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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后，整個社會風氣都在向好的方向轉化，反腐敗，掃黑除惡，掃蕩宗教極端勢力，許多丑惡的社會現象得到了應有的懲治。總的來說，這是一個讓普通百姓安居樂業、有幸福感的時代。也是“80后”群體經歷過的最好的時代。

即便在這個時代，照樣有人唧唧歪歪，一提到西方國家就是“高大上”，一提到中國就是“矮矬窮”。在他們的意識里，越是把中國批評得一無是處，就越能彰顯其“獨立思想”。放在二三十年前，這一套還能忽悠不少人，甚至一度掀起學潮。但是時代已經變了，老調重彈愈發令人感到厭惡。比如，有些人不厭其煩地鼓吹“西方才有自由，中國缺少自由”這類論調，這就很無聊了。

踏實養家、認真做事的普通群眾，現在幾乎不會抱怨“中國缺少自由”。原因顯而易見——改革開放40年后，中國社會的流動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先前為了控制社會流動性而制訂的限制個人自由的手段，幾乎全部消失了，這當然是實實在在的社會進步。

40年前，乘坐民航飛機、在大城市住賓館需要介紹信，當時絕無“自助游”的概念；現在你想去哪就去哪，用手機APP就能預訂機票、賓館。

40年前，在個人意愿下換個城市工作，幾乎沒法操作，因為這涉及計劃經濟下的“交換勞動指標”；現在換個城市工作則是很正常的事情，求職網站和獵頭就能幫你做到這一點。

40年前，普通群眾事實上沒有遷徙自由，一旦遷徙政府就難以管理；現在城鄉二元體系已轉向城鄉融合發展，普通群眾辦理戶口“農轉非”、在一般城市落戶，是很容易實現的事情。

40年前，公安機關極少發放因私護照，“海外關系”甚至是敏感詞；現在普通群眾可以隨便申請護照，辦理起來也非?？旖?，出國旅游、求學、工作，都不成問題。

對普通群眾而言，不僅生活中多了很多自由和便利，實際享有的言論自由也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許多缺乏社會閱歷的人，誤以為在西方國家想說什么就能說什么、完全沒有顧忌，這真是大錯特錯。其實，西方國家有很多不能觸碰的“政治正確”，比如LGBT、種族話題等等。而且，西方國家的國家機器也并不秉承“客觀中立”的立場——德國聯邦情報局自1999年以來監聽外國媒體記者或編輯部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有至少50個監聽線路。在美國，人們在媒體上可以批評個別的政府官員，但是不能批評美國的政治制度。如果誰公開說，美國的憲法不好，兩黨制不好，金融資本對政界的影響不好，那他就要被永久的封殺了。不僅如此，還可能享受被情報機構長期關注的“待遇”。

反觀中國，輿論場上對政治制度的批評意見司空見慣。批評意見的激烈程度，豈是美國媒體能比的？盡管很多批評并不是正確的，但是批評者并沒有受到什么迫害和清算。鼓吹“中國缺少自由”的人，現在還在玩智能手機，而不是在接受國家安全機構的訊問?？梢?ldquo;中國缺少自由”實屬邏輯悖論——真要是缺少自由，就看不到很多人在網上胡說八道了。

既然“中國缺少自由”是一個偽命題，那么現階段鼓吹“中國缺少自由”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從實際情況來看，大致有兩類。

一類人是帶有“小資”、“白左”傾向的在校大學生或小白領。其特點是養尊處優，但閱歷貧乏、見識淺薄。這些人喜歡標榜“獨立思想”，但其知識儲備壓根就不足以支撐什么“獨立思想”，他們平日里不過是人云亦云趕時髦罷了。前些年，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管理還比較混亂，“公知”一度興風作浪，以造謠的手段抹黑中國，對很多閱歷貧乏的青年起到了極為負面的影響。好在中國開放程度越來越高，群眾對外部環境的了解也不斷增加，“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之類的謠言逐漸破滅。以目前的形勢來看，一度被錯誤觀念迷惑的青年，會逐漸迷途知返。

另一類人則非常堅定地認為“中國缺少自由”。這個群體主要是改革開放造就的一些暴發戶，以及與他們沆瀣一氣的無恥文人。“小資”大學生和小白領只是有些缺心眼，而暴發戶卻是實打實的壞心眼。暴發戶對中國的社會制度是極為不滿的。因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權力高于私人資本；而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私人資本高于公權力，政府官員本質上是私人資本的“勤務員”，幫助私人資本實現對社會的全盤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暴發戶痛恨中國的社會制度，向往西方的社會制度，實乃階級立場使然。

這些年在商界，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人，所以頗為了解暴發戶的眼界和世界觀。暴發戶抱怨“中國缺少自由”，其實是覺得“私人資本缺少特權”。與他們不切實際的期待相比，中國的私人資本享受的特權確實太少了。暴發戶特別向往美國，因為美國的社會制度、特別是司法制度，誠心誠意地為私人資本保駕護航。例如1994年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就是財力左右司法的典型案例。身為橄欖球明星和演員的辛普森擁有雄厚的財力，邀請到了豪華的律師陣容，以“證據合法性”為由碾壓了公訴人，使辛普森9個月后無罪開釋。而中國的社會制度并沒有為私人資本提供這樣的特權。2002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徐建平殺妻分尸案”。案犯徐建平時為紹興輕紡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總經理，被害人丁遐是徐的妻子、該公司董事長。徐建平被捕后，近200人上書法院為他求情，其中多數為知識階層人士，理由是他為中國紡織行業做出過突出貢獻，開發出許多有很高商業價值的專利技術。但是法院并不買賬，二審維持了對徐建平的死刑判決，2003年底即對其執行死刑。

正因為如此，暴發戶才會感到寢食難安——他們嫌自己的特權太少了，還不足以對國家機器指手畫腳：哎呀，我建個廠竟然還要接受環評，中國缺少自由啊。哎呀，市場監督管理局竟然還真敢處罰我的企業，中國缺少自由啊。哎呀，我叫個雞、玩弄幾個幼女，竟然用錢都不能擺平，中國缺少自由啊。哎呀，我的馬仔們遭遇了“掃黑除惡”、我不能在地盤上呼風喚雨了，中國缺少自由啊……

其實暴發戶的價值觀很簡單，那就是一切從極為狹隘的個人利益出發，凡是對他個人有利的事物就是好的，別人的死活并不重要。現實中還真有不少這樣的丑惡嘴臉：一邊開著數百萬元的豪車，一邊罵《勞動合同法》對員工的保護太多了。在暴發戶的眼里，普通群眾不過就是屌絲、奴隸，哪里算得上是“人”呀？只有他們自己這些有頭有臉的才算“人”，“自由”、“民主”都是他們的專有特權，與屌絲和奴隸無關。斯諾登爆出“棱鏡門”，舉世嘩然。美國國家安全局經營著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監聽網絡，被監聽的億萬民眾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嗎？美國的“法制”又跑到哪里去了？暴發戶對此視而不見，掩耳盜鈴。

暴發戶的政治觀點來源于其價值觀，其突出特點是“兩個否定”。

1. 否定20世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意義以及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認為社會主義的所有探索都是瞎折騰，還不如直接跪西方當孫子。

2. 否定中共十八大以來確立的社會建設路線。因為黨中央強調建立“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暴發戶們拿錢擺平事情那一套不好使了，所以他們無不在背地里咒罵執政黨“鞏固專制”、“背離普世價值”。

暴發戶眼巴巴地期盼有朝一日紅旗落地，私人資本可以凌駕于公權力之上。只有當黨委被他們踩成肉泥、政府官員在他們面前唯唯諾諾的時候，他們才會覺得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只不過現在他們還不敢過于張揚，只能鼓吹“小政府”，希望政府乖乖地把社會的治理權讓渡給私人資本。欲壑難填，政府無論給暴發戶什么權利和待遇，都不可能讓他們對中國的社會制度感到滿意。

說到這里，不由得感慨：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距，其實是階級立場的差距。某些小知識分子喜歡念叨什么“免于恐懼的自由”，這本身就是閱歷極為貧乏、觀念極為幼稚的表現——殊不知，國家機器的本質就是暴力機關，就是用來制造恐懼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的差別，在于哪個階級控制國家機器，而不在于國家機器是否掌握暴力。更何況，階級社會中，終究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倘若黃世仁免于恐懼，喜兒就得日日恐懼了。某些反動勢力心中的“理想社會”，對于勞動人民而言將是無窮的噩夢。

（作者系博士、資深生物制藥專家，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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