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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藝作品，尤其是電影、戲劇、小說、電影等，是我們認識歷史與現(xiàn)實，思考社會和人生的一種方式。

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在當下的中國，相對于全社會對教育，尤其是對中學教育近乎病態(tài)的極度關心來說，這方面的作品實在太少了。

前兩年，倒是有人拍了幾部青春片，但這些青春片，除了早戀、畸戀、多角戀之外，其實已經(jīng)和青春無關，當然也和教育無關了。

二

但是周日晚，在中國國家話劇院看了“第五屆中國原創(chuàng)話劇邀請展”上演出的小劇場話劇《家長會》，卻令我眼睛一亮。

這場由林蔚然、王人凡編劇，郭蔡雪導演，武漢市藝術學校演出的話劇，觸摸到了令許多人感到焦灼但無從把握的中學生教育問題。

全劇由家長會引出英語試卷被偷事件，圍繞劉學、邱秋、韓可杰、方毅輝這四名高中生的學習生活展開劇情。一番鬧劇般的調查之后，劉學的父親、學校清潔工劉滿倉承認是自己為了要“幫兒子做點什么”，趁打掃衛(wèi)生的機會進入英語教研室偷出試卷放進了兒子的書包。

三

劉學雖然出場的機會并不多，但卻是《家長會》的“主角”，因為整個故事都是圍繞著他策劃偷英語試卷，并且把“偷”到的英語試卷“分享”給其他同學而展開的。

劉學家境貧寒，但品學兼優(yōu)，擔任校學生會主席。他的父親是學校清潔工，但他出于虛榮，卻對同學們吹牛說父母都在國外做生意。他做生意要偷一張英語試卷，是因為如果他這次考試能夠取得好成績，他將獲得保送上大學的資格。

《家長會》雖然極度克制批判當下教育制度與教育理念的沖動，但劉學的命運卻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高考制度已經(jīng)演變成了新科舉制度。劉學和《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一樣，都把“中舉”（對劉學來說就是“保送”）當成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家長會》還觸及了當今的社會分化對孩子命運的影響。

劉學由于家庭出身的緣故，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個人奮斗，所以和同學們相比，他顯得深沉、成熟、老練，他不僅利用對他言聽計從的好朋友方毅輝，也利用對他有朦朧愛情的女同學邱秋，目的就是要偷一張英語試卷。

韓可杰的母親米粒是一個官員。她是一位精明強干，非常強勢的母親，韓可杰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米粒是那種弗洛伊德意義意義的“惡魔母親”，在潛意識里，因為害怕失去兒子而不允許兒子長大。懾于她強大的掌控能力，韓可杰索性自暴自棄，沉溺在電子游戲里，不愿意主動做任何事情，一切都等待母親來安排。

米粒是《家長會》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演出了一個官員的道貌岸然、專橫與虛偽。比如，當她覺得教導主任懷疑韓可杰可能是偷試卷的人時，就暗示說“我還知道你們學校改建教學樓非常缺乏經(jīng)費，而我和你們局長正是好朋友。”

邱秋的父親邱星弛是一個發(fā)了財?shù)男±习?，早早為女兒安排了出國留學的前程；而方毅輝的父親方亮，則是一個開“網(wǎng)約車”為生的小市民，油滑、世故，對孩子也沒有什么要求，方毅輝也胸無大志，滿足于畢業(yè)后過一種平凡的安穩(wěn)日子。

《家長會》雖然有不少優(yōu)點，但劇本總的來說還是單薄了一點，有不少“裂隙”，這影響了作品的感染力。

“偷試卷”是全部劇情的核心，但劉學為什么產(chǎn)生偷試卷的強烈沖動，卻并沒有足夠的交代與鋪墊。

如果按照劇情交代的那樣，劉學胸有大志，一定要出人頭地，那他絕對不會輕易做出偷試卷的決定，更不會用一種近乎大鳴大放的方式連續(xù)動員幾個同學偷試卷。

要知道，“偷試卷”是一個極嚴重的行為，僅僅是“劉學要偷試卷”的消息被張揚出去，就足以毀掉他的全部努力。

所以，一定是劉學遇到了極不公平的遭遇之后（比如原本屬于他的保送名額被校長外甥奪去了），他才有可能 “偷試卷”，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正常的規(guī)則競爭已經(jīng)失去意義，“偷試卷”反而是合理的。

另一個“裂隙”是，在劇中，劉學的性格克制機敏、一絲不茍、深不可測，一下子就令人聯(lián)想到《紅與黑》中著名的于連·索黒爾。

但問題是，劉學的父親僅僅是一位到城里打工的清潔工，如何能夠把劉學培養(yǎng)這樣的人物呢？劉學的憂郁、憤世嫉俗、以及他能夠讓男女同學共同著迷的神秘魅力究竟是從何而來呢？顯然不可能來自他那憨厚、愚而好自用的父親。

于連的性格和人生態(tài)度，來自于他深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對波旁王朝復辟后重建的貴族等級制深惡痛絕，有一種攪亂他們盛筵的惡作劇心理。此外，他的舅舅曾經(jīng)是拿破侖一世的近衛(wèi)軍上尉，是于連的偶像，但劉學的偶像是誰呢？

沒有這些交代，劉學的性格就缺乏可信度，就會讓觀眾感到奇怪。

況且，劉學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比如錢或奢侈品）來支撐他父母都是有錢人的謊言。

七

《家長會》中還有一個讓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基本設定——當然這不是《家長會》獨有的問題，現(xiàn)在幾乎所有電影、電視劇、戲劇等都是這樣設定的——那個最壞的、最不擇手段的小子一定窮人，而富家子弟、官家子弟一定單純善良。

甚至連我比較喜歡的《恰同學少年》都有這樣的設定——最大反派恰恰是來自最貧困家庭學生的劉俊卿。

雖然《家長會》努力想讓觀眾覺得劉學是值得同情的，但劉學卻是四個同學中最沒有道德感的人：他厭惡自己貧困的父親，唆使別人偷試卷，一切被揭穿后又以跳樓相威脅。

以同情窮人的名義暗示窮人的原罪，對窮人在道德上進行有罪推定，并由此論證富人統(tǒng)治的合理性，這是當下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相當普遍的集體無意識，這也再次證明，文藝真的是有階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