戰,終于撲滅了大火。又如在1964年夏天,因連日暴雨引起洪水暴發,施家村河堤壩中間,沖開了一個大缺口,激流洶涌地向山下鋪、管村田野里涌去,嚴重威脅周圍數千家住戶及四五萬畝稻田的安危。山下鋪分場立即動員所有干部、場員,冒著暴風雨趕到堤壩上。很多人不顧個人安危,跳進水里,用自己的身體堵缺口,其他人員迅速用草袋筑起新壩,經過一場激烈的奮戰,缺口終于堵住了,保住了人民的利益。建場以來,農場先后有五個干部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許連洪同志,1955年建場初期就來到農場,一直工作在基層,是位勤懇工作的好同志。在1960年夏天一次搶修磚窯的過程中,因磚窯塌方不幸犧牲。】
當然,陳歌辛當漢奸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從其行為看,他當時是心甘情愿地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漢奸的,而且還為日軍創作了大量藝術作品。但是同時期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奮勇殺敵的有之,消極抵抗的也有之。類似陳歌辛的這樣行為,即便是在臺灣的蔣家王朝,也會被當做漢奸的。龍應臺所播放的《反共復國歌》不是也高聲唱【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嗎?當然,在蔣家王朝哪里,反共是第一位的,鎮壓漢奸鎮壓臺獨都是第二位的。
也就是說,陳歌辛即便當時是在臺灣,恐怕也沒有很好地下場。龍應臺借用陳歌辛這個漢奸案例來反共,了解真相的觀眾們看了陳歌辛的真實歷史后,反而會覺得共產黨對于這些漢奸,與同時代的臺灣白色恐怖,美國的麥卡錫運動來說,反而太仁慈了、太人性話了。
龍應臺在講座中重點放了《反共復國歌》、放了陳歌辛的《五月的風》,用陳歌辛在農場的死痛訴中國共產黨,但是對國民黨同時期的白色恐怖卻只字未談,筆者在《臺獨背后那只不為人知的黑手--從陳映真先生病逝談起》一文中曾經介紹過這段歷史,現引用如下:
http://www.cwzg.cn/html/2016/tongyouchawei_1125/32649.html
【站在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說,我們與國民黨的矛盾是階級矛盾,而與美日扶持的意圖分裂中國的臺獨勢力來說,則是民族矛盾,因此我們寧可支持世仇和死敵國民黨來反對臺獨和民進黨。
然而,國民黨蔣家王朝做的恰恰相反,在1987年解嚴之前,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臺灣親共的左統派之屠殺和鎮壓力度,遠遠大于臺獨。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曾在其文章、著作和電視節目中指出,蔣氏父子表面上嚴打“臺獨”分子時,但真正被槍斃的只有1人。1976年12月25日,臺灣“總統”嚴家淦也在國民黨的一次會議上聲稱,據他的記憶,遭到處決的“政治犯”“臺獨”分子只有鄭評。另有學者考證,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臺因臺獨問題被槍斃的還有宋景松、陳智雄二人。也就是說,蔣家王朝在臺獨裁期間總共殺過1至3個臺獨分子。
而蔣家王朝又是如何對待在臺灣的共產黨及親共的臺灣本土左統派的呢?僅在50年代初,蔣家王朝就殺死了1100余名大陸秘密派入島內的干部。1949年前后,中國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央關于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臺,上世紀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賣,島內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地下黨員被捕,其中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余人。1993年,臺北六張犁墓地發現201個在馬場町刑場槍決而被時代棄葬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據民間機構的統計,蔣家王朝在臺灣白色恐怖期間被以共黨罪名殺害的人數約五千人,被判處徒刑的上萬人。按照當事人陳明忠的估算,因為“匪諜”案件被捕者達十四、十五萬人,其中約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在臺灣總人數不到百分之十五。
也就說說,蔣家王朝白色恐怖期間殺了五千多人的共產黨及左統派,而僅僅殺了1至3個臺獨。蔣家王朝對共產黨的屠殺鎮壓力度遠遠大于臺獨,這就使臺灣民眾心理中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白色恐怖陰影,比“臺獨”問題更為深廣,這就使解嚴后左統派的發展障礙比臺獨更大。
因此,盡管臺灣左統派的力量遠遠大于臺獨,但是亦遭受被蔣家王朝全面殘酷屠殺和鎮壓,而臺獨分子則被蔣家王朝和美國變相保護下來,這就是臺灣黨外運動的領導權后來被臺獨勢力掌控的一個重要歷史原因。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待臺獨分子手下留情,而對待共產黨及親共左統派則十分殘忍血腥,一個重要背景是蔣家王朝是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而臺獨勢力亦由美國和日本一手扶持。蔣家王朝和臺獨勢力都是美國在臺灣扶持的干兒子,后者是美國計劃未來取代蔣家王朝的未來政治接班人。陳明忠指出:“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么民主人權了,殺‘臺獨’分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
……如果蔣介石、蔣經國當年像屠殺、鎮壓共產黨和左統派那樣屠殺臺獨分子,或者按照同一標準和力度對待臺獨分子和左統派,那么1987年臺灣解嚴后,臺獨分子肯定不可能獲得黨外民主運動的主導權。】
龍應臺與《我的祖國》事件中,另一個關鍵細節是,為什么會有大批香港精英和知識分子喜歡《我的祖國》。
龍應臺在《南方周末》《大河就是大河》一文中也不得不涉及這個秘密: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21
【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說,他的啟蒙歌是「我的祖國」時,站在臺上的我,腦海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好些念頭。
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首「紅歌」,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
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儂發表的Imagine所傾訴的,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是多么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火紅的年代」里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在他脫口而出的那一個剎那,我就懂了。】
公知大V閭丘露薇也評論如下:
http://weibo.com/1189729754/EmJecregX
【被刷屏的港大“我的祖國”視頻和龍應臺自己描述當時的場景和想法。對歷史和香港有點了解,就不會驚訝一個港人說啟蒙歌曲是”紅歌”,這一點,龍在文中講的很清楚。再補充一些:71年的保釣運動,港大沖的最前,96年跳海宣誓主權遇溺死亡的陳毓祥就是當年港大學生中的“國粹派”。拿話筒的周偉立,七十年代在港大讀了本科和研究生,再去美國讀了碩士博士,之后又回到港大心理系任教,長期擔任學生事務長,兩年前離開港大。這些有著濃烈的家國情懷的香港人,一些經歷了xx徹底失望改變,一些在97以及雨傘之后,被視為了不愛國的人。但他們其實沒有改變過,用自己一貫的原則愛自己的祖國。】對于這個根本問題,單仁平同志只是在《環球時報》寫評論指出一些表面現象,卻不敢分析其來空去脈:
【說實話,在香港大學的報告會現場有那么多人唱起《我的祖國》,讓內地人也感到有些驚訝。正因如此,這個短視頻才迅速傳遍內地互聯網。對很多人來說,看到這個視頻的一剎那,對香港的了解一下子多了一個維度。這兩年“占中”“港獨”的各種消息太多了,幾乎主導了內地人對香港社會的認識。那段視頻展示了香港社會的另一面,那是那座城市與祖國割不斷的聯系。】
無論是龍應臺,還是閭丘露薇,都談到在七十年代香港大學,新一代的大學生們追隨的是紅色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香港大學學運的領導權在大陸共產黨手中,雖然當時的政府是英國殖民政府,雖然香港是臺灣情報機構的老巢,雖然香港當時是美國、英國的情報機構重點滲透的前沿陣地,但是整個香港的文化領導權,從學生運動到工人運動再到市民運動,都是在大陸共產黨的領導之中。這就今天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的政治啟蒙是《我的祖國》的根本原因。
當然,閭丘露薇也在微博中夾帶私貨,把周偉立和占中雨傘運動那批人混為一談,把當年跟隨共產黨的那批人和今天占中那批人混為一談,這是別有用心的。龍應臺這個講座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僅僅點的問題,而是面的問題。例如,2014年9月22日,香港學聯在罷課起動宣言《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一文中,沿用的就是四十多年前香港學聯的“反資反殖”的口號,鼓動普通民眾反抗分配不公的資本主義。但是,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學聯是愛國的傾向于紅色大陸的社會主義力量,而今日的香港學聯則是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控制下,“以子(共產黨)之矛攻子之盾”。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中,莫說是香港,就是臺灣很多國民黨高官的子弟最終都站到了大陸共產黨這一邊。在殘酷屠殺和鎮壓下(四千人被殺,近萬人被判刑,十四五萬人被捕),在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左統派仍然是臺灣黨外運動中的主導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據陳映真回憶:
【從七零年到八零年,是臺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十年。一九七零年,臺灣和海外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就是"保釣"。當時,甚至有人稱它為"新五四運動"。那一年,出現了釣魚島問題,大家很憤怒,是非常單純的民族主義,咱們中國的土地,怎么讓美國送給日本了?從此作為出發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國民黨告訴青年人,你不要被共產黨利用,美國和日本是我們的重要盟邦,誰要這么調皮,就有共產黨嫌疑。北京當時是在文革時期,調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領土呀,打倒美帝國主義呀。在兩邊這樣的情況下,運動分裂了。留學生應該"站邊"了,你選擇哪一邊的中國?產生了"我是誰?"的問題,"中國是什么?"的問題。一批人,像馬英九,是反共愛國聯盟,他們要求的只不過改革保臺,但還是要反共,還是以前《自由中國》的老問題,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轉,覺得北京才是我們的政府,你看立場站得這么穩!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學和共產黨的文件學習,真是產生了觸及靈魂的改變,有的人因此離婚了,有的人放棄學業了。這種情況,后來侵染到島內來。那時已經有各種復印技術,他們把大量的宣傳品寄到臺灣,雖然受到郵檢的攔截,但終究還是流進來不少。第三波左翼運動,就這樣起來了。跟過去兩波的左翼運動完全沒有關系,是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戰和內戰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會,看到了階級,看到了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視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雜志,《夏潮》。以《夏潮》為中心,集結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識分子,跟當時臺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在當時起到很大的影響。】
然而,進入八十年代后半期后,左統派被邊緣化,港臺的文化和知識分子運動潮流被美國把控,這是什么原因呢?四十年間,香港和臺灣的大學生精英分子由親共變成反共,原因何在?筆者在《臺獨背后那只不為人知的黑手--從陳映真先生病逝談起》一文中也曾做過一點分析: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及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對臺灣左統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美國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和黨政高官群體,培養了大批親西方或者說親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就連趙太爺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那個時間段竟然成了黨的總書記,而《夏潮》一代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被這些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和知識分子視作“極左”并對之進行打壓和嘲諷。如果說臺灣左統派在蔣介石、蔣經國血腥屠殺下仍然可以頑強堅持和成長的話,來自祖國大陸內部的釜底抽薪,對臺灣左統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擊。
……
80年代后半期以來,美國在大陸成功的思想文化滲透,抽掉了臺灣左統派們得以發展壯大的政治根基。對于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大陸官員尤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更樂于和港臺富豪及國民黨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臺灣多年經營所培養的左翼社會主義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臺灣槍斃那1100多派到臺灣的精銳干部,都被這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背叛和拋棄了。他們拋棄了中共群眾路線,并且目光短淺,看不到在臺不得民心的國民黨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統一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和大資本家身上,不注重在臺灣普通人民中間發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臺灣曾經強大的植根于臺灣人民中的左統派力量。
從1987年至1989年,以趙太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日益發展壯大,并且在1989年差一點將中國共產黨推向亡黨亡國的歷史深淵。這股勢力在90年代上半期成功潛伏下來,并在1998年后順利地在中國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改革,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程度,國有資產流失程度,醫療、住房等公共福利領域的市場化程度都已經遠遠高于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局面下,臺灣左統派即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政治邏輯和政治敘事,已經被徹底瓦解。既然在大陸思想輿論和實際經濟政策中,都如陳映真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化派、買辦化“智囊”進行統治,臺灣左統派如果要堅持親大陸和統一,就必須淡化和取消自身原有的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果要堅持社會主義立場,就必須批判大陸占主導地位的西化派、買辦化“智囊”及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這必然使自己進一步遭受大陸的政治冷遇。因此,臺灣左統派在1987年之后一直處于一蹶不振乃至走向土崩瓦解的狀態,而本來影響原本比左統派小的臺獨勢力1987年后就順勢把控了臺灣黨外民主運動,進而把控了臺灣政局的領導權。
……
換句話說,假如1987年后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大陸左翼社會主義政治力量仍然能夠在政治權力核心樞紐占據一席之地,從而抑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發展壯大及抵制后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激進推進的話,那么今天臺灣左統派的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和臺獨勢力形成強有力抗衡的局面,那么在高雄擔任市長的,可能不會是臺獨分子陳菊,而是類似蘇慶黎這類即便是臺獨元老也不得不敬重的左統派骨干。在臺灣左統派成為主流政治力量前提下,如果大陸不犯幼稚性錯誤的話,臺灣與大陸的和平統一在國民黨土崩瓦解的今天必然成為可以期待的現實。】
回到龍應臺及《我的祖國》這個話題,其實新中國前三十年類似《我的祖國》這樣可以傳世的經典之作非常多,然而自87年以后,在趙太爺及其強大政治勢力的干擾下,港臺反共文化成功反攻大陸,大陸流行的是張賢亮、莫言等為代表的低俗的反共文化。以《我的祖國》為代表的革命文化到今天有點要絕后的感覺。我們在香港、在臺灣之所以還有類似周偉立這樣的大學校長和支持統一的愛國力量,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前三十年的文化遺產和政治遺產,從這個角度看,趙太爺及其強大政治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破壞可謂罄竹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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