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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行業的“996工作制”（早9點到晚9:00 ，每周6天）已招致程序員們的普遍反感。一些天才的程序員，想出了一個柔性抗爭的手段：在GitHub網站上建立普惠性的開源項目996.icu，但是規定采取“996工作制”的公司不能使用本開源項目。996.icu的巧妙之處在于，使得采取“996工作制”的公司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因為其他公司可以從開源項目中獲取捷徑、降低研發成本。

996.icu開源項目引起社會關注后，馬云在阿里內部交流活動上談及此事，聲稱“能做996是種巨大的福氣，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機會”，繼之以“與其讓自己痛苦，不如你的996做得更舒服一點”之類的雞湯。顯然，馬云認為“996工作制”在阿里集團的存在合情合理，甚至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此言一出，如火上澆油，引起輿論一片嘩然。

某些國內企業高管對“996工作制”的支持，充分展現了當前社會環境下，私人資本的極度傲慢。在他們看來，程序員就應該是任勞任怨的牲口——我不是都給你開“高薪”了嗎？你為啥還不把命交給我呢？他們的所謂表態，其實是在暗示人們：程序員的的工作就是以加班為常態的，這沒什么好奇怪的。一派胡言，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么回事。

美國的程序員是什么工作狀態，我還是有些發言權的。我的朋友中，在硅谷TMT企業工作的不下十幾位，遍布蘋果、臉書、谷歌、LinkedIn等著名大企業。這些企業為程序員提供的工作環境，雖然談不上盡善盡美，但是比起國內企業來，真是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上下班不用打卡，若有家事可以申請在家工作，有些工作餐是免費的。更重要的是，硅谷的TMT企業并不推崇加班文化，也就是說，并不把加班看作“對企業忠誠和奉獻的表現”。所以，硅谷的程序員還能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雖然有時會有加班，但并非常態；他們周末也有休閑活動，還能去運動、遛娃。

盡管硅谷是全球科技研發的熱土，還真沒有哪個公司敢明目張膽地鼓吹“996工作制”——硅谷公司普遍重視人才，搶人才大戰每天都在上演。不人道的工作環境肯定會把人才逼走，找下家還不是分分鐘的事兒？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當然，也沒有必要刻意美化美國。美國有沒有加班嚴重的工作崗位呢？其實也有很多，因為美國實行的是“打了折的8小時工作制”。

8小時工作制是歷史上無產階級斗爭的成果，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恩賜。1886年5月1日，美國各大城市舉行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游行，爭取在美國實行在日內瓦會議通過的勞工權益理念，其中以芝加哥聲勢最盛。“五一勞動節”正是為了紀念這一歷史事件。直到1938年羅斯福執政時期，美國國會才通過將勞動時間限定在每周44小時的《公平勞動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FLSA），后于1940年修改為每周40小時。也就是說，為了確立8小時工作制，美國無產階級持續斗爭了半個多世紀。

為什么說美國的8小時工作制“打了折”呢？是因為現行版本的FLSA并未提供對所有勞動者的保護。現實中，“每周工作40小時、平均每天8小時”的勞動時間限制，主要適用于規模不斷萎縮的傳統產業工人，服務業的基層職位（例如航空公司駐機場的客服人員），以及勞務派遣的臨時工。這些受到8小時工作制保護的工作職位，叫做非例外職位（Non-exempt position），但基本上都是最基層的工作。

在美國，收入稍高一些的工作職位，一般都被歸為“例外職位”（Exempt position），并不受到8小時工作制的保護。管理性的工作（例如企業行政部門的小主管），監督性的工作（帶幾個助手的研發人員），專業性的工作（例如會計師、財務顧問），都被歸為“例外職位”。“例外職位”都實行年薪制——只要你拿了這個薪水，就得干公司安排給你的這么多活；至于每天8小時還是12能把活干完，那是你自己的事。

“例外職位”的后門，導致美國許多職業的加班非常嚴重，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尤甚。所謂的“美國中產”，有許多也就是過著這樣的辛苦生活。“例外職位”的年薪制是個大坑，因為沒有對工作時間的具體限制，所以也就無從界定“加班”——這不就是掩耳盜鈴嗎？國內某些企業號稱“學習美國管理經驗”，不但沒學來好東西，反而先把“年薪制”的糟粕思想學到手了，真是令人作嘔。

“996工作制”反映出國內某些企業極危險的價值取向。毫不夸張地說，某些知名企業高管表態力挺“996工作制”，正是這些企業在發展理念上的大倒退——他們甚至不愿意接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發展中做出的改良，而寧愿倒退回最原始、最野蠻的資本主義。

原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非常野蠻：資產階級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采取的往往是簡單粗暴增加勞動負擔的手段，例如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等等。人在生理和心理上能夠承擔的勞動負擔，客觀上是有限的。無度增加勞動負擔導致勞動者極度疲憊、生活質量下降，必然招致無產階級的強烈反抗。前文提到的美國1886年5月大罷工，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20世紀前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嚴重的階級矛盾陷入社會動蕩，最后俄國爆發了革命，意大利法西斯上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和魏瑪德國政局混亂，美國則不得不在大蕭條中重塑社會秩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才進入了一段新的發展時期。

鑒于20世紀前期社會動蕩的教訓，加之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壓力，二戰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對生產關系進行了深入調整。改良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剝削的隱蔽化：不再以增加勞動負擔作為獲取更多剩余價值的主要方式，而致力于通過技術手段提高勞動生產率。例如，一個工人操作數控機床，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合格零件能比操作老式銑床多出幾十倍、上百倍。技術進步使得勞動者單位時間內的產值大為提高，即使給勞動者增加一些工資，企業獲得的剩余價值仍大大增加了。但是，由于技術手段并未顯著增加勞動負擔，甚至還有可能減輕一些勞動負擔，勞動者對工作環境便沒有太多的怨言。讓勞動者不知不覺間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正是剝削隱蔽化的意義所在，也是二戰后西方國家得以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實現長期社會穩定的重要原因。

國內某些知名企業高管表態力挺“996工作制”，反映的價值取向是——他們甚至不屑于使剝削隱蔽化，寧肯倒退回最為原始和野蠻的資本主義，通過無度增加勞動負擔的方法榨取更多剩余價值。更有甚者，還把這種做法當作“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公開標榜自己吃人肉更有效率，真是毫無廉恥。這些人能夠代表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嗎？

在2018年11月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總書記說到“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為安定人心拿出了最大限度的誠意。而今看來，真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都有資格成為“自己人”——某些人的價值觀就是“私人資本大于天”，幻想著在自己的公司里“稱帝”；他們無視國家白紙黑字的勞動法規，私下里搞一套獨立王國、行使“治外法權”。這樣的貨色怎么可能成為民族復興的決定性力量？按照他們這種不顧勞動人民死活的思路去瞎折騰，只怕中國還沒成為頭號強國，就因為社會矛盾大爆發、先從內部崩潰了。

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程序員群體通過996.icu這個開源項目展開的抗爭，雖然反映了國內互聯網行業工作環境的惡劣，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勞動者權利意識的蘇醒。現在的程序員絕大多數是“90后”，他們的努力正在重塑中國當代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996.icu可能正是一個開始。

在20世紀50-80年代，中國的城市無產階級是擁有很高政治地位的群體——他們不光擁有當時較好的收入，還有較多向上發展的空間。這一時期，我黨特意從無產階級群體中培養出大量干部，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其中，李瑞環同志從木匠做到全國政協主席；倪志福同志從鉗工做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而且是迄今唯一擁有發明專利的國家領導人。緣于黨的長期政治教育和大力培養，這一時期的無產階級具有很強的政治覺悟，也很清楚自己應該有哪些權利。若是跟他們談“996工作制”，人家肯定上來就問：“你是想搞復辟嗎？”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量老國企成為改革的對象，以老國企職工為主體的傳統無產階級逐漸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國企改制，傳統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權利意識迅速瓦解。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迅速轉移，又造就了數量巨大的新無產階級群體。與前一時期的傳統無產階級群體相比，新無產階級群體沒有接受過多少政治教育，也缺乏強烈的權利意識。所以，站在私營企業主的立場上看，新無產階級群體比傳統無產階級群體“更聽話、更好用”，正好拉低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

于是，在此后的十幾年間，惡劣的工作條件、超長的工作時間和高勞動強度的“血汗工廠”在中國大行其道。這一時期，勞動者在勞資關系中處于絕對弱勢，勞動者權利出現了事實上的倒退。而資方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最樂于給員工灌一些“毒雞湯”，諸如“你困難，老板比你還困難”，“你的機會都是老板給的”，“企業的靈魂是老板，價值都是老板創造的”，凡此種種，核心還不是鼓吹逆來順受的人生哲學？直到2009年爆發“通鋼事件”，2010年發生了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被極度弱化的勞動者權利才逐漸重新受到社會的重視。

又是一代人的時間過去，現如今，年輕的“90后”程序員群體，面對企業不合理、無人性的管理制度，敢于喊出一聲“憑什么？”——這本身就是歷史的進步。程序員也是人、也有感情，也要談戀愛、結婚、帶孩子、孝敬父母。“996工作制”幾乎完全剝奪了他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甚至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健康狀況，他們憑什么要接受？對于權利意識逐漸蘇醒的當代無產階級，“毒雞湯”已經不管用了，各位“大佬”們還是自己留著慢用吧！你們愿意當工作狂、往地板上放鬧鐘，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請勿對他人進行無恥的道德綁架。

時下某些人鼓吹“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這說穿了就是尼采“英雄史觀”的翻版，可笑至極。企業管理能力確實是一種重要的能力，有助于讓中國經濟更上一層樓。但是，沒必要將企業管理能力神秘化、玄學化。企業管理能力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正常人通過正常學習能夠獲得的正常能力。如若不然，“世界500強”的管培生制度和中國國企的干部培養計劃豈不都沒用？既然企業管理能力是一種正常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國家只要提供良好環境、有序培養這類人才就是了。某些資本新貴無限拔高和神話“企業家精神”，是想讓人以為，國家離了他們幾個人就轉不了——以此綁架社會、謀取更多話語權。

其實，中國最偉大的資源，是世界上數量最大的高素質勞動者群體。2017年，瑞銀中國的報告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升級”為 “工程師紅利”。中國每年大學理工科的畢業生數量超過300萬人，為美國的5倍。若沒有高素質勞動者的社會基礎，就算擁有充裕的資本和明星企業家，也根本不足以成事。海灣石油國家不缺資本吧？可是連起碼的制造業基礎都沒有，封建王公們想買幾個游艇，還得跑到西方國家去訂制。特斯拉的馬斯克算明星企業家吧？人家為什么選擇在中國建廠造電動車，而不是選擇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和孟加拉國，答案顯而易見。

唯有充分尊重勞動者，讓勞動者充分享受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國家才能維持持久的發展、擁有光明的未來。

（作者系資深生物制藥專家、博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風聞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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