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當前學界關于西方大學和中國大學治理體系的研究，絕大部分局限于大學內部治理體系，卻對外部干預體系完全無視，或極為不重視。這樣的研究無法解釋西方大學的發展歷程，也無法解決中國大學的問題。如果我們搞明白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與外部干預體系的關系，就會明白僅僅依靠完善大學內部治理模式，無法實現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工作。今天中國大學內部已經形成一系列體制機制性弊病，包括官僚主義、西化圈子(比如法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術委員會的大面積西化)和各種利益圈子(比如教授的老板文化等)的掣肘，因此導致中央的精神難以真正落實下去，導致堅持正確立場的青年人才常常無法進入體制內部工作。如果單純靠大學內部治理模式的完善，這些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向美國政府及資產階級學習，比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全局思維、戰略眼光和高效率。洛克菲勒基金會僅靠一己之力，就構建完善了美國的資產階級哲學社會科學，幫助美國走出了意識形態和文化危機，實現全球霸權利益。也正是因其的重要性，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三任負責人，剛離任就走馬上任美國國務卿。我們的教育部長只是部級，而美國一個基金會卻出了三個國務卿。為什么美國在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變革領域如此成功，由此可見一斑。在事關資產階級前途命運的大事上，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毫不含糊，集中力量，體制機制不行就改，人不行就挖掘培養，快速介入、長期支持。
而我們在這方面，也需要強有力的頂層設計，需要建設外部支持和干預體系，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直接介入，如此才有可能解決目前中國高校的問題。
目 錄
一、西方學術自由與學術不自由反映的都是資本主義的整體利益
1、二戰后至1960年代美國的政治迫害狂潮、學術不自由
2、1970年代后資本主義學術自由的真面目
（1）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從被動防守到主動出擊
（2）美國的學術自由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而非原則
（3）違背資本集團的利益，真理就是歪理
（4）美國的學術自由已經淪為愚民手段
二、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與外部干預體系的關系
1、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對大學的干預
2、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對大學和其他機構的干預
3、霸權帝國主義時期對大學等科研機構的大規模干預
（1）兩大歷史任務促使美國政府大規模干預大學
（2）美國政府對高校的巨額投入
（3）大規模干預高校的碩果
4、辯證看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與外部干預體系的關系
（1）美國大學的自治程度已經大為削弱
（2）美國大學的領導權、管理權被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牢牢控制
（3）背后干預體系為克服資產階級大學的危機、進而大發展，提供了巨大支撐
（4）背后干預體系的戰略布局及建設值得研究借鑒
（5）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的一些具體措施值得研究借鑒
三、中國高校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針；既要加強內部治理體系建設，也要加強外部支持干預體系建設。
近年來，在一流高校建設中，經常聽到一種觀點：西方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流大學，根本在于它們的現代大學制度或治理模式。而我國高校今天存在的諸多問題，根源在于沒有這套制度，所以只要建立了這套制度，我國高校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而這套制度的基石就是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前者表明了大學校長權力對教師和學生的界限，后者表明了政府公共權力對大學的界限。持這種觀點的人主張“改善大學的治理結構，將決策權、管理權、學術權、監督權設定為平行關系”“不允許其中的一種權力凌駕于其他權力之上，更不允許一種權力替代或侵害另一種權力”。這個主張可以簡稱為“四權分立”。上述說法并不符合西方大學發展的歷史和當前的實際情況。下面我們就從西方現代大學治理體系的基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兩個角度入手分別進行論述。重點看歷史上，當西方大學遇到重大危機時，是靠什么度過危機的?大發展時又是靠的什么?是靠所謂的“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內部治理模式的變革，或者還有其他更重大的因素?美國號稱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也是一流高校最多的國家，下面我們主要以美國為例進行論述。
一、西方學術自由與學術不自由反映的都是資本主義的整體利益
美國人聲稱，自由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其中包含了學術自由。而推崇美國高校的人也認為，正是學術自由的土壤孕育了美國很多新思想和創造力，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的許多新發現。對于上述觀點，需要一分為二辯證看待。筆者也很認同學術自由，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敢于放眼世界、挑戰權威，為此也要借鑒美國等國家關于鼓勵學術自由的一些具體措施。但是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我們需要深刻認識到，上述觀點其實只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學術自由(與社會主義學術自由相對應)的實踐全貌中的一個局部。在自然科學領域，上述觀點可以說是部分正確，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在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社會科學領域，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謬誤。這一套理論不符合美國人民利益，如果把它搬到中國，更會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1、二戰后至1960年代美國的政治迫害狂潮、學術不自由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兩次迫害左翼進步人士的大潮，在這期間，沒有學術自由或學術自由受到影響。第一次發生了十月革命前后，第二次發生了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運動時期，也是冷戰前半期。第一次迫害以1917年和1918年的頒布《聯邦反煽動法》及其修正案為標志。美國第三大黨(當時黨員10萬，都市選舉中平均得票率21.6%)被該法瓦解。該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持反對態度，高層領導被逮捕。美國主要工人組織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多數領導被關進監獄。1919年幾次大罷工被鎮壓，被監禁的工人近1萬人，500人被驅逐出境。剛剛從美國社會黨中獨立出來美國共產黨受到沉重打擊，被迫轉入地下活動[1]。第一次迫害的規模較大，不過其對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術自由的影響有限，涉及面和第二次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我們重點看第二次。二戰后，美國國內掀起一陣迫害共產主義者、進步人士的狂潮。此一時期也是美國3K黨等極右翼團體死灰復燃的時期，但是美國政府對這類行為卻放任不管，只把矛頭對準進步人士。忠誠調查委員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等機構在各行各業捕風捉影，運用恐嚇、告密、宣誓效忠、開列黑名單、開除工作、罰款、下獄、驅逐出境等方式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壓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造就了美國歷史上最恐怖的一段政治高壓。此一時期，無數人連基本的安全和工作都無法保障，更遑論學術自由、教授治學。
“我之所以選擇美國，是因為我聽說這個國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選擇美國作為自由的國度，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我終生無法彌補。”
此時杜魯門政府剛開始所謂的“忠誠調查”，調查對象曾擴大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在帕薩迪納，一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小姑娘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后才能領取報酬。據統計，“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很多人丟掉了工作。1950年2月麥卡錫發布演講后，迫害活動達到高潮。1950年9月《國內安全法》授權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時，無限期關押“共產主義組織”成員。美共領導層幾乎全部入獄。1954年《共產黨管制法》宣布共產黨非法。美共元氣大傷，人數從1944年的8萬人，降到1956年的2萬、1962年8500人，1974年只剩下2000人[2]。即使進入新世紀的2018年，人數也才艱難恢復到5000余人[3]。1952年6月，通過《移民與國籍法》，1953~1954年，大約150萬移民被驅逐到墨西哥[4]。高校內教師和學生使用的教科書被審查，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雇。美國駐外使館藏書進行清查，75位作家的著作被列為禁書，近200萬冊書籍被清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弗洛伊德的著作、馬克·吐溫的著作都被列為禁書[5]。許多州也參照執行，焚毀了很多書籍。大量進步團體和組織被解散，大量的科學家、學者、好萊塢員工、工會分子被調查、抓捕、監視居住、驅逐出境。“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被被指控是蘇聯間諜;托馬斯·曼不堪忍受調查，躲去了瑞士;卓別林被驅逐出境;阿瑟·米勒等320多個列入黑名單的演藝界人士失去工作。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二戰期間功勛卓著的馬歇爾元帥，也被麥卡錫在國會定性為“叛徒”，最終迫使其辭職。因為迫害活動的日益高漲，1953年5月愛因斯坦在一封公開發布的信件中寫道：
“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也就是說，他必須準備坐牢和準備經濟破產。”[6]
“如果我重新是個青年人，并且要決定怎樣去謀生，那么，我絕不想做什么科學家、學者或教師。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環境下還可得到的那一點獨立性，我寧愿做一個管子工，或者做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7]
“他本身就是美國人民的敵人”。“任何人只要求助于憲法權力(注：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而拒絕告訴國會委員會他是否是赤色分子，那么‘他顯然就是共產主義者’。”[8]
1947年的好萊塢十人案，就是因為拒絕回答問題，而被以藐視國會罪逮捕。像愛因斯坦這樣千年偉人，美國政府不敢公然下獄，只是對其進行秘密監視。但是其他人卻就沒有這么幸運了。隨著麥卡錫主義退潮，美國學界的學術自由似乎比以前充裕了很多，很多人認為美國已經吸取了教訓，良心發現，重建了學術自由。美國的學術自由為何出現這種變遷?當前美國學術自由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二戰結束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影響上升，面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態。在工人群體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正面的詞匯。而其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多多少少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比如愛因斯坦發表文章《為什么要社會主義》，《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作者、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女性海倫·凱勒也寫出了文章《我是怎樣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的》。雖然資產階級從20世紀初就開始在社會科學和公共輿論領域進行大規模建設(文章第二部分詳述)，但是此時還沒有結出碩果。面對話語權的弱勢，美國只能先采取強壓方式。1944年美國共產黨人數8萬，而到了1974年只剩下2000人。在壓制的同時，統治階層采取多方面措施，開始了規模龐大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工作，推廣美國的哲學、價值觀和生活方式。1970年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完善工作基本成熟。1972年中美緩和。此時蘇聯統治階層已經腐化，對美國的壓力也降低了。美國一改之前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被動防守，改為全面進攻。此時美國在學術領域也不再大搞政治迫害，轉而在全世界主張學術自由，推動自由世界的理論和生活方式，用這套東西影響世界各國人民，為其謀取并獲得了巨大的霸權利益。(2)美國的學術自由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而非原則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利用資本剝削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為其辯護的理論主要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經過不同發展階段，到20世紀70年代主要表現為新自由主義。此一時期，美國開始積極運用學術自由理論，推廣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一整套資產階級理論體系。1970年代這套理論首先在拉美小試牛刀。1973年。智利民主選舉的總統阿連德被軍政府推翻，來自芝加哥大學的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開始主導智利變革。此后這套理論又在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推行，中斷了拉美各國獨立富強之路。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上臺，先后在美國、英國國內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將國營企業、公共福利企業私有化，反攻福利制度，瓦解工會。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危機中又是一批以芝加哥大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代表的西方專家主導了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改革，一度造成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國民經濟的大崩潰。1990年代末，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又通過IMF等機構，迫使東南亞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掠奪了東南亞各國幾十年的發展成果。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這個簡單的邏輯，資本主義嚴重危機時就采用高壓手段迫害社會主義者、工會人士和進步知識分子，資本主義強大時就在全世界采用學術自由推廣自己的理論。從政治迫害到學術自由的這一轉變說明，學術自由并不是什么原則，而只是手段。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維護其霸權利益才是原則。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占據統治地位時，可以允許少量異見人士存在，允許少數親共分子發表言論，但是僅限于邊緣刊物。這樣也可以造成美國的學術很自由的假象。但是當形勢急劇變化時，這樣的學術自由就會戛然而止。比如近期中美貿易戰，貿易戰比當年的麥卡錫主義的烈度低了不知道多少等級，但是中國學生、中國學者、華為公司的學術自由卻馬上受到限制。一些中國學生赴美留學被拒簽，一些學科拒收中國學生，一些中國學者赴美進行學術交流被拒簽，一些學術委員會限制了華為員工參與該機構工作的權利。從這個案例也可以看出美國學術自由和形勢的關系。很多人以為自然科學相對比較純粹，不涉及政治，追求自然界的真理是有學術自由的。這種看法是對資本主義的不了解。列寧說，
“幾何公理一旦違背了資本家的利益，也會被資本家當做敵人而打倒”。
科研人員是附屬于資本主義利益集團的，必須為其服務，常常需要做出違背人類良知和科學常識的研究及應用。在人類的健康領域，這方面表現的尤為明顯。2018年4月，高盛發布報告《基因組革命》。報告指出生物公司有望開發出一次性治愈慢性疾病的治療方法，但是快速甚至是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業模式并不利于長期利潤，因為病人會越來越少。高盛的報告捅破了資本主義醫療的一個潛規則，有人評價“資本主義與人類追求健康的傾向不相容，即市場本身不支持真正有效的治療手段開發”。美國早已經是全世界藥物濫用最嚴重的的國家之一。藥物濫用為醫藥集團提供了巨額利潤。1998年~2000年，美國處方藥的銷量增加兩倍多，年銷售額達到2000億美元，占全世界處方藥銷售額的一半。2002年的《財富》500強中，美國十大藥業公司的利潤超過其他490家企業的利潤總和[9]。在美國，藥物濫用不僅存在于一些慢性病領域，長期服藥、終生服藥，而且還把一些本來正常的現象創造為疾病，在精神科藥物的使用方面，這種現象表現的尤為突出。我們來看看美國兒童精神科藥物濫用的情況。1961年藥物利他林在美國開始批量生產，同時誕生了疾病“最低腦機能障礙”(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主要表現是注意力缺陷多動癥，活動力強、學習能力喪失，注意力不集中。關于這個病曾經有一段論戰，
“論戰的一邊是包括少數醫生、其他保健專業人員以及人數越來越多的家長聯盟，另一邊則是美國最強大的機構和行業——包括聯邦政府、有組織的醫務界、教育界以及這個國家的食品業、飲料業、藥物和化學工業的巨頭們。”
經過一番充分的學術自由和辯論，最終政府和醫藥界取得了勝利[10]。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100萬兒童在吃利他林等藥物。在許多學區，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學生使用精神科藥物竟然是學校工作計劃的一部分[11]。到本世紀初，600萬兒童在吃利他林[12]。服用利他林的兒童占據總數的10%以上。利他林在我國是第一類精神藥品名單，是嚴格管理的處方藥。在美國卻極力濫用毒害兒童，該藥有成癮性，被戲稱為幼兒可卡因“Kiddy Coke(Cocaine)”。一些兒童僅僅因為打架，或者無法遵守課堂紀律就被強制服用精神科藥物。為什么今天的美國是世界上合法毒品和非法毒品最猖獗的國家？為什么美國的大學嗑藥成風？只要看看其對待兒童的方式就該知道源頭了。兒童都被控制的上癮了，青少年怎么會不上癮？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研發經費長期占聯邦政府研發總經費的一半以上。該部研發經費的60%左右投入大學。而投入大學的經費中，除了一些對人文社會科學、化學的資助，生命科學領域占絕大部分[13]。如此巨量的生命科學研究經費，再加上其學術自由的研究作風，最終導致的結果卻是美國的合法毒品種類越來越多，合法毒品問題愈演愈烈。這到底說明了什么?當然，在研究過程中，肯定有許多研究人員對合法毒品提出質疑，但是卻有更大的力量支持了合法毒品，最終的結果就是合法毒品的泛濫。資本主義的學術自由并不支持對人類健康的真正保護。很多人講大學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學術自由的是為了探求真理。這是自啟蒙運動以來，歐洲學界的普遍觀點。他們以此來對抗宗教權利和國王權利對人的壓迫，同時探求自然世界的真理。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很多學者也是以此對抗對學術自由的壓迫。但是在1960~1970年代，這個傳統逐漸被瓦解。學術自由成為愚民政策。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個人價值觀、生活方式，享樂主義、消費主義。一個沉醉于感官娛樂的人，是不會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對真理這樣的詞匯是不感興趣的，他對自我、人性、國家和世界不會有全面客觀的認識。這樣的人對統治階級是沒有威脅的。另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的后現代主義，也為享樂主義的泛濫提供了理論依據。后現代主義是碎片化的體系，其主要理論家均反對以各種約定俗成的形式來界定或者規范其主義。后現代主義反對對事物本質的探究，主張事物有無限多可能性，對啟蒙運動以來西方形成的對真理、進步、理性、道德的探究傳統持否定態度，消解一切、懷疑一切、瓦解一切，因此很容易就落入虛無主義、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感官享樂。這種思潮最初對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一概否定，最終卻被資本主義收編。筆者曾在《誰制造了美國垮掉的一代》[14]中系統闡述過這個問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政府運用登峰造極的宣傳手段——蓄意毒害并制造了垮掉的一代，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哲學、藝術、媒體、娛樂、法律等方方面面入手，引誘青年吸毒、性亂、墮落，推動毒品合法化。借此瓦解美國青年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瓦解其反抗精神，從而大大抵消了當時的反對越南戰爭運動和民權運動的影響力。我們來看包括中情局等政府機構和各方面權威人士在美國毒品合法化中的角色。1953年中情局成立了研究機構MK-ULTRA，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人腦控制計劃。其中一個項目就是LSD。LSD是當時已知藥力最強的致幻劑。中情局在國內外秘密資助了一系列關于毒品的試驗，在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開展LSD強致幻劑試驗。教授們編寫致幻劑使用手冊，公開招聘志愿者，誘使許多學生成為癮君子。這個過程很學術自由。LSD逐漸在嬉皮士中廣泛流行，1979年的調查顯示有1600萬美國人使用過LSD或麥斯卡靈之類的迷幻藥。1970年尼克松政府頒布報告《大麻：極大的誤會》，全面檢討政府對大麻管制的理論基礎。此后美國各界都參與到大麻合法化的討論中，展現出更大的學術自由。1972年，美國理論界最為重要的代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鼻祖弗里德曼，發表鼓吹毒品合法化的經典文章《禁酒與毒品》，論證其合法化的邏輯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邏輯。1973年至1978年，11個州宣布降低對攜帶、擁有少量大麻的人的刑事處罰。大麻基本合法化了。如今美國50個州中，10個州以及華盛頓特區已經允許娛樂大麻合法化，33個州允許醫用大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的過程，是在充分的資本主義學術自由中實現的。
“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宣傳對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
在大麻合法化的州，許多青年縱情狂歡，他們以為自己有了自由，殊不知這種自由不過是愚民政策。當然，每個政策都有其兩面性，毒品合法化政策大大瓦解了美國青年和獨立思考和反抗能力，但也損害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因此特朗普主張打擊毒品，但是他的政策能不能實現，能實現多少，還是取決于資本主義的整體利益。
二、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與外部干預體系的關系
很多學者認為，我們只要建立一套和西方大學相同或者類似的大學治理體系，就能解決我們大學中存在的問題，建立世界一流大學。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可以進一步分為三種：第一種，主張照搬西方。這些學者懷念19世紀初象牙塔式的“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治理模式，那時的大學高度自治，教授有無比的權威。第二種，不主張照搬，主張借鑒西方。一些學者指出，二戰后西方大學的治理都有了轉型，大學內部治理改變了教師主導的學術治理格局，形成了教師、行政力量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大學的模式。在指出這一點的同時，很多人還是堅持認為，西方大學的自治程度很高。第三種，不主張照搬，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大學內部治理模式。不過這種主張的和其他主張一樣，絕大部分都有一個明臺詞或者潛臺詞，那就是西方大學內部治理模式是西方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流大學的根本。與此相對，中國也需要建立一套先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內部治理模式。只要有了先進的大學內部治理模式，中國大學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就可以建立中國特色一流大學。這種對西方大學和中國大學治理模式的認識是否充分?按照此認識和方法是否能達到我們的目的？上述三種觀點，其實對西方大學治理體系及其演變的歷史都不太了解。下文也主要以美國為例進行論述，捎帶提及英國和德國大學。西方現代大學脫胎于中世紀的大學。中世紀的大學雖然有自治的傳統，但其自治只是在宗教權利和國王權利夾縫中的有限自治，缺乏學術自由。而且經院哲學影響很大。現代大學成立后治學依舊偏向純粹高深理論的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學越來越不適應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需求。德國、英國有當時最領先的大學，美國大學最初也是學習二者而建立。這三個國家的大學都在同一階段出現這個問題。德國柏林大學是現代大學制度的首創。洪堡倡導大學自治，不過柏林大學教授的任免權依舊在政府。最初的柏林大學和其他德國大學有四個學院，哲學院、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四個學院中哲學院成就最大，在歷史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和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得德國成為當時歐洲大學的標桿。但是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其大學自治也出現了很大問題。德國哲學家泡爾生指出，德國大學研究注重的是純粹的科學，對實踐和技術科學極為輕視，甚至在技術人員和法學學者之間發生武力爭斗。教授階層存在過度的優越感、固執、學術傲慢[15]。這就迫使德國政府新辦了一系列專業技術學院。柏林大學等的大學自治，無法適應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隨著1871年德國的統一，民族主義的增長，柏林大學的自治逐漸被德國政府所控制。在英國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英國政府不得不通過立法、撥款等手段改造封閉的大學，讓新的學科進入大學，建立了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調控職能。在美國，聯邦政府在建國初曾想設立國立大學，但是受限于分權制衡理論和自由市場主義者的反對未能成功。1862年林肯政府批準《莫雷爾土地贈予法》，聯邦政府贈予各州土地，用土地收益開辦、資助一批專門講授農業和機械制造工藝知識的學院。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干預高校。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繼頒布了《哈欽法案》、《第二莫雷爾法》、《史密斯——來沃法案》等，運用立法和經濟手段，進一步打破了高校的封閉體制，將高校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有的學者特別推崇教授治學、教授治校，而上述歷史卻表明，每個時代的教授都有其局限性。教授在某個專業領域有超越常人的地方，但是在其他專業領域卻不一定擅長，另外教授也會出現與社會和時代脫節的現象。人類的知識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教授并不是真理和權威的當然代表。教授應該與各方面人士、新的知識接觸，才有可能達到比較正確的認識，而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成王國。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這句話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所以那時候強調人才要來自東西南北中，源自工農商學兵，需要干部和底層群眾上下結合，才能促進認識和實踐的共同發展。資產階級也明白大學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知識的來源是多渠道的。但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源自個人主義的精英論，他們不會主張上下結合、聯系群眾，不會將正確的認識公開講出來。但是當大學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時，他們是不會含糊的。資產階級會毫不猶豫進行干預，一步一步將大學編織到控制網中。資本主義下的大學自治不過是網中的自治。美國政府對大學的第一次大規模干預主要介于農業和工業學科，直到1950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包含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建立前，美國政府在出資大學社會科學方面，沒有顯著作為。隨著時代發展，這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強烈。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內社會矛盾激烈，罷工潮、移民、全球經濟危機。當時的社會科學無法為資產階級解決這些問題。另外隨著美國實力增長，如何建立起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也作為一個問題擺在面前。此時美國國內的社會科學力量卻非常低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報告《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認為，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是“脆弱的、不堪一擊且不完整的”，研究人員很少，研究經費匱乏，研究方法落后，“社會科學研究在大學中地位較低，研究成果形成的出版物極少，無法為決策者提供決策依據”[16]。在這樣的背景下，干預是必須的。這次出手的是壟斷資產階級自身，以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和一些私人資本家為主。1924年至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為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撥款2億多美元，這在當時是超級巨款。贈款占整個社會科學所獲贈款的3/4。主要受益機構包括：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等一批高校[17]。基金會還捐資建立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巨額資助極大的改造了美國的社會科學。比如第一個獲得大額資助的芝加哥大學，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長期排名美國前列[18]。此后該校誕生的理論在美國和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后美國處于最危急的狀態，羅斯福開始新政實踐，主張國家要干預經濟。厲以寧指出，
“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加強干預的政策建議，以及他們關于財政金融和就業問題的論著，直接影響了羅斯福和他周圍的經濟顧問。在這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些經濟學家。”[19]
二戰后美國政策轉向，主張國家不干預經濟的新自由經濟學又成為國策。前文提及的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弗里德曼就是芝加哥大學畢業，后任教。另一個代表人物哈耶克也曾在該校任教。1970年代一批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學者因出自該校，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小子”主導了英美、拉美、俄羅斯和東歐很多國家的變革，為美國的霸權獲取巨大利益。除了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還大量資助了美國的一些高端智庫，諸如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系委員會、外交政策協會、太平洋關系學會等。這些智庫直接制訂了美國的許多政策。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基金會的資助不僅限于社會科學，還涵蓋自然科學、文學藝術領域，同時還資助了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基金會資助建立了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輿論研究部等公共輿論機構。美國傳播學的先驅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勒溫、坎垂爾、施拉姆、維納等全都受到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他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宣傳機構和宣傳方式，促使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進一步轉化為通俗的話語體系，進而更方便的操縱公眾。“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于傳播學產生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至于有這樣一種說法——美國傳播學‘是建立在石油提供的基礎上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對美國的社會科學、國家戰略有多么重要，只要看看其負責人的經歷就可知，比如曾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會長、董事長的三人，臘斯克、杜勒斯、賽勒斯·萬斯，都是從洛克菲勒基金會職位卸任，就走馬上任美國國務卿。我們的教育部長只是部級，而美國一個基金會的負責人卻出了三個國務卿。為什么美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變革領域如此成功，由此可見一斑。二戰后，美國政府對高校進行了第三次干預。這次干預的深度、廣度遠超前兩次。兩大歷史任務促成這次干預。這兩大歷史任務過于龐大，靠單獨的資本家已經難以為繼，只能靠國家力量支持。一是冷戰背景下，借助麥卡錫主義之手迫害進步人士、工會分子、知識分子，對抗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建構完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前文已述。二是美蘇冷戰背景下快速發展科學技術的需求，同時也是現代大科學技術體系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蘇聯率先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和宇航員，使得美國舉國上下極為震驚，必須協調全國范圍的科研和工業資源，才能實現重大科技項目的突破。眾所周知19世紀之前，科研的主體是個人。伽利略和牛頓的學說、瓦特蒸汽機的發明都是個人研究、實踐的結果。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科研主體變成機構、公司和組織起來的科技工作者。麥克斯韋、湯姆遜、盧瑟福工作過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德國的巴斯夫實驗室、拜耳實驗室，美國的愛迪生工業研究所、貝爾實驗室等都是其代表。而到了二戰，科研的組織模式和主體發生了巨變，標志是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該計劃參加人員53萬，其中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15萬，耗時三年。這樣大的科研計劃不是任何一個或幾個“自治”的大學和機構或者幾個、幾十個科學家可以完成的。因此，建立大規模的科學研究體系勢在必行并成為現實。此后，美國建立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科學研究體系，蘇聯、中國也建立起社會主義條件下舉國體制的科研模式。為了完成這兩大歷史任務，美國政府開始大規模投資大學、智庫、國家實驗室、公司實驗室，以及與科研相關的公立、私立基金會。政府投入的R&D經費(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從1940年的4.8億美元增至1945年的50億美元，占全國全部R&D經費的比例由18%上升至83%。1960年代中期政府占總研發的支出仍占據2/3。1980年代開始，聯邦政府的投入開始落后于工業界[20](但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仍然高于工業界)。此時蘇聯已經進入了衰亡階段，對美國的威脅降低。對大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發的整體投入，1930年代中期聯邦政府的資助大概占其研發總經費的1/4，1960年即超過60%[21]，1972年68.2%，1982年65.1%，1992年59%，2002年60.1%，2012年62.6%。州政府對大學研發的整體投入占比，1972年10.2%，1982年8.4%，1992年7.9%，2002年6.9%，2012年5.5%。[22]各級政府投入占大學總經費的比重，1981~1982年度占比69.3%，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下降，1991~1992比例為40%[23]。聯邦政府對大學的投入基本以科研資助方式介入(相當于我國政府對高校的教育經費、科研經費等投入的總和)。聯邦政府通過巨額資助，對私立大學、公立大學的招生、專業和課程設置、學校管理和財務管理、科研安排、學術自由等，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規定，否則高等院校會受到取消政府撥款的警告[24]。而州政府對于學校事務的介入則更為直接，因為州政府對于州立大學有直接管轄權。今天當你詢問美國的各個大學研究機構的研究方向時，他們都會告訴你這取決于三個需求，政府需求、公司需求、社會需求。教師和學者是要吃飯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高校，也只能為其利益服務。今天美國各個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基礎背景下，其治理結果也不會有本質差異，都必須維護資本主義的利益。美國政府在全社會各個部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巨資投入，結出了碩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共產主義被妖魔化，由此便導出一個結果，即使是對統治階級的反抗，也跳不出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路子。譬如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如此，反抗者提不出資本主義之外的道路和方向。而在自然科學領域，只要看看比爾·蓋茨的一句話就能明白美國政府干預的效果。很多人以為，企業在美國的科研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但是比爾·蓋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卻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政府幾乎定義了所有領域最重要的研發，而私營部門其實是無所作為的。”20世紀美國的重大科技創新大多源于政府資助、主導的基礎研究，比如計算機、互聯網早期雛形阿帕網、超導、核能、航空航天、雷達、衛星、通信、數碼成像、納米技術等[25]。
4、辯證看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與外部干預體系的關系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美國大學的自治已經大幅削弱。隨著資本主義從早期的自由競爭發展到今天霸權帝國主義，美國統治階級早已拋棄了自由市場時期對大學少干預的束縛，建立了龐大的干預體系。
這個干預體系在危機時是顯性的，如麥卡錫時期的政治迫害。而當危機過去則成為隱性的，此時則是由政治上的禁忌、經濟上的利誘、以及文化上的欺騙組成，也就是威逼、利誘、欺騙的三手。當民眾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樣的干預體系看起來就是自由的，是自治的。而當認清了這個體系，這個自治就成為不自由，到處都是控制。(2)美國大學的領導權、管理權被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牢牢控制美國大學的領導權始終都被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掌控。美國的私立大學，是資產階級的私人資本出資建立。美國的公立大學，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出資建立，州政府對其有直接管轄權。聯邦政府則通過資助和法律等手段，控制著兩者的發展。兩者貫徹的都是資本主義的意志。一旦大學內出現對資產階級整體利益構成威脅的事情，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就會通過各種手段干涉其決策、管理、學術、監督以及教學的各個層面。很多人在討論美國大學治理體系時，卻忽視了領導權，有的甚而視領導權為無物，這是本末倒置。另外，從其內部治理體系來看，董事會是其最高權利機構和決策單位。董事會的組成人員絕大部分為校外人士，而不是校內人士，包括政府官員、企業主、社會名流等，他們都是資本的代表。校長是董事會決策的執行人。學術評議會名義上雖然是學術的最終評議機構，但是你能想象共產主義者在學術評議會任職嗎?只要有學者、老師出現不利于資產階級利益的言行，董事會和校長就會根據情況嚴重程度將其辭退。世界聞名的丘成桐教授就曾指出香港各界(其實也包括大陸)對西方大學的認識大錯特錯。他指出很多人錯誤的“以為美國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說八道”。
“我在美國47年，從未聽聞有一間大學可以讓學生加入遴選委員會(校長遴選委員會)，事實上連教授也未能加入”。
他以哈佛為例，自己作為教授，僅獲校董會發電郵邀請表達意見，最終決定權仍在校董會[26]。很顯然，董事會是美國大學的最高權利機構。美國大學內部的管理權也是為資本所牢牢控制。一些學者認為西方現代大學是決策、管理、學術、監督四權分立，這種觀點明顯不符合歷史和現實。(3)背后干預體系為克服資產階級大學的危機、進而大發展，提供了巨大支撐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如果把大學內部治理體系比喻為種子，那么這背后的干預體系就是土壤、水、肥、氣候變遷，同時還是人工育種、播種、管理。一堆再好的種子，扔在沙漠也難發芽。一堆不好的種子，在沃土里面好好管理可以長出一片森林。如果種子有結構性缺陷，比如曾經的工科、農科和社會科學板塊的重大缺失，就直接替換、改造種子，建立新的符合他們要求的大學和學科。而這些重大的缺陷，是靠外部干預體系介入才解決問題的，而不是靠大學內部治理體系的調整。很多人在研究西方大學時，僅盯著其內部的治理體系，卻對其背后的干預體系視若無睹，或不夠重視。這種研究是不能解釋資產階級大學的發展歷程的。與此相對，如果在進行中國特色大學治理模式研究時，僅盯著大學內部治理體系，而對外部支持和干預體系不重視，也是片面的。①背后干預體系的全局思維、戰略眼光和高效值得深入研究二戰前當美國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陷入危機時，西方資產階級的私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僅靠一己之力，就建構完善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科學。這種全局思維、戰略眼光和高效率，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借鑒。在事關資產階級前途命運的大事上，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毫不含糊，集中力量，體制機制不行就改，人不行就挖掘培養，快速介入、長期支持。而我們國內在這方面卻深受現有大學內部體制機制、官僚主義的掣肘，深受一些西化圈子(比如法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術委員會的大面積西化)和利益圈子(比如教授的老板文化)的掣肘。中央的精神在一些大學難以落實下去。如果單純靠大學內部治理模式的完善，這個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在這方面需要強有力的干預機構、體制機制和領導人介入。除了私人基金會，美國政府內一些部門的高效也值得深入研究。美國國會在一份關于科技創新的報告中評價了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工作，該局取得的重要成包括推動互聯網、隱身戰機、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統技術、無人機、平板顯示技術和“大腦-計算機”接口技術的發展。報告結論認為，
“旨在促進戰后美國創新的最卓越政府機構當屬五角大樓的DARPA。雖然這只是一種稍微夸張的說法，如果沒有DARPA 富有遠見的研發資金，可能世界上就不會有硅谷的存在”。
“我仔細研究過，DARPA用錢效率非常高，比私營部門的效率高得多”[27]。
美國的許多部都有一個類似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機構，他們的組織和工作模式值得研究。美國聯邦政府在大學投入的科研資助，主要由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國防部、能源部、國家航空航天局、農業部等十幾個部及科學基金會實施。中情局也通過各種秘密途徑提供資助，不過其經費信息在公開渠道看不到。這些部門絕大部門都是應用實踐部門。美國企業及私人基金會對高校的研發投入也是應用導向。其基礎研究也是在長遠的、潛在的應用背景下進行的。最終主要用產品和應用來檢驗，論文體系只是輔助。而我們國內卻有點本末倒置，科研被美國標準(而不是中國標準)的SCI、SSCI、A&HCI論文評價體系所支配(這個論文體系，很多美國院士都不重視)，成果應用反而不是重點。問題意識不強，應用導向不強。另外，我國高校對縱向課題和橫向課題的劃分，特別輕視橫向課題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應用實踐導向的部委、機構、企業與高校教師的聯系，使得這個問題更為嚴重。這一點在社會科學領域表現的更為突出。(5)西方大學內部治理體系的一些具體措施值得研究借鑒在搞清楚了美國大學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后，其內部治理體系的一些具體措施還是值得我們研究借鑒的。比如其對學術自由和創新的鼓勵、行政對學術的服務意識、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懲戒、學生參與管理的實踐、內部權責的清晰界定等方面，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借鑒，擇其優點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西方大學內部治理模式有很多種，比如美國、德國、法國就有所不同，雖然近些年都進入共同治理模式，但是具體的歷史過程和脈絡卻也有較大不同。每個模式都與其國情和重大歷史事件相關，在研究其具體變革和措施時，應根據其具體的時代背景理解，客觀評估各方力量在博弈中的地位及最終效果。
三、中國高校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針;既要加強內部治理體系建設，也要加強外部支持干預體系建設
美國高校堅持的是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領導，用資產階級價值觀培育人才。與此相對應，社會主義中國的高校則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育人方向。當前我國高校在建設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人盲目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學說，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指出：
“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不強調黨的領導，強調社會主義辦學方針，轉而盲目推動“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學、四權分立”，以“去行政化”名義阻斷黨政部門與學術部門的聯系，很可能就會在西化的道路上狂奔，最終丟掉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丟掉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辦學方向。也正是因此，我們的高校治理體系堅持的方針是“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社會參與”。我們主張在堅持黨對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基礎上，堅持教授治學，崇尚學術民主，反對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濫用，改革掉諸多冗余的阻礙科研創新的行政化，進而推動社會主義高校事業的快速前進。我們既要加強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內部治理體系建設，將決策、行政、學術、教學、監督等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理清楚，讓科研工作者和教師潛心科研和教學工作。另外，也需要加強外部的支持干預體系的研究和建設工作，集中力量辦大事，將分散的科研力量統籌協調到一起，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工作，推動重大科技項目的建設工作。
[1]《嵇立群：美國歷史上的人權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04》;
[2]《凱恩·博斯特爾：FBI—聯邦調查局檔案》，P85，徐慧譯，東方出版社2004.05
[3]《美共：申請入黨人數增速一年翻番的背后》，新華每日電訊
http://sc.people.com.cn/n2/2018/0504/c345461-31538787.html
[4]《袁泰：論美國的法西斯化》，《國際問題研究》1962.04; 《嵇立群：美國歷史上的人權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04》
[5](英)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P212-219，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4月第一版
[6]《要堅決同美國的法西斯化進行斗爭》，《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316，徐良英、范岱年譯，1976年1月。
[7]《不愿做美國科學家，寧愿做管子工或小販》，《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325，徐良英、范岱年譯，1976年1月。
[8]《愛因斯坦：麥卡錫時期的自由斗士》，《科學文化評論》2014.8
[9] 轉引自蘭德爾·菲茨杰拉德著《百年謊言：食物和藥品如何損害你的健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2011年8月第二版P126
[10]柏忠言《西方社會病》，三聯書店1983年5月，P315~316
[11]柏忠言《西方社會病》，三聯書店1983年5月，P316
[12]轉引自蘭德爾·菲茨杰拉德著《百年謊言：食物和藥品如何損害你的健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2011年8月第二版P152
[13]數據綜合自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figures
《呂凌峰 劉穎勃 方曉陽：美國衛生部與國家科學基金會對高校研究資助的比較》，《科技導報》2004年第5期
[14]《誰制造了美國垮掉的一代》，尹帥軍著《錯的不是我們 是世界》，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5月。
[15]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著《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P53~62，P109~113，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16]《孫貴平 鄒源椋：社會資源支持下的美國一流學科建設——以勞拉·斯皮爾曼基金會對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支持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轉引自Lawrence Frank. The Statu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R].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Memorial，1923: 12.
[17]《谷賢林：基金會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的影響》，《比較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
[18]轉引自《孫貴平 鄒源椋：社會資源支持下的美國一流學科建設——以勞拉·斯皮爾曼基金會對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支持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
[19]張培剛，厲以寧：《微觀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第368、402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0]《樊春良：建立全球領先的科學技術創新體系——美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之路》，《中國科學院院刊》2018年第5期
[21]《樊春良：美國是怎樣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人民論壇》2016.08下
[22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figures
[23]《李守成 趙 軍 何家偉：中美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比較分析及其啟示》，《商業經濟》2011年第3期
[24] 轉引自《陳利民：西方大學自治傳統的演變》，《現代教育科學》2004年第6期
[25]轉引自《盧周來：從美國的經驗看政府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經濟導刊》2019年第2期
[26]《丘成桐：香港教育的失敗》，源自 《信報財經月刊》。http://www.sohu.com/a/125704680_488646
[27]轉引自《盧周來：從美國的經驗看政府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經濟導刊》2019年第2期
【作者簡介】尹帥軍，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1981年生于陜西渭南。曾從事土建工程7年。通過社科院內參、求是內參等多個渠道遞交多份報告，獲得中央領導批示。
2015年5月出版個人著作《錯的不是我們 是世界》，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衛建林老師親筆作序推薦。2011年2月茉莉花事件期間，寫出國內第一篇反應茉莉花事件的文章《美國大使彭博培 滾出中國》。首先將文章和網友拍攝的彭博培親赴王府井的視頻在某著名紅色網站發表，僅十分鐘后，此文被莫名其妙刪除。后來，將文章和視頻發給時任四月網總編唐杰，唐杰在此基礎上于第二日凌晨四點發布文章《圖文+視頻爆料:美國大使親赴王府井為“帶路黨”助威打氣!》。視頻文章發布后非常火爆，有關部門將文章上報。兩天后外交部發言人指出外國記者在中國應遵守中國法律。2015年9月股災期間，發布依法治國和制度建設方面文章。文章綜合各方面信息，分析了股災背后的政策和制度根源、天津大爆炸的政策誘因、國內轉基因研發和推廣的法律漏洞，以及《刑法修正案九》存在的嚴重問題。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領導將此文上報，并告知幾位中央領導很重視。幾天后股指期貨政策被變相暫停，股災得到有效緩解。2017年3月，通過渠道上報文章《認清西方“司法獨立”的真面目》，獲得批示。2018年5月，上報內參，主要內容為中國高校西化趨勢已經有全方位制度保障，以及雙一流建設存在的制度性西化問題。此文獲得批示，被有關部門稱為涉及全局性的報告，因此出臺多項政策。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有校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