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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前，微博上曾發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女詩人以民主、自由、正義女神自居，用公知的口氣鞭撻特權，贏得很多擁躉。她曾是當地作協主席，寫得一手“梨花體”回車鍵好詩，文字經常見諸《中國作家》等頂級刊物。我在偶然的機會得知其夫君是當地縣委書記，而且因圈地遭致民怨沸騰。更過分的是，恰恰是其夫長袖善舞，運用其政治資源為其詩會拉來房地產開發商贊助，并涉嫌一家子各種奢侈消費。后來該女詩人淡出了微博公知圈，而輿論關注的圈地書記隨后也被查處。

想起這件陳年往事，是因為最近被新華每日電訊等媒官媒力捧的女作家方方，也遭致了類似的公關危機。她寫的《封城日記》讀者群龐大，稍有人質疑其中細節的真實性，就會被其腦殘粉群起而攻之。比如上次，我就方方隨口胡謅的“殯儀館外滿地都是被丟棄的手機”一事，提出有理有據的質疑，不但文章馬上被刪，還被圍攻多日。所以，對其表演，我也只是看看。只要不造謠傳謠，我對這種文藝創作記錄生活還是持寬容態度的。 文學性的描述，悲天憫人，文字很有感染力，與官方板起面孔說教截然不同，所以受眾自然諸多。但其缺點也是很明顯的，對于見證歷史進程的記錄，沒有實地調查，沒有求證真假，沒有核查細節，聽張三李四王五說，哪個匿名醫生傳聞，或者網友的小道消息，全部寫入文中，自然極不嚴謹。生活不是小說，文學渲染和猜測描述多了，可靠性自然有疑。而一旦有人質疑，就會被其認為是有組織攻擊，一律冠以“極左人士”，扣上五毛帽子，怎么聽得進不同的聲音呢？ 最近引發熱議的是，在武漢封城后，方方利用自己的私人關系把侄女送出武漢，是否屬于特權。方方在1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侄女母子今天清早已順利抵達新加坡，他們被隔離在了一個度假村。要深深感謝洪山交管局。侄女昨天得到的通知是：新加坡的飛機今天凌晨三點起飛，晚上要提前到機場。交通封鎖，大哥不會開車，侄女母子根本沒有前往機場的交通工具。這個任務就落到我的頭上。大哥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所屬洪山區，我向洪山交管局詢問我的車是否可以通行。他們局有不少我的讀者。于是說你還是在家寫作吧，這個任務交給我們。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將我侄女送到機場。我們全家都由衷感謝他們的幫助。”

這篇日記先是顯擺洪山區交管局派專車送機，所以他感謝“洪山交管局”，其中“派了”兩字顯示是動用了公權力?？墒潜痪W友們追問洪山區交管局是否涉嫌濫用職權、公器私用時，方方又趕緊改口說是私人關系，直接聯系的小肖?？墒?，動用私人關系，那肖警官為什么還稱為是“任務”呢？一個輔警，沒有領導的指示，特殊時期，不經請示匯報，敢自作主張嗎？而且，當時私家車已經被禁行了，他用的是什么車？在全城禁行的情況下又是怎么從自己家開到方方侄女家的？方方的私家車不能上路，肖警官的私家車就可以？如果1000多萬武漢人，都動用私人關系幫忙出城，那封城令還有什么意義呢？這樣大言不慚寫出來不是害了幫忙的警察嗎？不是害了擁有那么多粉絲的洪山區交管局嗎？ 方方又解釋說，是新加坡撤僑，自己侄女是僑民。根據報導，1月30號武漢飛往新加坡的航班確實有，但那天起飛時間是早上07:22，抵達新加坡時間11:38，新加坡時間跟北京時間是一樣的，不存在時差。那方方寫的“今天清早已順利抵達新加坡，他們被隔離在了一個度假村”是聽侄女親口說的，還是道聽途說呢？我們姑且認為方方年紀大記錯了，方方的侄女的確是在新加坡撤僑名單中。但我們也有理由懷疑，雖然其侄女十幾年前就已移民新加坡，但其實是常住武漢的，1月30日逃離武漢，只是因為武漢已成為危險之地。如今疫情好轉，國外形勢嚴峻，是否又會重新回來避難呢？我更關注的是，除了方方侄女母子外，當天其他90名新加坡公民是如何從家里到武漢天河機場的呢？如果有公交車送，為什么方方侄女沒有乘坐？如果都是私家車送，為什么方方自己沒有用私家車送呢？“茅盾文學獎”的矛盾來了。 方方又辯解說，是肖警官自告奮勇自愿幫忙，言下之意就是，又不是我讓他送的，人家熱心，能算我用特權嗎？這個邏輯，聽起來有點熟悉。去年我代理一位廳級官員受賄案，他也是這么說的，“人家非要送我禮物，我推脫不掉，這能算我腐敗嗎？”這是能說受禮者人緣好，對不對？可是方方的擁躉們想過沒有，撤僑并不是私人行為，都是由所在國駐武漢領事館協調的，方方的侄女為什么不接受統一安排，要找姑姑，因為方方不是普通老百姓，她一個電話給交管局，交管局可以直接派員警送其侄女去機場。你們當然可是說是交管局或者那個輔警主動，但試想，一個普通老百姓提出這樣的要求，會得到一樣的待遇嗎？當然，普通武漢人也沒有隨手就甩給她20個N95口罩的“京城大官”朋友。

粉絲是很奇怪的一個群體，只要是愛豆做的，都是對的，愛豆的解釋，都照單全收，還會主動打補丁。至于愛豆的侄女為什么會是新加坡人，為什么愛豆一個電話就有交警主動服務，都不是問題。就像當年梨花教主的粉絲一樣，自己做著房奴，卻要為圈地的書記夫人操心去迪拜買包有沒有被宰。什么叫特權？不是只有動用公權力才叫特權，以自己的地位、優勢，不公平地動用社會資源搞特殊化，都是特權，哪怕是利用私人關系。那個“大意失荊州”的熊孩子，只是蹭了一下送物資的車，親爹就丟官職了，動用公權力了嗎？似乎也沒有。那為什么方方搞特殊化可以被原諒？因為她被公知群體和粉絲捧出來的脊梁啊，脊梁有豁免權。 按照新加坡方面的報導，撤僑當天，“新加坡駐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要跟中國方面的多個部門溝通，確保希望搭乘撤僑班機的人有到達機場的正確路線，協助他們按時趕到機場”。方方的侄女為什么不直接致電新加坡領事館？為什么不接受新加坡駐武漢領事館統一安排送去機場呢？從邏輯上來說，領事館不可能給這批撤撤僑的92人每人配一臺車，大概率會用大巴車。而大巴車就增加了聚集感染的風險，沒有單獨的車安全。在私家車禁行的情況下，公務車或有特別通行證的車輛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其他人乘大巴時，只有少數人可以動用資源搞特殊化。方方說：“作家可以有警察朋友，警察也可以在休息時間為朋友幫忙，這是人之常情。”沒錯，特權就是利用手中的資源，來達到正常情況下達不到的目的，不論這種資源是私人的還是公家的。 我去排隊買票，一看買票大廳烏央烏央都是人，就跟我認識的一位車站工作人員說，幫我插隊買個票吧。他當時沒當班，在家休息，趕到售票廳，直接去里面幫我買了一張。你說這是不是特權？我也可以解釋，這是我跟這位工作人員的私人關系，他當時沒當班，就是熱心幫忙呢。很多人痛恨特權，是葉公好龍，是因為自己不能享受特權，如果自己享受了特權，會忍不住顯擺。還有，不要認為已經卸任的作協主席沒有官場資源，有人批評了方方幾句，官媒就就獨家采訪，還專程到湖北文聯大院去拍照，以某新聞社名義發稿聲援，這樣的官方待遇中國有幾個作家能享受到？

站在辦事人員的角度而言，確實也可以理解，特事特辦嘛。2012年，一個日本人在武漢丟了自行車，警方費盡千辛萬苦幫他找回來，這事上過新聞。當時那位日本人接受采訪時說，中國人對外國人比本國人好。不得不承認，他說對了。如果方方的侄女不是新加坡人，或許她也不一定能享受這種專車服務的態度。別忘了，就在方方寫這篇日記那天，她還提到了因為封城，一個農民夜半三更被擋不讓通過。她為農民抱不平，她揪心，罵執行人員無基本的人性。也許那位農民有苦衷，但執行人員又有什么錯呢？那位農民的遭遇，是因為沒有一個顯赫地位親戚幫他嗎？是因為沒有外籍護照，沒有移民外國再以永久居留身份返回嗎？ 我們希望的社會，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方方自稱“雖然是作家，但我也是疫區中的一個老百姓”，可是人們質疑的是，她擁有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如果她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其侄女不會給她打電話求助，不可能深更半夜讓一位65歲的老人開車送他們去機場的，而只能是借助她的地位、資源和影響力去謀取不同于普通人的待遇。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普通老百姓排隊一天都未必能有病床，而有些人可以依靠私人關系，提前享受到特殊待遇，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罵著特權，又顯擺特權，則是人格分裂。當年人格分裂的梨花教母已經轉行畫畫去了，不知道著名女作家方方能否在急赤白臉自我辯解時，稍微冷靜反思一下？ 我從來沒有罵過方方，相反我因為指出其文章錯誤而被罵成“極左人士”的，封城時期能堅持寫作很好，但我希望，讀者越多，文字需要越嚴謹。像這種“一位朋友說”，“有人告訴我”還是少引用為好，因為他人傳遞的虛假信息，可能透過作家的文字，遺害社會，而文字的責任是作家承擔的。你宣揚什么價值觀，那是你的自由，但前提是應該以事實為基礎。你以文學手法寫作，天馬行空，但粉絲是當做新聞看的，也是當做真人真事替你傳播的。后來發現日記內容其實有真有假，有實有虛，那就可怕了。以他們的分辨能力，能知道哪些真哪些假嗎？ 我始終認為，作者的文字要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社會，也對得起歷史。可以在歷史的場景中有描述悲情，但不要把眼光只限于那些悲情中，彌漫失敗主義論調，也應該看到我們在抗擊疫情中的英勇和人性的光芒。自稱“與政府絕對保持一致、絕對配合政府每一項舉動”的方方，為什么給人的感覺像是兩面人呢？相比而言，同在武漢的女作家池莉的文字，娓娓道來，比起一味賣慘更有穿透力。我始終認為，一位真正有擔當的作家，應該允許有質疑的聲音，有批評的聲音，而不是把異己先政治定性為“極左”，占領道德制高點，再煽動粉絲攻擊，那你比你批評的所有對象都不堪。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不應該是這個多元化社會的常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