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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武漢日記”與“傷痕文學”
點擊：4730 作者：李婷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20-03-16 13:39:41
傷痕文學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文壇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傷痕文學流行了很久，而且對中國文學與藝術界影響深遠，現在文學界和影視界依然有人在不斷地炒“傷痕文學”這碗冷飯。
最近十分流行的《方方日記》的作者——方方同樣位列其中。而且這次“冷飯”不“冷”，方方還因此成為了紅人。在疫情進行的過程中，方方積極記錄著武漢人民的傷痕，在疫情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方方又積極號召大家記錄人們所經歷的“傷痕”。
在3月10日的日記中，方方建議“民間寫手，組成團隊，尋找到那些喪親者們，幫助他們撰寫出自己親人尋醫以及死亡的過程。當然，成立一個網站，分門別類，將這些記錄掛上則更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數本記錄文字，也很必要。”
方方的成功實際上是“傷痕文學”的成功
一些人質疑方方的成功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操作，這一點不好說。但可以確定的是，她的成功不是無緣無故。
一方面，方方的成功與她的積累有很大的關系。可以說，方方本人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作家，她的《軟埋》拿了路遙文學獎，她的《萬箭穿心》拿了第十三屆百花獎優秀中篇小說獎，她的《風景》獲1987-1988年中篇小說獎，被評論界認為“拉開新寫實主義序幕”。
曾有人這樣評論她的《風景》：
“不僅為我們赤裸裸地敘述了一段悲慘的故事，還為我們殘酷地展現，當生存的意義被現實境遇消解得體無完膚之時，也只剩下真實嚴酷的軀殼，考驗著在生存本能中掙扎的每一個人”。
可見，她十分擅長于記錄傷痕。
另一方面，方方的成功在于傷痕文學盛行，有很大的市場。傷痕文學往往從小人物、弱者和利益受損者出發，通過這些人身上的傷痕來雕刻人心。小人物和利益受損者被貼上弱者的標簽，其傷痕就成為了雕刻人心的最好工具。
在悲情的催化下，閱讀者會把自己等同于小人物、弱者和利益受損者，然后將他們所經歷的傷痛投射到自己身上。盡管自己與書中人物的傷痛并不是同一種傷痛，傷痛產生的原因也十分不同。
但是對于閱讀者來說，這并不重要，因為閱讀本身不只是為了理解自己的傷痛，更重要的是通過共情來宣泄。如果僅僅是出于宣泄，那么具體是什么傷痛，是誰的傷痛，傷痛產生的原因是什么，都將變得不再重要。傷痛變成了一種從具體時空條件中抽象出來的情感和體驗，成為了個體進行“情感自虐”的工具，進而為個體反對他人、反對社會提供依據。
正是因為人們更多地關注傷痛本身，試圖通過體驗他人的傷痛來達到“情感自虐”和宣泄的目的，所以，作者只要基于自己的文字功底，盡情地刻畫傷痛，極盡所能就可以了。他們甚至會將很多產生于不同場景和很多人物身上的傷痕都匯聚在一個人物身上，匯聚在一篇文章中，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的情緒和傷痛體驗。即使這樣不符合邏輯，不符合現實運作的基本規律，也沒有關系。
而且因為現代化的巨型中國現實太復雜，很多人并沒有識別傷痛是否符合現實和是否符合邏輯的能力。在情緒化的體驗替代了理性思考時，讀者的識別能力還會進一步弱化。就這樣，極盡傷痛、昏暗至極且毫無希望的傷痕文學直指人心，給人們帶來無限的悲痛與焦慮。
比如方方在2月16中的《武漢封城日記》文末中寫道：
災難是什么？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小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尸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尸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尸體放進運尸袋，一車摞上幾個，一并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
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尸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尸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尸體放進運尸袋，一車摞上幾個，一并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
記錄傷痕有積極意義，問題是如何記錄傷痕
對于中國來說，記錄傷痕和傷痕文學的發展有很多積極意義。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其現代化的過程確實是傷痕累累的。這些“傷痕”產生的原因眾多。從宏觀形勢來看，中國在經歷了嚴重的侵略之后開啟了現代化道路，長期受到戰爭（包括熱戰、意識形態戰爭和貿易戰）威脅，在工業化起步階段還面臨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不得不在極度不平等的全球競爭秩序中謀發展。除此之外，還要應對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和瘟疫。
從制度探索和建設層面看，能夠學習先發國家是后發國家的優勢，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難免會因為國情不同，生發于先發國家的制度在后發國家落地的過程中會出現“制度夾生”。中國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由于西方的道路走不通，結合中國的國情，我國在蘇聯的引導和幫助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發展，雖然可以學習蘇聯經驗，但是也會因為蘇聯過于強大而出現了盲目照搬照抄的問題。出現問題之后，又要開始不斷反思蘇聯經驗和教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結合中國的國情不斷進行試錯，走出適合中國自己的道路，又因為試錯往往不是一試就對，試錯的環境比較惡劣，中間出現了很多問題。
在改革開放以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面對國際競爭格局的調整，中國又開始被動地在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中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限制國家，推動市場發展，成為了基本的發展方向。從農村到城市，從農田水利建設到公共醫療、公共教育，各個領域都開始限制國家和集體的作用，以使市場充分發揮其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同樣出現了很多問題。在這些公共領域，我們總是在國家應該承擔更多責任和限制國家有過大的權力之中糾結，試圖實現某種平衡。但是按下葫蘆又起瓢，談何容易。
在這一大的背景下，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和公共利益，國家需要不斷調整政治經濟制度，在調整政治經濟制度的過程中總會有受益者和受損者，比如土改過程中的貧農和地主，國有企業改制之后的企業主和國有企業工人。再加上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啟現代化的，制度制定者、執行者素質和能力參差不齊；到了改革開放以后，面對新的發展模式，制度制定者和執行者的素質、能力又難以與新形勢相匹配。這增加了利益調整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利益受損者產生的可能性。
在同樣的時空條件下，相比于先發國家，國際國內形勢所造就的各種大難題，使得我們要獲得相應的成就，變得更加困難，也大大增加了生長于這個國家的中國人受傷的概率。我們所處的時代，依托于制度、個體所處的社會結構和家庭，影響個體，給處于其中的個體帶來了好處，也在個體的心靈甚至身體上留下不少傷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學與藝術工作者除了要通過文藝作品記錄發展的不易與成就，個體的幸福與快樂以外，記錄處于社會和家庭中個體的傷痕，同樣十分重要。
記錄傷痕的意義在于，一方面，記錄時代本身的復雜性，讓大部分個體能夠在時代中安放自己，與時代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在理解時代的過程中理解自己，反過來理解時代。另一方面，幫助人們理解傷痕產生的主客觀原因，盡量降低傷痕再一次產生的可能性。
但我們需要提醒的是，記錄美好應該與記錄傷痕并存，如此才能真正呈現時代的復雜性，生長于時代的個體生命的復雜性，理解時代中值得我們記住和繼承的精神和制度，以及那些我們應該盡快拋棄的制度和改革思路。
我想，這是生長于這個國家，雖然沒有直接的物質生產力，但是試圖通過自己的文字讓自己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好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做到的。而且我認為作為有較強閱讀、理解、分析和寫作能力的知識分子，文學與藝術工作者有能力深入理解時代和公共事件的復雜性，理解時代和公共事件中的個體，再通過個體去理解和呈現時代的復雜性。如果他們做到了這一點，就不會在還沒有了解復雜性的情況下，甚至根據“據說的”信息做一系列判斷，置時代以及公共事件的復雜性于不顧，僅僅沉迷于片面地記錄傷痕和煽情。
當下，文學界很多人長期執著于記錄傷痕，甚至拼湊傷痕，他們記錄傷痕的能力在不斷成長，遺憾的是其中很多人幫助人們理解傷痕和理解時代的能力并沒有成長。他們也不屑于記錄時代的美好和不易，甚至覺得一些美好的東西看起來是“冷笑話”。
方方筆記（2月24日）：
“聽說住進方艙醫院的病人，病好了也不想出去。因為方艙醫院空間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點都不缺玩伴。此外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還不收錢。遠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實得多。說起來，有點像冷笑話。”
他們看起來很挑剔。有人也許會說，我們的時代需要挑剔的人。沒錯，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知道，面對著如此復雜和困難的問題，在家里用手機和電腦進行“挑剔”實際上是最容易的。如果方艙那些天天穿著防護服努力陪伴病人，帶領病人們跳廣場舞、表演節目以使后者能夠積極面對疫情的醫護人員，看到方方的這段文字，不知道會怎么想。
戰“疫”時期，文藝工作者不等于“揭傷疤的人”
以上討論的是在常態下，傷痕文學的意義以及如何記錄傷痕等問題。但是在戰勝疫情的過程中，形勢發生了變化，我們又要重新理解文藝工作者記錄傷痕的工作。
在戰勝疫情時，我們主要有兩大戰場，一個戰場是國際輿論戰。雖然在戰勝疫情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但是中國一直在努力，甚至為此做出了很多犧牲。但是國外一些媒體始終在帶節奏，認為疫情爆發是中國的責任，要求中國向世界道歉，為新冠在全球爆發負責。
面對這樣的攻擊，我們理所當然要盡自己所能與其據理力爭，而不是根據一些不十分確切的信息比如“殯儀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來否定現在的“戰疫”工作，給“戰疫”工作添亂，也為國外某些媒體攻擊中國提供了材料。
另一個戰場是醫院和社區等戰“疫”一線。恐慌對于一線疫情防控工作而言，一點好處都沒有。從過去的經驗中，這個教訓已經十分明顯。一方面，“恐慌性”就診會導致醫療資源被“擠兌”。另一方面，在戰勝疾病的過程中，恐慌不利于患者積極和疾病戰斗。
面對這一問題，文藝工作者應該利用自己的文字能力，給人們希望，幫助人們克服恐慌。但是一些文藝工作者卻將大量悲觀和絕望的文字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不僅會制造恐慌，加劇醫療資源擠兌，還會讓人喪失希望，甚至陷入到絕望中，病人恢復的難度也會上升。
方方在2月9日的日記中說道：
“這幾天，死亡者似乎離自己越來越近。鄰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媽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們哭都哭不過來。平時不是沒見過親朋的死，得病而治療無效死亡的，誰沒見過？親友盡力，醫生盡職，回天無術，雖然無奈，但人們往往可以承受，病人自己也會慢慢認命。但這一次災難，對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絕望：是呼救無用，求醫無門，尋藥無著的絕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醫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
試想一下，身處武漢的人看到一個同樣身處武漢的作家寫出這樣的文字，他們的恐懼和無助感一定會成倍提升。像筆者這樣心理素質差、淚腺發達，同時對周邊發生了什么極其好奇的人，看到這樣的文字估計要哭出來。而且在餐桌上從家里人那里聽說親戚中有人感染或死亡了，再想到其他人身邊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估計會因為害怕和難過，邊吃飯邊流眼淚。我哭了之后，和我一桌吃飯的我的家人也必然要跟著難過和害怕。一家人遇到事情想要從容和積極，都會變得難上加難。
因此，面對疫情，文藝工作者要想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不僅要理解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提升自己的格局，還應更加設身處地為疫情一線工作人員和感染者著想，在發表自己那些影響力較大的文字時，要再三斟酌、再三斟酌、再三斟酌。
在戰時，文藝工作者不是一個“揭傷疤的人”。即使要記錄傷痕，也要極為謹慎。關于如何記錄、如何發表，要從大局出發、以負責任的態度慎而又慎。作為讀者，要對傷痕文學保持警惕，對其消極作用保持警惕。
作為“武器”的“傷痕文學”
實際上，從當前文藝界所呈現的一些問題來看，筆者認為不僅是戰時，平常也要對“傷痕文學”提高警惕。因為“傷痕文學”很容易成為西方國家攻擊和抹黑中國的工具，這絕對不是無稽之談聳人聽聞。
《傷痕》作者盧新華在接受媒體采訪（“年代訪——我們年代的心靈史”第29期）時曾說，“傷痕文學”這個命名并非當時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而是他的小說發表后，“美聯社”發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傷痕文學”，中國國內媒體就跟著轉載了。
而且主導了全球文藝話語權的西方國家，有很多途徑來實現這一目標。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利用諾貝爾文學獎和好萊塢等平臺，來主導和型塑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傾向”和消費者的“偏好”。
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可見一斑：
“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
“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
“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
“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而是他用夸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里呆了太久”，
“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他們利用這一獎項如此露骨地表達了自己的傾向和意圖，而我們文藝界很多人依然對這個獎趨之若鶩。不管這樣的獎項，對于中國的意識形態工作意味著什么，也不管這一問題確確實實地影響了中國的意識形態工作。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
盧新華代表作短篇小說《傷痕》，記錄了“文革”留給人們的沉重精神創傷。
1990年7月間，紐約《中報》在一篇社論—《意識形態領域的慘痛教訓》中說：
中國“改革開始不久，整個社會科學界，包括大學的文科教學，簡直亂成了一鍋粥。那時候，整個的社會科學的前沿，也即最時髦的意識形態和理論，無非是謾罵中國的歷史，指責中國的現實，丑化整個中華民族。誰用的辭匯新鮮，誰罵得痛快，誰就會成為名人，成為‘優秀’的理論家”。“意識形態和它支持的國家政權對立了。這些對立的意識形態理論，在經濟、哲學、文學以至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中國社會不安定的意識形態基礎”。
這些不安定的因素還在且還會深深影響我們的當下和未來。試想一下，作為讀者和消費者，如果呈現在我們及我們下一代面前的更多的是文藝工作者布滿傷痕的文字，和基于前者的文字拍出來的電影和電視，那么我們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將會如何看待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新中國，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主義？在愈發復雜的國際格局中，秉持著這樣“歷史觀”的個體又如何抵御國外勢力可能發動的一次次“顏色革命”和一輪輪“和平演變”？這些決定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未來，我們應該站在這樣的高度來看，而不是沉溺于個人悲苦的“傷痕文學”里。
（來源：“進步文化網”微信公號，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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