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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修飾，即閹割——西方資產階級對抗民主的主要策略

點擊：  作者：王紹光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10-19 10:13:43

 

       美國國會眾議院于當地時間15日審議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另外兩項有關香港的法案和議案，中國外交部和國務院港澳辦第一時間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美國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又一個‘雙重標準’的例子”，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表示，美國此舉恰與其所宣稱的“民主”背道而馳。

無獨有偶。就在香港警方努力制止香港街頭的暴亂時，此前曾多次明里暗里支持香港街頭暴亂者的英國政府，面對本國不斷升溫的“反抗滅絕”環保抗議活動，不僅在短短七天里就逮捕了1400人，并且在本周一依法做出“清場”決定：要求與該活動有關的抗議者必須在周一晚9點前停止他們在倫敦的抗議活動，否則就將被警方逮捕和起訴。

所謂的英美式“民主”是否就是“民主”制度的理想方案？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清華大學教授王紹光的文章《警惕對民主的修飾》：“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樣，如果有產階級得不到對其財產權的保障，他們是拼死也不會接受民主的。資產主義社會的民主說到底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妥協的產物。”此文為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與角度。

 

王紹光，清華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1954年生于武漢，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

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中央-地方關系，民主理論與實踐。1993年和胡鞍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推動了分稅制的建設和改革。已出版中英文專著與合著30多本，主要有：《祛魅與超越》《民主四講》《安邦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

在希臘語中，民主一詞由兩部分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種治理方式。兩者聯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著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準確地說，由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的制度。

從斯巴達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至少在頭2300年，民主并不是個褒義詞。只是到了19世紀，民主才逐漸開始被廣泛接受。民主真正獲得不可爭辯的正面評價，實際上是20世紀以后的事。

 

《雅典學園》，畫面表現了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等先賢

在民主還沒有得到普遍認同時，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飾詞。而隨著對民主褒獎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飾詞也越來越多，如代議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憲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修飾詞都很悅耳，但顯然不是可有可無；否則，干嗎多此一舉？不過對這些修飾詞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銷鉆石，但在鉆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飾詞，你會不會懷疑他是拿人工鉆石蒙你？民主比鉆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歡民主，恐怕應對“民主”前面的修飾詞有所警覺，看加上修飾詞的民主是否變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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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為什幺有人喜歡在民主前面加修飾詞，還得從民主為什么在兩千多年里招人憎惡說起。在雅典時期，民主是個帶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按參與治理的人數多寡對各類政體進行分類，他們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體。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為“多數的統治”意味著“窮人的統治”。

柏拉圖認為，“真”和“善”這些人類的優秀品質并不是來源于多數人，而是來源于一小部分天資聰慧的飽學之士。強調公民平等則無異于摧殘人類的優秀品質。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種腐敗的制度。亞里士多德不否認多數人的統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懼怕民主，因為在他看來，民主制度可能導致窮人干壞事，如不尊重財產權，甚至發動騷亂。古希臘的多數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判斷。

 

《理想國》一書是柏拉圖的一篇重要對話錄，對話錄里柏拉圖以蘇格拉底之口通過與其他人對話的方式設計了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即可以達到公正的理想國。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在他的理想國里統治者必須是哲學家，他認為現存的政治都是壞的，人類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學家掌握政權，也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才能拯救當時城邦所處的危機。這種信念構成了柏拉圖成熟的政治哲學體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學家”有著特殊的內涵。他認為哲學家是最高尚、最有學識的人，而這種賢人統治下的賢人政體就是最好是政體。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學家為國王的國家才是最理想的國家。

其實，雅典真正的窮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在那個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過三、四萬人，而被排斥在民主過程之外的奴隸、外邦人和婦女也達到五位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窮人”，按當時的標準恐怕應該屬于中產階級。

中世紀的意大利出現了一些城邦共和國，但它們從未把自己稱為“民主”。開始這是因為“民主”一詞失傳已久。不過到13世紀中葉，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譯成了拉丁文后，人們仍然對“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民主”在亞里士多德的分類中屬于“旨在維護窮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體形式”。城邦共和國的支持者托馬斯-阿奎那的評論可謂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種平民政體，其中民眾僅僅靠著人多勢眾便壓榨富人，結果使全體人民都變成了暴君”。

 

《政治學》是作者亞里士多德的“關于政體研究的專著”，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對于了解當時希臘社會的狀況，了解古希臘人的政治、法律、倫理、教育思想，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這是一部論述政治問題的專著，但亞里士多德在探討和闡釋奴隸制各種政體及其統治形式的過程中也從教育與政治關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教育的主張。

進入近代，17世紀的平等派開始要求政治平等。回頭看來，他們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先驅。但他們從未公開要求過民主，對普選權毫無興趣。他們要求的不過是將選票當作特權賦予那些經濟上獨立的成年男性戶主。其他男人，尤其是靠工資過活的工人和靠救濟度日的貧民則被排除在選舉權之外。

18世紀的啟蒙派也大都敵視民主。用伏爾泰的話說，啟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為大多數男人愚昧無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藥，真正受到理性光輝照耀的人只是鳳毛麟角。洛克在日記中寫道，由于大多數人類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類的未來不能由多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康德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民主是種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多數的隨意性（caprice）上。彌爾頓則更直截了當，他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話，多數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

 

17~18世紀啟蒙運動。這個時期的啟蒙運動，覆蓋了各個知識領域，如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等。啟蒙運動同時為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導致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興起

現在，人們一般把法國革命看作現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這個詞當時并不常用。寫在法國革命旗幟上的是“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后，有產者對民眾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時間民主被當作了財產掠奪、暴民政治、紅色恐怖的代名詞。潮流所至，搞得民主這個詞在美國用語中一度銷聲匿跡，直到1826年杰克遜建立民主黨后，它才重見天日。

曾擔任過一年法國首相的歷史學家基佐在1837年談到了他對民主的擔憂：“民主……是多數下層人反對少數上層人的旗幟。這面旗幟有時是為了爭取最合理的權利而舉起，有時卻是為了滿足最殘暴，最邪惡的激情而舉起；它有時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權者，有時卻把矛頭對準最合法的權威。”當時主流社會對民主的畏懼由此可見一斑。

 

弗朗索瓦·皮埃爾·吉堯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是一名政治家，他在1847年—1848年間任法國首相，是法國第二十二位的首相。他是一名保守派，在任期間，他未能留心民間的疾苦，對內主張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對外則主張成立法比關稅同盟，以對抗當時的德意志關稅同盟，但這些措施均受到國內和國外的不滿。1848年的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被推翻，基佐也因而下臺。

可以說，從古希臘到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社會上層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獸。有產者擔心，一旦允許大眾參與政治，窮人勢必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要求剝奪富人的財產，然后揮霍一空。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不受侵犯，有產者竭盡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現。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著對民主詛咒的時候，“民主”一詞前面很少出現修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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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出現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1848-1849年間，法國、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繼爆發民眾廣泛參與的革命。雖然這些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但它們大大震動了歐洲的精英階層。此后這些階層中的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民主潮流難以阻擋，托克維爾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這種背景下，談民主的人多起來，民主變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評語十分精到：“盡管知識階級中沒有喜歡它，民主還是不期而至”。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奠基人。出身貴族世家，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前期熱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后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1851年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托克維爾因反對他稱帝而被捕，獲釋后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臺上逐漸淡出，之后主要從事歷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

當然有產者對民主懷有更大的戒心。他們迫于形勢不得不面對民主潮流且戰且退。但他們對自己的底線是十分清楚的，這就是要盡可能地維護私有產權。用在民主前加修飾詞的方法來閹割民主、馴化民主是他們的對抗民主的主要策略。限于篇幅，這里僅討論四種被修飾的民主概念。

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議會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是英國人的發現，其實質是以代議民主取代參與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用少數來取代多數。在有產者看來，如果民主任由廣大民眾直接參與，它便很難駕馭。一旦換成競選代表，民主就馴服多了。

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還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國，選舉采用的都是抽簽制，每個人當選的機會完全是隨機的、均等的。競選則是拼資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經濟和知識精英分子入圍，把窮人、愚人破除在外。

有人以為，政體規模擴大是采取間接代議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實不然，潘恩就說過，既使是在小范圍，代議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議制，一定比實行直接民主運作得更好。

 

托馬斯?潘恩，生于英格蘭諾福克郡一個裁縫，上過幾年學，先后做過學徒、鞋匠、英語教師、收稅官，在富蘭克林幫助下到達北美大陸，投身于爭取北美獨立事業，1776年以“一個英國人”名義發表《常識》，成為了北美人民明確的戰斗綱領，并隨后被吸收為《獨立宣言》的精華，并隨后被吸收為《獨立宣言》的精華，除了《常識》，潘恩還應邀參加起草了《人權宣言》，出版過極具啟蒙意義的《人的權利》、《土地正義論》、《理性時代》等著作，晚年回到美國，潘恩一生都在跟獨夫民賊以及君主制等強大的“傳統”作戰，并終身宣揚激進的民主共和思想

議會制度不僅是代議性質，而且往往還與其它東西攙雜在一起。對有產者來說，既使民眾不直接參與決策，而是選舉代表制訂政策，還是有危及他們產權的可能性。為了防止民選代表胡來，他們發展出一套平衡理論，說民主制、貴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將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據說，如果一個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釀成騷亂，出現無政府狀態。只有加上貴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優點才能得到發揚，其弱點才能得以克服。

英國第一任財政大臣、輝格黨領袖羅伯特-沃爾波爾（1676-1745）的說得很清楚，“君主、貴族和民主三種政府形式混合攙雜在一起可以帶來三者各自的長處，同時避免三者潛在的危險”。其潛臺詞是，純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體。

的確，英國的代議制是典型的混合政體：國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襲貴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組成的上院是貴族制的象征，經選舉產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兩者都是為了給魯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轡頭。很多英國政論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成分，英國的議會民主就難以運作。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議會發表講話

美國的代議制最初也是一種混合制。原因很簡單，當時那些積極參與建國的精英們要建立的并不是一個由人民直接參與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共和體制。在今天看來，這兩者幾乎沒有什幺區別；但在當時，美國的國父們卻很了解這兩者完全不是一碼事。這就是為什幺這些“國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們叫做民主分子。現在很多人把湯姆斯-杰弗遜祭為美國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從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眾場合自稱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敵才譏諷他為民主派。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3篇中說得更露骨，他認為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與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體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務”。

既然無意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在建立由選民選舉產生的眾議院的同時，還必須附加一些類似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機制。于是便出現了由選舉團小圈子推選的總統，由間接選舉產生的參議院，以及不經選舉產生的終身法官。不少人以為，兩院制、三權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實，這種設計的本意正是為了限制民主。查爾斯-比爾德在《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制度的經濟意義在于，有產精英階層得以憑借其資源和知識的優勢，在必要時獲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國會內多數的控制。”

 

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現在人們聽“自由民主“聽多了、聽順了耳，往往以為“自由”與“民主”兩者互為前提，不可分割。其實在很長時間里，這兩者不僅被認為是不同的，而且被認為是相互對立的。

古典自由主義者在反抗君權、神權和封建貴族體制方面的確不遺余力，但他們爭取的更多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權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選權。自由是好東西，不過自由主義者未必有興趣爭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權利，并把民主當作自由的敵人。

貢斯當（1767-1830）是十九世紀早期法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便把“無限的人民主權”看作一種邪惡。有人把邊沁（1748-1832）譽為“英國大眾民主的理論奠基人”，但他主張將選舉權限制為受過教育的男性成年人。

 

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公元1748年2月15日—公元1832年6月6日）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亦是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先驅和領袖，并以功利主義哲學的創立者、一位動物權利的宣揚者及自然權利的反對者而聞名于世，創造了國際化(International)一詞。他還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比他稍晚一點的托克維爾（1805-1859）敏感地意識到，伴隨經濟繁榮、教育普及程度擴大、交通和通訊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動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他因此曾勸說保守派接受逐步擴大的選舉權，不過他的理由是，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設法影響民主未來的走向。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自由與民主的矛盾成為其中心議題。他相信，大眾中蘊藏著一種危險的文化傾向，直接威脅個人自由。正是托克維爾發明了“多數暴政”這個被后世自由主義者念念不忘的字眼。

活躍于十九世紀中葉的穆勒（1806-1873）也感到了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民主風潮，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把民主看成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憲章運動帶來的騷亂和托克維爾關于“多數暴政”的論述使他對可能出現的工人階級統治心藏戒心。為了避免所謂“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階級的影響，包括賦予知識階級多于一票的權利。與穆勒幾乎同時的小說家福樓拜（1821-1880）對民眾也十分恐懼，他說得有點赤裸裸，“今后的剝奪個人自由的將不是專制君主，而是民眾”。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英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支持邊沁的功利主義。他一生以新聞記者和作家的身份寫了不少著作。約翰·穆勒是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的后繼者，他把實證主義思想最早從歐洲大陸傳播到英國，并與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相結合。在哲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論自由》（1859）。

自由主義者對民眾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對民眾的敵視使得享受選舉權的人在很長時期里局限于少數經濟和知識精英。財產資格、識字程度和其它種種限制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排除在選舉大門之外。有產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財產權，所以他們最害怕的就是無產者或少產者能參與重大政治決策。

法國革命夠激烈了，但涉及到財產問題，其領導人的立場是相當清楚的。《人權宣言》和《1791年憲法》的執筆者西哀士傾向于將選舉權限于納稅者，把所謂家仆、流浪者、乞丐、婦女統統排斥在外。當時法國有2700萬人口，1791年只有400萬男性公民享有選舉權。1793年的激進憲法把選舉權擴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從沒有付諸實施。1795年憲法倒退，恢復財產權為基礎的選舉權，并更加嚴格，僅限于少數相對富有的資產者和納稅人，結果選民下降到10萬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第二共和國實行普選制。但1850年5月，制憲議會為防止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執政，取消普選權。直到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才確立了男子普選權。法國婦女得到選舉權已是1944年的事了。

 

1944年法國女性要求取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688年光榮革命后200年，英國始終是少數上層精英專政。1832年議會改革以前，有選舉權的公民只占總人口的3.1%。經過改革，選民人數也只占總人口的4.5%。這令正在興起的工人階級極度不滿，1838年，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目標的憲章運動開始。在此后十年里，憲章派一次次動員民眾向議會請愿，但屢屢遭到鎮壓。雖然憲章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但其產生的壓力迫使英國于1867年實行第二次議會改革，將選民人數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選權的實現要等到1885年。再過40多年，到192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選舉權。在這整個過程中，英國的自由派――輝格黨人（后來并入自由黨）一直是強烈反對民主的。

 

憲章運動是1836—1848年英國工人們為得到自己應有的權利而掀起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的目的是，工人們要求取得普選權，以便有機會參與國家的管理。“普選權問題是飯碗問題”，工人階級希望通過政治變革來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他們把自己的要求以《人民憲章》的形式發表。

其它西方國家的情況是大同小異。英國工黨領袖拉斯基回顧這段歷史時，說了一段話可謂一針見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讓中產階級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權，而讓無產階級留在鎖鏈中”。

多元民主 (Pluralist democracy)

既使實現了普選權，代議制在多大程度能讓人民當家作主呢？美國號稱民主，又是普選權落實比較早的國家，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們卻發現了那里存在一個若隱若現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們從幕后操縱選舉和政黨，而這些老板們本人既不是選舉出了的，也不必對任何人負責。在他們操縱下選出來的人當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結果就有了馬克吐溫那句著名的俏皮話：“美國唯一明顯的犯罪團伙就是國會”。

除了美國以外，其它那些自稱“民主”的國家也差不多。因此，人們為當時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綽號，如 “公爵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dukes), “鐵哥們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pals)，或“銀行家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bankers）等等。

這種情況迫使人們調整對以代議制為特征的民主的認識。1908年，Graham Wallas 寫了一本題為《政治中的人性》的書，他在前言中說，“看來關于最佳政府形態的爭論已經結束，代議制民主明顯勝出”。但他同時感到，這種民主有什幺地方不對勁，因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環早已消失了”。

 

其實，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早就斷言，代議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的這個判斷開始得到越來越多不同派別人士的認同。例如，韋伯發現，“不管是民主制還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數人的游戲”。費邊社成員G.D.H. Cole打趣地說，“19世紀最大的發現就是所謂民主政府根本不會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任何變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馬斯卡提出了他們的精英理論和所謂“寡頭統治的鐵律” (“Iron laws of oligarchy”)。在他們看來，不管是什么政體，民主也罷，不民主也罷，最終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說代議民主與其它政體有什幺區別的話，那就是民主是一種披上了偽裝的寡頭政治。

寡頭政治十分難聽。但不實行寡頭政治，有產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將民主定義為“民治 (by the people)，民有 (of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但有產者認為民治是危險的，因為民眾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斷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定義民主，讓人們覺得經過某些程序產生的寡頭政治其實還不錯。

熊彼特的建議完成了這個轉換。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謂“古典民主觀”，而給民主下了一個程序性的定義：只要一個政治制度允許定期的競爭性選舉，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他將兩者的地位對調了一下：把選舉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決定權放在第二位。

 

熊彼特（1883～1950），奧地利裔美國經濟學家。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代表人物。熊彼特對資本主義長期發展趨勢、經濟學說發展史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用創新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發生、發展和滅亡創新通過擴散，刺激大規模投資 ，引起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失，經濟轉入衰退，從而創新產生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周期。經濟進步會使資本主義自動進入社會主義。他的學說隨科學技術進步在當前受到了更多學者的重視。

經過這么一掉換，民眾參與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選一次政府的范圍內了。民主即是讓人民在幾個相互競爭的精英團體中進行選擇。只要有對領導權的競爭，或政治精英對選票的競爭就算民主了。這樣的“民主”被化約為幾個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當家作主則顯得不重要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論也是一種對精英民主的辯護。為了對以往的“烏托邦民主理論”或“大眾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 理論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論首先試圖消解“人民”這個概念。據說社會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數”，只有許多“少數”。既然沒有構成多數的“人民”，哪有會有什幺“民治”呢？但將人民分解成許多“少數”還要避免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沾邊，于是民眾不是被分解成“階級”，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團”。民主不是要發現共同的公眾利益，而是為“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提供一個舞臺。

但利益集團不也是被精英們把持的嗎？那到頭來不還是寡頭政治嗎？多元論者的回應是，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使得沒有一個單獨的精英團體能夠壟斷政治決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謂“寡頭統治的鐵律”。以多個精英團體競爭為特征的民主政體，叫做“多頭政體”(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獨裁統治的出現，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現，對有產階級來說，真是再貼心不過了。

但這種政體的主角已經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對此，多元論者滿不在乎。用David Truman的話說，從實際運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精英們也許真這么自我感覺良好，老百姓是否這樣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大衛·比克內爾·杜魯門（David Bicknell Truman，1913.6.1-2003.8.28）是20世紀的一位美國學者、政治科學家。同時，他也是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第15任院長。

憲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憲政”現在是個時髦的字眼。但相當多的人把“憲政”僅僅理解為“法治” (rule of law), 即政府必須落實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同時自身嚴格按憲法和法律辦事。但憲政的本來含意是用憲法來制約國家的權力，不管這個權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 還是由民主政府行使。

18世紀末，19世紀初立憲運動興起的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有產者希望保證貢斯當所說的“現代自由”（或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貢斯當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謂“自由”為民主設置障礙，最終“馴服”民主。憲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馬的韁繩，它用憲法禁止條款確認某些個人權利將不服從多數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權利行使的范圍。

 

本杰明·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法國文學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

當然，對有產者而言，最重要的個人權利是財產權。亞當斯密就反復強調，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富人，對抗窮人。因此，必須對私有產權進行整體上的保護，包括在憲法中特別列舉私人產權，在它周圍豎起一道警戒線，不允許任何人染指。很清楚，憲政主義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在這個問題上，早期的憲政主義者毫不掩飾。例如，他們就不愿用“民主”稱呼美國的憲政體制。

 

亞當·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英國經濟學家、哲學家、作家，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亞當·斯密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創立者，強調自由市場、自由貿易以及勞動分工，被譽為“經濟學之父”。

民主需不需要剛性憲法限制是個老問題，從杰佛遜和潘恩時代開始就爭論不休，沒有定論。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討論。既使民主需要憲法的剛性限制，應不應該把私人產權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有產階級當然希望把有關財產權的議題放到民主決策的范圍之外，成為他們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國，私人產權曾經“神圣”過150多年，限定了美國政府權力行使的范圍。那時，有產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護私人產權”宣布所得稅違憲、反對政府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進行監管、反對制定最低工資、反對設定最長工時、反對政府為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將產權神圣化的結果是社會兩極嚴重分化，階級斗爭日益激化，最終危及到資本主義制度生存。

在這種背景下，從1937年開始，財產權逐步在美國喪失了其“神圣性”。現在，相比其它西方國家，美國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產權的國家。但既使在那里，產權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種東西，而是一束權利，包括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轉讓權等等。這些具體權利中的任何一項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對產權的客體有嚴格的限制，不允許對人擁有產權（奴隸）；私人財產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園）要服從各級政府的監管（regulation）；由私人財產創造的收益要交納各類稅款。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禁止在不給予合理賠償的情況下，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但現在法院對“公用”的解釋已變得如此寬泛，連強行拆除一片社區，交由通用汽車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諸如房價管制（rent control），分區規劃（zoning），勞工法，土地使用規范都是對私人產權的“侵犯”。因此可以說，現在私人產權已不再是個人權利和政府權力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產權“神圣”的年代，哪會有什幺“憲政民主”？只會有“憲政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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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階級一直對民主十分敵視，生怕民眾一旦有了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的財產權會受到侵害。那么，為什么民主與有產者在經歷了兩千多年互相懷疑的緊張關系之后終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握手言和了呢？加在民主前面的那些修飾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議”、“自由”、“多元”和“憲政”閹割了民主的真髓，把民主從難以駕馭的烈馬變成了溫順的小羊。

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樣，如果有產階級得不到對其財產權的保障，他們是拼死也不會接受民主的。資產主義社會的民主說到底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妥協的產物。

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采用西方舶來的那些對民主的修飾，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王紹光，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摘自《讀書》2003年第4期。原標題《警惕對民主的修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