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青年：香港的大中學生是如何被鼓動上街的？
點擊： 作者：杜佳 來源：獨家網 發布時間:2019-10-20 11:12:02
香港的騷亂還在持續，街頭各種荒謬現象層出不窮。
（《德國之聲》：香港“近來暴力事件頻繁發生”。）
10月4日，香港摩根大通辦公樓前，有員工用普通話高喊“我們都是中國人”，結果遭到蒙面人毆打。10月10日，因為動亂向校園蔓延，港中大校長邀請學生和校友對話。有內地學生用普通話發言，隨即遭到香港同學辱罵。
（《中時電子報》：香港摩根大通內地員工遭到香港記者“圍攻”，還被人毆打。）
人們注意到，年輕人是這場騷亂的主角，一些十幾二十歲的學生，動不動串聯起來聲稱罷課，走上街頭做出不可理喻的破壞，甚至強迫和毆打其他那些支持警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市民。
那么，這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除了媒體上已提到的經濟問題與生存焦慮，哪些組織在鼓動？又是什么樣的政治文化空間塑造出某種歇斯底里的怨恨情緒？
學聯：從保釣到占中
香港大、中學生參加政治運動屬于“傳統藝能”，2014年的“占中”就是由罷課而起。這里不得不提罷課的組織方，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KFS，簡稱“學聯”）與學民思潮。
學聯是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樹仁大學、科技大學學生會聯合而成的組織，成立于1958年5月。
在80年代以前，學聯是一個親內地組織，曾發動過保衛釣魚島等愛國運動。不過之后學聯態度轉變，開始支持所謂“民主運動”。1989年學聯還成立中國民主基金會，聲稱要收集捐款“做出實際支持”。這種轉變有深層次的國際國內大環境原因，而更重要的還有教育的影響，筆者杜佳后文將深度分析。
到了2014年，學聯成員有8所學校，包括香港大學，那時的影響力要大于今日。我們熟悉的羅冠聰當時在學聯任常委。對于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占領中環”，學聯自然支持。9月22日，為了抗議全國人大“831決定”，學聯發動大學生罷課。
（英國廣播公司2014年9月22日：學聯集會，號稱1.3萬人參加。）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說這是“施壓反擊的第一步”。
25日，學聯帶領4000學生包圍行政長官官邸禮賓府，要“緝拿梁振英”。
9月28日凌晨，戴耀廷親自宣布“占中”正式啟動，當日學聯發布《告香港人民抗命書》，號召所有香港人“都能站出來”，“全民一同抗命”，直到“當權者不得不低頭”。
據《蘋果日報》9月30日報道，學聯共動員屬下8個學校共6000多人參加集會。其中港中大有4000人在抗議地點開會，決議無限期罷課。
學聯雖然沖鋒在前，不過“占中”過后竟然被學生們拋棄，在2015初鬧出“退出風波”。溫和的學生認為學聯太激進，自作主張搞政治活動，讓學生被代表。而激進的學生認為學聯太溫和，說學聯這種各大學學生會聯盟體制是與憲政民主精神不符。
后來各大學各自發動所謂公投，香港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決定退出。所以到現在學聯的成員只剩4所大學。不過從今年的罷課來看，即使只剩下4所學校，學聯的搞事能力依然較強。
學民思潮：政治運動先鋒
學聯的作用是聯絡大學生，學民思潮則針對中學生。
香港素來缺乏國民教育，國家認同淡薄。2010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2011年5月5日，港府發布公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咨詢正式展開，針對中、小學生。畢竟香港經歷154年的殖民統治，回歸后加強國民教育，是構建國族認同的正常措施。哪知道這條政策遭到香港本土派的曲解，遭到強勢反對，即所謂“反國教運動”。
部分學生認為政府更改課綱沒有咨詢他們，因而意見很大，成立反對組織。5月29日，學民思潮正式成立，主席是當時17歲的林朗彥，而15歲的黃之鋒擔任召集人。
組織成立后，積極發動中學生參加游行示威，反對國民教育課改。8月30日，學民思潮發動“占領政總”（即香港政府、立法會辦公場所）。9月7日，據美國之音報道，有12萬人參加包圍政府大樓。
2012年4月，港府發布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定稿，擬9月開始推行國民教育。不過到了10月8日，時任特首梁振英宣布擱置課程指引。反對派取得勝利。
2014年9月，學民思潮積極發動中學生罷課，以及后來參與占中。9月26日，組織發動中學生罷課1天，在早上有1200人出席抗議活動。
（英國廣播公司2014年9月26日報道：所謂“開閘”，就是要讓全國人大收回“831決定”。）
黃之鋒宣讀罷課宣言，并批判梁振英拒絕與學生對話。晚上，學聯以及學民思潮，在政總廣場發動沖擊，號稱“重奪”公民廣場（2011年學民思潮“占領政總”后，此地被稱為“公民廣場”）。
11月30日，學聯及學民思潮再次聯手發動對政府總部的包圍行動，號稱“對準政權，爭取民主”。有數千人參加，抗議者與警方發生沖突。
2016年，學民思潮停止存在，改成香港眾志，以政黨的身份參與政治。在今年的抗議活動中，羅冠聰、黃之鋒等人依舊是活躍分子，而且依舊有大批中學生參加抗議活動。
激進的年輕人
“占中”被清場后，香港中文大學做了一次民意調查，其結果能夠驗證年輕人比較激進這個看法。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結果》：占中支持率。）
15歲到24歲剛好對應高中生、本科生和初入社會的上班族（或者研究生），被調查者中大部分支持占中。
（占領人士應該全面撤離占中地點。）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年齡組的回答差異更大。可以明顯的看出，年齡越小，就越傾向于占領者。這兩組結果與占中過程中，年輕人沖在前面，而且手段激進的事實可以相互驗證。
（不信任中央政府比例）
（對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不滿意比例）
越是年輕，就越有高比例的被調查者表示不信任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不滿意。
占中到現在正好5年。當時的高中生進入大學，當年的大學生初入社會，成為今年抗議活動的主力軍。
不得不提一句，現在60歲以上的老年人，正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年輕人，是那個年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當時的學生運動可謂“又紅又專”，反殖民、支持新中國是主要聲音，“關心社會、認識祖國”是主要口號。從港中大的調查來看，他們年老之后依然保持著年輕時的意識形態。
不過他們的后輩們就不這么想了。根據香港大學的調查，從1997年7月到2019年6月，18到29歲年齡組，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從46.2%增加到75.0%，認同“中國人”的從16.5%下降到僅僅2.7%。就連認同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的也從37.3%下降到21.7%。
不夸張地說，香港年輕人正在經歷身份認同危機，看起來“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是多數香港年輕人的真實想法。
殖民政府的“去中國化”政策
為何幾代年輕人之間差別如此之大？這與英國殖民政府為對抗左翼政治運動，在香港推行的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有很大關系。1960年代末，殖民政府開始加速推動“去中國化”的文化和教育政策。陳云根把這段歷史收入《香港城邦論》，認為殖民政府時刻防范“大一統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是香港“城邦意識”形成的思想基礎。
英國本身有較長的歷史，形成了一套深入社會基層的構建于理性主義之上的科層管理體制和官僚機器，再加上豐富的殖民地管理經驗。這些因素結合起來，讓英國在處理香港問題時做到“精細治理”。
殖民政府形成了一套新的政治話語術，香港的英文稱謂不再是“殖民地”（colony），而是“轄區”（territory），中文稱香港和“本港”。小學的“國文”改稱“中文”，“國史”改成“中國歷史”。在語文教育中強化文言文，區別于內地的普通話與臺灣“國語”。
港人自稱“市民”，不是新中國的“人民”，也不是臺灣的“國民”（蔣介石語：全國軍民同胞）。
有關殖民政府的事務，則稱“政府”或“官立”，如“官立學校”，而不是“國民學校”。“英皇”、“皇家”照用。
這些方面看似微小，卻從港人生活的各個細節，時刻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影響很大。
陳云根認為，港英政府的所作所為旨在培養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這種本土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不管是內地的新中國，還是臺灣的“中華民國”）分開，讓“香港”與“中國”區隔，“本港”與“你國”對立。以至于讓香港人只知道有城市，不知道有國家；只知道有“市民”，不知道“人民”、“國民”，“沒有國族的意識形態”。
定義民族這個共同體往往需要“他者”。在港英政府的文教政策中，“中國”成了區別于“香港”的“他者”。香港“本土意識”就此確立。
這一套對思想已經成熟的成年人作用有限，但因為自小培養，在197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香港人身上效果就很顯著了。上文引用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可以證實這點。而不同代際的學生對政治運動的態度也可以看出這個差別。
1972年，香港學生發動保釣運動。當時的學聯登報發表聲明稱“中國必將統一，而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衛釣魚島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能逃避的責任”。很顯然，當時的大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英國殖民政府、自作主張把釣魚島管理權交給日本的美國，是“他者”。
到了1996年，同樣是保釣運動，大學生已經不再積極。有學聯成員稱無法從歷史上證實釣魚島是中國領土，或者“民族主義已經不再重要”。
這說明短短20年時間，新一代年輕人對中國的認同就被消解，英國的文教政策成功了。回歸之后，香港的文化領域和教育領域依然沿用這一套。如港府制作的1997年版中國史教學大綱，“政治史”、“文化史”與“香港史”并列。“認識本土歷史有助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以及建立鄉土情感和民族認同感。”
到了2014年，香港80后“文化名人”周思中說：“香港就是本土，內地就是他者，但這里的他者并不邊緣，而是財大氣粗力拔山兮。反之香港才是那告急、憤怒、冤屈、反撲的主體。”
“beautiful English”：漂亮英語
（《紐約客》：年輕人成為抗議主力。）
8月31日，《紐約客》上刊登一篇報道，詳細介紹了參加抗議的香港年輕人的想法。
梁女士（Bonnie Leung）今年32歲，是泛民主派組織“民間人權陣線”的發言人，抗議行動的組織方。她對記者說從小仰慕末代特首彭定康，“吃香港蛋撻，親吻嬰兒，說一口漂亮的英語”。
“她認為彭定康是民主化的力量，夢想追隨他步入政壇。”
這“漂亮的英語”（beautiful English）是指的倫敦腔吧。
內地中央政府可以給香港民主，可以給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可以給香港年輕人更好的出路。內地甚至可以退一萬步，答應所謂“五點訴求”，但是唯獨給不了香港會說“漂亮的英語”的政客。殖民地精英對宗主國的文化臣服，以至認為宗主國的語言都是世界上最美的。香港有多少年輕人也是這個想法呢？
可見殖民政府當初那一套去中國化的文化、教育政策，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
如今，香港的許多“深層次”問題讓年輕人生活痛苦，心中有怨。而對內地的這種“他者”態度，可以把他們的怨氣導向內地。所以香港年輕人在思考問題時，一定會把內地當成靶子，把“中國”當成敵人，把中央當成洪水猛獸。
不得不提一點，面對《紐約客》的采訪，梁女士表示“不想使用暴力”，但同時坦誠“但是我發現，沒有暴力，就沒有用”。在他們的組織和鼓動下，自然有“勇武”之士沖鋒陷陣，將香港攪得天翻地覆。
英國殖民政府培育的惡土已經結出了最毒的果實，而要收拾這一局面，強力的“去殖民化”措施勢在必行。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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